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误落尘网三十年？
——王鼎钧和他的杂文
王鼎钧先生写杂文的时间很长，写得很多，应该能够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研究当代中国作家的学者们只谈他的散文，没提到他的杂文，也许因为杂文是散文中的一个项目。不过，在王鼎钧的创作实践中，散文和杂文不能混为一谈，除非扩大散文的定义。散文有广义、狭义之分，杂文可以属于广义的散文，若是谈“纯文学”，他总觉得必须狭义的散文。
据王先生的回忆录《文学江湖》，他写作是从杂文入手。一九四四年，中国还在对日抗战，他大概十九岁，开始向报纸的副刊投稿，写的就是杂文。一九五一年，他二十六岁，他在台北的《公论报》副刊写杂文专栏，每天一篇，这是台湾报纸副刊比较早的杂文专栏，他也是当时台湾报界最年轻的专栏作家。一九五七年，他三十二岁，为《征信新闻》写杂文专栏，每天一篇，这家报纸后来改了名字，叫《征信新闻报》，再改成《中国时报》，他的杂文专栏一直持续未断。在这一段岁月里，他还给台中发行的《台湾日报》写过专栏，也受其他报纸杂志的邀约，写过许多零散的单篇。他在《中国时报》写专栏时间最久，写了二十年，写到一九七八年离开台北，来到美国。一九九九年，他又在《世界日报》写杂文专栏，先在地方新闻版，写了七年，后在《世界周刊》，写了三年，合计三十一年，目前还在不定时写下去。在这一段话里面我多次使用“杂文”这个名词，字面相同，但是王鼎钧各个时期的作品面貌不同。
王鼎钧大陆时期的杂文没有存稿，数量也很少，但是自成一个阶段，跟他到了台湾所写的杂文不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台湾，大家怎样界定“杂文”？王鼎钧画了个范围，显示那时杂文有自己的制服和标签。他说：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产生了一种体裁，短小精悍，尖锐犀利，以攻击的姿势评论现实问题，文坛的前辈说它是匕首，说它是标枪。这种文章自成一类，叫做“杂文”。1949年到了台湾，这种杂文还风行一时。
当年台湾报纸上的杂文专栏是什么样子？根据王先生的描述：
它每天一篇，每篇固定六百字或八百字，有固定的作者署名，排成方形，俗称“小方块”。这种专栏的作者每天跟在新闻后面拣拾话题，立即反映大众的意见，或提出“大众可以认同的意见”，这种文章要迅速到位，速战速决，小说太迂回，诗太隐藏，杂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报社的这种要求，在技术上惟有杂文可以适应。
王鼎钧写了很多“杂文”，杂文的单行本倒是很少。一九六五年，文星书店出版他的杂文集《人生观察》和《长短调》，听说是文星主人萧孟能再三邀约，萧先生拉稿的能力非常强，台湾出版界的人都知道。一九六九年，惊声文物供应社出版他的杂文集《世事与棋》，“惊声”的老板是他《中国时报》的同事，对他有压力。这三本书都是被动出版，以后几十年，别人出他的书，他自己也印自己的书，他的杂文专栏再也没有结集，据《文学江湖》记述，柏杨要编世界华人杂文家大系，他不肯参加。直到二〇一四年，算起来是五十年后了，他才把他在《世界周刊》上写的文章收集起来，在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桃花流水杳然去》。这是因为王先生晚年在《世界周刊》写的杂文专栏，跟他青壮时期在台北所写的杂文，有很大的分别。他的这一段历程，对新闻，对文学，都是珍贵的史料。
王鼎钧说，他对文学的抱负不在杂文，他更不喜欢“标枪匕首”一样的杂文，可是他几乎一辈子都在写杂文，他在壮年时期也卷进了“标枪匕首”杂文的漩涡，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到了晚年写回忆录才说出这一段矛盾挣扎。回忆录出版以后，他还有两篇文章，一篇文章叫“我和杂文的因缘”，在《世界周刊》发表，一篇叫“我后悔说了那些话”，在财新《新世纪》周刊发表。还有，他在纽约市法拉盛公立图书馆作过一次演讲，介绍杂文在台湾的发展，他作了重要的见证，也有恳切的自白。
他为什么不喜欢杂文？理由在艺术创作，他是这样说的：
我对人生的感悟、世相的观照，都零零碎碎宣泄了，没有时间蓄积、酝酿、发酵、蒸馏，大材小用，依小说家徐訏的说法，这是炒肉丝，用政论家杨照的话来说，这是制造日本筷子。久而久之，贪图小成小就，避难就易，执简弃繁，这个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在报馆写文章，晚上写成的稿子，第二天早晨就发表出来，没有“高栏”需要越过，久而久之，把写作看成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而且贪图急功近利，热中短线操作，这种写作的坏习惯，我很久很久才革除。
他为什么不喜欢“标枪匕首”呢？理由在人生修养。他是这样说的：
那时流行的说法，读者是群众，群众喜欢简单、痛快，对温柔敦厚、和平中正没有感觉。因此杂文得走偏锋，偏锋才锐利，杂文得说过激的话，过激才过瘾，杂文得尖酸火辣，挑动读者大众的味蕾。写这样的文章使我气质粗糙，浊气上升，担心读者也会变成这样的人，对建设一个有理性的社会没有帮助。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又投入其中呢？很坦白地说，他需要职业。想当年他到了台湾，上有年老的父亲，下有未成年的弟弟妹妹，他是这个家庭的长子，他举目无亲，惟一的技能是可以操弄方块字说理记事，他在忧患之中，的确也有许多理要说，有许多事要记。报馆需要他，他也需要报馆。他告诉我们：小专栏文章虽短，但每天一篇，稿费积少成多，每月结算下来，跟报馆的一个编辑相近。必要时还可以预支稿费。那时的说法：写诗可以喝咖啡，写散文可以吃快餐，写小说可以包伙食，写小方块可以养家。
王先生说：
报纸对杂文的期许是争取读者，增加销路，我们总得有几句耸动听闻的话做“卖点”，这几句话无须和你评论的事物相称，你只是借题发挥，或者为尖锐而尖锐，为辛辣而辛辣，读者已经看过新闻，他现在要看到的也只是你这几句话是否过瘾。同行竞争是很大的压力，令人身不由己，我们得在修辞上下功夫，大快人意而非褒贬得宜。
王先生不止一次表示，他“大陆时期”初学乍练的杂文不是这般模样，来到台湾，他重新学习。他说：
尽管气性并不相近，有样学样倒也不难，只要你把人性中的某一部分释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下笔比较持平，比较温厚，不但老板旁敲侧击，也会有许多读者来信讥讽，问我是不是被国民党收买了？这真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只有参加“作文竞赛”。
王鼎钧的这一番自白很有“告解”的意味，对研究相关问题的人来说，这是难得的史料，他也特别指出并非每一家报纸都参加了这种“作文比赛”，可是他无缘在那里工作。最后，王鼎钧在他的杂文里面说，“一切都会改变，只是改变得很慢，所以中国人都希望长寿。”七十年代，台湾杂文的文风果然改变了。杂文改变，由于报纸的编辑方针改变，报纸改变，由于台湾的社会改变，王先生在他演讲杂文的时候做过分析，他看问题总是不会忘记宏观。今天我只介绍他的微观，他是这样说的：
报上的“小方块”悄悄地发生变化。“悻悻”不见了，“彬彬”来眼前，血性减少，情趣增加，杀气减少，逸气增加，武断减少，商量增加。眼见他以谈天代骂阵，以天女散花代金刚怒目，以轻裘缓带代披甲戴盔，以与人为善代嫉恶如仇，以春风江南代秋风塞北，如是等等，不一而足。
由这一连串比喻，可以想见他的转变。转变不是一转念间可以完成，他一九七八年来到美国，放弃专栏，一九九九年，他在纽约《世界日报》恢复专栏，中间有二十年的发酵酝酿，求新求变，进入他生理年龄的老年期，文学生命的鼎盛期。
对于“形势大好”，他的欢欣鼓舞之情，可以由下面一段文字体会分享：
杂文转变，我有了不尖酸、不刻薄的自由。我一向喜欢培根、蒙田、爱默森，我喜欢陈西滢、梁实秋、周作人，我一直对他们遥遥相望，只是中间隔着一群气势汹汹。我虚虚实实应付了这么多年，真真假假写了这么多字，总算到这一天，看见本色，听见主调。我也开始有自己的精神面貌，警句从灵性来，不从愤世嫉俗来。新意不从逆向行驶而来，从向前延伸而来。写杂文不是对敌人喊话，是和朋友对话，不是把墨水变成别人的血，是把自己的血变成墨水。
王鼎钧自称“三多”，里面有一项“多学”，由大陆时期的杂文到台湾时期的杂文，再到美国时期的杂文，他经过漫长而曲折的学习。他学着把杂文从散文中分离出来，再学着把杂文溶入散文。他的创作生命中有一条“杂文线”，他沿着这条线走，时时想偏离这条线，想挣脱这条线，结果把这条线拓宽成王鼎钧的杂文走廊，通往中国文学的散文广场。终于，他心甘情愿出版了杂文的单行本《桃花流水杳然去》。我认为，除了他的四册回忆录，《桃花流水杳然去》是他晚期最重要的一本书。他非常感慨地说，当年杂文是显学，今天的读者和作者都只说散文，不用杂文这个名称了，好像杂文专栏、杂文作家都很难听似的，有时候，对年轻的朋友提到杂文，你还得解释一下，他才明白，“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是我听得出来，他的心情很愉快。
说着说着，鼎公九十岁了，他喜欢现有的杂文，他说杂文已向散文“归化”，已经解甲归田，他把杂文的定义扩大了！这时候，他说杂文是老年人的文学体裁。他是这样说的：
老年人做容易的事情：登山改为散步，喝酒改为饮茶，吵架改为祷告，反对宣战、主张和谈。于是，写诗写小说改成写杂文，写杂文最容易。
他又说：
老年作文，想象力减退，以分析反省补救，不能反省就完了。好奇心减退，同情心补救，没有同情心就完了。老人杂念多，正念、邪念、恶念、善念都有，贪嗔痴、智仁勇都有，他得以杂念为材料，营造一个圆满自足的小宇宙，如果把这些原料当成品，那也完了。
这么说，老年人写杂文也不容易。鼎公总是能够出乎其外，寻一个制高点来观察自己，这个态度也充分表现在他的回忆录里。他十年磨剑，出入百家，“诗心、散文脸、戏剧身段”登上文学舞台，最后没完没了，以杂文的形式水到渠成，容易吗？不容易，很不容易！
多少人说过，鼎公晚年的杂文很“通达”，这个“通达”不是八面玲珑，而是炉火纯青。我今天举两篇文章做例子。
当纽约人士对同性恋合法化争执的时候，鼎公提出特殊的看法。他认为“同性相斥，异性相吸”，没错。男女相悦是常态，同性恋未必就是变态。世上真有百分之百的“纯男”和百分之百的“纯女”吗？“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男人，大概是他体内的阳刚比阴柔多一点吧，所谓女人，大概是她体内的阴柔比阳刚多一点吧，那么两个女子相爱，焉知不是甲女体内的“阳”吸引了乙女体内的“阴”呢？两个男子相爱，焉知不是乙男体内的“阴”吸引了甲男体内的“阳”呢？很可能，他们仍然是异性相吸啊。
他指出一个现象，“同性恋”的两个男人，总是有一个人很女性化，或者两个女人中总有一人很男性化。你见过两个人猿泰山搞同性恋吗，你见过两个林黛玉搞同性恋吗。他总觉得同性恋中有一个人构造错误，本来应该是男人，偏偏给了他一个女人的身体，反之亦然。这不是变态，这是“变体”，这是造物者的过失，不是“他们”的错。
再介绍一篇。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爱荷华大学开枪，杀了十个人，韩国留学生赵承熙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开枪杀人，杀了三十三个人，杀人的理由都是“抗议他所受到的歧视”。鼎公立刻写了一篇“杀人无用论”，他说想当年张献忠杀了多少人！不仅如此，想当年世间“罪恶滔天”，上帝曾经“洪水灭世”，他又杀了多少人！可是有什么用呢，任你有多大本事，你比不过张献忠，更比不上耶和华。
鼎公高音述说宗教家的主张，“爱”！爱仇敌，割肉饲虎。上帝对世人最后的态度就是爱，把独生子赐给我们，担当世人的罪愆。“爱”有用吗？也许有用，也许没用，他不知道，但是他认为必须试一试，因为“杀”已证明无用，“爱”是最后的、惟一的努力了！
你看，这就是“通达”。鼎公的散文，并非“通达”两个字能够概括，“通达”只是心胸眼界，此外还要文采。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单正平教授，全面评鉴了鼎公的散文，他通过跟当代八位文学大师的比较，勾画出一个清晰的轮廓。他是这样说的：
风格：周作人朴素，王鼎钧精致；
态度：鲁迅严苛，王鼎钧宽容；
自我：郁达夫放纵，王鼎钧节制；
才情：钱锺书恣肆，王鼎钧内敛；
审美：何其芳柔弱，王鼎钧刚健；
信仰：丰子恺超脱，王鼎钧积极；
趣味：梁实秋冲淡，王鼎钧浓烈；
故乡：沈从文写实，王鼎钧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