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恭澍吓跑了

看完陈恭澍的报告，戴笠大失所望。陈恭澍是他一手栽培，不次拔擢，已初步显示出不俗才干的特情干部，没想到竟如此缺少组织观念，如此处事草率。

刺杀汉奸绝非儿戏，作为指挥官竟躲在另一个城市遥控，在无具体行动计划的情况下，让几名与特务处毫不相干的人员相机行事，岂有不败之理！

何况，王文与史大川素不相识；在“史大川”所言未查实之前，这一切都是“雾里看花”。

戴笠未作任何批示，便将陈恭澍的报告转交相关部门，照一般事例按规定做出回复，大意是：

“所称各节，查无前案可稽，希检具实证再核；可酌发史大川旅费来京报到。”

这个回复，等于让北平站提交证据以资证明。可陈恭澍到哪里去找证据呢？正在大伤脑筋之时，又一个节外生枝的变故接踵而来——史大川失踪了！

当王文再次回到天津，赶到“三益成”杂粮店后，史大川不见了。刘兆南告诉他说，史大川从柜上支走2000块钱，一去不归。

这话让王文真假难辨，毕竟他与史大川素昧平生，倘若史大川为钱而来，那么他所叙述的整个毒杀石友三失败经过，都将另当别论。

然而令王文心生疑窦的，恰恰是刘兆南。自打这次走进“三益成”，他再也没有了以前那种热情，更忘了同乡之亲、同窗之谊，对王文总是躲躲闪闪，说话吞吞吐吐。

为了弄清事情真相，晚上王文坐在柜房迟迟不肯离去，对刘兆南旁敲侧击。恰巧史大川打来电话，王文率先拿起话筒。史大川原是找刘兆南的，一听接电话的是王文，张口便是一通指责：

“好你个王文翰，我提着脑袋来给你报信，你反倒诬陷我是日本人的奸细，要把我抓起来送军部！先鸿霞真是瞎了眼，相信你这种狼心狗肺的东西，他白白为你送了命！”

史大川这一番痛斥，让王文恍然大悟：刘兆南嗜赌，肯定是他赌输了王文存在柜上的2000块钱，然后骗走史大川，让王文查无对证。

再与刘兆南理论，刘兆南爽性撕破脸，直接对王文下了逐客令：

“我们开的是杂粮店，不是杀人的指挥站，你若还念同乡之情，就不要把小店拉进杀人的勾当中，你现在就给我走，以后不要再来！”

刘兆南翻脸，再追问无益。要想弄清真相，做好善后，只有将刘兆南带回北平。王文与司机陈国治商量后，决定当夜启程。那部“老爷车”性能不算太差，夜间行驶，三四个小时便可抵达北平。

汽车就停在离柜房不远的院子里，王文去柜房向刘兆南辞行，说着一些表示歉意的话。刘兆南不好意思地送出来，并亲自为王文打开了车门。却不防陈国治从背后突袭，瞬间便将他拖进车内。

汽车一路通达驶回北平，驶进位于西城卧佛寺街的北平站。

这里是北平站新租用的站址。随着1933年秋扩大编组，1934年上半年陆续增加一些新成员，北平站内外勤已有20多人，北长街的房子已不敷使用，便改作联络处，另租这一处四进大宅门院落办公兼住宿。

宅院大门临街，进大门后过二门，进了二门才是第一进院子。

第一进院子有四间北房（正房），三间南房，陈恭澍结婚后和妻子住在北房，其中一间做卧室，一间做会客室兼餐厅，一间最大的做办公室，一间最小的住女佣。白世维一家四口住在南房。这一进院子中另有东厢房三间，用作两家的厨房与储藏室。

从西边的甬道往里去，是第二进院子。院里只有四间北房，住着戚南谱夫妇与岳家。

第三进院子里也是四间北房，住着北平站的其他成员，包括交通员陈国栋、司机陈国治和大司务李怀章等人。

第四进院子也是一排房子，只堆放了一些杂物，没有住人。

王文将刘兆南带到北平站后，安置在第四进院子的一间空房里，既没捆绑，也未将房门上锁，更没有派人看守。

王文本意是把他带回来说明情况，以便能找回史大川，了解事发经过，设法营救先鸿霞与老褚。事已至此，陈恭澍本应立即审问刘兆南，一方面要摸清情况向特务处本部提交证据，一方面要制订善后方案。却不知为何，出了这么大的纰漏陈恭澍仍未提起重视，将刘兆南放在后院便不予理睬了。

王文也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此深宅大院，纵是刘兆南插上翅膀，谅他也飞不出去。

却不料，刘兆南原非等闲之辈，高墙深院挡得住他的人，却挡不住他与外界的联络。由于地处偏僻，宅院里没有自来水，用水全靠外面送水的人用手推车送进来。刘兆南瞅准机会，悄悄写了一封求救信，托送水人带了出去。

陈恭澍、王文尚在高枕无忧之中，完全没料到，一场衔橛之变正在降临。

时值寒冬腊月，屋外的气温已是滴水成冰。这天早上七时许，陈恭澍正要起床，忽闻外面响起一片嘈杂声。他一骨碌爬起来，抓起一件皮袍子裹在睡衣外，光着脚趿拉着一双布鞋跑出去查看。刚出门口，迎面走来一个陌生人，劈头就问：

“你姓周？”

陈恭澍一听，料定大事不妙，因为他此时所用化名就是“周仁风”，于是随手一指保姆的房间说：

“姓周的住那儿。”

那人果然去了保姆屋里，陈恭澍乘机向后院奔去。在二进院与三进院之间有个小跨院，院里围墙较矮，他一翻身跳了出去。

跑出胡同，他叫了一辆洋车，直奔北平站书记王云孙家中。

王云孙是在北平建站不久，由特务处本部王兆槐推荐加入北平站的。他负责在办公室处理文牍，即任书记工作。

王云孙家住按院胡同，与北平站很近，坐洋车约五分钟路程。陈恭澍赶到时，王云孙已穿戴整齐，正准备到站里办公。见陈恭澍光着脚踩着单鞋，穿着睡衣裹着皮袍，赶紧出去买回一套棉衣。

陈恭澍穿戴整齐后，又去了东四牌楼北大街“德元成”棉花店。该店的刘老伯是陈恭澍的父执，也是其兄长的岳父。陈恭澍的姨妈有2000块钱存在这里，陈恭澍自认为有难，已打算出逃，取出了姨妈的2000块钱。

做好这一切，他给王云孙去电话，得知王已被接到北平督察室。

这时特务处已全面建立督察制度，北平督察室与北平站平级，实为监督北平站而设。陈恭澍一向反对督察制度，与特务处派来的督察王平一接触甚少。

电话打到督察室，接电话的正是王平一。王平一一听是陈恭澍，顿时如释重负，让他马上去督察室，说有人检举他绑架勒赎，到北平站搜查的便衣是北平侦缉队和宪兵三团的人。刘兆南已被他们救出，白世维、王文以及陈恭澍的妻子都被带走了。

作为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特情人员，陈恭澍应该立刻明白，这一切均由刘兆南引起；作为北平站负责人，他有责任前去澄清事实，保出被带走的下属，带回刘兆南，为“石案”善后。

说到底这一切不过是一个误会，消除这个误会非常简单，却不知陈恭澍出于什么想法，竟然如惊弓之鸟，放下电话便直奔火车站，当晚便登上火车，一头扎到归绥，投奔他的家兄陈恭治去了。

王平一久等不见陈恭澍前来，只得向特务处本部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