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西部罗马帝国的解体

(376—476)

157.引言:日耳曼人与基督教

在5世纪的希腊-罗马世界中,两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日耳曼野蛮人和基督教。它们在几个世纪之前就与罗马政府和罗马生活有了某种联系。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这个时代,两者拥有了全新的历史意义和重要性。

那么,我们即将学习的这个世纪的两个重大事件是:(1)垂死的帝国和北方年轻的日耳曼民族的斗争;(2)基督教在世俗权力的帮助下取得了对异教的最终胜利。

158.哥特人渡过多瑙河(376)

公元376年,东方发生了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北部的西哥特人(Visigoths)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了多瑙河岸边,乞求帮助,说有一个恐怖的民族侵入了他们的领地,杀光他们的人,烧光了他们的房子,而他们毫无还手之力。西哥特人请求皇帝瓦伦斯(Valens)瓦伦斯(364—378)是东部皇帝。西部皇帝瓦伦提尼斯(364—375)已死,由格拉提安(375—383)继任。让他们过河,定居在色雷斯,并承诺,如果皇帝答应了,他们会永远是罗马忠实且坚定的盟友。请求被准许了,条件是他们放下武器,并以子嗣为人质。

让西哥特人如此害怕的敌人就是匈奴人(Huns),他们是来自亚洲大草原恐怖勇猛的游牧骑兵。逃亡者前脚刚被准许进入帝国的领土,他们的亲族东哥特人(Ostrogoths)随即也被同一个敌人逐出了家乡,大量涌至多瑙河畔,请求过河,以抵挡可怕的敌人。面对境内数量庞大的蛮族,瓦伦斯十分警惕,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东哥特人于是强行渡河。

一踏上帝国的领土,东哥特人就与西哥特人联合起来,在多瑙河各行省四处劫掠。瓦伦斯赶紧派人给西部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送信求援;然而,还没等西部军团抵达,瓦伦斯就鲁莽地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与野蛮人开战了。结果,罗马几乎全军覆没,瓦伦斯战死(378)。

瓦伦斯的死讯传来时,格拉提安正匆忙赶赴救援。他马上委任副手——后来被冠以大帝之称的狄奥多西(Theodosius, 379—395)负责东部帝国。狄奥多西很快让哥特人投降。大批哥特人在色雷斯的荒地上定居下来,4万多好战的野蛮人,也是帝国命定的颠覆者,被编入了帝国的军团。

159.取缔所有异教徒

格拉提安和狄奥多西都是狂热的基督教正统教会的支持者,他们统治时期发布的许多法令都旨在根除异教,压制异教崇拜。(总体上说,从君士坦丁到我们讲的这个时代,异教崇拜是完全被允许的。)一开始只是禁止,后来只要任何人进行异教祭祀,甚至进入神殿都是犯罪。维斯塔神殿(第17条)里那个已经燃了很久的全国性壁炉内的圣火熄灭了。到公元392年,甚至连对家庭守护神拉瑞斯(Lares)和珀那忒斯(Penates)的私下供奉都遭到了禁止。基督教和异教的战斗终于结束了,基督教胜利了。当然,许多异教仪式在这之后很久依然在秘密进行着,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160.狄奥多西大帝和米兰安布罗斯大主教

狄奥多西在位时,有一件值得注意的小事,它很好地说明了新宗教正迅速地替代异教,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一场因一个车夫的逮捕和囚禁引起的叛乱中,马其顿萨洛尼卡城(Thessalonica)的居民杀死了一个将军和帝国守备军的几个军官。当消息传到身在米兰的狄奥多西那里时,他大发雷霆,野蛮的复仇情绪让他下令对萨洛尼卡人进行不问青红皂白的屠杀。命令被执行了,至少7万人死于屠杀。

大屠杀之后,当皇帝像往常一样进入米兰大教堂去做礼拜时,被虔诚的大主教安布罗斯(Ambrose)拦在了门口,大主教以公正仁慈的上帝之名,禁止他进入这个神圣的地方,除非他为自己可怕的罪行公开忏悔。全体罗马军团的统帅不得不听从这手无寸铁的牧师,狄奥多西穿着忏悔的衣服,以忏悔的态度公开承认了他的罪行,并恭顺地履行了教会强加的赎罪苦修。

这段历史值得我们注意,它标志着人类道德进步到了一个新阶段。同时,它还反映了基督教作为一支新的道德力量、一种普遍的护民权威(第31条)降临于世,以正义和人道之名介入到弱者和任性专横的统治者之间。

161.帝国的最终划分(395)

公元395年,狄奥多西去世,按照他的事先安排,帝国被分给了他的两个儿子阿卡迪乌斯(Arcadius)和霍诺里乌斯(Honorius)。18岁的阿卡迪乌斯得到了帝国东部,还是一个11岁孩子的霍诺里乌斯得到帝国西部。这次划分和戴克里先时代以来的做法并无差别,也不会影响帝国的统一。不过,此后古老帝国的两部分的事态发展的差别如此之大,历史学家通常把这次划分作为帝国历史的分界线,从此把两个部分分开来看。

162.东部帝国关于“东部帝国”这一说法,参见第257条,第1个脚注。

东部帝国的故事我们在此不必过多关注。它延续了1000多年——直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所以它的历史大部分属于中世纪史。到西部帝国陷落前,东部皇帝几乎一直忙于镇压哥特人和雇佣军的叛乱,或是击退各个蛮族部落的入侵。

163.意大利第一次遭受阿拉里克的入侵(402—403)

伟大的狄奥多西死后没几年,野蛮人就大量涌入帝国的各个部分。先是从色雷斯和梅西亚(Mcesia)来的阿拉里克(Alaric)带领的西哥特人。他们冲过温泉关(Pass of Thermopylae),几乎摧毁了整个希腊半岛。然而,他们在这里遭遇了著名的汪达尔人(Vandal)将军斯提里科(Stilicho),于是转而越过尤利安阿尔卑斯山(Julian Alps),威胁整个意大利。斯提里科谨慎地跟随着野蛮人,抓住有利时机,在意大利北部给予他们重重一击。野蛮人丢弃的营帐里满是来自底比斯、科林斯和斯巴达的战利品。在一次突袭罗马的企图被斯提里科警觉地阻止后,阿拉里克从阿尔卑斯山的峡谷撤出了意大利。

164.罗马的最后一次胜利(404)

恐怖的危险过去了。整个意大利的感恩与喜悦之情都溢于言表。人们回忆起了打败辛布里人和条顿人的时代,斯提里科被比作马略(第90条)。罗马举行了盛大的凯旋式。这是罗马人见到的最后一次凯旋式。历史上有300次——这是对外宣称的数字——罗马人见证他们得胜归来的将军举行游行,庆祝在世界各地取得的胜利。公元403年的哥特入侵之后不久,部落首领拉达盖苏斯率领的另一伙日耳曼人又来进攻意大利。他们在佛罗伦萨为斯提里科的罗马军队包围,被迫投降。

165.最后一次斗兽场角斗

见证罗马最后一次军事胜利的这一年,同样见证了最后一次斗兽场角斗。是基督教终止了或者说几乎终止了这种毫无人性的活动。异教哲学家对此是十分冷漠的,甚至表示喜爱。普林尼就曾赞扬一位朋友在妻子葬礼上进行的角斗士表演。很多人认为,这项活动能培养人们的尚武精神,让士兵见识一下战场的情形。所以在士兵打仗出发前,经常会为他们举行角斗表演。

可是,基督教的教父们却认为,这种格斗是不道德的,并尽一切努力让公众反对它。终于,公元325年,君士坦丁签署了第一条反对它的法令。从此以后,斗兽场角斗就算是被禁止了。霍诺里乌斯凯旋式角斗表演中的一个意外使它最终被废除。角斗中,一个名叫特勒马科斯(Telemachus)的基督教修士跳到了表演场地上,从角斗士中间冲过,从而中断了表演,愤怒的人群向他乱扔乱掷,把他打死了。人们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鲁莽行为,感到十分后悔。霍诺里乌斯当时正在现场,也为这一幕所震撼。基督教惊醒了人们的良知,触动了罗马的心灵。这位修士的牺牲换来了帝国的政令,“永远禁止了斗兽场上人类的牺牲”。

166.罗马的赎金(409)

胜利后不久,斯提里科就受到了软弱而妒忌的霍诺里乌斯的猜忌,这位曾经两次拯救罗马于危难的将军被处死了;他若活着,说不定还可以扭转即将来临的危局。此时,3万为罗马服役的哥特雇佣军正处于叛乱的边缘,因为他们在意大利各地做人质的妻子儿女遭到了暴民的屠杀。阿尔卑斯山另一边的哥特人也同他们一起为这残暴的行为复仇。阿拉里克再一次翻越群山,打到了罗马城下。自从恐怖的汉尼拔(第66条)时代以来——那是600多年前的事了——罗马还从没受过兵临城下之辱。

饥荒让罗马不得不求和。元老院的使者来到阿拉里克面前,傲慢地警告他不要逼人太甚,不要提太过苛刻和有损名誉的条件,否则绝望罗马人的怒火非常可怕,他们的数量也很庞大。“草越茂盛,便越好割。”阿拉里克嘲笑着回复。野蛮人首领最终提出了他想要的赎金,饶过了这座城市。赎金数目不大,但此时的罗马人却已山穷水尽,只能通过一些不可思议的方式被凑齐了,他们剥下了神像上装饰的金子和宝石,最后甚至直接融化了雕像。

167.阿拉里克洗劫罗马(410)

从罗马退出后,阿拉里克驻扎在了伊特鲁里亚。这位部落首领开始为他的追随者向霍诺里乌斯索取土地,霍诺里乌斯和他的宫廷躲在拉韦纳的大沼泽后面,自谓安全,每次都带着愚不可及的傲慢拒绝野蛮人的提议。

罗马付出了代价。阿拉里克下定决心洗劫这座城市。野蛮人趁夜攻入了首都,“居民为嘹亮的哥特号声所惊醒”。距离上一次高卢人破城已经过去了800年(第40条)。现在,罗马又成了野蛮人的战利品。阿拉里克下令不得杀人,不得侵犯教会财产;然而,公民的个人财产却可以任意掠夺。抢来的财宝装满了一车又一车,因为恺撒们的宫殿和富人的家里聚集了这个被洗劫的城市里几乎所有的财富。

168.灾难对异教的影响

降临罗马城的毁灭性灾难给异教和基督教都造成了深远影响。异教徒认为,这些无法形容的灾难都是因为罗马人抛弃了祖先的信仰,而正是在诸神的保护下罗马才成为世界的霸主。

另一方面,基督教则认为,城市的沦陷正应验了他们《圣经》中对巴比伦(Babylon of the Apocalypse)的预言。基督教的解释得到了陷于恐慌和绝望中的人们的信任。“从此以后,”历史学家梅里维尔说,“异教一败涂地,仅有微不足道的且非常少的证据证明它的存在。基督教接手了它废弃的遗产。”

169.阿拉里克之死(410)

从罗马撤军后,阿拉里克挥师南下。他们一路走来,不断洗劫坎帕尼亚及其他意大利南部地区,马车里的战利品越堆越高,在罗马贵族的别墅里,野蛮人打开满满的地窖,大开宴席,从镶满宝石的杯子里饮着葡萄酒。

阿拉里克死于公元410年,他远征非洲的计划由此中断。传说,因为宗教信仰,他的追随者不希望有人打扰英雄的尸体。他们花了大力气改变了布鲁提乌姆北部的一条名叫布森提努斯(Busentinus)的小河的流向,在河床上建了一座墓穴,把国王和他的珠宝、战利品一起埋了进去,然后又恢复小河的河道与水流。此外,他们还杀死了被逼来做这项工作的囚犯,这样就没有人知道陵墓的具体位置了。

170.帝国的瓦解与野蛮人王国的开始(410—451)我们选择这些日期,是因为它们正好在两个重要事件之间——洗劫罗马和沙隆之战(第171条)。

我们现在必须把目光从罗马和意大利身上移开,看看帝国西部各行省事态的发展。阿拉里克洗劫罗马之后的40年里,日耳曼部落已经占领了这些行省的很大一部分,并建立了所谓的各野蛮人王国。

洗劫了罗马和意大利的哥特人,在他们的伟大首领阿拉里克死后,由他的继任者带领,重新越过阿尔卑斯山,在高卢和西班牙北部安营扎寨,最终在这一地区建立了所谓的西哥特王国(第203条)。

当哥特人迁移并定居下来时,一个类似但文明程度差一些的部落——汪达尔人——离开家乡潘诺尼亚(Pannonia),横穿高卢,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并一度占据了这个国家的一大块地方。今天,西班牙一个名叫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的地方,依然保留着野蛮人的遗迹。然后,汪达尔人又穿过直布罗陀海峡,推翻了罗马在北非的统治,以迦太基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恐怖的海盗王国(第204条)。

大概与此同时,勃艮第人(Burgundians)在高卢东南部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今天,这一地区的一部分仍然被称为勃艮第(Burgundy),其名字就来源于这些定居者。

法兰克人在罗马被阿拉里克洗劫前的一个世纪,就已经在莱茵河西部的罗马领土上定居,此时,他们在数量和力量上都大为增加,为罗马灭亡后的法兰克王国——今天法国的开端——打下了基础(第205条)。

但是,最重要的野蛮人定居点在遥远的不列颠行省。为了保卫意大利,抵抗野蛮人,斯提里科撤回了不列颠的最后一个军团,北部的哈德良长城(第138条)和面向大陆的漫长海岸线都处于无人把守状态。卡勒多尼亚的皮克特人(Picts of Caledonia)趁行省军团撤走之际,蜂拥而入,洗劫南部的城镇。半罗马化的、柔弱的行省人民根本不是这些凶悍亲族的对手——这些人可从未向罗马人低过头——被残忍的敌人践踏到绝望,只得请求北海沿岸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援助。盎格鲁-撒克逊人驾着他们简陋的船赶来,击退了入侵者,他们对岛国的土地和气候十分满意,把这个国家据为己有,并成为今天英格兰人的祖先。

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

171.匈奴入侵;沙隆之战(451)

四处瓜分蚕食垂死帝国的野蛮人自身,也面临着来自另一个恐怖敌人的威胁,这个敌人在他们眼中就像他们自己在罗马外省人眼中一样可怕。他们就是来自中国西北部的匈奴人,在前面讲被他们吓坏了的哥特人渡过多瑙河(第158条)时,我们已经见识过了。这时候,他们的首领是阿提拉(Attila),惊恐的欧洲人称他为“上帝之鞭”。阿提拉吹嘘说,他的马蹄踏过的地方寸草不生。

阿提拉打败了东部帝国的皇帝,向君士坦丁堡的皇庭征收苛刻的贡品。然后,他挥师西进,带领着据说70万大军穿过莱茵河进入高卢,想先劫掠这一行省,然后用武力征服整个意大利,以摧毁罗马的残余势力。罗马和日耳曼人联合起来对抗共同的敌人。西哥特人由他们的国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率领;意大利人、法兰克人还有勃艮第人则归到罗马将军埃提乌斯(Aetius)麾下埃提乌斯被称为“最后的罗马人”。此前20年,他都是帝国高卢地区的得力守护者。。阿提拉把他的军队聚集在沙隆(Chalons)平原,战斗漫长而残酷,但是,上天最终没有眷顾野蛮人,阿提拉损失惨重,逃离战场,带着残兵败将渡过莱茵河撤退了。

这次胜利属于重大的历史事件;因为它决定了是印欧民族,而不是匈奴人来继承衰败的罗马帝国,以及欧洲的命运。

172.阿提拉威胁罗马;他的死亡(453?)

沙隆战败后,阿提拉越过阿尔卑斯山,烧毁并劫掠了几乎所有意大利的北部重镇。威尼西亚人为了安全,逃往亚得里亚海北部的沼泽(452),在多个小岛上建立了他们简陋的居所,这就是后来的威尼斯城,被称为“罗马帝国的长女”“中世纪的迦太基”。

蛮族威胁着罗马;教皇利奥一世派使节去见阿提拉,为这座城市求情。他向阿提拉提起了阿拉里克,后者在让士兵们任意洗劫罗马城后,不久就死了,他警告阿提拉,不要招致同样的天谴。阿提拉放过了这座城市,率军返回阿尔卑斯山。渡过多瑙河不久,他就死在了自己的营帐里,并且和阿拉里克一样,也被秘密埋葬。

173.汪达尔人洗劫罗马(455)

罗马免除了一场来自北方的灾祸,然而,新的灾难却即将从南方由海路而来。罗马人曾仇恨汉尼拔,不过,这次从非洲派出的军队,其掠夺的贪欲对罗马来讲比汉尼拔更为致命。北非的汪达尔国王在地中海西部拥有的权力丝毫不亚于当年贸易兴盛时的迦太基。汪达尔的海盗船横扫海面,骚扰所有的沿岸城市,令人闻风丧胆的盖萨里克正溯台伯河而上。

恐慌笼罩在人们心头,因为,汪达尔人恶名昭著。还是那位从阿提拉手下拯救了民众的伟大的利奥(Leo)站了出来,以基督之名前去为罗马斡旋。盖萨里克(Geiseric)答应虔诚的大主教放过城中百姓的性命,不过,城中所有能拿走的财产都属于他的士兵。挤满了台伯河的汪达尔船只现在堆满了首都的财宝,就像曾经的哥特马车一样。宫殿里的家具被搬走了,神殿墙上无数次战役的战利品也被抢劫一空异教神殿被关闭后,许多或至少有一些圣物,比如战利品,依然完好地放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朱庇特神殿里提图斯从耶路撒冷拿来的金烛台和其他圣物都被抢走了(第133条)。金烛台被运往非洲,100年后重现于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因为迷信的原因又把它放回了耶路撒冷。从此,历史上再没有关于它的记载——梅里维尔。

贪婪的野蛮人终于尽兴,准备撤退。汪达尔舰队驶向迦太基,除了掠夺来的财富,船只还装满了掳来的3万罗马人奴隶。这些野蛮的征服者终于为迦太基人复仇了。西庇阿的不祥预感应验了(第81条)。迦太基曾经的悲惨命运在汪达尔人劫掠的城市里重新上演。

174.西部帝国瓦解的最后一步(476)

帝国在西方只剩下个影子了。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行省都落入了法兰克人、哥特人、汪达尔人以及其他入侵的蛮族部落手中。意大利和罗马城一次又一次地被野蛮人洗劫。盖萨里克之后20年的罗马史,就是这种事情的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史。这些年里,军队扶植了数个傀儡皇帝,最后一个只有6岁。幼主名叫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这是命运的奇异巧合,罗马的最后一个皇帝和罗马城的建立者同名。他被称为奥古斯都路斯(Augustulus),有“小奥古斯都”之意。但是,他在位只一年,就被一个小日耳曼部落的首领奥多亚塞(Odoacer)废掉了。

罗马元老院使人给君士坦丁堡的东部皇帝芝诺(Zeno)送信,宣称西部自愿放弃选举皇帝的权利还有一位此前被流放的西部皇帝尤利乌斯·尼波斯住在萨罗纳,然而,奥多亚塞却对他视而不见。,要求由已经获得贵族头衔的日耳曼首领作为总督管理意大利。奥多亚塞以这样的地位和头衔接管了半岛的政权。现在,意大利仅仅在名义上是帝国的一部分,实质上则是一个独立的野蛮人王国,像在帝国其他部分建立的那些王国一样。这一事件不仅意味着西部皇帝世系的结束,也表明旧帝国在西部行省的统治彻底消亡——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解体过程的终结。

175.帝国灭亡的原因

有人说,帝国的灭亡是由于人口的不足。事实也确实证明人口曾大幅度下降,特别是在帝国后期。这是由许多原因引起的,有一些可追溯到共和国后期。其中,最显著的原因包括奴隶制(后期是农奴制)、苛刻的税制、可怕的瘟疫,比如马可·奥勒留时期的那一次,然而,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罗马历史上长期的国内外战争毁掉了意大利民族的年轻人。

比起人口减少,帝国衰落更有说服力的原因是公众精神以及罗马人知识和道德力量的减退。道德堕落的原因有很多,不能详述,我们在此只能强调这对帝国政治命运的深远影响。它伤及国家根基,导致了最后的灾难。

帝国衰落的另一个原因是自由民阶层的衰落,这一阶层曾经是帝国早期的重要力量。它主要由少数人垄断土地引起的。共和国后期,政治家的努力,还有皇帝试图消除垄断、恢复意大利及各行省内自由民阶层的一切行动,都收效甚微。基督之后的第3个世纪里,辛勤耕种的劳苦大众手中依旧没有一块土地。他们变成了佃农,处于半奴役状况,在大地主和帝国的庄园上劳作。他们与早先的奴隶阶层混在一起,其知识和道德水平自然也就沦落到和奴隶一样了。我们不能低估这种奴役化和自由民阶层的退化对帝国的削弱作用。

同样导致帝国衰落的还有中产阶级的消失。我们已经解释过帝国的庞大开支带给人民的负担,及其对国力的削弱(第147条)。“帝国衰落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议员制度变为阶级世袭制度,且后者承载的不可估量的责任。”迪尔,《罗马社会:从尼禄到马可·奥勒留》(1904),第213页。

导致帝国政府致命衰落的另一原因是帝国的日耳曼化。早在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就允许蛮族在帝国地广人稀的行省上定居。大量蛮族俘虏在边境荒地上做农奴。到5世纪,帝国相当一部分居民都是日耳曼人。这些野蛮人带来了反罗马的思想,特别是人身自由的思想,它直接与罗马帝国的专制主义相悖。当他们的亲族入侵并征服罗马的时候,野蛮人把他们当作拯救者来欢迎。

当帝国的人口正在被日耳曼化的时候,军队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意大利人越来越不喜欢参军,导致军人越来越多地从边境蛮族中招募。军队里全是野蛮人或半野蛮人,他们中的杰出者如斯提里科和奥多亚塞担任了以前由费边和西庇阿等担任的统帅职位。这种转变没有其他结果——只能是我们看到的,反罗马精神渗入军队,最终,心怀怨愤又野心勃勃的将军和叛乱的士兵抓住了帝国的缰绳。

帝国没有皇位继承制度也是其崩溃的一个原因。皇冠既不是世袭的,也不是有规律选举的,基本上是通过暴力或非正常手段上位,胜者为王。王权缺乏君主制政府的有力支撑——对合法王朝的忠实情感。

再就是,内部统一的缺乏也是导致其软弱和失败的重要因素。罗马扩充得太大,拥有的太多了。她无法融合广大疆域内不同的民族、信仰和文明。她确实罗马化了西方,而且很大的一部分流传到了今天,但是,她无法罗马化东方。结果正如我们所见,帝国分成了东西两部分。这种内部统一的缺乏在帝国的地方城市那里一样明显。罗马由成百上千个城市组成,但却没有强大的纽带把它们联结在一起。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骄傲和精神,却缺乏我们今天称之为爱国主义的东西。历史学家基佐认为,这种公众精神和精神纽带的缺乏是罗马帝国解体的最重要原因,使得它在野蛮人面前不堪一击。

最后,西部帝国陷落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外部日耳曼部落的强大。从尤里乌斯·恺撒开始,这些部落就形成了强大的同盟。他们跟罗马人学会了战争的艺术,获得了后来对付罗马的武器。这些北方人在帝国崩塌的悲剧中扮演的角色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反思历史,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条真理,即外部因素不能毁掉什么,一件事物的灭亡只能是从内部的腐烂开始。正如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爱德华·迈尔)所说,日耳曼人并没有摧毁罗马文明,罗马人是咎由自取。

176.西部罗马帝国灭亡的意义

“意大利和西部行省脱离帝国的直接控制,尤其以奥多亚塞的即位为其显著标志,”一位杰出的罗马历史学家写道,“它被认为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佩勒姆,《罗马史纲》(1895),第572页。在此,我们抵达了西方世界的转折点。

这一欧洲编年史上的重大事件,让罗马文明之光几乎彻底熄灭。它带领欧洲进入了所谓的“黑暗时代”。其间,新民族历经缓慢发展,才重新达到了希腊人和罗马人的文化水平。

当然,这一事件并不仅仅意味着灾难和损失,它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极有天赋的民族开始为文明贡献力量。帝国境内数百年来三大文明的要素——希腊、罗马和基督教最终融合在一起。第四种力量日耳曼人也加入进来,而正是他们创造了比以往任何文明都更加丰富、更加先进的现代文明。

西部罗马帝国的灭亡,使得原本单一的帝国境内有了多个民族国家或政治集团同时成长,这对政治世界有着巨大的影响。

另一个后果则是教皇权力的发展。西方皇权的缺失使教皇迅速获得了影响和权力,他们很快建立起一个教会帝国,在某些方面取代了旧的罗马帝国,继续着它的文明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