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危险分子

对外来事物的接受，从教义上和政治上都会无比慎重。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保护数不清的特权和一些传统意识形态，新世界的曙光容不得它们。

F·阿吉拉尔·皮尼亚尔[65]：《开明专制主义时期的西班牙》

写小说，我很注重场景描写，哪怕只是寥寥数行，可以为人物和故事提供合适的环境。场景有时也是故事的一部分，无须着墨太多，比如：天空明亮或铅灰，地点开阔或闭塞，下雨、昏暗或黑暗，就能有助于推动情节和对话。其实，作者营造场景和情境，无非是让读者想象，让他们尽可能站在作者的角度，去看正在讲述的故事。

我对十八世纪后三分之一的马德里十分熟悉，之前写另一本小说时接触过，因此知道该如何将人物置身于环境。关于当时的风俗习惯，甚至习语措辞，我有合适的参考书：卡达尔索和莱安德罗·费尔南德斯·德莫拉廷[66]的作品，拉蒙·德拉克鲁斯和冈萨雷斯·德尔卡斯蒂略[67]的独幕笑剧，详细描绘当年人物、地点、事件的回忆录和游记。城市结构、街道分布和建筑方位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我珍藏了两份地图，之前写一篇有关一八〇八年五月二日抗击拿破仑军队[68]的文章时用上过。一份是由制图员托马斯·洛佩斯绘制、出版于一七八五年的马德里地图，外加一份完整的街道和建筑清单。地图的精准性令人叹为观止，时常让我们忘记当年无法拍摄卫星照片。另一份是马丁内斯·德拉托雷·伊阿森西奥出版于一八〇〇年的《马德里首都地图册》，多年前从古董书商吉列尔莫·布拉斯克斯手中购入。这本图册不仅包括书名所说的地图——在书中折叠，可以展开——还包括六十四幅小型地图，是马德里各个街区的详图。

凭借这些资料，找到珍宝馆易如反掌。购入《百科全书》时，那里是西班牙皇家学院所在地，是王宫的一座偏殿。当年，王宫的内部装修正处于扫尾阶段。如今，珍宝馆已经不复存在，一八一〇年建东方广场时被夷为平地。不过，我在网上找到了几张正面图，法国佚名建筑师绘制，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拿着它们，外加其他地图的复印件，我在该地区逛了很久，对比古今地貌，试图找回珍宝馆当年的位置。西班牙皇家学院在那儿开了四十年的会，直到一七九三年，一纸法令让他们迁往巴尔韦德街。我想象着当年备受尊敬的智者在老楼里进进出出，想象着曼努埃尔·伊格鲁埃拉和胡斯托·桑切斯·特龙大致的行走路线。这两位院士，意识形态迥异，却一致反对购入《百科全书》。那晚，他们从马约尔大街走到太阳门。伊格鲁埃拉说服了桑切斯·特龙，两人联手，密谋阻挠巴黎之行。

在接着讲故事之前，还有一个场景需要交代：伊格鲁埃拉和桑切斯·特龙会见帕斯夸尔·拉波索。他是本文的危险分子，在后来的故事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出于情节需要，会见必须安排在合适的地点，环境要凸显人物个性。最后，我决定选择具有典型时代特征、莫拉廷《新喜剧》风格、内设台球室和棋牌室的咖啡馆，地点应在市中心。查完地图，我想把咖啡馆安排在所谓哈布斯堡王朝时期马德里——说法并不完全恰当[69]——的中心地段，圣胡斯托街和巴拉哈斯伯爵广场之间的某条街道。后来，我去实地考察，觉得很合心意。于是，站在一栋也许当年已经存在的老楼前，我想象着其中一位院士正在很不情愿地赶往会面地点。

胡斯托·桑切斯·特龙所找的地方位于塞拉达门附近一条昏暗的窄巷。阳台与阳台间晾着衣服，污水在石板路的中央汇成水流。正门前更体面，但桑切斯·特龙偏要避开人群，选择偏僻的入口。他皱着眉头，快步走过最后一小段路。门虚掩着，推门进去，鼻子一紧：又是霉味，又是烟味，说话声和击球声从昏暗的走廊尽头传来。高高的大窗户洒下光亮，照在一个男人身上。他坐着，边等人，边看《日报》，旁边的桌上摆着一杯喝了一半的巧克力茶和一小碟吃剩的蛋糕。

“堂胡斯托，您总是这么守时。”曼努埃尔·伊格鲁埃拉跟他打了声招呼，刚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如今放回外套口袋。

“咱们长话短说。”桑切斯·特龙很不自在。

“该长则长，该短则短。”

“我没那么多时间。”

伊格鲁埃拉笑了，喝完最后一口巧克力茶，费劲地站起来。

“风湿。”他放下杯子说，“久坐不动，站起来走头几步特别困难……您正相反，身子骨硬朗得很。”

桑切斯·特龙很不耐烦：

“闲话少说，我不是来聊健康问题的。”

“那倒是，”伊格鲁埃拉打趣道，“您还早着呢，没到时候。”

他十分客气地指了指走廊，两人默默地往前走，走廊尽头有个房间，越往前走，声音越大。进去一看，里面十分宽敞，隔成两间。一间稍大，摆了两张台球桌，好几个人拿着球棍，击打象牙制成的球；另一间稍小，地板略高，几桌人在打牌，余下的人在观战。侍应生系着围裙，端着一壶咖啡和一罐巧克力茶，游走续杯。有人看报，有人抽烟。抽烟斗和香烟的都有，抽得很凶。窗户关着，空气更加污浊，弥漫着一层灰色的烟雾。

“Ecce homo.[70]”伊格鲁埃拉说。

他抬了抬下巴，指了指一张牌桌。有个男人四十岁左右，鬈发，蓄着浓密的黑色连鬓胡，斧头状嘴巴。他看见两位院士，抬起头，出了张金杯骑士[71]，跟牌友交代两句，起身走来。他个头不高，肩膀结实，穿棕色毛呢上衣，鹿皮及膝短裤，没穿长袜和出门穿的好鞋，只系着绑腿，套着简陋的靴子。他走过来，伊格鲁埃拉介绍道：

“堂胡斯托，这位是帕斯夸尔·拉波索。”

被称为拉波索的人大大咧咧地伸出手，他的手粗糙、有力，和面孔一样黝黑。桑切斯·特龙视而不见，依然手背后，只是将下巴微微地抬高两英寸，不像打招呼，倒像故意冷落。拉波索面不改色，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深色的眼眸透着几乎和善的眼神。手伸着，无人搭理，他想了想，这么别扭，还是收回来的好，大拇指伸进坎肩口袋，手抄在兜外。

“跟我来。”他说。

两位院士跟着他，来到一间包厢。里面有一张铺着绿色台布的桌子，几张椅子，一副快要打烂的扑克。三人落座。

“两位请讲。”

拉波索貌似在对伊格鲁埃拉说话，眼神却在端详桑切斯·特龙。哲学家院士没好气地耸耸肩，将主动权让给同伴，似乎在无声地表示：跟你们这种人，我也就临时打个交道。

“堂胡斯托和我已经商定，”伊格鲁埃拉开口，“请您替我们办点事。”

“三天前说好的那件？”

“就是那件。什么时候可以开始？”

“听两位吩咐。还有，要看那两位先生什么时候动身。”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下周一。”

“走普通驿站？”

“学院替他们弄了辆马车……如果条件允许，会在驿站换马。”

沉默片刻。拉波索拿起一沓牌，心不在焉地洗牌。桑切斯·特龙注意到，他每洗一次牌，手里都会出现一张A。

“您得跟着他们。”伊格鲁埃拉接着说，“当然是偷偷跟着……您一个人上路？”

“是的。”拉波索在台布上连放三张武士，看了看牌，似乎在问：第四张在哪儿？“大部分时间，我会骑马。”

“拉波索先生当过兵，”伊格鲁埃拉向桑切斯·特龙解释道，“骑兵。耶稣会教徒被驱逐那会儿，他还当过警察。此外……”

拉波索举起第四张牌，棒花3，好让记者院士住口，哪儿来这么多话？脸上掠过的和善表情——来得快，去得快——使举牌的动作显得不那么突兀。

“我估计，”拉波索盯着桑切斯·特龙，“这位先生对我的履历不感兴趣。两位来这儿不是为了聊我，而是为了聊出行和即将上路的人。”

“去程没那么重要，”伊格鲁埃拉解释道，“盯着点儿就行……正经活儿得从巴黎开始，您要千方百计地阻挠，绝对不能让二十八卷书运到西法边境。”

拉波索满意地笑了。他刚把第四张武士——棒花武士——放到那三张旁边。

“应该可以。”他说。

沉默。桑切斯·特龙稍稍犹豫，接过话头：

“我听说，您在巴黎认识不少人。”

“我在那儿住过一段时间……对城市挺熟的，知道它危险在哪儿。”

哲学家院士听到最后一句，眨了眨眼：

“您要绝对保证他们两位的人身安全。”

“绝对保证？一根毫毛也不能少？”

“是的。”

拉波索的脸藏在连鬓胡里，缓缓抬起，若有所思地将眼神从纸牌挪到“奥维多启蒙读本”上衣的螺钿纽扣上，再挪到他花哨的领带上，最后挪到他眼睛上。

“当然可以。”他不动声色地回答。

桑切斯·特龙看了他一会儿，转过头，冷冷地看着伊格鲁埃拉，让他接着往下说。

“拉波索先生，”伊格鲁埃拉果然接了过去，“当然，这并不排除必要时，还得麻烦您。”

“麻烦？”拉波索挠了挠鬓角的胡子，“啊！那是当然！”

两位院士又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桑切斯·特龙有些怀疑，伊格鲁埃拉请他放心。

“最理想的是，”记者院士建议道，“两位先生遇到困难，被迫放弃。”

“困难。”拉波索似乎在剖析这个词。

“没错。”

“要是一般的困难不起作用呢？”

伊格鲁埃拉乌贼般缩成一团，就差喷墨汁了：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不，您完全明白。”拉波索收起四张武士牌，混进那沓牌里，小心翼翼地码好，“我想知道：尽管旅途劳顿，困难重重，如果那两位先生依然弄到了他们想要的书，我该怎么办？”

伊格鲁埃拉张开嘴，正要回答，话头被桑切斯·特龙抢走：

“如果这样的话，您有全权自由，抢书！”

哲学家院士原本想在对话中占领道德制高点，这下阵地尽失。拉波索嘲弄地看着他问：

“全权自由？”

“百分之百自由。”

拉波索斜睨着眼，看了看伊格鲁埃拉，想证实所听不虚。之后，他把扑克放在台布上：

“先生们：全权自由得花钱。”

“除了说好的价钱，”记者院士稳住他，“其他费用另付，一切全包。”

他把手伸进上衣内口袋，掏出一包钱，共计十九盎司金币，折合六千零八十里亚尔，递给拉波索。拉波索没打开，只是掂了掂，平静而又傲慢地看了看两位院士：

“两位平摊？”

桑切斯·特龙听了，几乎在椅子上坐不住，没好气地回答：

“这与您无关。”

拉波索把钱收好，点点头：

“您说得没错，这与我无关。”

再次沉默。拉波索不说话，盯着他们，眼神里掠出奇怪的光，想逗逗他们。

“会玩扑克吗？”他突然问，“大满贯或别的？”

“我会。”伊格鲁埃拉说。

“我不会，一点儿也不会。”桑切斯·特龙嗤之以鼻。

“打扑克，不是赢，就是输……不过，总要看牌出牌……听明白吗？”

“当然。”

拉波索用胳膊肘压着台布，看了看牌，又转头看了看哲学家院士。他这么一转，桑切斯·特龙看见了他上衣底下，别在腰边的大折刀柄。

“要是在极端情况下，一位或两位出了意外，该怎么办？”

沉默良久。伊格鲁埃拉向来无耻，他先开口：

“有多严重？”

“哦，这可说不准。”拉波索含着笑，语焉不详，“我说的是意外，山高路远，总会出点意外。”

“听天由命。”

“得认命。”傲气的桑切斯·特龙一本正经地说，“自然法则，无法违抗。”

“明白。”拉波索再次嘲弄地看着他，“自然法则，这可是您说的。”

“是我说的。”

“武士、王，还有其他……不是压别的牌，就是被别的牌压。”

“当然，我明白。”

拉波索又挠了挠连鬓胡。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他想了想，问道，“两位是院士，搞语言的，对吧？”

“没错。”桑切斯·特龙点点头。

“有个问题，一直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字母p前面用n还是m？……inplacable还是implacable？”

与此同时，西班牙皇家学院图书管理员堂埃莫赫内斯·莫利纳正在男孩儿街的家中收拾行李。卧室床边摊着一只小箱子和一只旧箱子，用得太久，纸板和皮革破旧不堪。老仆放入了白色内衣、一件家居服、一顶睡帽和几双专程为出行采购的牛皮鞋。衣服都不新：长袜子补过，衬衫的领口和袖口开始脱线，睡帽上的羊毛掉的比剩的多。那个年代和别的年代一样，在马德里当了一辈子拉丁文老师兼翻译，挣的钱只能糊口。煤、油、蜡烛总是要的，总要取暖、吃饭、照明，这是一笔开销；外加房租和市政税收，还有鼻烟、书籍和其他零碎，可怜的收入一眨眼就没了。

“堂埃莫赫内斯，饭好了。”老仆在门口伸了个头，叫他。

“就来。”

照顾了他和亡妻十五年的老人不高兴地嘟哝一声：

“您别磨蹭，汤要凉了。”

“都说了，就来。”

堂埃莫赫内斯不慌不忙地叠好一件外套和几条及膝短裤，放到小箱子里；又在上面加了一件穿了很久的深色毛呢上衣，尽量不压皱袖子和下摆。椅背上搭着深红色花边的黑色斗篷、抹了石蜡的塔夫绸阳伞和圆边海狸皮帽子，戴上有点像神职人员。衣柜上摆着别的打算陪主人出门的寒酸物件：剃须刀、洗漱包、两支铅笔、一本笔记本、一只带表链的破怀表、一只小珐琅鼻烟盒、一把牛角柄折刀，还有一本三十二开双语版贺拉斯。

他把上衣放好，站着不动，思忖片刻。有时候，他会像现在这样，还没出门，想想就觉得累，很累，很疲倦，就像饭桌上正在候着的什锦汤[72]，浓得化不开，心里惴惴不安。堂埃莫赫内斯不明白，自己怎么会意志不坚定，答应学院同事们前往巴黎购书？他没打算去，可所有人都说，选他是因为他天性善良。到头来，他就莫名其妙地马上要出远门去了。千里迢迢，舟车劳顿。他无奈地叹了口气，都这么一大把年纪了，身子骨又差，怎么能累得起？他对出国向来不感兴趣，除了意大利，那里是他毕生研究的拉丁语世界的摇篮。他做梦都想去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徜徉于肃然可敬的石像间，寻找美丽的拉丁语的回声，可惜始终未能如愿。岁月荏苒，造化弄人：拉丁语的摇篮里孕育出了卡斯蒂利亚语，如今被沿海各国人民使用。堂埃莫赫内斯没出过国，西班牙国内去得也不多：年轻时在阿尔卡拉和萨拉曼卡求学，还去过塞维利亚、科尔多瓦、萨拉戈萨和很少的几座城市。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点灯熬油地钻研古籍，削羽毛笔的笔尖，手上沾着墨水，写下“地米斯托克利[73]虽然伟大，但他也许出身低微……”诸如此类的文字。

然而，有个词很有吸引力，它是一座城市的名字：巴黎。它在千里迢迢、舟车劳顿的尽头。这段日子，巴黎对于堂埃莫赫内斯等人来说，极具召唤力，尽管西班牙人出于谨慎，往往喜怒不形于色。那里是变幻世界的心脏，启蒙主义的发源地，将理性置于陈旧的教条之上，为各国人民照亮了通往幸福的道路。皇家学院图书管理员今年六十三岁，病逝的老伴是个随遇而安的基督徒，他本人也有真诚的宗教信仰，信来世。不像某些认识的人，染上了时代通病，尽去琢磨一些费解的问题，为难自己，搅得灵魂不得安宁。图书管理员相信：上帝是造物主，也是万事万物的解决途径。同时，他通过读书，得出结论：凡人应在此生顺应自然规律，获得安逸与救赎；而非此生受苦，寄希望于来世圆满，作为补偿。一个人有两种信仰，往往难以取舍，但堂埃莫赫内斯在最踌躇的时刻，搭起了一座坚固的桥梁，在理性与宗教间畅行无阻。

纵观局势，巴黎意味着挑战，一次充满诱惑的人生经历。那座城市已经无可争议地成为理性对抗非理性的中心，人类知识与现代哲学精髓的大熔炉。在那里，千年死结可以解开，旧时颠扑不灭的信仰可以推翻，天底下、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拿出来讨论，就连法国君主制的宗教根基也在清扫之列，照这个逻辑，别国的君主制更是不在话下。能够近距离地去了解，搭一搭新世界疯狂跳动的脉搏，感受几天无论在沙龙、咖啡馆还是其他闲聊处，从商铺后店到王宫前厅里这座城市的躁动，这样的挑战，连生性平和的堂埃莫赫内斯也无法抗拒。

“跟您说汤要凉了，我不会再催了。”

“来了，胡安娜，别烦人……跟你说了，就来。”

图书管理员一抬头，就能看见卧室窗外、街道尽头的特立尼达修道院，看一次，伤心一次。那些砖墙，之所以会让他心痛，多半是因为老古板、受压抑、没文化的西班牙民族亟须指引未来的新思想。米盖尔·德塞万提斯是西语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无上荣耀，他的遗体却混杂在特立尼达修道院的公共墓穴，骸骨化为尘埃，消逝在岁月中。塞万提斯辞世时，几乎孑然一身，穷困潦倒。他一生命运多舛，被人遗忘，几乎没有享受到旷世之作《堂吉诃德》的成功。塞万提斯故居位于弗兰科斯街和莱昂街的街角，离这儿只有两个街区。人们从陋室中搬出他的遗体，没有前呼后拥，没有奢华排场，随便找个阴暗的角落埋了，谁也不记得究竟在什么地方。同时代的人没把他当一回事，后来，《堂吉诃德》在国外一版再版，读者群体不断壮大，他才被人知晓。时至今日，他依然没有一块铭牌、一处碑文。他的荣耀只能来自岁月的积淀，来自有识之士——和外国人——的敏锐目光和个人崇拜，从未来自他的同胞。塞万提斯在世时默默无闻，如今大多冥顽不化的西班牙民众，只知道斗牛、看剧、穿衣打扮，依然对他不屑一顾。那几堵无名砖墙是西班牙人民无知无识、躺在历史的废墟中、沾沾自喜、固步自封的象征。那座被遗忘的坟墓是塞万提斯在身后留给同胞们苦难的一课。塞万提斯是个好人，他参加过勒潘多海战，做过阿尔及尔的囚徒，一生坎坷，却留下了从古到今最天才、最具创新意义的小说。

“堂埃莫赫内斯！……您再不来，我就把汤端回厨房了！”

堂埃莫赫内斯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过身来，背对着窗，慢悠悠地沿着走廊前往餐厅。书墙对面，有一尊石膏彩绘圣母像，下方是一盏烛台，小蜡烛发出微弱的光。

搜集退役海军准将堂佩德罗·萨拉特·伊克拉尔特的资料比搜集图书管理员的资料要复杂得多。一开始，我几乎什么都没找到，只有西西尼奥·冈萨雷斯-阿列尔在讲述启蒙时期西班牙海军的一本书中有所提及，很少的几行字。后来，我尝试了不同的检索方法，综合了各种资料，总算还原了他的部分生平。堂佩德罗·萨拉特生活低调，服役记录上无任何可圈可点之处，在当年赫赫有名的军人中不算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种种迹象表明，他单身未婚——海军士兵结婚，需要上司批准。如果他结过婚，会有官方记录，可是没有——住在格拉西亚骑士街和阿尔卡拉街拐角处的房子里。在我找到的信息中，只能确认他参加过一次海战：二十六岁那年，他在装有一百一十四门大炮的“皇家费利佩”号上任海军中尉，一七四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作为维多利亚侯爵舰队的一分子，参加了土伦海战，那是一场发生在锡西埃角的海上恶战[74]。此后，他在皇家海军的职业生涯始终黯淡，先就任于加迪斯海军士官生学校，后在海军部秘书处做过文职，直到以海军准将的身份退役。

有关他的文人生涯，我在皇家学院的档案中找到不少，比军旅生涯方面的资料丰富。皇家学院几乎从创始之日起，始终为军方留出一个院士名额，人选来自陆军或海军，负责撰写词典中的军事词条。十八世纪这一百年里，英国是西班牙的宿敌，战火纷飞，相关词条不断涌现。堂佩德罗·萨拉特的学院工作十分繁忙，一七八三至一七九一年间出版的皇家学院词典中，诸多军事词条署的都是他的名。然而，他毕生最重要的成就是首开西班牙同类词典先河的《航海术语词典》，之前只有杂乱无章的海军手册或不成气候的词汇表。我坐在图书馆书桌前，手捧一本《航海术语词典》，信手一翻：十六开本，一七七五年加迪斯印刷，挺漂亮的。几天后，我在拉尔迪餐厅[75]约朋友吃饭，朋友是马德里航海博物馆馆长、海军上将何塞·冈萨雷斯·卡里翁。趁此机会，我请他向我详细介绍词典和作者。他向我确认：堂佩德罗·萨拉特的词典堪称传世之作，当年就是必备的航海类工具书，半个多世纪后，才被蒂莫特奥·奥斯康兰的《西班牙航海词典》超越。

“在此之前，据我们所知，萨拉特曾与率领西班牙舰队在土伦和英国舰队作战的维多利亚侯爵胡安·何塞·纳瓦罗[76]合作过……一七五六年，纳瓦罗完成了一部精美的大开本航海图册，一直未能出版。不久前，我们出版了临摹本。在相关注释上，出现了佩德罗·萨拉特·伊克拉尔特署名的信件和报告。几乎所有注释都跟航海术语有关，可见维多利亚侯爵对这本词典有浓厚的兴趣。”

他俯下身，从靠在椅腿上的文件包里取出一只透明的塑料文件夹，放在我面前的桌布上。文件夹里有好几份复印件：

“关于你那位海军准将，或者，按照院士们的称呼，海军上将，我能找到的资料全在这里：包括由维多利亚侯爵亲笔签署的晋升令，任命他为海军中尉；还有他写的一封信，陈述航海词汇的简洁等优点，很有意思……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人。”

“他于一七七六年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我说，“填的是陆军上将奥索里奥留下的缺。”

“这么说，时间就对上了。萨拉特词典是前一年出版的，皇家学院自然会注意到他。他最大的贡献在于首次出版了系统完整、条目清晰的航海术语大全……他还特别有心，在每个词条旁边，注上了对应的法语和英语，法国和英国当年也是海上强国。启蒙时期的海军正在经历彻底的变革，这本词典紧跟时代，直到今天，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航海词典之一：纯正、清新、有序、现代……一流的科学与文化著作。”

“当年的海军将士既读书，”我指出，像在挑衅，“又写书。”

冈萨雷斯·卡里翁笑了，说这样的海军将士现在也有，只是没当年那么多。他还说，十八世纪下半叶，经过恩塞纳达侯爵[77]的改革，西班牙海军突飞猛进，势不可挡：用美洲殖民地的原材料和当年最先进的技术制造出性能优异的船只，加迪斯海军士官生学校用科学的方法培养出海上精英，只可惜船员是软肋。在不公正的贵族制度下，船员是强征来的，薪水微薄，士气低落。我没想到，航海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珍藏着那么多当年西班牙海军出版的法令法规、绘图学、港口地图集、航海学课本和专著，共计一百多本航海学和基础科学的重要著作。

“这些海军将士，生活在充满希望的年代，深受启蒙思想的启迪，”冈萨雷斯·卡里翁总结道，“甚至备受敌方军队的敬重……安东尼奥·德乌略亚[78]去美洲测量子午线，回国途中被英国人俘获，送往伦敦。英国王室以礼相待，任命他为皇家科学院院士。”他顿了顿，忧伤地看了看面前的盘子，“几年后，一切止于特拉法尔加[79]：人没了，船没了，书没了……再后来，就发生了后来发生的事。”

他用勺子轻轻拨了拨什锦汤里的鹰嘴豆，又把勺子放下。话说完，胃口没了。

“萨拉特在个人研究领域，就是一位具有启蒙思想的海军将士。”他沉默片刻，又说道，“他坚持不懈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希望能建设出一支光荣的现代化海军，让西班牙王国能够面对各种挑战。毕竟，当年的国土遍布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他和众多籍籍无名，死于毫无希望的海战，或因领半饷，甚至领不到军饷而死于穷困的士兵一样，有文化，有尊严，有诚信……当年的西班牙不想做任何改变，有太多的黑暗势力在扯国家的后腿。”

他端着勺子，又停下。后来，他把勺子放在盘子边，伸手去端葡萄酒。

“可是，他们努力过。”他喝了一口，苦笑着，看着我，“至少，那些优秀的人努力过。”

现有的皇家学院词典旨在体现卡斯蒂利亚语的崇高、美丽与丰富。考虑到商船与航海是贸易往来与社会进步的基石，我决定编写一部相对小型的词典，按照其他文化发达国家的方式，收入并扩充有关海洋科学与艺术部分。我不会无中生有，只想忠实地、原汁原味地收录古典作家笔下的词汇，有分寸、有学识的人所使用的词汇，甚至海上普通老百姓所使用的日常词汇。希望借助这本词典，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用好……

皇家海军退役准将堂佩德罗·萨拉特·伊克拉尔特放下羽毛笔，又将最后几行读了一遍，那是新版《航海术语词典》简短前言的结尾部分。房间桌上摆了一盏油灯，光线对他已经足够。尽管他上了年纪，但视力几乎完好无损，不需要戴眼镜凑近了看东西。他对文章十分满意，洒上吸墨粉，吸干墨水，将这张纸和先前写好的四张叠在一起，用火漆封好；之后，再用羽毛笔蘸上墨，写上地址——加迪斯海军士官生学校印刷厂——将信封放在书桌正中央，起身，最后环视一眼，确认所有物品收拾完毕。最后那一眼是习惯动作，多年不变。身为海军将士，他受过相关训练，原本就爱整洁；年轻时，遇到过各种各样的风险。因此，每次出门前，他都做好一去不归的准备，保持一丝不苟的整理习惯。所有物品各回原位，回家后好找；万一主人永远回不来了，接手物品的人也好找。

房间小而朴素，符合有尊严、不张扬的绅士家庭。油灯的光照亮了为数不多的几件实用的桃花心木和胡桃木家具、一张普通质量的地毯、几个摆着许多书和海战图册的栎木书架。正面墙上有只从来不点的壁炉，搁板上的玻璃盒里，是一艘装载着七十四门大炮的战舰模型。壁炉上方，并排挂着六幅镶了框的大型彩色铜版画，展现的是西班牙舰队和英国舰队的土伦海战。堂佩德罗·萨拉特扫了一眼，沿着走廊，慢悠悠地走到门厅。他穿着旅行用的英式旧皮靴，刚上过油，擦得锃亮，很舒服，踩在木地板上发出回响。姐姐安帕罗和妹妹佩利格罗斯候在门厅。她们穿着带蝴蝶结和细丝带的家居服，灰白色的头发挽起来，压着一尘不染、浆过的束发帽。姐妹俩和他一样，又高又瘦，特别是姐姐安帕罗。他们仨最像的是眼睛，一样的明澈，泛着淡淡的蓝，像是被阳光溶解了，看起来不像西班牙人，有些邻居甚至叫萨拉特姐妹“英国女人”。她们都没出嫁，性情温和，任劳任怨，三十年来，一直悉心照料着海军上将。母亲过世得早，姐妹俩先是照料年迈的父亲，兄弟从海上归来后，又接着照料兄弟。她们为他而活；除此之外，只去参加宗教活动，每天听弥撒，看劝人向善的书籍。

“车夫上来过，把行李拿下去了。”安帕罗说，“马车在街上等。”

姐姐看上去很激动，妹妹拼命忍住泪水。但姐妹俩站得笔直，十分坚定，为家族荣耀感到欣慰。她们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在火盆桌旁讨论了半天，认为从法国带来的东西没一样是好东西，因为她们的忏悔神父对法国害人不浅的哲学家和其他胡说八道的人没什么好印象。尽管如此，堂佩德罗身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受命出国，这是荣耀，性质完全不同。他要做的事，不会是什么坏事。更何况，教育民众不应遭到反对，理应全力支持。既然如此，管他去巴黎还是君士坦丁堡。忏悔神父就算再虔诚，离上帝再近，也会时不时地犯错。

“我们在篮子里放了两大块面包和凉菜，”姐姐递给他深蓝色厚呢面料、裁剪合身的大翻领大衣，“还有两瓶用柳条筐包好的帕哈雷特酒[80]……够不够？”

“够了。”堂佩德罗拉着短款英式燕尾服的袖子，将胳膊伸进大衣，“酒馆客栈里什么都有。”

“这些是现在吃的。”佩利格罗斯说，她都没出过富恩卡拉尔门。

海军上将充满温情地摸了摸姐妹俩憔悴的面颊，一边一下，每人两下。

“别担心，这次旅行挺舒服的。院长大人把自己家的马车借给我们用，只要在驿站换马就行……再说，堂埃莫赫内斯·莫利纳是个好人，车夫也信得过。”

“我说不好，”大姐皱了皱鼻子，“总觉得车夫太随便，有些放肆。”

“这样才好。”海军上将让她放心，“跑这趟，要的就是有经验、有见识的车夫。”

“跟你年轻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也很有见识。”

海军上将扣上大衣扣子，微笑着，有些漫不经心：

“也许吧，安帕罗……那么久远的事，我都记不清了。”

妹妹递给他刚刷过、干净清爽的黑色三角毡帽。堂佩德罗注意到，羊皮条内衬里，有赶路人的保护神，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画片。

“小佩德罗，路上千万小心。”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她们才会像小时候那样，叫他小佩德罗。上回这么叫，是在两年前。他严重肺充血，卧床三周，水蛭、糖浆、外科医生开的膏药全用上了。姐妹俩轮流，没日没夜地守在床头，手持念珠，不停地祈祷万福马利亚。

“我留了一封信，寄到加迪斯，麻烦你们送到邮局。”

“你放心。”

手杖架里有十几根手杖，海军上将挑了一根银把手的桃花心木手杖，里面藏着一柄五拃长的托莱多优质剑。他转过身，发现姐妹俩的眼神忧心忡忡，尽管谁也没开口。她们多次见他拄着这根手杖，出门散步。一柄手杖剑在当年、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防患于未然。

“我房间的大箱子里有点钱，如果你们需要……”

“用不着！”姐姐有些高傲地打断了他，“家里一直量入为出。”

“我会从巴黎带礼物，每人一顶帽子，还有一条真丝披肩。”

“这里的披肩不是更好？”佩利格罗斯爱国主义情绪泛滥，“菲律宾出产的马尼拉披肩，那些岛屿是咱们西班牙的[81]……法国披肩不怎么样。”

“好吧，那我再找点别的。”

“别乱花钱买东西，”安帕罗批评他，“你自己要当心。”

“我们去找书，又不是去打仗。”

“即便如此，也别相信任何人。钱收好。吃东西要小心，那儿的菜太油，放了太多黄油，对胃不好……”

“他们连蜗牛都吃。”妹妹特地指出，口气很不屑。

“行，”海军上将答应她们，“不吃蜗牛，不吃油腻的东西，不吃黄油，只吃橄榄油。我保证。”

“巴黎有橄榄油吗？”佩利格罗斯不太放心，“沿途客栈里有橄榄油吗？”

堂佩德罗亲切地笑了，耐心地回答：

“妹妹，你放心，一定有。”

“注意保暖，”安帕罗再三叮嘱，“脚湿了，别忘了换袜子……箱子里有六双，听说法国老下雨。”

“我会的，”海军上将又安慰道，“你们放心。”

“药剂师开的糖浆带上了吗？带上了？……小心别把瓶子弄碎了，出门别忘了喝，你的肺不好。”

“我保证，我会放在手边。”

“小心法国女人。”佩利格罗斯胆子大些，特意提醒道。

安帕罗打了个激灵，责备地看着她：

“上帝啊！妹妹，你说什么呢？”

“怎么了？”妹妹反驳道，“难道法国女人不是那样？”

“你怎么知道……这么说，缺乏基督教仁义。”

“什么仁义不仁义的？那些女人可放肆了！”

姐姐大惊失色，在胸口画十字：

“天啊，仁慈的基督耶稣！佩利格罗斯……”

“好了好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些女哲学家，在时髦的沙龙里对着男人侃侃而谈……没准哪天，就频繁出入咖啡馆了。我不说了。”

海军上将笑了，戴上帽子，脖子上耷拉着灰白色的短马尾，扎着黑色塔夫绸带子。

“你们放心。我都这把年纪了，对法国女人不感兴趣，对西班牙女人也不感兴趣。”

“这是你自己以为的。”佩利格罗斯不同意，“好多美男子都对女人感兴趣，是不是，安帕罗？……就你这个年纪，很有魅力的。”

“那当然，”大姐表示同意，“会感兴趣的。”

帕斯夸尔·拉波索迎着晨曦，坐在圣米盖尔酒馆门前，腿伸在桌子底下，手抄在口袋里，手边放着一罐葡萄酒，望着街对面帕哈小广场的拐角处。四座马车旁站着两个人：一个又高又瘦，穿着深色大衣，戴着三角帽，拄着手杖，刚从附近的门厅出来，正在跟一个又矮又胖、穿着西班牙斗篷、戴着海狸帽的男人说话。车夫蓄着大胡子，穿着厚披风，看上去像个粗人，将最后几个包裹搁在马车顶上。拉波索眼神犀利，总能注意到有用的细节；不像别人，要么太笨，要么太嫩，看不见，事后懊悔。无论是放在车夫座位上套着套子的猎枪，还是运行李下楼时，胳膊底下夹着的一盒手枪——先把手枪放进马车，再将行李搁在车顶——都被他看在眼里。

拉波索四十三岁，一辈子打打杀杀，左腰上有老伤，被刀捅的，缝过针，在休达监狱蹲过多年。他能活到今天，全靠眼神好，能注意到细节，七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他这身本事。他早就退了伍，换了种活法，但习惯和眼神这些战术上的底子还是当年打下的。对于这位老牌骑兵来说，生活意味着无休止的逃亡，看着不同的风景，从事不同的行业。哪行都不容易，就为了讨口饭吃，各地的风景也没那么好看。

两个男人上马车，关门；车夫也在位子上坐好。鞭子一响，马儿们慢悠悠地起步，拉着马车往圣路易斯广场走。拉波索在桌上放了一枚硬币，起身，慢条斯理地扯了扯马赛买来的带灯芯绒装饰的短大衣，戴上卡拉尼亚斯出产的帽子，帅气地翻起前额上的帽檐。一位漂亮的姑娘，很年轻，小麦色皮肤，披肩拉到头上，穿着高跟鞋，从附近某个教堂走来。拉波索不动声色，傲慢地盯着她的眼睛，绅士般地后退一步，给她让路：

“美人儿，跟您做洗礼的神父真有福气。”

姑娘没搭理他，独自走远。拉波索对她的轻蔑并不在意，目送她远去，咂了咂嘴，沿着格拉西亚骑士街，远远地跟着马车。其实没必要，他早就调查过，知道由两位院士组成的远征小队从哪儿出城。不过，还是确认了更放心。他估计：他们会走富恩卡拉尔门或圣塔芭芭拉门，前往布尔戈斯。拉波索对这条路，包括沿途驿站和客栈都十分熟悉。根据出发时间，加上这个季节破天荒的干燥，他们能顺顺当当地赶八到十小时的路，估计第二天能到索莫谢拉，照例住在华尼利亚客栈。他打算在第三天出发前，不紧不慢地赶上他们。他骑马，三天前刚买了一匹好马：淡黄色，中等身材，健康，壮实，四岁，经得起长途跋涉，至少能跑完大半程；实在不行，就找机会再买一匹，或者用驿站的马。去巴黎，路上要走四个礼拜。老习惯，行李只带必需品：一只拴在马屁股上的皮箱；一只装着干粮的大皮口袋；一件遮寒挡雨的涂蜡披风；一床卷起来、用皮带拴好的萨莫拉毯子；还有一把卷在毯子里的骑兵军刀。这些他都打包好，放在拉帕尔玛街的客栈房间。他还睡了老板娘的女儿，老板娘居然痴心妄想，想把女儿嫁给他。马儿吃得饱饱的，鞍鞯也备好了，候在富恩卡拉尔门附近的马厩。

“妈的，帕斯夸尔，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到你。”

被熟人撞个正着，拉波索依然在笑。他干的是刀尖上行走的勾当，微笑是必需的，甚至在适当的时候，微笑意味着大开杀戒。跟他打招呼的理发匠扎着吉卜赛风格的小辫儿，箍着发网，是在下三滥的巴尔基略·伊·拉瓦彼斯认识的。他在这条街上开了家理发店，除了理发修面，还弹得一手好吉他，方丹戈舞曲和塞吉迪亚舞曲信手拈来。

“进来，给你刮个胡子，说说话。进来吧，不收钱。”

“帕科罗，我赶时间，”拉波索表示歉意，“正忙着呢！”

“就一会儿。跟你说个事儿，你准感兴趣，”他会心地冲他挤挤眼，“那人你认识。”

“我认识的人多了去了。”

“这人绝对有料，整天撩人……还记得玛利亚·费尔南达吗？”

拉波索坏笑着点点头：

“我记得，半个西班牙的人都记得。”

“是这样的：有个人追她，穿得挺时髦的，有点家底，好像是个侯爵家的公子哥儿，听说是。”

“那又怎样？”

“公子哥儿喜欢穿得漂漂亮亮的，带她去赌场。我在那儿跟他结了点梁子，打算捉弄他，栽他玩弄处女。”

拉波索听到最后一个词，扑哧一声笑了：

“玛利亚·费尔南达从娘胎里就不是什么处女。”

理发师实事求是地点点头：

“那是，可公子哥儿不知道，可以敲他一大笔……你去扮生气的哥哥，怎么样？”

“我有别的事儿。”

“好吧，太可惜了……你手上拿把折刀，很吓人；不拿折刀也吓人。”

拉波索耸耸肩，跟他告别：

“下次吧，帕科罗。”

“行，下回干他一票！”

拉波索离开理发店，两位院士乘坐的马车已经驶到了圣路易斯广场。他稍稍加快脚步，跟上他们，马车果然右拐。很显然，如他所料，他们会从富恩卡拉尔门出城。该去客栈拿行李，跟老板娘的女儿告别了，再去马厩取马。

“给点钱吧，看在上帝分上。”乞丐一瘸一拐地挡住了他的去路，伸过来一只断了手的胳膊。

“滚！”

见他不好惹，乞丐立马闪人，敏捷得不可思议：人一闪，没了。拉波索专心做事，摸着连鬓胡，目送马车走远，脑子里正在盘算一大堆的事：要走多少里？途经多少驿站和客栈？走后面？走前面？还是擦肩而过？终于，他心满意足地笑了，露出一点点牙齿，几乎有些凶残。他这种人，隔段日子，不是见人杀人，就是自己杀人。对于见惯类似场面的人，不重要的事情居多，重要的事情没几件。其一，人分两大类：有人干坏事，是因为天生品行恶劣、想保命或性格懦弱；还有人像他那样，干坏事，是因为受雇于人。其二，生活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无论是上天不公正还是人为不公正，办法只有两个：忍气吞声或沆瀣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