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旨在对土地贵族和农民在农业社会(简单地界定为绝大多数人口都以土地为生的国家)向现代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自所发挥的政治作用进行解释。更具体地说，本书试图找出一系列的历史条件，正是因为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农村两大群体中的一方或双方才能够演变成极其重要的力量，从而推动了不同形式西方议会民主制的出现、右翼专制(即法西斯政权)和左翼专制(即共产主义政权)的崛起。

对于人类社会学学者来说，所有问题的产生都不是毫无根据的，因此就有必要简要地指出提出这些问题的原因。早在十多年以前，在我开始全身心投入到这本书的撰写之前，因为看到了俄国和中国在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时都还是彻头彻尾的农业国家这一非常明显的事实，我开始怀疑工业主义是否真是20世纪极权主义政权的主要根源。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确信，如果不把亚洲的制度和历史考虑在内，我们是无法充分地从理论上理解政治体制的。因此，对于农村中各个不同的阶级形成了什么样的政治势力进行研究，并在研究中对亚洲社会投入与西方社会同样多的关注，这种做法似乎能够让我们有所收获。

本书首先(第一部分)讨论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是如何分别走上民主和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我原本想要在完成这一部分之后再加上德国和俄国的章节，希望能够展示出欧洲法西斯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制度的社会起源与议会民主制度的社会起源之间的差异。但最后我决定放弃这两章，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已经非常冗长了，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因为在我写作该书的过程中，研究这两个国家的优秀专著已经出版了不少，就算我再用社会历史学的方式对这两个国家进行阐释，也难以锦上添花。当然，为了有助于比较，我仍然会随处引用有关德国和俄国的材料，而且在第三部分的理论探讨中，也会引用到相关的资料。书后的参考书目中列出了我在形成关于德国和俄国社会历史观点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资料来源。省略了对德国和俄国的研究，至少给了我一个好处，让我可以在本书第二部分更加详尽地分析在农业问题至今仍然非常严峻的日本、中国和印度所形成的亚洲版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另外，由于西方读者通常不太了解这些国家的历史和社会结构，因此对我这个知之甚少却着墨甚多的作者，评论家们可能会更宽容一些。

由于本书在内容选择上存在特殊性，因此可能会出现两种反对意见，一是认为范围太宽，单靠一人之力难以有效覆盖；一是认为范围太窄，无法产生可靠的概括性结论。如果有人批评这一任务过于宏大，作为作者，我深表认同。而第二种批评者则可能指出，本书根本就没有考虑到那些小国家，比如可以归入民主一边的瑞士、斯堪的纳维亚群岛国家或者欧洲南部国家，以及归入共产主义一边的古巴、前苏联在东欧的卫星国、北越和北朝鲜。批评者会认为，如果把它们排除在外，那么怎么可能对西方民主或者共产主义制度的发展给出概括性结论呢？把西方民主小国排除在外难道不会使全书形成某种反农民的偏见吗？对于这样一种反对意见，我觉得可以给出一个公允的回答。本书着重研究的是一个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某些重要历史阶段，这一进程在某些国家已经修成正果；在另一些国家，这一进程表现为通过暴力和其他方式形成新的社会制度，并使得这些特定的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先后成为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领导者。因此，除了那些因接受外来制度而导致重大历史事件的国家以外，我重点研究的是那些产生了新制度，并让新制度大行其道的国家，而不是这些制度在其境外如何被传播与接受。小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更为依赖大国和强国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形成其政治的决定性原因在其国界之外，而且也意味着其政治问题真的无法与那些大国相提并论。因此，涵盖了小国和大国的有关民主或者专制的历史先决条件的一般性陈述就很可能过于宽泛，以至于反而变成抽象的陈词滥调。

从这一个观点来看，对特定国家，农业社会转变过程的具体分析所产生的效果一点也不小于广泛的概括所产生的效果。比如说，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弄清楚农业问题的解决方案最终如何帮助英国成功地建立起了议会制民主，而印度由于未能成功地解决其非常特殊的农业问题，因而使其民主发展受到了影响。更进一步地说，对于任何一个既定国家，人们肯定会发现，有一系列因果关系难以被纳入某些概括性很强的理论。相反，过于执着于理论总会带来如下的危害：可能由于过于强调了那些能够契合理论的事实，以至于夸大了这些事实在各个国家历史上的重要程度。出于这些原因，对几个特定国家转型过程的具体分析占据了本书最大的部分。

在试图理解某个特定国家的历史的时候，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提出非常有益、有时也非常新颖的问题。这种比较的方法还有一个好处，即有时我们可以借此来从反面粗略地审视一下那些人们已经普遍认同的历史观点。比较可能会带来新的历史结论。实际上，该方法的特征构成一个独立的思想过程，使得这样的研究不再只是有趣事例的堆砌。例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印度农民经受了与中国农民一样多的苦难，但是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革命运动。由此，人们开始对以往关于这两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的解释产生了怀疑，并对其他国家农民暴动的影响因素有所警觉，希望能够找到共通的原因。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德国，农业精英和工业精英之间的联合，也就是大家通常所称的钢铁和黑麦之间的联姻，给民主制度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了解到了这一点，人们不禁会疑惑，为什么发生在美国的钢铁和棉花之间的联姻没有阻止内战的发生。这样，人们就对建立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显然，比较性的分析仍然无法取代对具体事例的详细考察。

有效的概括好比一张飞行员在横跨大陆时使用的广袤区域的缩略地图。这样的地图和那些非常详细的地图各有各的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只要知道这片区域大致方位的人们来说，没有谁会希望了解每一幢房子和每一条小路的具体位置。但是，如果有人是步行来探索这一区域(就像当前比较历史学家花费大量时间所做的那样)，那么，他首先注意到的会是一些细节，然后再逐渐发现这些细节的意义和相互关系。当然，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探索者发现自己迷失了方向，被困在一片由各种细节性事实构成的灌木丛中(在这一灌木丛中寄居了一群专业人士，他们激烈地争论着这些灌木究竟是松木林还是热带雨林)。最终，探索者走出困境时可能身上遍布伤痕。如果让他画出一张关于这个区域的地图，那么可能会有招待过探索者的当地居民责怪他忘记了画上他家的房子和空地。在旅程结束时，如果这个探索者打算为后来人粗略地记录一些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的话，可能招致更大的批评。我现在所做的也无非如此——非常粗略地勾勒出我最主要的发现，希望能给读者提供一张值得我们一起探索的这个区域的缩略地图。

从这里所研究的一系列事件中，人们可以分辨出从前工业世界进入到现代世界所经历过的三条主要历史道路。第一条，我认为，就是所谓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这个术语会因其马克思主义内涵而引起许多学者的警觉，撇开这一事实不谈，它也确实比较模糊，存在着一些劣势。但是，基于接下来适当时候会解释到的原因，我仍然认为有必要用资产阶级革命来指称某些特定的暴力性变革，这些变革发生在英国、法国和美国逐渐发展成为工业化现代民主社会的进程中，被历史学家们等同于清教徒革命(或者人们通常所称的英国内战)、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这些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产生了一个拥有独立经济基础的社会群体，该群体奋起扫除那些过去遗留下来的阻止资本主义民主发展的障碍。尽管扫除这些障碍的很大一部分动力来自城市中的贸易和制造阶级，但这远非事情的全部。这股资产阶级力量所找到的同盟和所遇到的敌人在不同的历史事件中都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一开始主要关注的是土地贵族，他们有的像在英国那样成为资本主义民主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的因为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浪潮而在革命或内战中被甩到一边。农民也一样，其主要政治力量可能会与推动资本主义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力量相伴而生，但也有可能会变得无足轻重，而背后的原因，要么是资本主义的进程彻底摧垮了农民社会，要么是这一进程肇始于一个像美国那样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农民阶层的新国家。

通过大革命和内战走出的第一条也是比较早的道路是一条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相结合的道路。第二条道路同样也是资本主义道路，不过到了20世纪，却最终演变成法西斯主义。德国和日本是最明显的两个例子，尽管本书只对后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其原因我已经在上文中给出了，在此就不再赘述了。我将这一道路称为反动的资本主义道路。它等同于一种自上而下的革命形式。在这些国家，资产阶级的推动力要微弱得多，即使他们采取革命的形式也会遭到失败。后来，力量相对微弱的商业和工业阶级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半议会式政府的支持下推行了建立一个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其所依靠的主要是从农村招募的、对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的旧统治阶级心怀不满的那些力量。在半议会式政府的支持下，工业得以快速发展。但是，经过了一段简短而又不稳定的民主时期，国家却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第三条道路当然就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这些国家庞大的农业官僚先是抑制商业后来又抑制工业发展，比起法西斯主义有过之而无不及。抑制带来的后果是双重的。首先，城市中的工商阶级尽管也在迈向现代化方面进行过尝试，但是由于力量过于薄弱，因而都不能像德国和日本的工商阶级那样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初级合作伙伴。这些国家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一步都没能走出，因此仍然保留着庞大的农民阶层。然而，随着现代世界对农民这一阶层的不断侵蚀，遭受到新的束缚和压力的农民为推翻旧秩序提供了摧枯拉朽的重要革命力量，而当这些国家进入共产党领导的现代时期之后，农民却变成了最主要的牺牲品。

最后，我们从印度那里看到了第四种类型，能够用来解释其迈向现代化的动力为何比较微弱。在那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既没有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革命也没有导致共产主义的农民革命，因此其现代化进程的动力也很微弱。在另一方面，这个国家表面上还是出现了一些形成西方民主的历史先决条件。一个颇具规模的议会政体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印度，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是最为微弱的，所以印度这一实例无法用适用于其他国家的任何理论体系来加以诠释。当然，我们仍然可以利用印度这一实例来对这些概括性的结论进行有益的检视。这一实例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民革命，因为在压根就没有发生过农民革命的印度，农村的困苦程度与中国几乎相同，但在中国，不论是在尚未进入现代社会以前还是在最近这段时期，造反和革命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让我们尽可能简洁地总结一下，我们试图理解的是地主和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导致资本主义)、流产了的资产阶级革命(导致法西斯主义)和农民革命(导致共产主义)中所起到的作用。农民应对农业商品化挑战的方式是决定政治结果的关键性因素。我希望能在随后的讨论中澄清这些政治标签是否适用，同时也弄清楚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政治运动是否存在着一些共通的因素。在另一方面，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尽管对于每一个特定的国家来说，会有一种形态作为主导形态出现，但是你有可能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次要形态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却成了主导形态。因此，在英国以及在法国大革命后期一直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期间，也存在着一些反动形态的元素，这些元素在德国却成了主导特征，那就是，旧土地贵族和羽翼渐丰的工商业精英阶层联手对抗城镇和农村里的下层阶级，但是他们有时候在某些问题上也能赢得下层阶级的支持。实际上，在我们所研究到的每一个社会里，包括美国，这种不同阶级之间形成的具有反动性质的联合总是会以某种形式呈现出来。更有甚者，法国的皇家专制制度对于商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与沙皇俄国和中华帝国强大的官僚君主制所带来的影响相比毫不逊色。上述观察所得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坚信以实证为基础的研究范畴具有超越特定国家实例的可能性。

但是，要求公正地对待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解释与找寻概括性结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在还没有检视完所有问题之前是不可能知道某个特定的问题究竟会有多么的重要。这种矛盾可以解释为什么我的这项研究不够齐整也不够优雅，对此我深感遗憾，但是经过几次重写之后仍然无法弥补这一缺陷。我再次希望大家不要忘记我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关于未知领域的探索者的比喻。要知道，其使命并不是为后来者建造一条平坦的、直达目的地的高速公路。假如他是后来者的向导，能够避免把时间耗费于在原路上来回绕圈子和重犯他自己第一次探索时犯过的错误，能够让同伴远离那些最令人讨厌的灌木丛，并且能够及时警告他人小心地绕过那些最危险的陷阱，那么他这个向导就算非常称职了。如果他不小心走错了路，掉进了陷阱的话，那么在他的队伍里还是可能会有人一边取笑他一边施以援手，使他能够重新回到正路上来。其实，我就是为了这样一群在一起探索真理的同伴写这本书的。

哈佛俄国研究中心让我拥有宝贵的时间进行研究。我要特别感谢在我写作这本书时正好在该中心工作的几位领导：担任主任的威廉·兰格教授、默尔·芬索德和艾布拉姆·伯格森，担任副主任的马歇尔·舒尔曼。感谢他们所展示的赞许和好奇的态度以及极大的耐心。罗斯·迪贝内代托小姐尽管一直琐事缠身，但是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把难以计数的手稿用打字机打出来，还时时不忘幽我一默。

在我写作该书的整个过程中，我最好的朋友赫伯特·马库塞教授用他独有的温暖人心的鼓励和一针见血的评论给了我更大的信心和勇气。即使对于我的有些观点他并不认同，但是他仍然给了我最多的帮助。另外一个好朋友，刚刚去世了的奥托·基希海默尔教授则通读了我的整份手稿，并且帮助我清晰地表达了那些我一直试图加以明确的隐含主题。在我写作的整个过程中，伊丽莎白·卡罗尔·摩尔给我的帮助是如此重要，覆盖了那么多方面，我想只有身为作者兼丈夫的我才能真正体会到。我们从怀德纳图书馆那些默默无闻而又聪明能干的馆员们尤其是福斯特·帕尔默先生和冯小姐那里受益良多。

感谢那些拥有专业知识、能够帮助核查各种事实的同事，他们对各个章节所给出的意见使我避免了许多愚蠢的错误，还要感谢他们给了我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我的书中找到了与他们专业相关的精神食粮和有待他们进一步探索的专业问题，这种慷慨对我真是莫大的奖赏。不管我立下怎么样的免责声明，只要我在这里列出他们的名字，在某种程度上都会让人们认为我的观点也反映了他们的想法，从而暗示“本书达成了学术上的共识”，但是这样的暗示是毫无根据的，因此，我只是在私下里谢过他们。我从这里提及的人和没有提及的人身上感受到，学者社区确实存在，不只是表面说说的概念而已。

巴林顿·摩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