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夫林·沃（1903—1966）是英国现代重要小说家，出身于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像巴尔扎克一样，对世袭的贵族阶级怀着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嘲讽了这个阶级的颓败和堕落，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却始终渴望跻身于这个阶级之中。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价值体系解体的现实，他在理智上认识到这个阶级必将灭亡的命运，但在情感上却将恢复社会秩序和道德信仰的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这种矛盾心理贯穿他的一生，也是他政治上保守的根源所在。沃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一心结交权贵子弟，醉生梦死，虚掷时光，没有拿到学位，负债累累离开了那里。他生性桀骜不驯，与环境格格不入，生活中屡遭挫折使他更加愤世嫉俗。一战结束后伦敦上层社会花天酒地、颓废堕落的丑恶现实给他提供了讽刺挖苦的材料和对象。他以这种生活的参与者和观察者的双重身份，以自己在牛津大学的生活和后来四处漂泊的经历为素材，写出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衰落与瓦解》（1928），一举成名。
《衰落与瓦解》出版后立即轰动整个伦敦文坛。小说家阿诺德·班内特写道：“一个真正的幽默天才出现了，他就是伊夫林·沃，他的《衰落与瓦解》是一部辉煌的讽刺小说，我认为是第一流的。”小说家兼评论家马尔科姆·布雷德伯利称沃的这部小说是“一部描写天真青年冒险经历的流浪汉滑稽小说”。美国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伊夫林·沃的小说很可能流传下来，而他可能成为继萧伯纳之后最优秀的喜剧天才”。文论家和校园小说家戴维·洛奇认为沃的小说标题表达了对现行社会的一种审判态度，而特里·伊格尔顿则指出《衰落与瓦解》为伊夫林·沃后来的小说主题奠定了基调。这本小说出版后如此流行，以至于温斯顿·丘吉尔把它作为圣诞礼物赠送朋友。的确，小说以《衰落与瓦解》为标题，本身就传达出沃对社会的一种评价。他看到社会的动乱和道德沦丧，特别是上流社会的堕落，“举目四顾，到处是变动和颓败”，联系早年研读过的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和施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以敏锐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记录了另一个帝国的衰亡，揭示了一幅衰微和沉沦时代的画面。
《衰落与瓦解》的主人公保罗·潘尼费瑟是一个孤儿，像伏尔泰的《老实人》中的主人公一样，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天真青年。小说开始时他是牛津大学神学院的学生。一天晚上一帮醉汉撞见他，发现他戴的领带与他们俱乐部的领带相似，硬说他冒充他们俱乐部的成员，扒光他的衣服以示惩罚。保罗受辱后忍气吞声，仅穿一条短裤跑回宿舍。他本是事件的受害者，院方没有处罚闹事者，却以“行为不检”为由把他开除。他的监护人乘机剥夺了他继承父亲遗产的权利，用这笔钱风风光光把自己的女儿嫁了出去。保罗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当了小学教师，接触到三教九流、形形色色的人物。学校运动会上，漂亮富有的上流社会贵妇马格特·比斯特切温德太太看中了他，邀请他假期到她家里做她儿子的家庭教师。他在马格特的诱惑下爱上她并准备同她结婚。保罗不知道马格特是靠在南美洲经营妓院赚钱，结婚前夕受马格特之托，到法国安排一批妓女到南美洲的事宜，回到伦敦被国际联盟的官员逮捕，判处七年监禁。马格特在保罗被捕后隐藏起来，然后为巩固自己在上流社会社交界的地位，与一直追求她的内政大臣结婚，并且制造了保罗病死的新闻，将保罗悄悄送到她的别墅秘密居住几个月。保罗蓄起胡子，改变身份和外貌，回到牛津大学继续读书。
小说开始时，波林杰俱乐部的成员们正庆祝他们每年一度的狂欢，这种狂欢每次都以暴力事件和毁坏财产而告终。躲在暗处偷窥的两个学院的负责人本应维护秩序，主持正义，但他们密切注视着这伙人的行踪，却是为了第二天多科一些罚款。其中一个甚至说：“如果他们袭击小教堂，就不止每人十镑。噢，上帝啊，让他们袭击小教堂吧。”他们目睹了保罗受辱的全过程，知道他是无辜的，但因为他无足轻重，付不起罚金，还是把他赶出了校门。小说中对波林杰俱乐部喧嚣胡闹的描述既简洁又克制，典型地代表了沃的写作风格：
[在]三年前的聚会上，有人把一只狐狸装在笼子里带进来，被大伙用香槟瓶子活活砸死。……这是迷人的晚上。他们砸碎了奥斯丁先生的大钢琴，把伦丁勋爵的雪茄扔到地毯上踩碎，摔碎他收藏的瓷器，把帕特利奇先生的床单撕成条条，把马蒂斯的画扔进水缸里。桑德斯先生屋里除了窗户没有什么可以打碎的，但他们找到了他为纽迪吉特诗歌奖准备的手稿，尽兴乐了一番。
用词的简洁，在读者心目中创造一种强烈的讽刺效果，一种对非理性、非人类行为的愤怒谴责。而沃使用“迷人的晚上”特别具有反讽意义。这帮人的胡作非为与保罗的安分守己形成鲜明的对照，保罗遭遇这伙恶徒并做了他们的牺牲品，这是他的不幸。小说里这部分描写是有实际根据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每年一度的划船比赛结束后，如果牛津大学获胜，那帮队员就会举行庆祝活动，这就是所谓的波林杰俱乐部。当年哈罗德·艾克顿初入牛津大学，为标新立异故意在卧室里摆满维多利亚时代的装饰品，惹恼了同在基督学院读书的一帮喜欢恶作剧的同学，他们破门而入把艾克顿的装饰品砸了个粉碎。
这本小说的讽刺对象是多方面的：教育机构、上流社会、监狱制度、现代建筑等。保罗被迫进入的世界是一个恃强凌弱、落井下石的世界，他的天真成了他们盘剥他的借口。监护人以他被大学开除为由剥夺了他的继承权，迫使他寻找教职以维持生计。职业介绍所的人虽然委婉地称他被开除是“由于个人原因中断学业”，却把他介绍到偏远落后的地方。他的雇主费根博士以他没有毕业为由减少了他的薪水，而实际上这所学校的教师没有一个大学毕业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费根博士遴选教师的标准不是教学能力，而是看他能不能使那些富有的学生家长满意。他抱怨一个教师被学生家长的狗咬伤后“到处乱说”，另外一个教师向学生借钱，引起家长的不满。他最关心的是继续这种假办学、真谋财的骗局，而教师们必须配合他一起欺骗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他拒绝询问保罗“行为不检”的详细情况，说：“我从事这个职业许多年，深知一个人如果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特殊原因，是不愿从事这个职业的。”
在此背景下，那个带头扒光保罗衣服、直接造成保罗不幸的阿拉斯泰，为补偿保罗的损失而付给他的二十英镑，就具有十分滑稽的意义，构成了对保罗绅士荣誉准则的考验。保罗在牛津大学的好友伯特斯代替他拒绝接受这笔钱，而他在拉那巴学校的同事怂恿他接受这笔钱，保罗处于荣誉和需要的矛盾之中。他的同事格莱姆斯模仿他的笔迹签名接受了这笔钱，说：“我也是绅士，我担心你会这么想，就替你做了，把你拯救了。”格莱姆斯是这部小说里刻画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伊夫林·沃写这个人物是以他在威尔士教书时的同事理查·杨为原型的，他在日记和自传里多次提到这个和学生搞同性恋的人。格莱姆斯是“公学教育的产物”，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人“与人类最原始的冲动保持着奇妙的和谐”，使他总能奇迹般地化险为夷，绝处逢生。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渎职而接受军法审判，一位哈罗公学的同学救了他，让他到爱尔兰当文书。他犯下重婚罪，忍受不了岳父的冷嘲热讽，就伪造自己死亡的现场，跑到南美洲经营马格特的一家妓院。他的妻子认出他来，他被关进监狱后越狱逃跑。人们以为他死了，但保罗根据自己对他的了解，相信他没有死。
唐金特勋爵死了，普伦德格斯先生死了，甚至保罗·潘尼费瑟也可能死，但格莱姆斯不会死。保罗终于认识到，他是一种生命的力量。在弗兰德斯被判了死刑，他在威尔士出现了。在威尔士淹死了，他出现在南美洲。消失在伊格顿沼泽的神秘黑暗里，他某时某地会再度出现，抖落四肢粘着的坟墓的发霉朽木。他肯定乘上了远古田园牧歌生活中酒神的列车，吹奏着被人遗忘的溪流边的芦笛，向幼稚的森林之神传授爱的艺术？
小说第二部分讽刺英国上流社会的腐败堕落，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马格特·比斯特切温德。小说暗示她毒死自己的丈夫，有一连串的情人，去参加儿子学校的运动会还带着黑人情夫。她看上保罗后写信给儿子，邀请那位“英俊的年轻教师”到她家里，名义上是为儿子补习功课，实际是诱惑他。虽然她欲火中烧，却玩弄欲擒故纵的手段，搅得保罗“晚上特别难以入睡”。然后她在深夜悄悄潜入保罗的卧室，要在结婚前实际考察一下他的性能力，“保证没有弄错”。听到保罗被捕的消息后她突然销声匿迹，不久就传出她同内政大臣结婚的消息。这位垂涎她美色已久的大臣，在她招来满城流言蜚语、地位岌岌可危的时刻达到了目的，而她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后又不失时机地找了个情人。这个情人不是别人，正是要对保罗的一系列遭遇负责的阿拉斯泰。他既做情人，又做情人丈夫的好朋友。这两个男人按照马格特的要求，密谋制造了保罗死亡的假象，安排了保罗的逃跑。
关于马格特财富来源的秘密是叙述者逐渐透漏给读者的，而保罗则是进了监狱后才恍然大悟。读者通过一系列线索可以猜测出来她经营卖淫行当，而保罗为马格特的美色所迷惑，对她言听计从，对于许多明显的迹象都视而不见。格莱姆斯说马格特雇用他是因为他能够在女人面前控制自己，保罗就应该猜测到她的事业与性有关。她招聘雇员时，姑娘越是没有经验她出价越高，应该使保罗对于她的工作性质产生怀疑。伯特斯介入揭露马格特丑恶行径是小说第二部最精彩的部分，牛津大学读书时最要好的朋友此时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保罗如果稍微留心一点，就会发现伯特斯作为国际联盟的代表，总是出现在马格特“办公”的地方：在别墅里会见格莱姆斯；在伦敦招聘雇员；在马赛与保罗巧遇。但是他对伯特斯工作的性质就像他对于马格特的一样浑然无知，因此看不出两者有任何联系。伯特斯警告他，他在法国的活动会影响他婚礼如期举行，他听了觉得十分荒唐。结果伯特斯在法庭上的证词使他对于光明未来的遐想化为泡影，顷刻之间沦为阶下囚。
沃对英国监狱管理制度的讽刺集中体现在新典狱长威尔弗雷德爵士身上。这位先生从前是社会学教授，企图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改造犯人。他的前任认为“如果你让人们在监狱里待着很难受，人们就会千方百计不落到里面”，而他则认为“几乎所有的犯罪都是由于审美表现的欲望受到压抑所致”。他根据自己的这一套理论改善犯人的生活待遇，让他们发挥各自的专长，从事入狱前的工作，结果适得其反。钉书车间的犯人吃糨糊，因为味道比粥好；工艺学校里发生几起自杀未遂事件，都是因为罪犯们容易得到自杀工具造成的；保罗当小学教师时的同事普伦德格斯被一个患有精神病的宗教狂杀死，使用的武器就是监狱当局提供的、让他表现“受压抑的审美欲望”的锯子。
保罗在即将同美丽富有的贵妇人结婚之际突遭横祸，沦为阶下囚，读者不免为此感到惋惜。但在沃的世界里，传统的价值观是被颠倒的，富贵贫贱之间没有区别。沃这样描写保罗在监狱里的感受：
此后的四周单独监禁是保罗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物质上谈不上舒服，但住在利兹饭店里他已体验到纯粹物质舒服的不足。他发现，无需对任何问题做出任何决定，无需考虑时间、饮食、服装，无需担心他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一句话，完全自如，这是多么令人欣喜啊。一大早铃就响了，看守喊：“倒便桶并取水洗刷！”他就起床，卷起铺盖，穿衣。不必刮脸，不必犹豫打哪条领带，也不用戴衣服上的饰钉，不用系领扣和袖口链扣，这些事扰乱了文明人起床后的安逸心情。他觉得自己像剃须香皂广告中那些快乐的人，他们很轻易地获得了人们所向往而又显得遥远的清晨的心灵宁静。
只有在监狱里才有自由！作者对价值的颠倒和反讽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的对称和循环结构。小说分三部，分别描写保罗在三个世界里的冒险经历：教育机构、上流社会和监狱制度。小说从保罗在牛津大学读书开始，以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结束，构成一个循环，给人以静态之感，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什么也没有变化。沃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表明他对人生的看法：
你越接近轮盘的中心，转动的速度就越慢，你就越容易待在那儿。……大多数人只是喜欢爬上去，再被甩下去，再往上爬，觉得好玩。他们尖叫，咯咯地笑！还有一些人，像马格特那样，坐得尽可能靠中心远些，尽量坐稳，享受生活。但关键在于，你根本不必往轮盘上爬，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人们获得对生活的认识，这种认识使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参加这种游戏，即使他们不喜欢。游戏并不适合所有人。
人们不明白当他们说生活时他们有两层意思。他们可能指单纯的存在，生理上的成长和有机体的变化。他们逃脱不掉——即使死了也逃脱不掉，但因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生活的另一层意思也是不可避免的——往轮盘上爬，那种刺激和兴奋，那种冲撞，想往中间挤，而你真的到了中间，就像根本没有开始一样。很奇怪。
你是一个坐在看台上观望的人，静静地坐在那儿，当然有时也会感到无聊。你爬上轮盘，立即就被猛地甩下去了。……把人分成男女很荒唐，倒不如把他们分成静态和动态。这里面有很大不同，虽然我说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
沃引进轮盘这个意象来解释生活的不合逻辑以及社会中不同类型人的命运，也暗示人生意义的虚无。轮盘即命运之轮。上述这段话是小说中一个叫赛利努斯的人说的。在古希腊神话中，赛利努斯是森林诸神的领袖，也是酒神狄俄尼索斯的养父和师父，他鼓励酒神听随自己本能和意志的驱使而不顾后果。这里赛利努斯规劝保罗安于命运的安排，不要试图往轮盘上跳，做生活的观察者。轮盘所昭示的是，那些不顾一切的行动者在机遇的世界里有成功的可能，而像保罗这样静态的人只能坐在看台上观望。而归根结底，成功与否都无足轻重。
沃是一位文体大家，他小说艺术的最显著特点，除讽刺外，就是对简洁、优美文字的刻意追求。他认为英语语言的丰富性使得其中每一个词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特殊内涵，而作家的任务就是挖掘这种内涵，从而达到用词的精确。他认为文体的要素包括简洁流畅、优美雅致和个性化三个方面，这三者完美的结合可以确保文学作品的不朽。沃创作的年代正是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但他似乎远离潮流。在对西方价值体系解体、文化走向衰微的看法上，沃与现代派作家有某种共识，但在表现这种看法的方法上几乎没有共同之处。亨利·詹姆斯关于“视点”的独特见解与维多利亚时代后期人们对客观真理的存在之怀疑结合到一起，产生了以康拉德和福特为代表的印象主义，侧重表现的不是人物行为而是这些行为可能引起的诸多不同的解释。弗吉尼亚·伍尔夫专注于描写那接受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印象”的心理，那“无数原子的不间断的撞击”。但沃和他的朋友们，如格雷厄姆·格林，不愿放弃客观的现实世界去追索人的意识深处的微妙杂乱的活动。他们批评伍尔夫表现的不是“摄政王街，而只是达洛维太太眼里的摄政王街”。沃从不企图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是通过对外部细节的精确描写来暗示人物的感情。他在接受《巴黎评论》记者朱莉安·杰伯的采访时说：“我认为写作不是为了研究人物，而是练习如何使用语言，我只对语言感兴趣。”他认为小说家在强调人物的一般性特征时应该有所选择，使人物与他们的生存环境一致，语言要含蓄，给读者留下体味的余地。
沃一生中写了大量日记和信件，许多新闻报道和游记。笔者仔细研究这些材料后发现了沃的小说与这些材料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他能够细致准确地观察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把它们写进日记和书信里，写进为刊物撰写的新闻报道中，并在此基础上借助回忆整理出游记。他的游记《地中海之行》（1930）、《远方的人们》（1932）、《沃在阿比西尼亚》（1936）和《一个游客在非洲》（1960）等都是根据日记、笔记、新闻稿和回忆整理写成的。在此基础上，这些材料经过作者丰富想象力的幻化和加工又演化成小说。他小说里的东西有些是直接从游记搬过来的。将他的日记、信件、游记和小说参照阅读是饶有趣味的，而且这样阅读对理解他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和丰富的佐证。例如，沃在读大学期间酗酒无度，从青年时代就受到失眠的困扰，长期使用醁醛作安眠药。醁醛用作镇静剂始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二十世纪中叶被禁止使用。这种药物与酒混合，效果极佳。沃一直使用，后来为了增加效果又加进溴化钾，也是现在禁用的药物。长期使用溴化钾的副作用之一是令人产生幻觉。沃经历了一次短暂的精神失常，后来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吉尔波特·平福德的受难》。沃的小说除《衰落与瓦解》外，还有《邪恶的肉身》、《黑色恶作剧》、《一把尘土》、《独家新闻》、《打出更多的旗帜》、《故园风雨后》以及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荣誉之剑》三部曲：《武装的人们》、《军官与绅士》和《无条件投降》。
英国评论家迈科尔·戈拉在讨论二十世纪中叶的英国作家时，将一群出身相似、年龄相仿的小说家放在一起，得出如下结论：
亨利·格林永远需要高雅的欣赏水准，他是文体大师、批评家感兴趣的对象，但恐怕只有对“试验小说”有偏爱的人才去读他的书。安东尼·鲍威尔是白银时代的完美代表，是安德鲁·马尔维尔的再生。格雷厄姆·格林是上流的消遣作家，写了两本了不起的小说和一本接近了不起的小说。沃是四人中最优秀的，是狄更斯以来英国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喜剧艺术家。他创造了一种黑色幽默，一种狰狞的笑声，世界各国的艺术家都用这笑声对抗当代噩梦般的世界。
这是对伊夫林·沃的艺术成就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恰如其分的评价。
高继海
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