句末“也”体貌用法的演变
1 引言与文献分析
1.1 问题的提出
本文讨论汉语史中陈述句句末的语气词“也”跟体貌相关的用法的演变。这里所说的陈述句句末语气词“也”也包括作为复句前分句的谓词性小句后面的“也”，如“君若早自图也，可以无辱（《左传·昭公十三年》）”中的“也”。王力（1989：306）明确指出，“也”表示一种静态，“矣”表示一种动态。对于文言中这种静态的“也”，吕叔湘（1942：276）认为，实在不容易用一句话来概括，只能说：凡用“也”字的句子，决不含变化的结果之意。现有研究注意到中古、近代汉语中“也”有类似于“矣”、主要表示“变化的结果之意”的动态用法，太田辰夫（1958：353）、曹广顺（1987：14）举了几个六朝到隋的例子：
（1）天下已有主也。（《搜神记》卷八）
（2）旦书至也，得示为慰。（王羲之《杂帖》）
（3）石贤者来也，一别二十余年。（《幽明录》）
这样从上古到中古和近代，“也”就具有表示静态和动态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用法。关于“也”的这两种用法的关系，学术界也有两类不同的看法。
第一类看法以太田辰夫先生为代表，认为这两个“也”没有直接关系。太田辰夫（1958：353）指出，动态的“也”恐怕是从古代汉语的“矣”或者助词“已”变来的。即大概是[i]后面附加了[a]这个具有很宽泛的语气的助词，成了[ia]，在口语中使用，为了表达它，就用了“也”这个字。吕叔湘、徐仲华（1965）、志村良治（1984：98-99）的观点与太田先生的看法类似。这类观点可概括为“记音说”。
第二类以戴昭铭先生为代表，认为动态的“也”是静态的“也”的扩展。罗骥（1994）、孙锡信（1999：46）都认为，从中古以后，“也”的使用扩大了范围。戴昭铭（2006）比较了志村良治（1984）与孙锡信（1999：46）对这种“也”的不同看法，认为“孙说似稍胜”，并指出，“也”进入“矣”的用法范围不是偶然的，是其语法功能的扩展。这类观点可概括为“扩展说”。
1.2 两种观点存在的问题
杨秀芳（1991）和魏培泉（2002）对“记音说”从历史音韵和方言的角度进行了论证。杨秀芳（1991：237）在注文中指出，太田先生认为[a]是后加的，但未能说明加[a]的原因。杨文认为[ia]本来就是“矣”字早期的音读特点，这个早期的音读特点与中古时期“矣”的文读音有所不同。至于“矣”为什么要写作“也”，杨秀芳（1991：276）是这样解释的：“如果我们配合古音的知识及闽南语完成语气词·a，就可以设法解释。”但是杨秀芳（1991：269）同时也承认，“也”“矣”在闽南都有a元音的读法，无法只根据音韵线索决定闽南语的句尾助词·a是“也”字或是“矣”字。魏培泉（2002）的观点与杨秀芳（1991）接近。总体看来，从音韵的角度解释动态“也”的来源，还只是一种推测。
戴昭铭（2006：209）同样根据浙江天台方言的材料对“扩展说”进行了初步的论证。作者推测，天台话实现体标记“阿”[aʔ]可能来自古代汉语的句尾助词“也”。根据天台方言的材料可以在中古表变化的“也”与当代天台方言体标记“阿”之间建立同源联系。天台方言的这种证据似乎也不支持杨秀芳（1991）将闽南话的ia追溯为“矣”。即使这样，我们仍然不能通过天台方言与历史音韵在中古表变化的“也”与上古表判断的“也”之间建立联系。
1.3 体貌类型学的启发
体貌的类型学研究（本文简称为体貌类型学）或许能为我们分析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体貌类型学的研究发现，完成类体标记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 “是、有”之类的助动词。这类助动词经由结果体（resultative）发展为完成体（anterior或perfect），再发展成完整体（perfective）或过去时。（Bybee et al.1994：105）英语中类似于结果体的意义由“be + -ed”构成，如He is gone，表示状态还存在（他此刻不在这里）。而“have +-ed”构成的完成体就是从“be +-ed”构成的结果体发展而来的。（Bybee et al.1994：63）上古汉语“也”的典型用法为判断用法，与英语的be的词汇源头意义非常接近。可见，“也”的动态用法跟英语完成体在语法化的词汇源头和路径两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因此，本文从类型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上古汉语陈述句句末语气词“也”的两种用法的体貌地位，从完成体语法化的角度考察“也”从静态用法到动态用法的发展过程。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把静态与动态的“也”看作是与体貌有关的用法的同时，并不否认它们仍然具有一定的语气义。比如动态的“也”类似于完成体（perfect）的用法，从定义上就具有确认因果等现时相关性，如同现代汉语的句尾“了”（Li，Thompson & Thompson 1982）。不过，这些语气义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