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
要分析《阿Q正传》，我们认为首先要研究这一个问题，就是，鲁迅是在什么思想情况之下写《阿Q正传》的？研究这一个问题，鲁迅自己的话可以做我们的钥匙。当《戏》周刊编《阿Q》剧本的时候，鲁迅有《答〈戏〉周刊编者信》，其中说：“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员直接对看客道：‘你们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国的译本，却将这极要紧的一句删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历来的批评家，是没有一个注意到这一点的。”我们应该注意这一点，这一点说明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求读者反省。既然是“读者”，在那时当然不包括劳动人民在内，那时的劳动人民大都不识字，谈不上读《阿Q正传》这样的小说的。反省又当然是反省《阿Q正传》里面所写的读者称之为阿Q主义的东西，首先是有名的精神胜利法。那么很明显，鲁迅写《阿Q正传》，是针对他的本阶级的读者写的，他向他的本阶级的人讽刺阿Q主义，他的思想里并没有什么农民不农民的问题。正因为这个原故，阿Q主义在他前前后后写的杂文里反映得也不少，不是旧日的统治者一流人的表现，就是旧知识分子的表现。总的说来，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情况就是如此。在《且介亭杂文二集》里有一篇《几乎无事的悲剧》，是关于果戈里的《死魂灵》写的，最后一段云：“听说果戈里的那些所谓‘含泪的微笑’，在他本土，现在已经无用了，来替代它的有了健康的笑。但在别地方，也依然有用，因为其中还藏着许多活人的影子。况且健康的笑，在被笑的一方面是悲哀的，所以果戈里的‘含泪的微笑’，倘传到了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的脸上，也就成为健康：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鲁迅同果戈里不完全一样，把鲁迅分析得最正确的还是他自己后来的话，“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二心集》序言）这就表示鲁迅不同乎果戈里“含泪的微笑”，然而两位作家的小说的目的是一样，都是针对着本阶级说话，所以鲁迅在这里对于《死魂灵》的评语，到了新中国今天，恰可以用在鲁迅的杰作《阿Q正传》上面：“这是《阿Q正传》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我们认为我们这样说，是能够道出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的。我们已是“和作者地位不同的读者”，阿Q时代的中国社会已经彻底地推翻了，正同鲁迅对果戈里的话是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时说的。总之从我们今天新时代的读者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是属于旧时代的，然而是健康的。
鲁迅所写的阿Q却是一个雇农。虽然如此，鲁迅对士大夫阶级的讽刺从他笔下的阿Q的身上还是可以找出显明的痕迹来。这真有些象故事上的孙悟空变化土地庙，把旗竿竖在后面，旁人还是看得出的。我们且把《阿Q正传》上面这些痕迹指出来。如第四章开首一段：
有人说：有些胜利者，愿意敌手如虎，如鹰，他才感得胜利的欢喜；假使如羊，如小鸡，他便反觉得胜利的无聊。又有些胜利者，当克服一切之后，看见死的死了，降的降了，“臣诚惶诚恐死罪死罪”，他于是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没有了朋友，只有自己在上，一个，孤另另，凄凉，寂寞，便反而感到了胜利的悲哀。然而我们的阿Q却没有这样乏，他是永远得意的：这或者也是中国精神文明冠于全球的一个证据了。
这是讽刺当时某些知识分子总是自夸中国的“精神文明”。又如第四章里因了小尼姑的“断子绝孙的阿Q”这一句话，写了这么一段：
阿Q的耳朵里又听到这句话。他想：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而“若敖之鬼馁而”，也是一件人生的大哀，所以他那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只可惜后来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
这分明是讽刺圣经贤传。又如第四章里下面的三段：
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
阿Q本来也是正人，我们虽然不知道他曾蒙什么明师指授过，但他对于“男女之大防”却历来非常严；也很有排斥异端——如小尼姑及假洋鬼子之类——的正气。……
谁知道他将到“而立”之年，竟被小尼姑害得飘飘然了。这飘飘然的精神，在礼教上是不应该有的，……
所有这里面的圣贤，商周，男女之大防，排斥异端，“而立”之年等等，都是士大夫阶级的玩意儿，鲁迅明明是假阿Q之名加以讽刺。其他如“也如孔庙里的太牢一般，虽然与猪羊一样，同是畜生，但既经圣人下箸，先儒们便不敢妄动了”，又如村人对于阿Q，“谁料他不过是一个不敢再偷的偷儿呢？这实在是‘斯亦不足畏也矣’。”都很象是孔乙己传里的话，而现在都见之于贫雇农阿Q的传。
以上是说明鲁迅写《阿Q正传》是存心讽刺他的本阶级因而在小说里留下了许多痕迹。
还有一个痕迹，鲁迅心目中常常有“中国人”的形象，其突出之点是爱看死刑的执行，所以《阿Q正传》里最后也写阿Q赴刑场有蚂蚁似的人跟着看，——不过阿Q主义的这一项表现不能表现在阿Q身上，因为是阿Q自己被枪毙，但鲁迅也一定要把它放在《阿Q正传》里面，仿佛是阿Q做的事似的！我们说痕迹，是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在《阿Q正传》里我们还可以寻得一些痕迹出来。从最后的这个痕迹看，鲁迅是写城市里的市民，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表现，在《阿Q正传》里是附带写的。
根据上面所说，鲁迅写《阿Q正传》时的思想感情，主要是写给本阶级的人看的，“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鲁迅当时并没有想到农民不农民的问题，虽然他写的阿Q是一个雇农。现在有许多研究《阿Q正传》的人，总是说《阿Q正传》所表现的阿Q主义是旧日中国各阶级的人都有的，好比精神胜利法，农民也有，所以鲁迅才把它那么突出，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鲁迅如果真正想到农民也有，为什么他能不想到工人也有呢？难道他那时惟独懂得工人阶级的进步性了吗？我们的研究者为什么也不那样说呢？可见他们是表面地看见鲁迅所写的阿Q这个小说人物是一个农民的原故。这样就不能认识鲁迅当时真正的思想感情。鲁迅当然也不是说他写的阿Q不足以代表农民，要说代表，因为他当时没有阶级观点的原故，他是写阿Q来代表一般的中国人，就是所谓“国民性”，最主要的还是士人，即作者的本阶级。鲁迅的思想比果戈里深远得多，鲁迅是革命战士，但鲁迅说给《死魂灵》的话，“这是《死魂灵》的伟大处，也正是作者的悲哀处”，也是我们今天说《阿Q正传》最恰当的话。伟大因为这篇小说足以为旧中国的典型，鲁迅当时有悲哀，而在新中国人民看起来仍应该是健康的讽刺。
照我们的意思，《阿Q正传》主要是讽刺士人，即作者的本阶级，那么鲁迅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写这么一个士人呢？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我们将逐步解决。目下我们只简单地提出一点来说，鲁迅是想把他的小说人物写得生动，他心目中有阿Q这么一个影象，他认为足以写出他的主题思想，所以他就写他。小说是1921年写的，到1926年写《〈阿Q正传〉的成因》他说，“阿Q的影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在《寄〈戏〉周刊编者信》里答复别人“小D大约是小董罢？”他说，“并不是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Q一样。”可见鲁迅心目中阿Q的影象是有一个真阿Q给他产生的。真阿Q，当然同《阿Q正传》里面的阿Q不完全一样，没有这个必要，但基本上同《寄〈戏〉周刊编者信》里面说的，“我的意见，以为阿Q该是三十岁左右，样子平平常常，有农民式的质朴，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在上海，从洋车夫和小车夫里面，恐怕可以找出他的影子来的，不过没有流氓样，也不象瘪三样”，应该是相去不远的。鲁迅就根据这个阿Q的影象，“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我怎么做起小说来》）结果就是《阿Q正传》。真阿Q虽然不是士人，但鲁迅取为模特儿，写一篇主要是讽刺作者本阶级的小说，是可能的，我们只看《热风》里“随感录”三十八讽刺“戊派的爱国论”（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云：“戊云‘中国便是野蛮的好，’又云：你说中国思想昏乱，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业的结晶。从祖先昏乱起，直要昏乱到子孙；从过去昏乱起，直要昏乱到未来。……（我们是四万（万）人，）你能把我们灭绝么？’这比‘丁’更进一层，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丑恶骄人；至于口气的强硬，却很有《水浒传》中牛二的态度。”阿Q也无非等于牛二，所以《阿Q正传》主要是讽刺什么，作者是在什么思想感情下写的，我们认为是很明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