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自主创新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权变理论和系统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对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水平的公司治理要素、机制和路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首先，以中国高技术产业和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分析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资源配置的状况和效率。其次，以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从终极控制权性质和行业特征两个视角，从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和经理人治理三个维度进行分析；以中国上市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水平的公司治理因素、机制和路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主要研究发现如下。

（1）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型，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不足，主要走低端创新路线；并且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双重资源配置非效率问题，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度与R&D投资不足。

①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路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型，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不足，主要走低端创新路线。首先，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来看，R&D内部投资和新产品开发投资的总量呈现逐年递增态势，而购买国内外技术投资和消化吸收支出均比较低，说明中国高技术产业在走内涵式自主创新发展道路。其次，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的研发强度投入相比，中国高技术产业的R&D投资强度相对较低，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较低，说明中国大部分高技术企业主要走低端创新发展战略路线。

② 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双重资源配置非效率问题，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度与R&D投资不足。以2010年中国86家上市的高新技术企业的数据为样本，运用DEA分析方法，研究发现：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双重资源配置非效率问题（固定资产投资过度与R&D投资不足）。其中：3.5%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投入产出DEA有效，96.5%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投入产出DEA无效；93%的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存在固定资产投资冗余问题。仅有3家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存在R&D投资冗余问题。相对固定资产投资来说，大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存在R&D投资不足问题，进一步说明了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不足，从而导致对低端创新路线的依赖。

（2）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要素。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持股比例、独立董事占比、董事会会议次数、经理人年薪报酬、经理人股权报酬等要素方面，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要素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

① 股权集中度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在不同控制权性质条件下：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具有倒“U”形影响关系。二是在不同行业环境下：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第1大股东持股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治理作用；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第1大股东持股对公司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具有“U”形影响关系；在汽车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具有倒“U”形影响关系。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均不显著。

② 股权制衡度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不同控制权性质条件下：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第2大至第3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治理作用；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第2大至第3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不显著。二是在不同行业环境下：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第2大至第3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对公司R&D投资强度具有正向治理作用；在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第2大至第3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对公司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第2大至第3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与第1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比值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均不显著。

③ 董事会规模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在不同控股权性质条件下：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规模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治理作用；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规模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治理作用。二是在不同行业环境下：在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规模对公司R&D投资强度的治理效应具有“U”形关系；在专用设备制造业和医药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规模对公司R&D投资强度的治理效应具有倒“U”形关系。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规模对公司R&D投资强度的治理作用均不显著。

④ 董事会持股比例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在不同控股权性质条件下，无论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还是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治理作用。二是不同行业环境下：在通用设备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在医药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持股对公司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均不显著。

⑤ 独立董事占比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在不同控股权性质条件下：在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独立董事占比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治理作用；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独立董事占比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治理作用。二是在不同行业环境下，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独立董事占比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治理作用。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独立董事占比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均不显著。

⑥ 董事会会议次数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在不同控股权性质条件下：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不显著；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公司R&D投资具有显著的负向治理作用。二是在不同行业环境下：汽车制造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公司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医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公司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董事会会议次数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均不显著。

⑦ 经理人年薪报酬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在不同控股权性质条件下，在考虑内生性影响条件下，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其经理人年薪报酬对企业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其经理人年薪报酬对企业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二是在不同行业环境下，在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企业的R&D投资中，经理人年薪报酬对公司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除此之外，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经理人年薪报酬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不显著。

⑧ 经理人股权报酬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效应。一是在不同控股权性质条件下，在考虑内生性影响条件下，无论是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还是非国有控股高新技术企业，其经理人持股比例对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强度都具有“N”形影响关系。二是在不同行业环境下：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的企业，经理人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强度具有倒“N”形影响关系；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企业，经理人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强度具有倒“U”形影响关系；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经理人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强度具有“N”形影响关系。除此之外，在其他行业的高新技术企业，经理人持股比例对公司R&D投资的治理作用不显著。

（3）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路径。主要对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的“股东治理→经理人报酬→R&D投资”和“董事会治理→经理人报酬→R&D投资”的路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检验。

①“董事会治理→经理人报酬→R&D投资”的路径影响关系，受企业终极控制权性质差异的影响。一是在国有控股企业：经理人与董事长两职合一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对经理人股权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董事会股权报酬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和股权报酬均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经理人股权报酬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经理人年薪报酬对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经理人股权报酬对R&D投资具有非线性治理作用；两职合一对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对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二是在非国有控股企业：经理人与董事长两职合一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对经理人股权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董事会股权报酬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对经理人股权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经理人股权报酬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经理人年薪报酬对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经理人股权报酬对R&D投资具有非线性治理作用；两职合一对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对R&D投资具有非线性治理作用。

②“股东治理→经理人报酬→R&D投资”的路径影响关系，受企业终极控制权性质差异的影响。一是在国有控股企业：股权集中度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对经理人股权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股权制衡度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对经理人股权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经理人股权报酬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经理人年薪报酬对R&D投资具有负向治理作用，经理人股权报酬对R&D投资具有非线性治理作用；股权集中度对R&D投资具有非线性治理作用；股权制衡度对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二是在非国有控股企业：股权集中度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对经理人股权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股权制衡度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对经理人股权报酬具有负向影响关系；经理人股权报酬对经理人年薪报酬具有正向影响关系，经理人年薪报酬对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经理人股权报酬对R&D投资具有非线性治理作用；股权集中度对R&D投资具有非线性治理作用；股权制衡度对R&D投资具有正向治理作用。

（4）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投资的治理机制。处于制度转换过程之中的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多层委托代理框架下，从治理路径的影响关系来看，从西方引进的公司治理理论在中国“水土不服”，在研发投资决策的治理过程中，可能存在机制失灵。

① 在国有控股企业，由于国有控股企业控股股东“缺位”，经理人政府委派，业绩考核短期化，经营者短期激励模式、政治晋升前途，内部人“控制”，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等，在投资决策过程中，为了自身利益和政治前途考量，为降低投资风险，拥有监督权的董事会不是去监督经理人降低研发投资的机会主义行为，而是可能被经理人“俘获”，或与经理人“合谋”。

② 在非国有控股企业，在股权集中的情况下，控股股东、董事会成员和经理人是行动一致人，随着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其股份流动受限和资本风险锁定不断加强，同时控制权收益不断增加，控股股东会在研发投资风险和收益，以及控制权收益等之间进行权衡，为了使自身风险最小和收益最大，不是通过增加研发投资提高自身收益，而是利用各种“隧道”侵占小股东利益。在股权制衡的情况下，即使第一大股东愿意增加研发投资，但是风险厌恶或追求短期绩效的制衡大股东的存在，可能通过与其他大股东的联合，对第一大股东合理的研发决策进行制约和阻碍。

概括而言，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正在由“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型，但是企业创新资源配置存在双重非效率，主要走低端创新路线。有效的公司治理是解决研发投资不足的主要途径之一，为破解中国高新技术企业R&D投资不足，在公司治理要素、机制和路径设计时，在充分考虑企业控制权性质和行业差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制度背景，运用权变治理思想，进行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