开放时间最长的口岸广州

——《岭海舆图·广州府舆地图》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印

广东历史上第一个郡，即公元前214年秦朝在岭南设的南海郡。据《史记》载，南海郡首任地方长官任嚣，将郡治设在了蕃禺（后作番禺），就是今天的广州。

广州从建城的那天起，就是个远离天朝的富庶之地，所以，也是个反贪之地。今天我们还能在越秀山上见到那块“贪泉碑”（原在广州西郊石门）。相传东晋时，“南下干部”在广州石门饮了泉水，便起贪念。东晋元兴初年（402—404年），吴隐之赴广州任刺史，途经石门，特意掬饮贪泉，自信不能改变廉洁操守，赋诗曰：“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纵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后来他在广州任上果然廉洁，后人为纪念他，特在贪泉建碑。广州，自汉代以来就是一个很有“油水”的商业城市了。在“贪泉碑”旁边，我们还能看到记录了宋朝与三佛齐（今印尼）贸易往来的石碑，更印证了这里很早就是一个海上贸易繁盛城市。

唐代，因来广州贸易的蕃商越来越多，朝廷特在此设立了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市舶使。大宋立国后，于开宝四年（971年）复设广州市舶。据《宋史·潘美传》载：“既克广州，即日命美（即潘美，文艺作品中的潘仁美）同尹崇珂同知广州兼市舶使。”潘美是大宋朝廷任命的广州的第一位最高长官和市舶使。

我曾考察过中国现存最早的古代市舶遗址——宋泉州市舶遗址水仙宫，也一直想找到古代广州的市舶遗址。但就目前搜集到的文献看，从唐至元的广州市舶遗址怕是找不到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即嘉靖十四年（1535年）戴璟主修的《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府地理图》中，所标注的不很清晰的“市舶司”位置。还有比此图稍晚几年的明广东巡按姚虞编撰的《岭海舆图·广州府舆地图》（见图2.1）中，标注的“市舶提巡司”。《广州府地理图》成书时间为嘉靖十四年，《岭海舆图》没注明成书时间，人们根据明代名臣湛甘泉为其作序时间推定为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嘉靖时，广州府设有一州十四县，广州城内有南海、蕃禺两县，城外有顺德、三水、从化、东莞、增城、龙门、香山、新会、新宁、清远、阳山、连山十二县（万历元年增设新安县，所以此图中没绘新安）。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岭海舆图·广州府舆地图》应是以嘉靖十四年戴璟主修的《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府地理图》为蓝本。

两图上的“市舶”标注均在广州府城外，珠江的北岸。但嘉靖时的市舶提巡司是什么建筑，具体地点在哪，史料中没有详载。值得一说的是两幅的“市舶”标注旁边，都有一个重要的标注“海珠”，它是珠江上的重要景观，也是明代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

我们现在指的珠江，通常有两层含意，一是广义的珠江，一是狭义的珠江。狭义的珠江指的是西江与北江在“三水”汇合后，由北向南，又从西到东流经广州市区的那一小段河道。古代的珠江流经广州老城区的河段约有2公里宽，在这一江段中，有3个礁石岛，分别叫做海珠石、海印石和浮丘石。人们取形如珍珠的海珠石之意，将流经广州的江称之为“珠江”。沧海桑田，由于泥沙冲积和城市的扩张，如今海珠石、海印石和浮丘石都已看不到了。

原来离航道中央最远的浮丘石，已深藏在今天的中山七路陈家祠地下；海印石在清末时被完全埋入今天的海印桥一带地下；海珠石在明代时仍是一个岛屿，清时因泥沙冲积渐与珠江北岸陆地相连，1931年扩筑新堤建沿江西路时，海珠石沉埋在珠江北岸长堤附近，在今天的海珠花园里。

从地图上看“海珠”，它显然是古珠江上的地标。自宋人开启“羊城八景”之选后，它一直是广州的重要景观。南宋人吕定曾有《游海珠寺》一诗，首句唱的就是海珠石：“何年神物抱珠游，遗向沧浪第一洲。”据史料记载，海珠岛不仅是古代的风景名胜，而且因处广州古城之外，也是重要的商埠门户。明代就曾经在“海珠”岛举办中国最早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定期市。万历的“定期市”之所以在海珠岛一带举行，绘制于嘉靖的这两幅广州府地图上都已有“铺垫”。在“海珠”石旁不仅标有“市舶”，不远处还标有一个“税课司”。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嘉靖时这里已经形成了贸易纳税的一条龙服务。

虽然，嘉靖的“市舶提巡司”的具体地点与建筑物，现已无法考证了。所幸的是在“市舶提巡司”的标注框的北面不远处，我们可以看到“钟楼”的标注。这个标注为我们提供了太监们掌管的市舶官署的重要线索。

明初，鉴于汉唐宦官乱政的教训，朱元璋曾制定严格制度，防止宦官干政。但朱棣篡夺政权，宦官起了重要作用。所以，自永乐起，宦官受到重用。永乐元年以后，命内臣提督广东、浙江、福建三省市舶，于是形成了“内官总货，提举官吏惟领簿而已”的“两层皮”乱局。其中，由于两广总镇太监与两广总督驻梧州，所以，广东则委派专官市舶太监驻广州。

据记载，明初的广东市舶公馆，初设于城南江边，后改于仙湖街奉真观旧址，即后来的五仙观，由内臣监镇市舶。据史料记载，明嘉靖以前，紧邻珠江的一直是太监的市舶公馆。虽然，两图上都没有“五仙观”的标注，但都有“钟楼”标注，我们很容易确认它的位置。明代洪武时，主持修建五仙观的广东行省布政使赵嗣坚，将奉真观迁至两晋时的“坡山古渡”重建的同时，还在坡山顶建一小城楼，即“岭南第一楼”（现存建筑为是明万历年间重建），小城楼建成后的第四年，又铸成一口大钟悬挂楼上。钟体铸有铭文，是洪武十一年（1378年）所铸。所以，绘于嘉靖年间的地图上，才有“钟楼”的突出标注。由此我们可以说，找到了“钟楼”就找到了五仙观，找到了五仙观就找到了大明太监的广州市舶公馆。

两个明代的市舶机构在一幅地图中皆有明显标注，这实在是件难得的事。只是在今天的五仙观里，已看不到任何市舶太监府的痕迹。我问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根本不知道五仙观与明代太监市舶的这段历史。五仙观的后院，现立有一铜标牌：这里曾是晋朝紧邻珠江的“坡山古渡头”。但现在的珠江离此“渡口”已有两公里之遥了。

《岭海舆图·广州府舆地图》画了两个塔。其中，光塔在“钟楼”西北500米处的怀圣寺院内。此寺为是中国四大古代清真寺之一，也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建筑。这个不分层的塔，俗称“光塔”，它一是宣礼塔，二也是一个显著的地标，当时36米高的塔，立在珠江边的山坡上，足可起到引航的作用。绘在“光孝寺”旁边的宝塔，按位置推断应该是六榕塔，此塔在光孝寺旁的六榕寺内。此寺始建于南朝梁大同三年（537年），初名宝严寺；北宋元符二年（1099年），苏东坡前来游览，见寺内有古榕六株，题“六榕”两字，后改称六榕寺，塔亦称六榕塔。塔为平面八角九层阁楼式砖塔，高57米。宋代以来，它一直是广州的地标之一。古代也有风水先生说，广州是一条大船，越秀山是船楼，六榕塔和光塔是两个桅杆。所以，两塔标注在此图上，也顺理成章。

找到了大明的市舶遗址，我还想弄清广州的老码头在哪里？

千百年来，珠江河道，变来变去，专家也难确认哪里是广州古港。20世纪80年代，借寻找“海上丝绸之路”之东风，有专家提出：黄埔村是广州的一个古港口，应当加以保护，并作为文化景观开发。但十几年过去，提议无人理会，反倒是2006年瑞典的仿古船“哥德堡号”（原船1737年建造，曾经三次抵达广州）重访广州。此地才因是清代“哥德堡号”的锚地，而得以开发，并迅速在江边建起了“粤海第一关”的牌楼。

据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章文钦教授讲，其实，黄埔村还算不上“粤海第一关”。清代的珠江口海关：“大关”只有一个，即五仙门的“粤海关”；“总口”有七个，多建在几个支流通往珠江的江口上；“挂号口”有70多个，撒落于广东沿海各地。

黄埔村，虽然在宋代就是外来船舶的停泊地，但到了明清以后，才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专用外贸港。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全国设江、浙、闽、粤四海关，粤海关在黄埔村设黄埔“挂号口”和税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闭关锁国”的清廷，将江、浙、闽三海关的对外贸易的职责都交给了粤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

黄埔古港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独苗而得到迅速发展。据《黄埔港史》记载，从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道光十七年（1837年）的80年间，停泊在黄埔古港的外国商船共计5107艘。除了瑞典的“哥德堡号”，黄埔古港还停泊着美国的“中国皇后号”、俄罗斯的“希望号”和“涅瓦号”、澳大利亚的“哈斯丁号”等外国商船。据《中国国际贸易史》统计，以1817年为例，广东当年对外贸易的进口总值为2348万元，而通过黄埔港的进口总值为1971万元，占全省进口总值80%以上。广州商贸大港的地位在后来的鸦片战争“议和”时，成为了重要的价码。

《南京条约》不仅规定开放广州、厦门、上海、宁波、福州五处为通商口岸，还规定广州行商不得垄断贸易，这个条约最终为“十三行”的特权画上了句号。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战火将十三行商馆化为灰烬，而今的广州西关空余“十三行路”一个苦涩的名字，它是广州1200年口岸开放留下的血色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