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关理论综述

我国学术界对老龄产业的认识始于20世纪90年代，是伴随着老年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而逐步认识的，最初的研究集中在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和老年群体的消费市场上。张纯元（1994）所著的《中国人口老化与未来市场》应该算是较早对老年市场的消费需求进行研究的学术专著，认为中国人口的急剧老化扩大了老年消费市场的规模，老年消费需求将持续增长。

赵宝华（1999）基于我国老年消费市场发展现状及趋势，认为应尽快制定和完善扶持老龄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并由市场消费需求引导生产供给。张京城（1999）认为，日益增加的老年人口将会给社会需求带来极大的刺激，推动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老龄产业的快速发展为社会提供了相对充足的就业岗位，也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并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就业压力和财政压力，将是中国进入21世纪后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进入21世纪，我国关于老龄产业的研究进入“发展阶段”（陆杰华，2000），但有关研究文献从数量上来看还是比较匮乏。对“中国知网”数字文献的检索结果表明，2000—2015年我国以“老龄产业”作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单年最多不足200篇，而以其为篇名的单年最多不足50篇，且近半数为报纸媒体的报道资料。其中，陆杰华（2002）和艾慧（2007）两位学者分别对我国老龄产业的研究进行过综述：陆杰华将我国老龄产业研究分为起步阶段（1997年前）、研究开拓阶段（1997—2000年）、研究发展阶段（2001年之后），艾慧则基于必要性、内涵界定、性质界定、有效需求四个方面对我国2007年以前有关老龄产业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和评价。

老龄产业是由老年人口的强大刚性市场需求托起的新型产业，是典型的消费拉动型产业。因此本书基于老龄产业发展的全新视角，在全面回顾我国老龄产业研究进展的基础上，从产业市场规模、产业市场结构、区域市场差异等角度分析我国老龄产业研究进展，并对老龄产业的研究趋势和重点方向进行展望，以期为我国今后的老龄产业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国内研究综述

1．老龄产业的界定与市场需求

（1）老龄产业的内涵和外延

不同学者对“老龄产业”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位，要界定和理解老龄产业的内涵和外延，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值得关注。

一是老龄产业的概念。1997年召开的全国第一届老龄产业座谈会正式提出了老龄产业的概念，认为老龄产业广义上是指满足老年人特殊需要的产品、设施和服务，包括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以及精神文化方面需求的具有同类属性的行业、企业的经济活动。此后，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张纯元（1999）认为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提供产品与服务、满足老年人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与部门的通称；顾鉴塘（2001）认为老龄产业是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并为之提供相应的老年产品和服务；张文范（1997）、王章华（2016）等认为老龄产业是由老年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产业，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活动和设施。产业经济学理论将老龄产业归属于老年福利经济范畴，指的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直接为满足老年社会群体的物质文化需求而形成的经济业态的集合，构成要素包括市场、产品和从业人员。从宏观意义上讲，老龄产业是涉及多种学科、关系到多种经济门类的综合性产业，具有理论性强、政策性强、实用性强、操作性强的特点（麻凤利，2010）。

总结近年来国内专家学者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老龄产业是为老年人提供产品或劳务、满足老年人衣食住行等各方面需求的各种行业、部门的通称，是由老年市场需求增长带动而形成的一种新兴的产业，它包括所有有关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的生产、经营、服务的经济活动和设施。

二是老龄产业与老龄事业的区分。陈叔红（2007）认为在目前老龄产业研究中，依然存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相混淆的现象，虽然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都是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为老龄群体提供与生活保障相关的各种制度、设施、物品、服务等老龄产品，但实际上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存在根本的区别。麻凤利（2010）也同意产业与事业存在属性上的不同，两者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老龄事业属于非营利性公益事业，老龄产业则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活动。由于老龄产业的性质徘徊于事业和产业之间，部分学者坚持认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促进老龄产业健康、稳定、持续地发展，必须既要强调其福利性，又要注重其微利性（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国家软科学课题组，2006）。

三是老龄产业的分类。老龄产业体系涉及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主要包括农业、加工业和服务业，农业为老人提供所需要的农副产品，加工业为老人提供必需的生活用品，服务业则为老人提供所需的服务与设施。陆杰华（2016）等将我国现有的老龄经济业态分为养老产业、军休产业、老年医疗产业、老年旅游产业、老年报刊产业、老年文化产业、老年教育产业、老年保险业、老年会展业、新型综合产业（包括征婚、法律援助、网上信息服务等）等12类。

（2）我国老龄产业的市场需求

需求是市场存在的前提，产业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市场的需求为原动力的，人口老龄化对市场和生产的影响主要也是通过消费需求来实现的。消费需求是指消费者对消费资料和消费性劳务的需求，也就是人们对满足其生存、享受和发展的物质资料和劳务需要在有支付能力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而老年消费需求大体分为三类（赵宝华，1999）：老年物质产品消费需求（包括衣、食、住、行、用以及药品、医疗等）、老年精神文化消费需求（包括文娱、体育、保健、教育等）和老年照料服务消费需求（包括老人护理服务、老年家庭服务、临终关怀服务、咨询服务等）。李齐云等（2008）认为老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取决于由老年人口规模、老年人购买力水平和购买欲望所决定的市场需求。赵宝华（1999）也认为，由于人口老龄化所引起的消费需求的变化，对整个社会消费需求、市场结构将产生越来越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在社会总需求中，老年人需求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王章华，2016），老龄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可以用老年消费在GDP中的比重来衡量。2009年我国老年人市场的年需求为6000亿元，2010年达到1万亿元，但我国每年为老年人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足1000亿元（全国老龄办，2010）。陆杰华（2016）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从2011年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消费增加的速度要远远快于人口增长速度，老年人口的增长速度在2065年左右达到高位之后将明显慢于之前年份，但老年人口的消费却一直呈现高速增长之势；老年人消费总额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将从2011年的5.55%持续上升到2050年的17.25%, 40年间增长超过11个百分点。根据全国老龄委的测算，到2050年我国老年市场的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鲍学全认为2016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突破2亿，未来20年还将翻一番，突破4亿，届时老年人口的消费规模将超过16万亿元。从我国老年人口退休金总额看，2010年达到了8686亿元，2020年将达到2.8万亿元，到2060年将达到7.6万亿元，老年人群体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的消费大军。

上述关于老年市场消费需求的测算，证明了我国老龄产业在未来国民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随着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收入水平的稳步增加，我国老龄人口消费需求和能力的增长将为我国老龄产业的发展提供强劲的动力（陆杰华，2016）。同时，老年消费市场将逐渐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老年消费总量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长逐步上升，老年消费水平将随着经济发展和老年人收入的增加不断提高，老年消费结构将向多样化和多层次方向发展，老年人消费心理和消费观念将日益趋向科学，老年人的非物质性消费需求将逐步上升。

2．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现状与制约因素

（1）我国老龄产业的规模、结构与特点

从产业的市场规模来看，当前我国老龄产业的规模为1.6万亿元人民币，占GDP的8%左右，如果广泛地看待老龄产业市场，到2050年老龄产业占GDP的比例将会增长到29%（中国老龄科学研究发展中心，2016）。

从老龄产业的市场结构来看，陆杰华（2016）认为我国老龄产业中的养老服务业、老年教育业和老年住宅业都呈现出快速兴起的势头；在技术革新和市场细分的推动下，传统的老年日常用品业、老年医疗保健业以及日渐兴起的老年旅游业也都有较好的发展；而老年金融保险业、老年咨询业的发展则较为滞后。王章华（2016）认为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较快和发展最好的是养老机构，其次是养老服务和护理照料，再次是老年人产品、老年人旅游、房地产以及金融保险。万俊海（2007）认为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目前主要集中在老年生活用品、老年住宅、老年旅游等产业领域，其中，老年生活用品产业（满足老年人群体的生活辅助品、医疗器械、保健品、营养品等）发展较快；一些在选址、规划、内部设施等方面充分考虑老年人需求，深受老年人喜欢的大型老年社区，已成为老龄产业中老年住宅业发展的一种新模式；“候鸟式”度假也成为老年旅游产业发展的亮点，同时，诸如农村田园风光游、古建筑巡礼游、民俗文化游等适合老年人身心的慢节奏旅游（让老年人慢慢地走、慢慢地看、仔细观赏品味）已经成为老年旅游业发展势头很好的项目。

从老龄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来看，廖祺（2016）认为我国老龄产业市场较为集中在数个经济发达城市和沿海城市；李子成（2016）也认为我国老龄产业市场需求规模存在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领先于全国各地，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老龄产业发展滞后，市场消费需求释放不足导致难以支撑产业发展基础。

陈刚（2007）基于对我国经济发达地区老龄产业消费市场的考察，认为无论从养老服务的内容、方式，还是从投资经营模式来看，这些地区已初步形成了社会化和市场化相结合的服务体系，有效的市场消费需求带动了老龄产业的发展，催生出了“政府引导主体化、举办单位多元化、资金筹集多样化、城乡联动一体化”的“温州模式”和“在家托老、政府埋单”的“上海模式”等创新养老模式。此外，赵朝霞等（2016）对西部城市重庆、罗帆（2012）对中部城市武汉、李倩等（2012）对广东省、余家军（2014）对苏州等的研究也表明，我国老龄产业在区域布局和地区发展程度上都存在较大差异。

我国的人口转型与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是重叠的，人口老龄化过程同时也是经济体制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老龄产业现代化的过程，具有典型的市场消费拉动产业发展的特点。

杨超（2011）认为我国养老产业具有产业链长、涉及领域广、环境友好、健康可持续等特点，涉及看护护理、医疗康复、金融、旅游、文化等20多个行业，并对上下游产业（如建筑、钢材、水泥、机械等）有明显的带动效应。陆杰华等（2016）认为现阶段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特点概括起来有六点：一是老年市场规模迅速扩张，但产业发展带动经济和就业的局面尚未形成；二是老龄产业发展相对较为集中，产业发展区域间失衡；三是养老服务和产品发展势头良好，但产业扶持和规范性的政策欠缺；四是老龄产业福利色彩浓厚，社会力量参与力度亟待增强；五是产品和服务销售渠道单一，促销手段较为落后；六是以传统产品为主的格局仍未打破，市场研究和产品开发相对脱节。

（2）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不足与制约因素

王章华（2016）认为，我国老龄产业虽然具有老年人口绝对数多、市场规模大、地区差异大、需求层次多、生活服务需求多样化等特点（特别是消费需求潜力巨大），但总体来看，产业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远远滞后于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滞后于老年人口的消费需求，没有形成有效的产业规模，老年产品市场呈现出企业少、产品单一、供给匮乏、市场冷落等特点，尤其是老年人口的金融保险、理财服务供给滞后于市场需求。李齐云等（2008）在全面分析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老龄产业形成了“厂家不愿做，商家不愿卖，消费者无处买”这样一个怪圈，养老机构严重不足，数量和从业人员的素质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口的增长需求。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会长李宝库指出，老龄产业作为一个横跨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综合产业体系，目前国内只在老龄医药、医疗、保健品等方面有所发展，其他老年人专用品开发得很少，市场上老年人日常生活所需的商品品种单一，有的甚至短缺。陈刚（2007）认为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产品供求矛盾突出、产品和服务开发创新乏力、产业发展处于无序状态以及由于投资不足而缺乏规模效益等是目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而社会氛围滞后、政府部门角色缺失、管理机制不健全、专业人才缺乏、老年人口消费习惯等是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陈勇鸣（2012）认为，目前，影响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一是体制性障碍，老龄产业的性质徘徊在事业和产业之间，缺乏是政府介入还是市场介入的边界划分；二是传统观念的影响，长期形成的“福利化养老”认识误区影响了养老服务社会化、产业化的进程；三是缺乏总体规划和宏观指导，政府在老龄产业战略发展中职能缺失。

而从市场消费需求角度来看，制约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政策对老年市场的重视度和开发度不够，缺少把老龄产业孕育壮大的产业环境；二是老年人口群体的消费能力没有被有效激发出来；三是老年市场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难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二）国外研究综述

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的时间较早，对于老龄产业的研究相对比较丰富和成熟，但大多是集中在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方面，将人口老龄化视为社会问题去考究和解决。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Pichat（1956）全面总结了关于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成果，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决定因素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Clark Tibbit（1960）的《老年学手册：社会（经济）诸方面》以及Clark和Spengler（1980）合著的《个体高龄和群体老化经济学》的出版，分别标志着老年学的诞生和老龄化经济学的真正确立。进入21世纪，发达国家学者对老龄化的研究更加深入。World Bank（2001）认为国家应该通过采取多支柱养老保险制度等手段解决人口老龄化引起的财政危机和社会问题；Ronald Demos Lee（2007）在《全球人口老龄化及其经济影响》（Global Population Aging and it's Economic Consequences）一书中分析了老龄化对人口结构和全球储蓄的影响，并提出了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行动方案；2008年新加坡老龄产业会议与展览（SICEX）重点讨论了医疗保健、旅游休闲、金融及科技四个主题，强调了老龄产业的重要作用；George Magnus（2008）在专著《人口老龄化：人口结构正在改变我们的经济和生活》（The Age of Aging:HowDemographics are Changing theGlobal Economy and Our World）中深入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住房和股票价格、公共开支和税收、教育和医疗保健以及财富分配等问题造成的影响；Robert Holzmann（2009）就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体系和金融市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应的管理对策；James Kipp（2010）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趋势对医疗卫生产业的影响，认为老年人口的增加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医疗卫生的有效需求。

国内学者在发现我国老龄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差距和问题后，开始尝试对国外老龄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分析，以期能从中探寻促进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经验。国内学者对发达国家老龄产业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对日、韩老龄产业发展的经验借鉴上。闫永胜（2008）、查建华（2011）等通过对中国和日本两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对比分析，查找我国老龄产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总结借鉴日本的发展经验。陈铭等（2006）将日本老龄产业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具体特征进行了详细论述，认为日本的老龄产业之所以能够得到较快发展，除了老龄人口急剧增加的内在动力外，主要得益于日本政府对经济形势和企业经营的强大影响力，同时，针对老龄产业的规范措施和扶持政策也发挥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田香兰（2016）归纳总结了韩国发展老龄产业的经验，认为韩国老龄产业之所以能够顺利发展，是因为选择了“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市场推动、社会支持”的产业发展道路，这种老龄产业发展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此外，杨宏等（2006）对英国、奥地利、德国、美国、瑞典等发达国家老龄产业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认为尽快建立老年护理保险制度、发展社区养老是我国社会养老发展的必然趋势，可以缓解我国的养老困境。

基于文献对发达国家老龄产业的分析，可以看出：发达国家老龄产业发展已相对完善，且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所涉及的领域覆盖面比较广，老龄产业的发展已能够基本顺应本国人口老龄化的需求。我国发展老龄产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借鉴其先进经验：一是明确本国老龄产业发展所处的阶段，根据各阶段不同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如日本将本国老龄产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制定不同的支持政策来促进老龄产业发展。二是发展老龄产业需要政府积极地引导与支持。例如，为促进老年消费品开发，日本颁布了《促进福利用具器具机械研究、开发和使用的法律》，而韩国选择了政府主导型的产业发展道路。三是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为涉老企业营造良好的经营氛围，同时，在政策扶持方面予以倾斜。例如，在融资方面可以为涉老企业提供期限较长的、贷款利率优惠的信用贷款，以刺激企业投身老龄产业的积极性；政府还应在城市规划的早期为老龄产业和老年设施预留发展用地，以降低老龄产业的土地、租金等经营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