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二〇一五年英文版序

西班牙内战（1936—1939）的专家们应当熟悉伯内特·博洛滕这个名字，对这场史诗般的战争充满兴趣又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可能也熟悉这个名字。在那些非常了解博洛滕的人看来，他是一个热心而且慷慨的人，轻松地显示出关于内战的渊博知识，即使表现得节制有度。因此，尽管从未打算成为一名学者或者希望正规机构资助自己的研究，他的历史专著仍然广为人知并且受到相关领域权威人士的高度重视，这些著作已被翻译成欧洲和亚洲的多种语言。当博洛滕于一九八七年去世时，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笔令人肃然起敬的学术遗产，不仅包括他自己的著作，而且包括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举世闻名的伯内特和格拉迪丝·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

伯内特·博洛滕与西班牙内战

伯内特·博洛滕（1909—1987）以其毕生精力所从事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那一年七月十八日傍晚，本打算在西班牙短时间旅游的博洛滕来到巴塞罗那，开始了十分令人期待的两周度假。第二天凌晨，听起来像是使劲拍打地毯的声音把他吵醒，实际上，这是从旅馆附近街头传来的枪炮声。他所下榻的西班牙旅馆位于巴塞罗那的市中心，战斗正在那里的大街上进行。西班牙内战爆发了。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如旋风般席卷着城市的事态发展深深地吸引了博洛滕——他亲眼目睹了对教堂的洗劫以及对工商企业（包括他所住的旅馆）和公共场所的革命性接管——以致他认定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开启记者生涯的良机。在给合众通讯社伦敦办事处（他曾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意大利-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为合众通讯社工作过）拍发了加急电报之后，合众通讯社要求他作为该社的通讯记者之一留在西班牙采访报道西班牙内战。从这一刻起，博洛滕将从不同的方面采访内战，记录无政府主义者在靠近阿拉贡前线的地区所进行的集体化实验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报道马德里、阿利坎特、巴伦西亚和巴塞罗那战线的后方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直到他于一九三八年离开西班牙为止。

在此期间，博洛滕不仅得到了某些重大事件——例如一九三七年的五月危机——的第一手信息，而且直接认识了共和派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内战参与者。他在所到之处遇见并且采访了性格各异的人物，例如弗朗西斯科·拉尔戈·卡瓦列罗和布埃纳文图拉·杜鲁蒂。前者是社会党工会的资深领导人，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三七年五月曾经担任共和派政府总理；后者是一名深受民众喜爱的无政府主义斗士，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马德里前线死难后获得了近乎传奇的地位。博洛滕还遇见了一些卷入西班牙内战的著名外国记者、艺术家和文学家。他遇见的这些名人当中有《芝加哥论坛报》的杰伊·艾伦，西班牙诗人莱昂·费利佩，英国诗人和作家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和拉尔夫·贝茨，美国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和约翰·多斯·帕索斯以及墨西哥壁画家阿尔法罗·西凯罗斯。众所周知，内战还在好莱坞引起了轰动，因此，文艺明星作为名人游客去西班牙旅游并不少见，例如英俊小生、万人迷埃罗尔·弗林。（注：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1909—1959），出生于澳大利亚的电影演员，一九三五年来到好莱坞，因身材健美、相貌英俊而大受欢迎，主演过《英烈传》（1936）、《侠盗罗宾汉》（1938）、《江山美人》（1939）等影片。（本书脚注均为译注））博洛滕碰巧在巴伦西亚的共和派政府新闻审查办公室里遇见他，这使博洛滕发出了一条独家新闻。几天后，当传说弗林在马德里前线失踪时，博洛滕看到人们到处寻找的这位澳大利亚演员正在一个露天水果摊买东西。[1]

博洛滕到西班牙将近两年时，作为战地记者他的工作出现了疲态，这使他不得不考虑休息一下。一九三八年春天，他决定接受莱昂·费利佩的建议，与新婚不久的演员妻子格拉迪丝·艾薇·格林去墨西哥，这样一来他就能把自己在内战中的见闻感受整理记录下来。当年五月，博洛滕夫妇乘坐“玛丽女王”号客轮的三等舱动身前往墨西哥，他们随身携带了几个柳条箱，里面装着博洛滕在西班牙当记者期间所搜集的各种资料（报纸的剪报、小册子等等）。一九三九年四月西班牙内战结束后，当成千上万各种政治色彩的共和派流亡者在墨西哥避难时，博洛滕得到了采访其中许多人的绝佳机会，这些人与他正在记录的重大事件直接有关。通过与这些事件参与者的交谈，他对内战有了某种更加精准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接受他的采访并且向他提供文件证据的许多内战人物是军队的领导人，例如伊达尔戈·德·西斯内罗斯，他是共和派空军司令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宣传家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的丈夫；还有塞瓦斯蒂安·波萨斯将军和何塞·米亚哈将军，整个内战期间，这两个人在共和派的军事行动和政治事务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鉴于出现了这些新情况，博洛滕决定扩大原计划的范围，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利用我有幸得到的这些个人证言和文件，写一部全面的内战史”。[2]

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博洛滕着手实施一项艰难的计划：扩充一九三八年离开西班牙时随身携带的本已庞大的原始资料库。他开始大量搜集与内战和革命有关的内容广泛的文献资料。为了得到内战期间出版的地方报纸和记述内战的印刷品，他在西班牙全国的省级报纸上刊登广告。与此同时，他走遍欧美各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到处搜寻书籍、小册子和政府文件（战争在欧洲大陆爆发后，他从德国和意大利得到了刊期完整的几种报纸）。接着，在妻子的协助下，博洛滕用十年时间撰写了一部关于内战的历史专著，并将他为这部专著筹措资金而被迫出售的数百份报纸、期刊和小册子誊抄打印成简易的副本，同时整理编辑了很可能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西班牙内战个人资料集。

博洛滕撰写的这部历史专著的初稿反映了一九三六年离开祖国之后左派政见和意识形态对他的影响。他在墨西哥的私人交往——特别是与臭名昭著的共产国际成员维托里奥·维达利（化名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友好关系——反而有助于强化他对西班牙内战的马克思主义认识。他先前表明的关于左派政治斗争的看法得到维达利的真心赞许并不令人感到意外，首先是因为这些看法非常接近共产党人的观点：全国劳工联合会-伊比利亚无政府主义者联盟（Confederación Nacional del Trabajo-Federación Anarquista Ibérica）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反斯大林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Partido Obrero de Unificación Marxista）是分裂共和派阵营的力量。然而，当博洛滕的分析逐渐开始明显背离共产党的正统路线——例如他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描绘成一个“托派”组织——时，孔特雷拉斯建议他停止写作，“休息一下”。正是在其撰写历史专著的这一关口，博洛滕断定，他必须迁离墨西哥城，在墨西哥某个可以为他的工作提供较为自由的环境的地方重新安顿下来。尽管这次搬家并不意味着他正式断绝了与共产党人的私人关系并且不再赞同他们的思想，但是，离开墨西哥城标志着，他开始与他们的史学观点拉开距离。

随后的八年时间里，博洛滕夫妇迁居于墨西哥各地。他们先是落户瓜达拉哈拉，接着又去了诺加莱斯和索诺拉，最后居住在恩塞纳达。在这些新的居住地，博洛滕逐渐开始形成与共产党人背道而驰的内战观念。发生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是他不再承受必须与共产党人的宣传口径保持一致的外部压力，而在墨西哥城，他受到的正是这种压力。[3]他刚刚开始与之交往的生活在首都之外的共和派流亡群体对博洛滕此时的思想产生了另一种影响。例如，在瓜达拉哈拉，他开始采访无政府主义者、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和前共产党人，这些人关于内战的个人证言与博洛滕本人对当时政治现实的印象产生了共鸣，他在西班牙对内战进行报道时，亲眼目睹了这种现实。[4]此外，他们对于内战的看法得到了大量文献资料的证实，自从来到墨西哥后，他一直不停地搜集这种资料并将其融入自己的研究中。为了将关于他现在认知的内战的各种各样相互矛盾的说法统一起来，博洛滕认为有必要为自己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研究构建一个更加复杂的阐述体系，这一体系不仅要考虑有时是相互抵触的光怪陆离的左派观点的复杂性，而且要建立在大量内容广泛的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的基础上。从这时起，他对内战的历史分析将围绕着两个最重要的主题进行。一个主题关系到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军事叛乱所引发的那一场由无政府主义者推动的人民革命。作为记者，博洛滕去过共和派控制区的许多地方，由于所到之处亲眼目睹的革命性变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一直被下面这一事实所困扰：无论是在内战期间还是战后，共产党人竭力掩盖的正是那场革命的存在。他对那场革命的回忆与共产党人在宣传中对共和派事务的非革命阐述有明显的差异，在他看来，这种差异需要得到某种解释。因此，他将自己的研究置于人民革命的背景之下。为了做到这一点，他认识到，他的分析的主攻方向必须围绕着一个内容更加广泛的主题，它包括以共产党人为中心的左派政治斗争，这种斗争使共和派阵营分裂成为一些越来越敌对的派别。最重要的是，筛选成千上万份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进行无数次个人采访并与经历过内战和革命的人士数千次通信所花费的那几年时间使他认识到，试图对某一因深陷党派政治泥潭而高度情绪化的事件作出评价的阐述模型必须建立在事实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基础上。他后来解释说，他为阐述错综复杂的西班牙内战而进行的学术探索受到塞万提斯的格言指引：历史学家是记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非应当发生的事情的人。出于这种考虑，他始终努力坚持“审慎和客观的最高标准”，即使这意味着让一些以前的朋友和政界熟人——他们坚持以黑白分明的方式铭记西班牙的过去——感到失望。[5]

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在居住于墨西哥的将近十一年时间里，博洛滕搜集建立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内战资料档案库，其中包括数以千计的书籍和小册子、党派报纸和期刊、政府文件以及从各个政治派别的共和派流亡者那里获得的没有公布过的原始资料。资金困难迫使他在一九四〇年将所收藏的多种报纸和小册子中的一部分出售给了哈佛大学，其中包括刊期完整的（无政府主义报纸）《工人团结报》和（共和派报纸）《政治报》。[6]不过，他仍然拥有大量资料，直到一九四六年，他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和图书馆的负责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H.H.费希尔一起将其个人资料集中的更大一部分资料整理出来存放在胡佛研究所。一九二四年来到斯坦福大学以后，费希尔帮助胡佛研究所发展成为国际著名的二十世纪欧洲革命与内战史料的收藏机构，据他说，这一次获得的重要资料成为胡佛图书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专项收藏的奠基石。从一九五三年起，它将被称为“伯内特和格拉迪丝·博洛滕西班牙内战资料集，1936—1939”。[7]

与此同时，博洛滕继续撰写他那部关于内战与革命的书稿。直到一九四九年与格拉迪丝移居美国之后他才意识到，他远远没有完成的写作似乎正在变成一项遥遥无期的工程。在其人生的此时此刻，据博洛滕本人说，他已经写完了大约一半的内容，这些内容后来将成为其开创性的专著《精心的伪装》的精髓。[8]尽管仍然决心在某一天完成自己的历史专著，但是博洛滕认识到，从事内战研究已经过于长久地占据了他和格拉迪丝的整个生活。因此，移居美国使他有机会开始进行一些与其个人生活和职业有关的比较轻松的新的活动。例如，博洛滕夫妇在闲暇时会跳交际舞，这是他年过七旬以后仍然非常喜欢的一种消遣。[9]他干过几年销售工作，一九五三年取得了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接着，他又成为西尔斯和罗巴克公司的一名非常成功的百科全书推销员。然而，持续的经济压力和不断出现的个人债务，包括第一次婚姻的破裂，迫使博洛滕停止了写作，结果，他无法按照原计划写作，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不得不“满足于写一本比较薄的书”。这部节略的书稿最终完成于一九五二年，当时他认为这是关于内战的两卷本著作的第一卷。他将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为他的书稿找到一个出版商。

一场争论的剖析

收到各种学术和商业出版机构回复的许多退稿信之后，博洛滕锲而不舍继续努力。西班牙著名自由主义历史学家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建议他与英国的小型出版社霍利斯-卡特出版社联系一下，认为他在那里的运气可能会好一些。一九六〇年前后，根据马达里亚加的建议，当时迫切希望看到自己的著作出版的博洛滕把书稿交给了这家出版社。在找到了一个愿意与其合作出版该书的美国出版商弗雷德里克·A.普雷格之后，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同意接受这部书稿，它的书名于是变成了《精心的伪装：西班牙内战中的共产党阴谋》。尽管博洛滕反对使用出版社编辑给他的书添加的这个副标题（和具有挑衅性的封面）——他认为这是为了耸人听闻而对主题进行的炒作，[10]但他仍然感到欣慰，因为多年来他为搜集各种文献资料、阅读不计其数的出版物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撰写成文所作出的牺牲没有白费。

不过，他从这一渴望已久的成功中所获得的满足很快就因为一个与他这本书在国外的出版有关的意外事件而消失了。一九六一年三月《精心的伪装》出版发行之后不久，在没有告知博洛滕的情况下，他在伦敦的出版代理人法夸尔森开始与西班牙政治研究学会谈判，争取使其批准《精心的伪装》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出版。听说这件事情之后，博洛滕以政治原因为由坚决反对在西班牙出版他的书。此时政治研究学会已经认定，某个商业出版社将更适合翻译出版这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当长枪党（注：长枪党（Falange）为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团体。一九三三年由何塞·安东尼奥·普里莫·德·里维拉创建，主要在对保守势力和革命党派均感失望的青年人中发展党员。最初三年，长枪党没有取得多大发展。一九三六年，长枪党参与发动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武装叛乱，当年十一月，普里莫·德·里维拉被共和国政府处决。一九三七年，佛朗哥成为长枪党的领袖。佛朗哥死后，长枪党于一九七七年被正式取缔。）人出版商路易斯·德·卡拉尔特表现出对这个方案的兴趣时，博洛滕的代理人让政治研究学会把出版合同转给卡拉尔特在巴塞罗那的办公室。由于谈判在没有征求他的意见的情况下突然进行，博洛滕一时不知所措，他试图通过拒绝签署出版代理人寄给他的合同阻止出版他的书。但是，他的努力无济于事。这一切开始进行之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博洛滕吃惊地收到法夸尔森的一封信，后者在信中告诉他，尽管没有作者签署的一纸合同，卡拉尔特已经出版了（匆匆翻译并严重删改的）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书名叫《大骗局》（El gran engaño）。[11]对博洛滕来说更糟糕的是，书中包括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所写的一篇序言。他是佛朗哥的宣传主管之一，当时担任国家控制的政治研究学会负责人。该书的出版将给博洛滕作为内战历史学家的名誉带来影响深远的后果。尤其是，它在西班牙国内，尤其在国外造成了以下错误印象：他的书不是客观学术研究的产物，他本人是个亲佛朗哥分子。事实上，博洛滕的许多流亡中的共和派熟人得知这本书在西班牙出版的消息后非常震惊（和失望），以致他们毫不犹豫地公开谴责他明目张胆地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最令人痛心的指责也许来自与他长期保持书信往来的友人、著名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内战期间因作为首位女性部长加入共和派政府而声名远扬的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她在流亡者创办的无政府主义报纸上发表长篇文章，谴责博洛滕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由于他这本经过删改的研究专著得到了佛朗哥独裁政权的赞许，博洛滕不仅将会引起他长期与之交往的共和派流亡群体的愤慨，而且将在自由民主的西方国家引起人数众多、影响巨大的左派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愤慨，这一群体强烈反对对西班牙内战进行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人的阐述。他能否从卡拉尔特盗版事件对其写作生涯造成的沉重打击中恢复过来，人们还需拭目以待。

完全抛开与其著作的西班牙文版有关的问题不谈，博洛滕还沮丧地得知，《精心的伪装》在英语读者中毁誉参半。尽管这本书在一些刊物上得到好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在《美国历史评论》和《西班牙研究通报》上的评论，但是，它受到大多数主要报纸和学术期刊的冷遇。这在某种程度上纯属巧合：博洛滕这部专著正在与某主流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另一部关于西班牙内战的重要著作、休·托马斯的《西班牙内战》（1961）争夺市场。[12]除了对西班牙内战作了妙趣横生、通俗易懂的全景性描述之外，托马斯这本备受好评的书得益于其客观的写作风格。最重要的是，这位英国学者似乎没有让他的亲共和派倾向严重扭曲他对一九三六年以来左右两派围绕着内战所进行的诸多争论的分析。除了顽固地为佛朗哥辩护的那些人之外，人们普遍认为这本书是第一部可信而且全面的西班牙内战史。在自由主义人士——他们构成了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的基础——当中进一步加强了《西班牙内战》的畅销书地位的是它在西班牙成为禁书这一事实。[13]另外，佛朗哥的国内反对派和共和派流亡者认为托马斯的这本书与博洛滕的著作不同，对于独裁统治长期以来所进行的有利于自己并且带有严重倾向性的内战宣传，它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都是一种非常必要的纠正。

在《精心的伪装》首次出版时的历史背景下颇有影响力的舆论现实可以作为原因之一解释公众对其毁誉参半的反应。事实上，它出版于一个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正在不断加剧的时期，这不利于博洛滕为使自己的历史研究与冷战攻讦划清界限所做的努力。因为该书的主题与现时的党派政治具有无法摆脱的关系，大多数读者很难认为《精心的伪装》是对西班牙内战学术性的客观展示。另一方面，对于那些长期关注西班牙内战的口味挑剔的读者来说，博洛滕这本书被认为是一本基础读物。赞赏他的最大的读者群来自人数相对较少、政治上被边缘化的欧美左派团体。他们认为，博洛滕第一个对内战进行了深入分析，不仅展示了经常被忽略的内战的革命一面——托马斯的内战史对此几乎只字不提——而且无可置疑地证明了共产党人的阴谋对共和派事务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两本书出版之后，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作家弗农·理查兹在英国刊物《无政府》上发表文章断言，关于西班牙内战，读者从三百五十页的《精心的伪装》中了解到的事情要比从托马斯那部七百页左右的更全面的“内战史”中了解到的多。[14]对于博洛滕为西班牙内战研究做出的贡献，英国学者说的不多但却不乏赞赏者，例如牛津大学教师、后来写出关于现代西班牙的巨著的雷蒙德·卡尔和谨慎而不因循守旧的牛津大学钦定讲座现代史教授休·特雷弗-罗珀。[15]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日写给博洛滕的一封信中，特雷弗-罗珀主动给予以下赞誉：“我写信只是为了告诉您，我多么钦佩您所写的《精心的伪装》这本书。我认为它是已经出版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最富有启迪性的最佳书籍。……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当休·托马斯那本非常拙劣的书被评论家们接受时，您的书却没有引起英国报刊的注意。”[16]这么高的赞誉不仅增强了博洛滕写出一本有价值的著作的信心，而且在他无法从事历史专著的写作期间，促使他保持对于这个问题的热情。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博洛滕并不热衷于求得学术界的认可，但他从不讳言著名学者和作家对他的著作的赞美之词。与一些诋毁他的人所暗示的恰恰相反，他这样做不是为了打动读者。更确切地说，他这样做主要是由于自己缺少一名专业历史学家所拥有的正规文凭，因此，著名知识分子和学者的推荐使他的研究在学术上具有了一定的可信度。引述他们的赞美之词也是针对某些评论家为自己进行辩护的有效手段。这些评论家声称，作为一名以前的记者和独立作家，他的书让人想到业余之作而不是一名合格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英国工党政客罗伊·詹金斯在其刻薄的书评中对《精心的伪装》的冷嘲热讽是这种态度的典型代表：

就此书[《精心的伪装》]而言最糟糕的是它的包装——书名、序言以及护封上的内容简介和作者生平。从这些说明来看，博洛滕先生似乎是一个具有非常离奇的背景以致不太可信的人。他真的可能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为了写这本薄薄的三百页的书而用过去二十二年的时间作准备并且“以不断向美国的主要图书馆出售他的西班牙内战资料”为生吗？所有这些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而且，前言的开场白实在是再平庸不过了，作者在前言中不知天高地厚地宣称：“本书是多年持续深入研究的成果。”[17]

考虑到博洛滕个人经历中不同寻常的那些方面，考虑到多年来他专心致志地投身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詹金斯和另外一些不了解情况的评论家总是倾向于把他当作一个古怪甚至神秘的人物而不予重视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以下事实也不利于人们把他当作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是一名独立学者，他的研究不依附于任何正规的学术机构或是著名的知识圈子。因此，尽管笼罩着其写作生涯的特殊环境并未妨碍包括西班牙研究领域的主要权威在内的一些人承认其历史专著的开创性特征，但是，在许多其他人看来，其背景中无法解释的那些方面及其含糊不清的研究动机足以引起对其研究成果学术价值的怀疑。对他来说不幸的是，从这时开始，他在撰写历史专著的过程中所选择的非正统方式将被批评他的人用来作为诽谤他个人、贬低其作品的借口。最恶劣的是，他们的无知——不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他如何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导致他们怀疑他的“真实”身份。最恶毒地诽谤他的人不仅诋毁他的个人诚信，而且指责他是一个暗中为美国政府（中央情报局）或者其他冷战机构工作的冷战宣传人员。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所带来的耻辱将给博洛滕作为一名西班牙内战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蒙上一道长长的阴影。

超越《精心的伪装》

由于《精心的伪装》西班牙文版事件的余波持续困扰着博洛滕，在其出版两年后，他试图通过在西班牙流亡者的刊物《通讯》（文献研究中心，巴黎）上发表一份否认声明消除因同意卡拉尔特的删改版出版而使公众产生的错误印象。博洛滕在其发表的声明中解释说，他已经通过自己的出版代理人乔治·格林菲尔德提出了抗议，抗议弗拉加·伊里瓦尔内为《大骗局》所写的序言和卡拉尔特未经授权对正文所做的删改。他说，这种删改“把我的著作降低到廉价政治宣传品的水平”。可是，尽管博洛滕对自己的书被长枪党人出版商卡拉尔特盗版的经过所做的解释逐渐被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和另外一些以前与其为友的著名共和派人士所接受，他却仍然无法说服所有批评他的左翼人士。对于某些人来说，特别是对于那些共产党人或者赞成共产党人关于内战的看法的人来说，从那以后他将被视为冷战思维的吹鼓手，在他们看来，反共等同于支持佛朗哥。后一种人对博洛滕作为内战学者的公众形象产生了某种非常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因为他们将在未来几十年的时间里坚持不懈而且有时是恶意地竭力诋毁他的人格和作品，这使人们对他就共和派政治生活所做的阐述的史学价值产生了怀疑。事实上，由于他们坚决给他扣上了一顶冷战专家的帽子，因此，无论是否反对共产党，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承认博洛滕的著作对内战期间对共和派事务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左派权力斗争的动态的描述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几年间，博洛滕与他的第二任妻子贝蒂（本姓比德斯）——他们是一九五五年结的婚——定居于旧金山的湾区。他重操旧业又做了房地产经纪人，这是他在有生之年断断续续从事的职业。虽然没有继续撰写他的内战史的下一部分，但他仍然与内战中的熟人保持通信，继续搜集文献资料并且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他还渴望为他的书找到一个可靠的翻译和一个不问政治的西班牙文出版商，以便恢复他在共和派流亡群体中可能受到损害的名誉。他的寻找几乎导致了另一场出版灾难。通过墨西哥的一位律师朋友，博洛滕与胡斯出版社取得了联系，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一家声誉良好的出版社。胡斯出版社以其坚定的天主教保守主义而著称，可是，博洛滕当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面临着自己的著作与一家支持佛朗哥的出版社再次搅在一起的危险。同一年（一九六一年）晚些时候遇见斯坦福大学西-美和葡-巴研究所所长罗纳德·希尔顿教授并且与其成为朋友之后，他的运气发生了变化。[18]希尔顿意识到与胡斯出版社合作出书是个错误，为了使博洛滕避免另一场公关危机，他立即开始进行干预。希尔顿使博洛滕确信，应当把胡斯出版社得到授权刚刚以新的书名《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1962）出版的书籍全买回来，然后在斯坦福大学葡萄牙-巴西研究中心的支持赞助下重新出版。这一措施迅速得到落实，由于几乎没有在墨西哥发行，从而控制了可能造成的后果，使博洛滕没有再次受到出版丑闻的进一步伤害。[19]从胡斯出版社买回大约三百册平装本之后，希尔顿让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把书的封面撕下来，代之以一个盖有研究所认可印章的封面。一九六四年，斯坦福大学西-美研究所出版了这个版本。后来，为了使以后将在西班牙发行的译本更准确地反映原文，又把经博洛滕认可的西班牙文译稿寄给了仍然拒绝放弃该书西班牙文版版权的卡拉尔特。[20]

在以后的多年时间里，博洛滕加深了与希尔顿和早已保存了他的西班牙内战资料集的斯坦福大学的关系。一九六二年，应希尔顿之邀，他在西-美研究所给学生讲课，并且指导他们对西班牙现代史进行研究。由于博洛滕一直努力对任何可能影响其历史研究客观性的组织或学术机构保持独立，因此，一开始他对是否接受希尔顿的盛情邀请犹豫不决。不过，他克服了自己最初的顾虑，同意在不收取报酬的条件下担任教职。在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作为斯坦福大学的兼职讲师和拉丁美洲与伊比利亚历史研究的学位论文指导教师，他承担了一项有益于提高理论水平的新职责。[21]

在这一段时间里，博洛滕一直考虑有必要扩展第一本书的编年叙事和历史分析。然而，只要个人义务和工作职责处在优先的地位，就不可能做这件事情。除了初为人父——他唯一的儿子格雷戈里出生于一九六六年——之外，博洛滕在一九六九年之前全职从事房地产工作。但是，《精心的伪装》于一九六八年在收入休·特雷弗-罗珀所撰写的长篇序言后第二次印行激励博洛滕恢复了他的历史探寻。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他重新专注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修订校改原来的文稿，扩展编年叙事的范围。一九七七年，他的努力初见成效，《精心的伪装》的修订增补版《西班牙革命：左派与权力斗争》以法文出版。[22]这个最新版本与较早那本书最重要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全面论述了五月事件。五月事件是内战期间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性事件，由于篇幅的限制，《精心的伪装》在最后一章没有对其进行彻底的分析。考虑到一九七五年佛朗哥去世后西班牙新近出现的政治变化，这个版本的出版似乎及时而恰当地提醒人们，由于像博洛滕这样的外国学者的奉献，西班牙人可以开始还原其充满争议的历史中一个令人迷惘的重要时期的本来面目了。然而，这部新著使博洛滕引起公众的注意主要不是因为那些关心历史的西班牙人，[23]而是因为他与他的宿敌、美国独立学者赫伯特·索思沃思在有影响的文化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版面上所进行的激烈论战。[24]博洛滕与索思沃思的争论最初发生在几年前。在其一九六三年出版的《佛朗哥圣战的神话》中，索思沃思像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一样，用将近十六页的篇幅对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精心的伪装》进行了审查。除了其他问题之外，索思沃思指责博洛滕出版了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曾经出版过的最亲共和派的书”。不仅质疑博洛滕的学术资格并引用前面提到的罗伊·詹金斯的观点以加强这种印象，索思沃思还武断地宣称，这本书的基本前提——包括共产党人试图掩盖军事叛乱所引发的人民革命的观点——没有事实根据。尤其是，在索思沃思看来《精心的伪装》似乎具有的二元性引起他的怀疑并且让他感到困惑。按照他的说法，这本书旁征博引、正面论述共和派的前半部分驳斥了佛朗哥分子所编造的关于内战起因的某些神话，与其缺乏证据的有利于佛朗哥的最后结论根本上是矛盾的。索思沃思接着贬斥了博洛滕的研究方法，指责他完全围绕着有倾向性的原始资料构建了其反共叙事体系。

对于在索思沃思的恶毒攻击中所发现的肆意歪曲和颠倒黑白之处，博洛滕试图通过发表在西班牙流亡者的报纸《希望报》（图卢兹）上的一篇短文予以纠正。但是，正如大约十五年后索思沃思对《西班牙革命》充满敌意的评论所表明的那样，问题显然没有得到令他满意的解决。索思沃思不仅抓住这个机会像以前一样再次公开指责博洛滕对共和派政治生活所做的分析，而且他还变本加厉地继续进行人身攻击，他断言，博洛滕的著作观念狭隘不可能摆脱冷战思维。更加具有挑衅性的是，他暗示，博洛滕的书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很可能是“某些美国政府机构[可以理解为中央情报局]所建立的秘密基金散布的”。后面这项含沙射影的指控让博洛滕感到特别屈辱，出于学术考虑，他显然没有特意利用美国政府秘密资助的出版物。[25]博洛滕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的有分寸的反击文章既没有使批评者也没有使回应者紧张的神经放松下来。在十月的一期《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索思沃思发表了一封严厉反驳博洛滕的信。这迫使博洛滕一个月后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稳健的苏联问题专家罗伯特·康奎斯特这时加入了论战，他提醒人们注意，在索思沃思偏执地对博洛滕使用有倾向性的原始资料不依不饶的背后，是从前的斯大林主义那一套逻辑。[26]康奎斯特根据自己在共产主义研究领域的经验发表意见，他提出了引人注目的观点：“任何以某种更广阔的视野关注那个时期的人都知道，当涉及有争议的问题时，有些变节者提供的材料是虚假的（因为所有苏联的材料和亲苏的材料都是虚假的）；因此，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小心翼翼地择路而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回信有效地驳斥了索思沃思的恶意评论，它们却更容易加强而不是消除索思沃思含沙射影的评论给人们造成的那种印象：博洛滕应当被认为是一名冷战专家而不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这主要是因为他那些最坚定的辩护者的政治倾向。除了好斗的休·特雷弗-罗珀之外，由于一些反共的前共产党人——例如均为冷战时期资历得到普遍承认的苏联问题专家伯特伦·D.沃尔夫和罗伯特·康奎斯特[27]——公开称赞他的著作，博洛滕越来越被人们视为他们的同类。在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国内的右翼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中，博洛滕的著作备受推崇，他在那里同样可以得到某些著名民族主义者的支持，例如里卡多·德拉·谢尔瓦，这是一位多产的历史学家，佛朗哥统治时期曾在西班牙信息旅游部担任局长。甚至博洛滕的那些左派支持者，例如反对偶像崇拜的坦率的自由主义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和托派历史学家兼西班牙内战专家皮埃尔·布鲁埃，也以他们的反共（应当理解为反斯大林主义）观点而著称。[28]结果，没过多久，当少数几个抵制反共倾向的评论家对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英文版——《西班牙革命：左派与内战期间的权力斗争》——发表评论时，博洛滕冷战专家的形象就被他们强化了。[29]

随着《西班牙革命》的出版，博洛滕面临其终生从事的历史研究事业的转折点。在断断续续地把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西班牙内战的研究和写作之后，他还没有完成自己满意的内战史。我们已经知道，《精心的伪装》的叙事戛然而止并非博洛滕之所愿。这部专著的大部分篇幅都被用来描述分析城镇和乡村的人民革命以及共产党人在共和派控制区影响和权力的不断增强。后面这一过程的高潮作为一九三七年五月事变的结果而出现，它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另外，该书的末尾一章只是简略地概述了内战最后一年半的形势发展。由于《精心的伪装》显示的是多年来资料搜集和勤奋写作的成果的精华，博洛滕不得不将大量信息浓缩到一个相对狭小的阐述体系中。按照他的想法，未来的（几册或几卷）著作必须解析密度更大的同类信息，在许多情况下可以以长篇注释的形式实现，同时还要涵盖新的领域，以反映与第一本书同等水平的实证研究和写作成果。完成《精心的伪装》的修订增补版用了他将近十年的时间，因此，他并不清楚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写完关于内战最后阶段的著作，这部著作将把重点放在人民革命的命运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三九年内战结束期间政治斗争的结局上。尽管年过七旬的博洛滕身体健康（他还在参加交际舞比赛），思维也像以前一样敏捷，但是，专心从事一项任务繁重的学术研究，他仍然面对着令人望而生畏的前景。偶然结识作为博士研究生当时正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本文作者使博洛滕有机会雇用一名研究助手——有时也是合作者——帮助他完成研究计划的最后部分。[30]接受这种额外的帮助使他能够更深入地探讨问题，在以前的写作中，某些问题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充分论证。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是与内战的外交背景有关的问题。博洛滕特别感兴趣的是说明以下情况的原因：英法两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反共（进而发展成为反苏）立场导致它们共同决定，通过奉行不干涉政策，对德意参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还热衷于论证：西方民主国家极其坚定地奉行某种绥靖政策，以致斯大林和共产党人引诱它们加入一个由苏联主导的反法西斯联盟的努力注定要失败。博洛滕将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搜集与这个或者其他重要问题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研究资料。除了利用斯坦福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丰富的欧洲资料收藏之外，通过获取从设在西班牙（萨拉曼卡的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内战部门和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基金会）、英国（大英图书馆和里士满的公共档案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荷兰（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的学术、政治和政府机构以及美国的各个重要的研究图书馆里找到的档案材料和原始资料的缩微胶片和影印件，他充实了自己的研究基础。[31]此外，通过马德里的一位文学代理人，博洛滕为他的个人收藏获得了与西班牙内战有关的西班牙文和欧洲各种文字的最新出版物。

在个人层面上，博洛滕还用大量时间扩大自己的书信社交关系网。如今这个关系网不仅包括一些与西班牙内战密切相关的人，而且包括欧美的一些因为熟悉他的著作希望与他联系的人。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与后佛朗哥时代历史学家中的一些杰出代表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他们大都对他那几部用文献资料详细论证的历史专著给予高度的评价。尽管博洛滕对攻击他的那些人破坏其个人名誉的险恶用心已经不再耿耿于怀，但他仍然敏感地注意到，在西班牙和欧洲的一些历史学家中，将其著作边缘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虽然新近出版的《西班牙革命》的西班牙文版令人沮丧地销售情况被他看作这种倾向的迹象之一，不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为了质疑隐含于博洛滕对共和派政治生活阐述中的重要推断，大量讨论在西班牙和法国的报刊和电视上进行。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胡安·内格林身上，他是社会党温和派领导人，内战后期担任共和派政府的总理。在赫伯特·索思沃思、西班牙马克思主义学者图尼翁·德拉拉和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皮埃尔·维拉尔等人的引导下，这个历史修正主义学派强调说，内格林受到某些历史学家的不公正对待，尤其是博洛滕那样的历史学家，因为他们明确指出，内格林为共产党人介入并且控制共和派事务提供的帮助超过任何政界人士。按照经过修饰的形象，内格林被描绘成一位伟大的战时领导人。在其担任总理期间，面对不可避免的军事失败，与政府中那些所谓的不抵抗分子不同，他竭尽全力团结共和派的各种力量，以便与民族主义军队对抗。因此，他与共产党人的紧密配合被认为是必须建立的合作关系。与这种推理方式相辅相成的是以下看法：佛朗哥分子和冷战历史学家对共产党人本身进行了恶意诽谤，指责他们应对共和派的失败负主要责任。最重要的是，这种论断想当然地认为，内格林和共产党人对佛朗哥军队的抵抗组成了反法西斯战争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场战争在西班牙爆发，随后将激烈地进行到一九四五年。因此，他们要求重新确定（reubricar）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32]

这一帮历史修正主义学者提出的论断并不是什么新花样。内格林和共产党人究竟是应当作为对企图劫持共和国的阴谋负责的反面角色被记录在案，还是应当作为为一项崇高的事业而斗争的英雄人物被人们怀念？自从一九三九年以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左派与右派的激烈争论。从索思沃思对博洛滕以法文出版的那本书所发表的评论来看，他粗略地描绘出后一种看法更清晰的轮廓。这表明，有一种历史研究的倾向在后佛朗哥时代形成了，那就是要“开始重新审视内格林”。到八十年代初期，这种倾向走势良好。博洛滕写了一篇文章对索思沃思等人提出的挑战作出回应，文章的标题是：《关于内格林博士的奇怪问题：莫斯科信任的人？》。[33]在这篇文章里，关于内格林在担任共和国总理期间所起的作用，他系统地列举了引起争论的诸多要点。在举例说明内格林是共产党人的一个顺从的盟友——即使并不总是心甘情愿——时，博洛滕进一步指出内格林领导能力上的缺陷，比以前的著作内容更多。[34]根据博洛滕对来自反对和支持共产党的两方面的原始资料的解读，没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内格林是一个具有实际能力和独立思想的政府首脑。相反，博洛滕指出，在内格林越来越依赖于共产党人的支持的治理下，共和派内部的政治裂痕比以前更为扩大和加深。博洛滕在文章的结尾推断，能否从关于内格林历史地位的相互矛盾并且充满感情色彩的混乱描述中发现所谓“内格林角色”的历史真相，人们仍需拭目以待。从其史学意义上来说，在此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提出的论断预示了过去三十年来使内战历史学家之间的史学争论沸沸扬扬的那些论点。

与此同时，博洛滕一直向着完成其历史专著剩余篇章的目标稳步前进。他在写完关于外国干涉的那一章之后，把注意力全部转向内战的最后阶段。从带有感情色彩的角度看，他发现这是一个特别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为这些内容很可能是关于共和派历史的最黑暗的章节。面对民族主义军队不停的推进，从一九三八年到内战结束，共和派政府徒劳地试图避免战败。进行抵抗的内格林人民阵线政府为控制军事形势和共和派政治事务所采取的种种措施只不过加剧了左派内部的自相残杀。这场大规模的斗争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初达到了白热化，当时，一场血腥的冲突爆发了，冲突以反对共产党的各个派别为一方，以内格林及其支持者和共产党人为另一方。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内战结束时，共和派已经处在一种高度分裂的状态。从那时起，共和派的悲剧将控制内战失败者以及同情其事业的那些人的情感和理智。[35]

博洛滕本人没能活着看到他的最后一部内战历史专著的出版。就在七十八岁的博洛滕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去世之前几个星期，他刚刚完成这部重新修订并且增补了重要内容的历史专著的大部分写作。幸运的是，书稿已经送出并且已有出版社——西班牙的阿利安萨出版社，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在这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和英文版分别于一九八九和一九九一年出版之前，美国著名的西班牙文化学者斯坦利·G.佩恩写了一篇新的序言并且编辑完善了最后一章。一九九一年，他毕生的辛劳取得圆满的成果，为了表彰其对公共历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美国历史协会向博洛滕追授著名的赫伯特·费斯奖。（注：从一九八四年开始，著名的历史学家专业团体美国历史协会每年颁发一次赫伯特·费斯奖，以表彰公共历史学家或独立学者近期取得的杰出成就。赫伯特·费斯（Herbert Feis，1893—1972）是美国的一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时期，曾经担任国务院的国际事务经济顾问。）

博洛滕与内战史学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从《精心的伪装》出版开始，博洛滕的内战专著总是与针锋相对的史学争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长期以来，这种争论成为关于这一主题的作品的特征。在西班牙国外，尤其是在佛朗哥独裁统治（1939—1975）结束之后那些年，围绕着博洛滕的著作发生的争论集中在下面这个问题上：他对共产党人在共和派控制区的作用所进行的犀利无情的批判性分析是不是建立在某种冷战解析模式的基础上。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在鼓吹这种观点的批评者一端，人们可以发现赫伯特·索思沃思那样的作家，他们甚至指责博洛滕的著作不仅支持佛朗哥，而且对西班牙内战提出了一种冷战阐述。一九九六年，在一篇矛头对准博洛滕和他的所谓冷战意识形态同伙、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和反共宣传家胡安·戈尔金的文章里，索思沃思再次得到了报复博洛滕的机会。[36]这篇文章发表在保罗·普雷斯顿（注：保罗·普雷斯顿（Paul Preston，1946— ），英国历史学家和西班牙文化学者，佛朗哥的传记作者，西班牙史专家，尤其是在西班牙内战研究方面，会说西班牙语和加泰罗尼亚语，他撰写的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作多次获奖。）和安·麦肯齐编辑的一本名为《被围困的共和国：西班牙内战，1936—1939》（爱丁堡大学出版社，1996）的文集里。令人遗憾的是，在博洛滕不能再为自己辩护之后，索思沃思竟然被允许在一本学术文集里继续像以前那样指责他。鉴于这篇经过扩充的文章所具有的人身攻击性，文集的编者似乎认为他的文稿应当得到学术认可这一事实同样让人感到失望。由于这篇文章的发表将对作为历史学家的博洛滕的遗产造成广泛的影响，因此有必要概括一下它的要点。

索思沃思像法官一样进行审查的核心目的是要揭露戈尔金的冷战团伙，以便质疑他就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和国际舞台上的历史所说的一切。[37]博洛滕被扯进讨论为的是公开嘲笑他。索思沃思说他不仅相信戈尔金对共产党人的可疑见解，而且具有与戈尔金同样的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和冷战思维。这里没有举出什么证据可以证明隐含在这种笼统推断中的任何指控。不过，索思沃思最明显的问题肯定与他似是而非的推理有关：他宁愿通过主观臆测和含沙射影提出问题，而不是把他的论点建立在可靠事实的基础上。以下事实清楚地表明，索思沃思以这种方式讨论问题应当问心有愧：他试图证明博洛滕的著作以右翼思想为基础，却没有注意后者用于分析共和派政治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不同观点以及大量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相反，索思沃思将博洛滕的观点与戈尔金的观点混为一谈，坚持认为这位前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成员向博洛滕提供了“其所有论断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样过于空洞和简单的是，索思沃思断言，除了戈尔金之外，罗纳德·希尔顿和“另一些与其关系密切的加州人”影响了博洛滕的思想。索思沃思显然是根据道听途说发表的这些言论，不知道他的消息来自何处，因为他没有提供任何可以证实其说法的补充说明或参考资料。[38]对博洛滕来说不幸的是，索思沃思并不仅仅满足于指控他与戈尔金这样一个所谓的卑鄙小人结成了意识形态伙伴关系。文章进一步暗示，博洛滕的反共立场对二战期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所有[相继产生的]正当理由形成了否定”。文章最后以强烈谴责的口气断言，博洛滕竭力证明共产党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行为不端“使他的书没有任何永恒的价值”。

尽管有理由断定严肃的学者不会受索思沃思这种极其主观、论据可疑的冷嘲热讽的影响，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多年来，索思沃思对博洛滕的著作的评论——包括他毫无根据地指责博洛滕是亲佛朗哥分子并且被自己的反共立场所蒙蔽——在西班牙和英国得到某些备受尊敬的内战学者的赞同。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索思沃思在英国和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所享有的被人顶礼膜拜的偶像地位。据其最狂热的崇拜者之一保罗·普雷斯顿说，索思沃思的影响在“新一代英国和西班牙学者”的著作中随处可见。[39]例如，在西班牙，赞同索思沃思对博洛滕著作的评论的著名人士包括一些像安赫尔·比尼亚斯和胡里奥·阿罗斯特吉那样的非常杰出的历史学家。[40]更有损于博洛滕作为可以信赖的历史学家的名誉的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和西欧某些重要的西班牙文化学者对他的著作提出了赞同索思沃思观点的阐释。二十多年来，保罗·普雷斯顿、海伦·格雷厄姆及其门徒共同开展了一场解构博洛滕的反共“模式”的运动，他们在各种著作和文章里援引索思沃思少见多怪的攻击性言论，以此作为博洛滕的研究方法具有学术缺陷的附加证据。[41]尽管他们的评论并不总是像索思沃思那样过分简单、流于谩骂，但是，这一帮公然党同伐异的历史学家仍然反映了他的观点：由于博洛滕坚持以冷战政治学的视角解读内战期间的共和派事务，其著作中历史分析的价值受到致命的损害。[42]

这一帮学者认为博洛滕草率地处理了西班牙内战的国际因素，并且对此非常不满。尽管博洛滕著作的大部分内容确实是把重点放在了左派的内部斗争上，但是，说他的分析忽略了与内战有关的全局性问题并不客观。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博洛滕特别关注不干涉政策对共和派事务产生的影响。在专门用来深入分析英法两国政府坚持奉行绥靖政策到何种程度的一章（第六十一章）里，作者清楚地说明，由于担心西班牙内战可能在欧洲引发一场必定将使苏联获益的全面战争，西方民主国家不愿意支持共和派，以免与站在民族主义者一边参战的德意两国发生冲突。他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论述驳斥了他那些批评者的观点，他们指责他没有把苏联的计划放在这些计划实施于其中的更广阔的外交背景之下进行分析。此外，他对法国、特别是英国的那些绥靖主义者的动机和行为的明确批评证明下述说法是不实之词：他的反共立场不仅使他看不见苏联外交议程的实际目标，而且使他同情佛朗哥并且支持轴心国。

我们可以在博洛滕希望《文汇》杂志发表的一封长信中找到进一步证明其以下看法的证据：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反苏的英国和法国政府在纳粹政权崛起的过程中串通一气协调行动。在写信回应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的一篇题为《戳穿三十年代某些应景的神话》的历史修正主义文章时，博洛滕对作者企图一概免除英国当权者，尤其是奉行绥靖主义政策的斯坦利·鲍德温和内维尔·张伯伦政府的责任提出异议。他特别不赞成斯基德尔斯基的这种说法：没有证据证明“英国一直试图使德国卷入一场对俄国的战争”：

这证实了我的怀疑，英国历史学家总的来说仍不愿意承认英国对纳粹军事力量的崛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负有重大的责任。幸亏我的反苏资历得到充分的确认，足以排除我被称为亲苏分子的可能性，但是，历史真相比当代政治更重要。尽管实际上的确是带有秘密附加议定书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使第二次世界大战突然爆发，但是，证明英国协助怂恿纳粹政权、鼓励德国军国主义崛起并且纵容德国入侵东欧的证据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因此，对于任何负责任的历史学家来说，由于选择否认它而拿自己的信誉冒险有失谨慎。[43]

尽管《文汇》杂志具有冷战思维的编辑梅尔文·J.拉斯基拒绝发表博洛滕的回信，但是，它的内容仍然反映了博洛滕身体力行地不懈追求塞万提斯式历史叙述的客观性所达到的高度。他在这封信中写道：“历史学家应当严谨、诚实、不偏不倚，不应当允许自己偏离真实的轨道。”毕生指引博洛滕写作的是这种信念而不是他本人的政治倾向。始终甘愿以高昂的代价坚守这些价值观，恰恰证明他具有健全的心智和诚实正直的职业操守。

近年来，博洛滕的著作没有逃出争议的罗网——从他的第一本书出版后，这张罗网就从天而降。在西班牙国内关于内战起因和政治性质的激烈史学争论中，经常提到他的名字。例如，皮奥·莫瓦之类有争议的右翼历史学家曾经试图利用博洛滕的著作证明一九三六年的军事叛乱有正当的理由。博洛滕的众多左派批评者普遍不顾这种对其研究专著的明目张胆的意识形态曲解，他们坚持认为，西班牙右派之所以援引他的著作，因为它们实质上就是对西班牙内战的冷战阐述。[44]

在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西班牙内战》的出版，并非所有学者全都认为有必要给作为西班牙内战研究领域权威人士的博洛滕的遗产贴上政治标签。无论是否同意他的历史分析，许多人认为他的著作是严肃的学术研究的产物，对于任何希望了解这一错综复杂而且充满争议的事件的人来说，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不像其论敌往往会做的那样，他们没有试图根据博洛滕的政治见解评价他的历史贡献。我们可以在受到广泛尊敬的美国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杰克逊所发表的看法中找到这方面的显著例证。尽管他对内战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看法——尤其是他对内格林在共和派阵营所起作用的阐述——实际上与博洛滕著作中的看法并不一致，但是，杰克逊始终认为博洛滕是一位值得尊重的历史学家，他那些最严厉的批评者把他看作“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是判断错误。[45]另一位认为博洛滕的历史专著具有永恒价值的重要历史学家是已故法国学者弗朗索瓦·菲雷。在其研究共产主义为什么如此吸引二十世纪欧洲知识分子的富有启发性的专著中，菲雷称赞博洛滕向世人展示了一份可靠的共产党人在内战期间的活动记录：“为了了解共产党人如何深入渗透西班牙共和派政府以及这个政府为什么从一九三六年秋天开始越来越服从苏联代理人的命令，人们应当读一读伯内特·博洛滕的两本书。”[46]

说他出版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历史专著不是为了参加战后时期的冷战辩论并非想要否认作者本人对这一时期发生在世界舞台上的各种事件所持的立场。另外，虽然以前博洛滕总是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政治观点与成为其历史写作特征的那些东西之间划一条界线，但是至少有一次，他跨越了这条界线。一九八五年秋天，博洛滕在英国反对共产主义的刊物《瞭望》上发表了一篇观点鲜明的政论文章，题目是《霸权与西班牙共产党》。他与一群学者一起决心揭露苏联人在“第二次”冷战异常激烈地进行过程中扩大其势力和影响的企图。凭借自己对西班牙内战期间共产党的战略战术的深入了解，博洛滕向人们指出，二十世纪后期的共产党人有可能操纵这一时期在中美洲和非洲兴起的革命运动，同时煽动这些地区的公众舆论反对（支持自由民主的）西方发达国家。无论博洛滕这样做的目的是否在此，他的文章不可避免地把他的观点与西方冷战战略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后者与《瞭望》杂志以及一些类似的反共学术活动有关系。[47]鉴于他对内战期间共产党人在西班牙的活动的深入了解，同时考虑到一九四〇年离开墨西哥城以后他越来越强烈的反斯大林主义思想轨迹，我们就可以理解多年来他向保守主义的转变了。例如，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博洛滕对大部分政治问题均采取某种保守的态度，因此，在整个这一段时间里，他认为苏联是东西方对立的国际紧张局势的主要制造者。他对苏联人严重的不信任感一部分来自他对共产主义的亲身体验，一部分来自西班牙和欧洲的许多前共产党人的证言。这些人大部分不是右派，相反，他们认为他们脱离的那个运动已经背叛了他们曾经参与的左派事业的真正理想和价值观。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博洛滕倾向于把苏联人以及为其辩护的西方自由主义左派看作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专家，他们意欲打着共产主义理想的旗号掩盖历史真相并对苏联政权的极权主义行为视而不见。这是他努力揭露他们隐蔽的政治目的和颠覆性的宣传手段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博洛滕本人对共产党是什么人以及他们为了推进自己的事业可能干什么事的看法直接使他站在反对共产主义的冷战阵营一边。

然而，因此断定他对历史的判断只不过反映了他本人的政治观点——他的对手一贯都是这样做的——并不符合事实。断言博洛滕根据一个关于共产党阴谋的完全虚构的论题解读了他多年来查阅的大量文献资料同样流于简单化并且因此歪曲了事实。正如我们所知，作为一名曾经在共和派控制区采访报道的新闻记者，博洛滕的亲身经历促使他撰写了他的西班牙内战史。弄清自己在西班牙所见所闻的复杂含义——后来他才意识到，西班牙内战的复杂性一直被共产党人的骗术所掩盖——的决心促使他更加深入地查找那个时期的档案文件。这需要用多年时间对各个左翼派别的内战参加者进行不计其数的会见采访，还要广泛搜集原始资料和第二手资料。此外，他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详细解读与西班牙左派肤浅的描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佛朗哥派出版的带有类似偏见的内战史中通常也可以看到这种肤浅的描述。因此，没有理由认为他对内战的一般分析以及对共产党人所起作用的重点分析是其冷战思维的反映。无论如何，假如博洛滕想用他的著作达到特定的政治目的，他有足够的机会这样做。例如，当博洛滕终于在一九六一年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西班牙内战史时，他处在表明其反共立场的理想地位，他可以宣称自己基于意识形态原因支持佛朗哥（反共的）独裁政权和所有强烈反对苏联的政权。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一部分原因是他内心同情共和派，另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其具有争议性的主题，他试图不惜任何代价写出一本建立在冷静的学术分析基础上的书。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博洛滕对历史的判断，他的几本西班牙内战史不应被任何想要了解这场悲剧性冲突的人所忽视，这一点几乎毋庸置疑。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感谢博洛滕，不仅因为《西班牙内战》这样的著作再现了大量难以找到的文献资料，而且因为他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深入分析为他们——甚至为所有对这一主题感兴趣的人——提供了破解那些长期以来使西班牙内战迷雾缭绕的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所需要的洞察力。

乔治·埃森魏因

注释：

[1]据后来成为欧内斯特·海明威妻子的女作家玛莎·盖尔霍恩说，弗林告诉她，他曾经作为“一名记者”去西班牙与法西斯主义斗争过。

[2]引自博洛滕一九七八年寄给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的一封标明“个人资料”的信，这封信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胡佛档案馆的伯内特·博洛滕文件集中。这句话还出现在胡佛档案馆博洛滕资料集的博洛滕简历中。

[3]加布里埃尔·杰克逊回忆说，博洛滕一九五〇年告诉他，一九四〇年他（博洛滕）曾违抗过共产党人的意愿，起因是一个由他个人的共产党熟人组成的委员会要求租借他的公寓，作为准备暗杀列昂·托洛茨基的刺客的藏身处。这个故事与博洛滕自己所讲述的对这一时期的回忆有矛盾，它从未得到博洛滕本人的证实。见杰克逊，《胡安·内格林》，第330页和博洛滕与罗纳德·希尔顿的谈话，录音带3，现存胡佛档案馆。据博洛滕说，一九四〇年五月，行刺托洛茨基的企图引起公众的高度关注后，当他的共产党人朋友康斯坦西娅·德拉·莫拉经阿尔法罗·西凯罗斯指引与他联系时，他和第一任妻子格拉迪丝住在瓜达拉哈拉。莫拉想让博洛滕夫妇为卡洛斯·孔特雷拉斯的情人、意大利出生的摄影师兼模特儿和女演员蒂娜·莫代蒂提供住处，直到围绕此事出现的丑闻平息为止。可是，博洛滕不想被搅进这些尔虞我诈的事情中，因为他在某种程度上担心自己（和格拉迪丝）的安全。

[4]在重塑博洛滕对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内战期间担任共和派政府驻法国大使的左派社会党人路易斯·阿拉基斯塔因是这一时期具有独特影响力的人物。请特别参阅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的博洛滕文件集中的博洛滕与阿拉基斯塔因的通信。

[5]《精心的伪装》（1961）一书的序言，见《精心的伪装》，第10页。

[6]集中起来的这些资料后来将构成哈佛大学著名的约翰·W.布洛杰特西班牙内战活页文选集的核心部分，该活页文选创刊于一九八〇年。

[7]一九四一年博洛滕就收藏他的部分资料第一次与胡佛研究所接触。关于胡佛研究所获得博洛滕的西班牙内战资料集的情况，见博洛滕一九四六年六月三日和二十四日与H.H.费希尔的通信、一九五三年六月九日与菲利普·T.麦克莱恩的通信以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的《今日斯坦福》。一九八三年，作为对其多年来继续向该资料集捐赠更多资料的表彰，博洛滕被授予胡佛研究所图书馆西班牙内战专项收藏的名誉主任。

[8]一九六一年，《精心的伪装》由英国的天主教出版商霍利斯-卡特出版社出版。

[9]多年来，交际舞不仅是博洛滕日常工作之外的一种消遣，这成为他个人生活的中心内容。他经常与第二任妻子贝蒂一起参加并且赢得地方、全国和国际性的交际舞比赛。他们舞蹈生涯的辉煌时刻出现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〇年：一九五七年，这对夫妇获得了美国全国交际舞锦标赛优胜者的称号；一九六〇年，他们代表美国参加了一次在西柏林举行的国际交际舞比赛。见B.博洛滕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写给（记者）乔治·韦勒的信，这封信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伯内特·博洛滕文件集第四卷中。

[10]除了耸人听闻的副标题之外，《精心的伪装》的封面是一幅醒目的红色西班牙地图。

[11]博洛滕按时间顺序向休·特雷弗-罗珀描述了这件事，后者希望把这一情况包含到他当时正在为《精心的伪装》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见伯内特·博洛滕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写给休·特雷弗-罗珀的信，乔治·埃森魏因个人文件集。

[12]休·托马斯，《西班牙内战》。后来，在玛格丽特·撒切尔担任英国首相期间，托马斯被授予斯温纳顿的托马斯男爵的头衔。

[13]托马斯这本书的西班牙文译本一九六一年由鲁埃多·伊韦里科出版社出版并于一九六二年走私进入西班牙。许多左派人士认为它与博洛滕撰写的所谓“冷战专著”形成对比。

[14]《无政府》，第五期（一九六一年七月）。西班牙内战期间，理查兹创办了无政府主义刊物《西班牙与世界》并担任编辑。他后来在其见解深刻的《西班牙革命的教训》一书中，总结了自己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内战中所起作用的反思。

[15]卡尔（爵士）和特雷弗-罗珀（戴克勋爵）后来均因对于学术的长期贡献而被英国政府封为贵族。

[16]特雷弗-罗珀为一九六八年版的《精心的伪装》写了一篇赞赏性的序言。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四日写给博洛滕的信（现存乔治·埃森魏因个人文件集）中，特雷弗-罗珀提到，对于博洛滕的书，雷蒙德·卡尔具有与他同样肯定的看法。

[17]《旁观者》（伦敦），一九六一年五月五日，第649—650页。后来的一些评论鹦鹉学舌，断言博洛滕的著作与其说是历史学术研究的成果，不如说是新闻写作的产物。实例见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发表在（一九九一年四月七日）《洛杉矶时报》上的关于博洛滕的最后一部著作《西班牙内战》的书评。

[18]发现他们对西班牙现代史具有共同的爱好之后，这两位英国移民很快建立起一段将持续二十六年的友谊。

[19]在斯坦福大学西-美研究所的支持赞助下出版这本书的另一个紧迫的原因是，它的一个未经授权的版本实际上已经在墨西哥报纸Excélsior每周一期的星期日副刊《刊中刊》上连载。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未经授权的意大利文版本由天主教出版商沃尔佩出版，删去了参考资料和注释部分。

[20]有一段时间，博洛滕曾想另找一个西班牙出版商，但他无法获得卡拉尔特拥有的西班牙文版权。

[21]在听过博洛滕讲课的学生中，戴维·W.派克后来出版了几部关于法国与西班牙内战的专著；罗纳德·奇尔科特则成为拉丁美洲历史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

[22]该书由鲁埃多·伊韦里科出版社在巴黎出版。休·托马斯那本书的西班牙文版同样由这家西班牙流亡者创办的出版社出版，它还出版过杰拉尔德·布雷南、斯坦利·G.佩恩、加布里埃尔·杰克逊和赫伯特·索思沃思等人著作的西班牙文版。

[23]在此期间，包括（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席）何塞·塔拉德利亚斯和费德丽卡·蒙特塞尼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前共和派左翼人士以个人名义给博洛滕写信，赞扬他对西班牙内战的历史研究所作的贡献。

[24]索思沃思极少公开谈及内战期间他所扮演的内格林政府宣传员的角色————他帮助编辑出版共和派政府的喉舌、英文小报《西班牙新闻》。为了有助于向其新著的读者解释索思沃思为什么成为这么顽固的一个胡安·内格林的辩护者，为什么对他的著作采取如此强烈的敌视态度，博洛滕请求本文作者简要地描述一下内战期间索思沃思对共和派政府的依附关系。这些内容出现在一九九一年版《西班牙内战》的第十三章注释19和第四十五章注释13中。

[25]合作出版《精心的伪装》并于一九六八年出版了该书第二版的普雷格出版社显然暗中得到中央情报局一定程度的资金支持。不过，这种关系当时并没有披露出来，因此博洛滕也不知道。他从该书的出版中得到的版税从不足以在经济上保证他所进行的研究。

[26]索思沃思十月十六日发表了反驳的信之后，博洛滕写了一封回信，这封信与康奎斯特的信一起发表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七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上。

[27]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作为声名狼藉的英国政府反共机构情报研究处的工作人员，康奎斯特已经获得了冷战专家的地位。

[28]乔姆斯基以他的文章《客观性与学术自由》较早地参与了关于西班牙内战的争论。在这篇文章里，他引用博洛滕的著作作为对涉及西班牙内战时期的所谓“客观-自由的学术”的基本反面意见。见《美国权力与新官僚》，第23—158页。

[29]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左派历史学家罗伯特·科洛德尼发表在一九七九年秋季刊《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史》杂志（耶鲁大学）上的尖刻评论。除了别的问题之外，科洛德尼指责博洛滕将其对共和派政治生活的分析完全建立在反共者证言的基础上。他还误导性地暗示，博洛滕的历史观与胡佛研究所保守（可以理解为冷战）的政策部门有关。事实上，博洛滕的文件集和内战资料集保存在胡佛研究所的图书馆和档案馆，这些部门与科洛德尼提到的胡佛研究所政策中心完全不是一回事。对科洛德尼这一挑衅性评论的后续讨论发表在同一份杂志的一九八〇春季刊上，包括博洛滕、琼·康诺利·厄尔曼和科洛德尼的回应。

[30]本文作者通过其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指导教师伯纳德·德纳姆认识了博洛滕，德纳姆被博洛滕列入《西班牙革命》（1979）的致谢名单。在他们八年的工作交往中，两人合作撰写过几篇关于西班牙内战的文章。

[31]这些资料最终收藏在胡佛研究所的西班牙内战资料集中。

[32]最近几年，包括来自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一些著名学者在内的支持内格林的群体已经通过宣传造势成功地在西班牙社会党（PSOE）内为内格林恢复了名誉。见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国家》杂志（马德里）。

[33]伯内特·博洛滕，《关于内格林博士的奇怪问题：莫斯科信任的人？》，载《当代研究杂志》（旧金山），第八卷，第四期（一九八五年秋/冬季刊），第73—92页。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西班牙受欢迎的历史杂志《历史16》上，见第十一卷，第一百一十七期（1986）。

[34]在这篇文章或已经出版的著作中，博洛滕从未暗示过内格林是共产党人的一个“傀儡”。然而，为了贬低他对这位总理的评价，他的论敌经常指责博洛滕这样说过内格林。

[35]在学术界，其最显著的影响是，以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些方式将内战研究政治化。

[36]索思沃思，《‘精心的伪装’》。

[37]由于索思沃思认为共产党人应当作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开始的反法西斯运动的英雄被人们铭记，因此，他确信，任何试图谴责他们的过去或者试图对他们作出负面评价的人都是他的意识形态敌人。

[38]为了使他的论点看起来有档案资料作依据，索思沃思在文章的开头表明，他查阅了博洛滕与戈尔金的通信以及其他可以在胡佛研究所找到的材料。不过，对这些信件的引述断章取义，从而用一种——与学术方式相反的——审查的方式确定了博洛滕与戈尔金的关系。

[39]普雷斯顿，《我们看着西班牙死去》，第426页；另请参阅他为索思沃思死后出版的《阴谋与西班牙内战》一书所写的序言，见该书第ix—xv页。

[40]比尼亚斯和阿罗斯特吉以前与博洛滕的关系都很友好。见他们之间的通信，现存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41]实例见普雷斯顿所著《西班牙内战》（2007）一书中的参考书目说明，第342页。

[42]比尼亚斯将索思沃思和图尼翁·德拉拉两人视为自己最重要的导师，他为自己设定了目标：摧毁所谓“博洛滕论点”的基础。实例见其三卷本的内战史，特别是第二卷《共和国的孤寂》的序言。阿罗斯特吉曾经写过长篇文章《伯内特·博洛滕与西班牙内战》，试图揭示博洛滕著作的主要问题。

[43]写给一九八〇年八月号《文汇》杂志的这封信的原稿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伯内特·博洛滕文件集中。另外一些事例表明，博洛滕的兴趣在于确认事实真相而不是提出一个先入为主的论断。例如本文作者应他的请求所写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补充说明，见《西班牙内战》，第四十一章，注释2。

[44]关于与博洛滕的著作有关的史学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参阅乔治·埃森魏因的文章《冷战与西班牙内战：历史研究政治学的影响》，见邦克等人编辑，《现代西班牙的国家与分歧》，第175—189页和同一位作者所著《西班牙内战：一场现代悲剧》（劳特利奇出版社，阿宾登，2005）一书的序言，见该书第1—10页。

[45]见他为内格林所写的传记《胡安·内格林》第329页的注释：“我的一些好友和同事——尤其是已故的赫伯特·R.索思沃思——认为博洛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我认为他们对他的判断完全错了。”杰克逊在称赞格里哈尔沃出版社出版的博洛滕著作的西班牙文版（1980）时表达了类似的看法。

[46]菲雷，《传播幻象》。

[47]这里必须强调指出，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瞭望》这样的出版物是反共国家政府的意识形态工具，而是把它们视为大量旨在分析共产党进行政权更迭的手段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实例见哈蒙德，《共产主义夺权者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