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印度为世界中心的《佛祖统记》地图

——《东震旦地理图》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刊印
——《汉西域诸国图》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刊印
——《西土五印之图》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刊印

僧人是古代中国学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古代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比如这里要讲的《佛祖统纪》中的三幅地图，就是宋代多元化的地理思想的重要例证。

《佛祖统纪》是由僧人志磬编撰的记录佛教史实和天台宗传法世系的书，全书五十四卷。志磬号大石，精通天台教观，曾住四明（今浙江宁波）福泉寺及东湖月波山。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为反映天台宗的全貌，志磬在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年）《天台宗元录》和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年）的《释门正统》等书的基础上，依仿《史记》和《资治通鉴》宏大叙事的体例，开始编撰《佛祖统纪》。历经十年，至南宋咸淳五年（1269年）撰成此书。书于咸淳七年（1271年）刊成行世。此时志磬已是大病卧床的暮年了，而南宋再有8年就被蒙元所灭。

在《佛祖统纪天台统记》中，附有13幅反映佛教世界观的插图，其中《东震旦地理图》《汉西域诸国图》《西土五印之图》3幅是地图，另外10幅是没有地理元素的宗教图画和示意图，如《万亿须弥图》《忉利天宫图》等。从书中选刊的3幅地图看，志磐是想用佛教地理知识打破宋儒用“中国中心论”来排佛的做法。通过地图形象地表现出中国并非世界的中心，真正的中心在印度，中国不过是位于印度东方的一个国家而已。它为宋代僧人回应儒家的反佛，开辟了新的领域。但这种地理思想与地图格局并不为强大的中华主流意识所接受，所以这些地图更多地被后人认作是东西交通图与中外交往地图。

据《佛祖统纪》引言讲，此书刻印“逾二十万”，但经历几百年的战乱，宋刻本所剩无几，唯国家图书馆藏有南宋咸淳本《佛祖统纪》。此外，辽金后的《大藏经》中收有此书。

下面我们依时间顺序，先来谈谈《东震旦地理图》（见图1.10）。此图大约成图于北宋宣和三年（1121年），早于此书一个多世纪，应当是作者从前朝典籍中辑录的。那么，志磐为什么要将这幅地图收到《佛祖统记》中呢？我以为此图的图名“东震旦”，或许表达了他的地理思想。“震旦”是佛经中梵语指称中国的词，也是古印度对中国的称呼。这里所谓的“东”，指的是葱岭（今帕米尔）以东、印度之东，也就是以印度为中心来定位中国，就像后来西方人称中国为“远东”一样，“东震旦”这个名称本身就排斥了中国中心说。

《东震旦地理图》表现的是北宋时的全国行政区划，范围比同代的《九域守令图》和《禹迹图》略大一些。除了表现大宋的陆疆外，此图还绘出了海洋，并与《华夷图》一样在海上部分画出了波纹。在黄河入海处、淮河入海处和长江入海处，分别以圆圈注明“河入海”“淮入海”和“江入海”。虽然，此图的海岸线与半岛画得不够准确，没能绘出辽东半岛、山东半岛，但海上标注的内容还是很多的：在东部海上标示出了“扶桑”“日本”“虾夷”（日本北海道古称）和“流求”（琉球国或台湾）；在南方海上标示出了“三佛齐”（苏门答腊）、“真腊”（柬埔寨）、“占城”（越南中部）、“交趾”（越南北部）；在西南部海上标示出了“驻辇”（印度科罗曼海岸）、“大食”（阿拉伯）、白达、卢眉等。这些海上岛屿、岛国和临海国家的标注在宋代地图中，也是不多见的，从中可以看出宋代对海上世界的视野还是相当宽的。

《汉西域诸国图》（见图1.11）是一幅完全可以和《东震旦地理图》对接在一起的继续西向的地图，它上接《东震旦地理图》左上的“蒲昌海”，表现了“蒲昌海”以西的“西域”。这是一幅西域地图，也是一幅向西走的“东西交往地图”。

“西域”这个地理名词是从《汉书·西域传》开始载入史册的。张骞赴西域之前，汉朝投向西方的视野，基本上停留在玉门关一带，没能跳出《禹贡》所说的九州。张骞出使归来，为汉朝廷打开了一扇“西域”之窗：这之中包括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大月氏（今伊犁一带）、大夏（今和田一带）、乌孙（今伊犁及哈萨克斯坦一带）、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一带），还有身毒（印度）、安息（波斯）、条支（波斯以西地区）……大汉与西域的交流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不仅是前无古人的，直到两宋也没有哪个王朝能打破这个“纪录”。

自《汉书》以来，“西域”一直是古代的一个特殊地理名词，在历朝历代的《地理志》中，西域都是单列一章，都是浓墨重彩，都有故事可说……这个“西”到底有多远，“域”到底有多大，随着祖先的探索脚步，它不是不变的，而是一步步移动着的，从历史的时空讲，“西域”是漂移的地理概念。大唐的“西域”范围很大，在《旧唐书》列传中，尚无外国概念，用的是夷、狄，还有西域。当时敦煌以西、天山南北、中亚、西亚地区均为“西域”。唐代的大西域概念，来自初唐的广阔疆域，当时设有安东、安西等六大边疆都督护府和许多边州督护府，其西边势力，一度远达大食（波斯）。

《汉西域诸国图》有可能为志磐所绘，它反映了汉代时的西域诸国的分布与交通路线，特别绘出了从敦煌经蒲昌海（今罗布泊），分南北两条通往中亚、西亚，直到“西海”（即地中海）的交通路线。同时，它也细腻地用曲线描绘了西域各国之间的交通路线。海洋部分，北部虚以“瀚海”概括，可能指的是贝加尔湖，也可能是无边的陆地。西边的海里，标注了“大秦”和“西海”，所谓“大秦”指的是东罗马，其“西海”在这里泛指地中海。

《西土五印之图》（见图1.12）也是一幅完全可以和《汉西域诸国图》对接在一起的、继续西南行走的地图，它上接《汉西域诸国图》的“于阗”向南走，一直走到西土五印。所谓五印，即五印度。古代印度分为东印度、北印度、西印度、南印度和中印度。《大唐西域记》也有记载：“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

在这幅地图的中央，可以看到“雪山”的注记。此“雪山”即今阿富汗境内的兴都库什山，它是印度河与阿姆河的分水岭，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繁忙的驿站。公元3、4世纪，这里是佛教的重要传教地。地图上标注了多个北、中、南等方向，表示该国在印度半岛的位置。图中的很多国名都来自于《大唐西域记》，图的左下方注记有“此依《西域记》所录”，图的右侧题款云：“东土往五竺有三道焉。”在图的海上部分，标注有“师子洲（今斯里兰卡）”“室利佛逝（苏门答腊）”等海上通往印度的重要地名。种种注记都表明，此图是一幅通往五印度的海陆交通图，同时，它也是宋代极为少见的一幅外国专图。

如果我们把三幅图接起来，就是一幅从东土大唐赴西土五印朝圣的交通图。或许，这正是志磐选刊这几幅地图的用意吧。从地图学史看，在中国人的绘图史上，宋代是唯一不以中国为世界之中的时代，而这种思想的主要传播者都是僧人。

这种佛家的世界观，为何没能在中国站住脚。我曾专门请教过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葛兆光教授。他说至少有三个条件使得佛家的世界观无法在中国生根。一是朝廷不会容纳一个与中央政权齐平或高于皇权的宗教，也不能接受百姓不敬皇帝而去敬佛；二是朝廷不会容纳中国不是中央之国的思想；三是朝廷不能接受有另一种文明高于中国，或与中国文明并列于世。所以，宋代僧人的努力很快就被巨大的传统文化所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