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社会理论

在介绍工业社会理论并将它与源自马克思或由马克思所提出的观点进行比较之前，我必须做一些限制性说明：我所要进行的对比，我所要遵循的讨论线索，决没有穷尽社会学思想的所有范畴。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各种不同的途径（approach）的话，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想中的差异甚至更大。因此，不可避免地，我们必须把通常比较复杂的问题进行某种程度的简化，我也不可避免地要忽略某些问题和观点，它们或许在一些篇幅较大的书本中值得做更多的讨论。

因此，我采取设定情境（set the scene）的方式对这两种理论加以比较。本书并不是一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它赞同马克思的某些观点并不意味着它接受他的全部观点，或者接受任何自称是马克思继承人的观点。但是，这也不表明我在赞同工业社会理论，并反对马克思。从这两种立场中，我们都可以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但每一种也都存在其不足，我们不但必须加以辨认，而且必须予以改善。你可能经常发现一些作者宣称，“马克思主义”与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学”（bourgeois sociology）彼此不相容，因此你必须以另一方为代价而选择其中之一。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的观点。

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工业社会”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圣西门那里。在我看来，圣西门的思想与那些更为晚近的思想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贯性。但是，我并没有说“工业社会理论”指的是任何特定思想家流派所共享的一套主张，相反，我指的是一系列大体上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概念和解释。每一位作者都强调某些方面而牺牲其他方面，而且以不同程度的论证和完善性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库玛的《预言与进步》一书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些观点）。

那些我认为可以归属于工业社会理论的思想家，至少曾经提出了以下的部分观点。

（1）当代世界最重大的变迁在于从主要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机械化生产和商品交换为基础的“工业社会”过渡。许多作者已经用不同的标签来标示这两种类型的社会，并以不同的方式刻画了它们的特征。而且他们还指出，在不同的国家，“传统”与“现代”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结合在一起。

（2）从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代表了历史上的进步运动。当然，没有人会否认工业社会也存在着冲突和张力，但在他们看来，工业社会的良性特征能够抵消这些缺陷，这些良性特征不但创造了物质繁荣，而且消除了传统的约束。在工业社会中，僵化的社会差别——如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差别——得到了消除，从而形成了一个机会日趋平等的社会。

（3）对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发生在西欧的阶级冲突，工业社会理论认为，这是从传统农业秩序向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形成的张力的结果。对于这一方面，经常被提起的最有影响的观念就是“阶级冲突的制度化”。在工业社会最初形成的阶段，阶级划分是明显的，阶级关系是重大张力的焦点。但是，随着彼此能够接受的工业谈判模式得到建立，以及“政治公民身份权利”——投票和组建政党的权利——扩展到大多数人口，这些紧张关系很大程度上被化解了（有关这些方面的有影响的分析，可参阅西摩·马丁·李普塞特的《政治人》，迄今为止，它还是一部相当具有启发意义的作品）。

（4）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一个基本环节就是自由民主国家的兴起。自由民主制度是一种常见于西欧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盛行议会制政府，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政党通过选举的方式获取议席。许多作者认为，这种国家是工业社会扩张的自然产物。但是，另外一些作者则更敏锐地把握了它的特殊本质，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认为现代国家在社会变迁过程中能够自主扮演基本的角色。

（5）工业社会理论的支持者假定或认为，工业秩序一旦出现，就存在其基本的一致性。这种观点有时得到了最为直率的表达，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克尔（Kerr）和他的同事。根据克尔的“趋同论”（convergence theory），存在着一种他所谓的“工业主义的逻辑”，它能使工业社会的其他制度越来越趋于一致，不管它们最初存在着多大的差异。工业化程度越高的社会，它们之间相似性也就越多，由于传统的遗迹已经被消除殆尽。克尔把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美国和苏联上，他认为，尽管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存在差异，但它们已经越来越踏上了相同的发展道路。这种看法现在依旧赢得了一些支持者。当然，它也遭到了如本迪克斯（Bendix）这一类人的强烈批判，他们强调，在当代社会，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方式。

但是，这些批判者仍然经常认为，尽管可以发现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之间存在某些差异，但它们也有其总体相似性。而且他们还认为，这种总体相似性是工业社会的必要品质，可以防止工业社会发生过于剧烈的转型。如克尔和其他一些人所表明的那样，这些观点并不含有技术决定论的色彩。例如，许多作者从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著作中吸收灵感，认为大型组织（large-scale organization）是当代社会的必然特征，具有某种普遍的色彩。一如马克斯·韦伯，他们不仅直接批判马克思主义，而且也批判更广义的社会主义所标榜的理想。在本章的后半部分，我将解释他们之所以采取这种立场的原因，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思想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同样可参阅本书第四章第三节）。

（6）从世界上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而言，工业社会的观念通常与所谓的“现代化理论”密切相关。现代化的观点也非常容易与我前面提到的其他假设和论点相契合。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论点在于，“不发达社会”深陷于传统制度之中，如果它们想要获得西方社会的经济繁荣的话，它们就必须从传统制度中解放出来。目前，这种论点已经在各种不同程度的复杂论证下重新得到建构。有时，“现代化”被简化为“西方化”的同义词，任何人只要认定所有工业社会的本质都是相同的，他也就很容易作这样一种简化。然而，许多作者认为，“工业社会”包含了最初起源于西方文化的制度，其他社会在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将会形成某些与西方社会不同的道路。同时，他们还认为，除非采纳已经存在于工业社会中的某些行为模式，否则“不发达”将无法得到超越。由这种观点所引起的问题，我将在第七章中予以论述。

迄今为止，我的论述仅仅停留在一个非常抽象的层面，这样做有助于我在进一步讨论时把问题说得更具体。达到这一目的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首先勾画一个工业社会理论的个案，然后把它与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进行对比。一个最具影响而又符合这一条件的案例就是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与阶级冲突》一书中所作的论述。尽管该书从最初出版到现在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作者后来也修正了自己在该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但它仍然包含了许多广泛流行的观点。而且，该书的写作也明显是为了对马克思进行批判性检视，因此，有助于与马克思主义所明确表达的观点进行对比。

达伦多夫的论述以对“工业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有用性的直接比较作为开端。马克思使用的是后者，达伦多夫则认为，前者才是理解西方社会的一个比较包容性的概念。他宣称，“工业生产并不是历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而是可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永远跟随我们。”达伦多夫所使用的“工业化”概念表示的是工厂或企业中商品生产机械化的涵义，而工业社会则表示在该社会中，工业主义已成为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

达伦多夫毫不迟疑地告诉我们，工业化是影响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现象。他说道，资本主义仅仅是工业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一种仅仅局限于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西欧社会的过渡形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工业生产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工业资本家既是一个或多个工厂的所有者，同时也是管理工人的直接权威。但是，这种所有权与管理权重叠在一起的现象仅仅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自马克思时代以来，随着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资本所有权不再赋予对企业权威体系的控制权了。今天，控制工业生产的是一些职业经理，这在大企业中尤其如此，这种大企业已越来越成为经济的主流形式。马克思（我随后将会论述到）把资本的私人所有权看作是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对于这一点，达伦多夫认为，马克思是完全错误的。与工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的确是“人类历史中的匆匆过客”。资本主义社会不过是工业社会的一种次要形式，不过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从某种意义上说，达伦多夫与马克思在这里有其共同点。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注定要为另一种社会所取代的社会类型。但是，他们解释这种取代过程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资本主义仅仅是工业社会的早期形式，后者才是无可避免地将要主导我们时代的社会。资本主义消失后，必然经历一个相对和缓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主要为由工业化发展所构成的经济变迁所主导。另一方面，对于马克思来说，只有通过一种革命性的变化过程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这一过程将产生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而且，马克思还相信，阶级冲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达伦多夫则与许多其他工业社会理论家一样，认为阶级之间的斗争仅仅是近代历史上一种具有某些重要意义的现象。在阶级斗争问题上，达伦多夫的观点是复杂的，我这里不想对它们妄加概括，因为它们还包含了对“阶级”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企图，对于他的界定，即使是那些立场与他相近的作者也未必赞同他的说法。然而，从与马克思进行比较的角度而言，达伦多夫把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冲突——与私有财产联系在一起——转移到了19世纪这一相对短暂的时期。阶级冲突意味着工业社会发展早期所遭遇的严重的社会张力，由于这一社会新形成的各种制度还没有充分发展。同时，达伦多夫对我前面提到的第三点和第四点也特别重视，他认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出现，各种工业仲裁形式的建立，包括法律上对罢工权利的正式承认，使工业领域的冲突得到了调节和控制。前者使政治领域中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政党的正式组建成为可能，后者则使工业领域中的不同利益得到了类似的承认。由此形成的结果是，卸除了阶级冲突这颗定时炸弹的引信，并使19世纪相对激烈的阶级斗争让位于和平的政治竞争和工业谈判。

在达伦多夫的分析中，工业社会是一种分化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冲突和联盟关系。他所展现的总体上是一幅乐观的图景，这些冲突在前面描述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秩序中能够得到很好的处理。另外，工业社会一个特别重要的伴生现象就是：社会流动性的增长可以带来机会平等的扩大。按照达伦多夫对工业社会的描绘，从工业社会内部的不同群体之间仍然存在着财富和权力上的实质性差异来说，工业社会并不是一种平等的社会。但是，这些差异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影响，却因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具有越来越多的随社会层级上升的可能性而抵消。教育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根据达伦多夫的观点，在工业社会中，个体在教育体系的成功或失败将成为影响其社会地位的主要因素。教育使社会流动更趋自由，而这一趋势又成为工业社会稳定成长的关键。用达伦多夫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流动性成为工业社会结构的根本要素之一，如果流动过程受到严重阻碍的话，我们便可以预测工业社会的‘解体’。”

在这一点上，达伦多夫的观点与半个世纪以前涂尔干所写下的观点非常接近。涂尔干在其所谓的“内在不平等”和“外在不平等”之间进行了区分：内在不平等是个体由于能力和气质上的遗传差异而导致的不平等，外在不平等则指从社会中产生的各种不平等。他认为，当代社会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外在不平等将逐渐得到消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个普遍平等社会，而是由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机会平等将日益增加。这一过程可以被解释为，社会正走向越来越依据内在不平等来分配个人财富和权力的社会秩序。个人将找到与其智慧相当的社会地位，而这又依赖于一个善意国家的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