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倾谈一 世间最美，属她一人

家世

壹

民国的才女，家世多“显赫”。比如张爱玲，比如陆小曼，比如庐隐、冰心，等等，她们或出身名门，或出身书香世家，且皆为名媛、千金。杨绛先生也是如此。

她的故乡，在江苏无锡，当年的杨氏家族世居于此，虽不是权贵，却因世代皆为知识分子而“显赫”于那片富庶文明之地。不过，杨绛本人则谦逊地说，这样的家世算是“寒素人家”。

自她的曾祖父、祖父时期起，他们无外乎书生、穷官而已，既不是权贵，也没有赫赫声名。然而，他们个个秉性耿直，又酷爱读书。如果让我说，这样的书香世家，最能使一个女孩成长为内心明朗、安然若素的女子。更何况，无锡这座城素来人文荟萃、英才辈出。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是当时十分著名的律师，以刚正不阿扬名于世。

晚年时，杨绛曾专门撰写过《回忆我的父亲》，从文字中可以看到杨荫杭令人钦佩的一面——坚持司法独立、不畏强权。

溯源而看，的确如此。

1895年，杨荫杭考入北洋大学堂（当年的“天津中西学堂”，也是北洋大学、天津大学的前身）。只是学习十分努力的他，却未能顺利毕业，还被学校除了名。

如此结果，源于一场学生风潮。

这场学生风潮起因于伙食。那时，洋人出来镇压，将带头的一个广东学生开除以示威力，并威胁大家，谁跟着闹风潮就开除谁。一大伙人便真的被吓住了，没人敢作声。当时，杨荫杭并没有参与。然而看着一伙人都缩着脑袋的样子，他顿时火了，于是说道，还有他。就这样，他跟那个广东学生一起被开除了。

结局虽然糟糕，却足见杨荫杭刚正耿介之性情。

为了继续学业，他考入上海南洋公学。这所公费学校由著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慈善家盛宣怀一手创办，正是这所学校给了杨荫杭崭新的见识。在这所学校学习了两年之后，适逢南洋公学挑出六名学生赴日留学，他成为其中幸运的一员。

一开始语言不通，导致交流出现很大问题，但这并没有难倒杨荫杭。他先到日本文部省特设的日华学校补习语言，很快就考入早稻田大学（当年的“东京专门学校”）学习。

在这里，他开拓了视野。1900年春，他和留日学生一起组建了励志会。同年下半年，他和杨廷栋、雷奋等人一起创办了《译书汇编》杂志，专门翻译刊登欧美政法领域的名著，比如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万法精义》、卢梭的《民约论》、英国学者穆勒的《自由原论》（今译《论自由》）等书。

作为当年留日学生自办的第一份杂志，《译书汇编》所刊登的作品的译笔皆清丽、流畅、优美，对推动当时青年思想的进步影响极大，因而在海内外学生中风行一时。

1901年夏，杨荫杭于暑假回国探亲期间，在无锡老家创建了励志学会。

1902年，杨荫杭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本科毕业。回国后，他被派往北京译书馆从事编译工作。后因译书馆经费出现短缺问题而停办，他不得已回到家乡无锡。

这次回来，他得以和留日同学蔡文森、顾树屏组织“理化研究会”，并且专门聘请了一位日本教师讲授自然科学。

曾经的游历和开阔的眼界，使得他产生了新的认识和想法，他对当时的中国更生出了革命的梦想。虽然工作繁忙，但他还兼职了《时事新报》《苏报》的编辑和撰稿人，并在中国公学、澄衷学校、务本女校等校授课。

他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只可惜，当年的社会大背景将他这个梦想击得粉碎。

杨荫杭积极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终于触犯了当时顽固的保守派，招致他们的仇恨和追捕。后来，关于这段往事，杨绛在回忆里有所提及：

听说他暑假回无锡，在俟实中学公开鼓吹革命，又拒绝对祠堂里的祖先叩头，同族某某等曾要驱逐他出族。我记得父亲笑着讲无锡乡绅——驻意大利钦差许珏曾愤然说：“此人（指我父亲）该枪毙。”反正他的“革命邪说”招致清廷通缉，于是他筹借了一笔款子（一半由我外祖父借助），1906年初再度出国留学。[2]

再度出国留学的杨荫杭，先是进入曾待过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因该校本科不授学位，所以后来他又通过论文获得法学学士学位。毕业后，他便去了美国。

在美国，杨荫杭就读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

关于这些，无论是学位还是论文，杨荫杭都未曾向杨绛提及过。只是在一次偶然中，杨绛在家中发现了一张父亲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于1909—1910年的注册证。后来，还是钱锺书告诉她有这回事，这件事情才得以验证：“爸爸的硕士论文收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丛书第一辑，书名是《日本商法》（Commercial Code of Japan）。”

曾经，杨绛为此还专门写信给美国的友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李又安教授，托她帮忙找下《日本商法》这本书。果不其然，李又安教授在法学图书馆很快就找见了那本书，还专门复印了封面及几页内文寄给杨绛。

再次出国四年多的父亲，在西方的文化思想熏陶下，渐渐地削弱了之前对革命的“激烈”而冷静下来。他已不再为了革命付诸言语和参与，偶尔会跟母亲挖苦一下当年自称“廉洁政府”的政府。他也跟杨绛提及过“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得失。只是，他已彻底失望，也放弃了个人的革命，他说一切皆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

这样的父亲，给予了杨绛一颗清朗之心，使得她明白，尘世得失在所难免，个人毕竟渺小，付诸力量即可。

贰

那个年代，婚约都有媒妁之言。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和母亲唐须嫈便是经由媒妁之言而结为夫妻。他们订婚极早，两人当时都不过十二岁。

关于唐须嫈的资料很少。能获知的是，唐须嫈也是无锡人，生于1878年，与杨荫杭同龄，于1898年嫁给杨荫杭。唐须嫈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身上凝聚着的都是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

她曾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女子中学务本女中，于当时是少有的知识女性，长得美，做事也稳妥，性情还好。

大凡优秀的女性，最为难得的品质就是内敛，唐须嫈将这一特点体现得淋漓尽致。她与杨荫杭结婚后，就此洗手做羹汤，从不愿抛头露面，甘愿做贤良的妻子、睿智的母亲，安静地相夫教子、料理家务。

在杨绛的记忆里，母亲很喜欢看书。母亲看《缀白裘》，看到高兴处还会开心地笑。

在文学上，唐须嫈很有造诣。某天，她看了苏梅的《棘心》，忍不住跟杨绛讨论：“这个人也学着苏雪林《绿天》的调儿？”当时，《绿天》作者用的是笔名，其实苏梅就是苏雪林，唐须嫈却可以在文中读出一股独特的韵调。还有，她在读了冰心的作品后如此评价道：“她是名牌女作家，但不如谁谁谁……”

如此品位独特、见解不凡的母亲，很是令杨绛钦佩。

在杨绛的记忆里，母亲很有情趣，也多才多艺。这样的母亲，也使日后的杨绛温润如雨丝。

那时，母亲有个每晚记账的习惯，可是总也记不清有些钱是如何花掉的。这时候，父亲就会夺过笔来自己写“糊涂账”而不许她多费心思。账目虽然母亲从来都搞不明白，但是每月寄回无锡大家庭的家用她一辈子都没错过。这对于母亲而言是不容易的。

这样贤惠的母亲和有修养的父亲，成了杨绛记忆中最温暖的部分。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也很好。他们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夫妻典范。杨绛在《回忆我的父亲》一文中，曾如此描述过父母之间令人艳羡的融洽关系：

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的《人性与世态》。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

如此和睦、自由、民主、开明的家庭氛围，在那个年代真的难能可贵。

他们从不限制孩子本身的个性，所以他们的儿女都养成了很好的性情，个个出类拔萃。他们的相处方式也成了儿女将来婚姻的榜样。

杨绛自己也说，我们姐妹虽个个都对自己的丈夫很好，但未曾有一个似母亲对父亲那样细致耐心。

有父如此，有母如此，是杨绛的幸运。

童年

壹

1911年7月17日，杨绛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租来的院子里。此时，杨家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但是，这三个孩子却未曾影响杨绛在家里的地位；相反，家里人都十分宠爱她。

父亲杨荫杭为她取名“杨季康”，家里人叫她“阿季”。她被更多人所熟知的名字“杨绛”实则是她的笔名，只因她用这个笔名署名的作品名扬于世，所以“杨绛”这个名字才在世人的心中更加根深蒂固。

她出生时正值古老的中国发生巨变的一年——辛亥革命的前夕。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封建王朝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

就在北京的这座四合院里，杨绛伴随着这场风云际变慢慢长大。

她自小就是父亲的心肝宝贝。她出生的那一年，就获得了父亲的无限爱怜。那时，父亲喜欢吃冰激凌，于是买了一只可以自己做冰激凌的桶。她出生的当天，父亲兴致勃勃地做了一桶冰激凌，还刻意给她在小嘴唇上点了一丁点，她小小的嘴巴顿时被冻得发紫，却还在使劲“吧嗒”着嘴巴品尝冰激凌的味道，一副陶醉的娇憨小模样瞬时让父亲不胜喜爱。

于是，她成了父亲的掌上明珠，也成了家中唯一始终在父母身边成长的女儿。

如此的她，不仅深得父亲的喜爱，也深得所有大人的喜欢。

不过，当时正值乱世，无论怎样幸福，都难真正安稳。

他们在北京待了一段时间后，杨荫杭就被调到江苏，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后被调任浙江省审判厅厅长。杨绛和母亲便跟着到了杭州。然而时隔不久，杨荫杭因刚正不阿的性子，得罪了当时任省长的屈映光。此人怀恨在心，到袁世凯面前奏了他一本。所幸当时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麟恰好是杨荫杭在北洋公学时的同窗好友，于是在袁世凯面前为杨荫杭说尽好话，极力推荐，才使得杨荫杭逃过一劫。

随后，杨荫杭又被调到了北京。杨绛和母亲等人又随着父亲来到了北京。这一年，杨绛四岁。他们全家租住在北京东城的一座院子里，房东是个踩高底鞋的满族女子。

穿着这种鞋的满族女子，走起路来摇曳生姿，煞是好看。杨绛对其充满了好奇，父亲开玩笑问她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她煞有介事地琢磨了一番后坚定地说：“要！”

可见，女子的爱美之心自小就有之，不分年龄大小。

六岁的时候，杨绛就读于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恰好，她的三姑母杨荫榆在一墙之隔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

杨绛曾说，她童年的记忆真正开端就是在这里。在《回忆我的姑母》[3]一文中，她这样写道：

我还是她所喜欢的孩子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生正在饭堂吃饭，她带了几位来宾进饭堂参观。顿时全饭堂肃然，大家都专心吃饭。我背门而坐，饭碗前面掉了好些米粒儿。三姑母走过，附耳说了我一句，我赶紧把米粒儿拣在嘴里吃了。后来我在家听见三姑母和我父亲形容我们那一群小女孩儿，背后看去都和我相像，一个白脖子，两撅小短辫儿；她们看见我拣吃了米粒儿，一个个都把桌上掉的米粒儿拣来吃了。她讲的时候笑出了细酒窝儿，好像对我们那一群小学生都很喜欢似的。那时候的三姑母还一点不怪僻。

彼时的杨绛冰雪聪明、天真烂漫，非常惹人喜爱。不止姑母喜欢她，女高师的那些学生也很喜欢她。在她放学后，她们时常带着她到大学部玩耍，陪她一起荡秋千；还邀请她参加恳亲会的表演，让她演戏里的花神；运动会上也不忘带着她一起玩耍……

后来，她曾有文章如此写道：“演戏借我做‘花神’，运动会叫我和大学生一同表演等等，准是看三姑母的面子。那时候她在校内有威信，学生也喜欢她。我决不信小学生里只我一个配做‘花神’，只我一个灵活，会钻在大学生身边围绕着她跳绳。”

或许确有这方面的原因，但在后世人看来，抛开她的姑母不论，她的天真无邪、机灵可爱也是一大惹人喜爱的因素。

不过，她也有淘气的时候。刚开始念书时，她是不安分的，喜欢在课堂上捣乱，常常吹一种小绒球，并且吹着吹着还笑了起来。这让老师十分生气，于是刻意为难她，让她站起来回答刚刚课文中的内容，谁知每次她都可以全部准确无误地回答出来。

老师又气又惊，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只好让她继续坐下来听课。

当时年少，天真烂漫，拥有的是大好时光和无尽快乐。

贰

小孩子的快乐来得总是容易，大人的快乐却并非那么轻易获得。这种安稳的生活还没持续多久，就发生了变故。

当年，交通部总长许世英涉嫌贪污，作为京师高等检察长的杨荫杭便传讯了他，同时派遣检察官到其官邸搜查证据。因为证据确凿，杨荫杭便将贪污巨款的总长拘捕扣押了一晚。也就是在那个晚上，杨家的电话被打爆了，全是上级打来的。但杨荫杭一向刚正不阿、铁面无私，即使有高官干预此事，他也不允许任何人保释。

结果，次日，国务会议认定许世英没有犯罪的证据，宣告他无罪，反要追究检察长杨荫杭的责任。许世英随即辞去了交通部总长的职务。然而，杨荫杭却就此被停职停薪了。

本来，杨荫杭的薪水是一家人的经济支柱，这一停薪，家里的生活便没了着落。加之此时还发生了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更加坚定了杨荫杭回南方的决心。

事情是这样的，由于时局动荡，杨绛的大姐、二姐一直在上海上学，并没有跟着父母一起来到北京。那时，她们也就只有十五六岁的年纪。不幸的是，二姐在学校感染风寒，住进了医院。

得此消息，家里所有人都很焦急，尤其是杨绛的母亲。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杨绛的母亲南下的途中，碰巧赶上了天津发大水，火车的轨道中断了，她不得已只得换乘轮船。

当杨绛的母亲到达上海时，二姐已经病入膏肓，早已看不清母亲的样子了。她只是紧紧地拉着母亲的手大哭，止不住地哭，哭得人心都碎了。最后，上天还是无情地带走了她，留给全家人无法忘却的悲痛。

也正是经历了如此变故，父亲杨荫杭义无反顾地辞官要离开北京。事实上，北方这座森冷的城市给了他太多灰冷的记忆。

那时，杨绛八岁，还在上初小三年级。

回南方的决定是临时的，出乎预料，也十分匆忙。那天，杨绛还在院子里玩耍，这时三姐过来，告诉她咱们要回南方了，杨绛这才意识到生活里的一些异样：平时不大出门的母亲，会常常去一些北京很有名的景点，买很多北京各式的特产；平时忙碌的父亲也突然闲了起来，不去上班，时常和一位好友去山上采标本，一去就是一个星期。

原来，家中这些不寻常的变化下暗涌着的是一次离开。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她偶遇了一个平素不怎么熟络的同学，心里生出了深深的惆怅，恍惚懂得了分别的无奈和伤感。她很想让这位同学帮自己给曾经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们带去个招呼，说自己要回南方了。可到最后，她也未能开口，或许不诉离愁最好。

那一天，到火车站来给父亲送行的人很多。在那个时局里，人们太不舍得这样一位“清廉的好官”离开。面对如此多送行的人，杨绛只觉自豪，虽不怎么明白为何大家如此拥护父亲，却深感光荣。后来，在过去了60多年之后，她还可以清晰地回顾这一切。

汽笛声响起，火车载着杨家一家老小，开启了南下的旅程。

随着火车的南下，北方的童年岁月成了杨绛心头一幅神秘的画，被深深收藏在心中。

再回首，无数细枝末节纷纷浮现于脑海；再忆起，令人万千动容。

南方

壹

南去的火车，并不能将他们真正带到南方。他们还需要倒轮船。

在天津，他们下了火车，住了一两天客栈才搭乘“新铭”号轮船抵达上海。但轮船也没能抵达终点，他们还需要换乘“拖船”（一种由小火轮拖带的小船，一只火轮船可以拖带一大串小船）才可以回到无锡。

不过，尽管旅途劳顿不堪，一家老小还是很开心，毕竟一家人的团聚和陪伴才是最令人心安的。一路上欢歌不断，长途奔波成了愉快的旅行，孩子们在父亲杨荫杭的逗弄下各种嬉戏，母亲唐须嫈虽被呕吐折磨，望着一家人一片欢愉却也安静地喜悦着。

杨绛和三姐的兴致最高。在海上漂得久了，大家多少都有了晕船的不适，只有她俩兴致极高，还要看海上的日出。她俩早早起来，相伴着看了人生第一次海上日出。

一路颠簸，终于回到了无锡老家。为了让一家老小尽快安定下来，父亲决定不回家中年代久远的老屋，而是新找一处地方安家。他选择的是沙巷的一处宅子。

在这里，他们一家八口团聚在了一起。新租的房子的厨房外面有一座木桥，过了桥就可以到自己家的后门。在这样的院子里站着，不出门便可以看见船来船往，一如住进了风景之中。尽管这个婉约的地方不见北方那种高墙青瓦，然而，这里的小桥流水人家却深深地吸引了杨绛。

这里的一切，都令小小的杨绛感到新奇，尤其是一所叫“大王庙”的小学。这所由“大王庙”改成的学校，是个神奇的存在。这所学校里只有一间教室，教室里双人课桌的摆放也很特别，四五行的样子，并且，全校四个班级全都在这间教室里上课，而当时学校男女学生加起来约有八十人。

杨绛和两个弟弟插班进了这所学校。杨绛本来读初小三年级，所以一进来就插入最高班。

这所学校不仅教室少，而且职员也少，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校长，一个是姓孙的老师。孙老师剃着光头，学生们在背地里称他为“孙光头”。学生们都很不喜欢他，因为他常常拿着教鞭，动不动就打学生，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挨过他的打。不过，他从不打杨家的小孩，或许觉得他们是“做官”人家的孩子，身份“特殊”，或许是因为杨绛和弟弟们十分乖巧。总之，他们在那个学期没挨过打。

挨过打的学生们对孙老师痛恨至极，于是在一面有个马桶的“女生间”的墙上画了一幅“孙光头”的像，大家常常对着那幅画像叩拜。起初，杨绛还以为是学生们讨好孙老师才这样做的，后来听他们解释，才知是为了要“钝”（“钝”在无锡方言中是叫一个人倒霉的意思）死他。

对于在这所学校的学习生涯，杨绛的记忆很模糊，说读的什么书全忘了。

不过，关于在学校游戏玩乐的情景，她却记得清晰真切。她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记载道：

……我和女伴玩“官、打、捉、贼”（北京称为“官、打、巡、美”），我拈阄拈得“贼”，拔脚就跑。女伴以为我疯了，拉住我问我干什么。我急得说：

“我是贼呀！”

“嗨，快别响啊！是贼，怎么嚷出来呢！”

我这个笨“贼”急得直要挣脱身。我说：“我是贼呀！得逃啊！”

她们只好耐心教我：“是贼，就悄悄儿坐着，别让人看出来。”

又有人说：“你要给人捉出来，就得挨打了。”

我告诉她们：“贼得趁早逃跑，要跑得快，不给捉住。”

她们说：“女老小姑则（女孩子家）不兴得‘逃快快’。逃呀、追呀是‘男老小’的事。”

我委屈地问：“女孩子该怎么？”

一个说：“步步太阳”（就是古文的“负暄”，“负”读如“步”）。

一个说：“到‘女生间’去踢踢毽子。”

大庙东庑是“女生间”，里面有个马桶，女生在里面踢毽子。可是我只会跳绳、拍皮球，不会踢毽子，也不喜欢闷在又狭又小的“女生间”里玩。[4]

如此等等，于那时的杨绛是欢愉，是深刻。

直到后来，她还时常忆及：“我在大王庙上学不过半学期，可是留下的印象却分外生动。直到今天，有时候我还会感到自己仿佛在大王庙里。”

也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童真时代最为快乐，掺不进任何沙子。

贰

他们一家在新租的房子里，没待多久就出了事。

杨荫杭很喜欢吃“炝虾”，于是在家附近的河里打捞了一些小活虾，简单处理下蘸着酱料直接吃了。家里其他人也都很喜欢食用这种美味。

不久，家人一个个感到不舒服起来。尤其是父亲，病症最为严重。

之前就听说过，这座房子里的前几家住户都得过很重的伤寒，恐怕也是食用了这生鲜的河虾所致。经过简单的治疗，家里其他人都慢慢好了起来，唯独父亲没有好转，或许是吃了过多的缘故。

经历了二小姐丧亡之痛，家里人都开始担心起杨荫杭的病来。

杨荫杭留过洋，对西医极其信任，认为只有西医才能治好自己的病，因而拒绝中医治疗。可是，偌大的无锡当时只有一个西医，并且设备设施皆不齐全，无奈只得先抽了血，取了大便，送往上海化验。

只是，路途遥远不说，确诊也很慢，拿到化验结果时已经过去一周了，却还没有确诊出到底是个什么病。

眼看杨荫杭的身体越来越虚弱，已经连续几个星期高烧不退，神志也有些不清，唐须嫈开始万分着急。一想到之前因伤寒不幸去世的二女儿，她就觉得不能再听任丈夫这样下去了，于是果断地找来了中医。

中医来了之后，一搭脉便说是伤寒，但拒绝给杨荫杭开药，如此，大家心里也都明了：杨荫杭已经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顷刻之间，如同天塌了一般，所有人都陷入了惶恐之中。毕竟一家老小都靠着他来养活，如果他不行了，整个家也就垮了。那几天里，很多亲戚都过来看望杨绛的父亲，连夜里都是，家里的灯一直都亮着，人来人往，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悲痛之色，长吁短叹，似乎要发生一件大事。

年纪尚小的杨绛虽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一颗心也跟着悬着，不知如何是好。后来，这段记忆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她一生。

唐须嫈真是个坚忍的女子，在大家都觉得杨荫杭奄奄一息只讲胡话的时候，她毅然决然地去请了杨荫杭的老友——有名的中医华实甫先生。她坚信自己的丈夫是不会如此轻易丢下她和一家老小的，于是要求华实甫先生务必开个药方。

华实甫真的开了一个药方给她。为了能让只信西医不信中医的丈夫吃掉这些中药，她专门买来了有胶囊的西药，然后倒空，把中药塞在里面，再重新扣好胶囊，伪装成西药的样子。

她想，如果华实甫先生也救不了丈夫的话，那就认命吧。

皇天不负有心人。吃了华实甫先生给开的药后，杨荫杭的身体竟慢慢地恢复了起来。想来，真是从死神手中过了一遭。

在杨绛的心里，父亲的死里逃生全然是母亲的功劳。若不是母亲的坚持和悉心照料，父亲或许真的会和二姐一样。

也许，就是这样的经历，让杨绛深刻懂得“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在后来的岁月里，无论对父母、家人，还是对丈夫，她都有着深切的关怀，因为在她的心中，有家人的家才叫家。

杨荫杭病愈后，便不愿再在那所房子里租住了。

这时，有亲戚介绍了一处房子，父母带着杨绛一起去看。世间之事真是神奇至极。这所房子里当时住着的不是别人，而是后来成为杨绛丈夫的钱锺书及其家人。在留芳声巷朱氏宅的旧屋里，杨绛第一次到了钱家，只是这一次并没有遇见钱锺书。

虽然如此，那时的他们也算是有了最初的擦肩之缘。

后来，杨绛还曾谈起这桩往事：“我记不起那次看见了什么样的房子或遇见了什么人，只记得门口下车的地方很空旷，有两棵大树；很高的白粉墙，粉墙高处有一个个砌着镂空花的方窗洞。锺书说我记忆不错，还补充说，门前有个大照墙，照墙后有一条河从门前流过。”

缘分真是兜兜转转。你在这里，我在这里；你离开，我依然在这里。

成长

壹

在杨荫杭心中，所有孩子都应该接受良好的教育，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当大女儿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当了上海启明女校的老师，说可以带三妹和四妹一起去启明读书时，他便开始慎重地考虑孩子们的就学问题。

他一直认为启明女校的教学质量是最好的，并且管束严厉，能为学生打好中文、外文基础。他还曾经将杨绛的二姑妈、堂姐、大姐、二姐全部送往启明读书。

可是，他有些犹豫。经历了生死离别，他或许更重视在一起，加上杨绛那时年龄还小，又是自己的心头爱，他对杨绛更是不舍。

也是，彼时的杨绛才十岁，若按实足的年龄算的话也就八岁半。对于大杨绛五岁的三女儿，杨荫杭并不担心。

唐须嫈对杨绛更是放心不下，杨绛一直在她身边不曾离开过，对她来说是生命。然而，她深知每个孩子都会慢慢长大，用自己的方式；也终会长出翅膀，脱离父母的庇护，学会独自飞翔。

于是，她决定让杨绛自己做出选择。

她为杨绛准备了一个小行李箱，傍晚时分悄悄叫她到房间里领箱子，并再次问她道：“你打定主意了？”

杨绛坚决地回答道：“打定了。”

虽然答得坚定，但毕竟是离乡，无锡到上海的距离对于幼小的她无异于山海难越。当时的无锡还没有电灯，黑乎乎的屋子里，杨绛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毕竟，这一去要待到暑假才能回家看望父母。然而，她心里也很清晰明了，去启明读书是父亲的期望。

那里，也会有她的崭新未来。

最初，启明女校叫“女塾”，是当时非常有名的洋学堂。1920年2月，杨绛来到了这里，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学堂很大也很宽广，跟大王庙的学校比起来更加壮观。当时，杨绛为在这所学校学习深感自豪，一遍遍地在心里向大王庙小学里的同学们嘀咕着炫耀：“我们的一间英文课堂（学习外语的学生自修室）比整个大王庙小学还大！我们教室前的长走廊好长啊，从东头到西头要经过十几间教室呢！长廊是花瓷砖铺成的。长廊下面是个大花园。教室后面有好大一片空地，有大树，有草地，环抱着这片空地，还有一条很宽的长走廊，直通到‘雨中操场’。空地上还有秋千架，还有跷跷板……我们白天在楼下上课，晚上在楼上睡觉，二层楼上还有三层……”[5]

这个新奇的世界里，连语言都是新奇的。

那时刚开学，许多老生回校了，于是一片“望望姆姆”（“姆姆，您好！”的意思）声传入杨绛的耳朵。原来，在这里管教学生的是修女，修女被称为“姆姆”。

像杨绛一样新入学的学生们，对姆姆又害怕又觉得亲切，更多了几分好奇。大家都纷纷猜测姆姆们的穿着，好奇姆姆们高高的帽子到底是几个，好奇那么厚的裙子到底是几条。

乖巧聪慧的杨绛，很讨姆姆们的喜欢。

在每年天主教徒上山瞻礼的时候，杨绛这么小的学生本来是不被允许同行的。后来因为她够聪明乖巧，获得了校长的特许。由此，她有幸跟姆姆睡在了一起，并因此知晓了同学们好奇的秘密。

原来，姆姆们戴着的帽子有三层，裙子也是三条，而不是之前她们猜测的那么多。

不同于大王庙学校的启明学校给了杨绛很多快乐，她在这里学到了许多礼数和知识。那时，学校每月放假一天，这个假日叫“月头礼拜”，其余的每个星期日，大家就穿上校服，戴上校徽，排成一队一队，由姆姆带领着到郊野或私家花园去游玩；也可以学习绘画——油画、炭画、水彩画，都由受过专业教育的姆姆教导；也可以练习弹钢琴。

这里也自有规矩，每日吃完早饭、午饭、点心、晚饭之后，学生都不准留在课堂里，要到教室楼前或楼后各处游玩散步。吃饭也不准说话，只有逢节日时吃饭才准许说话。

也正是这个开明而有纪律的地方，给予了杨绛自主的信仰。

启明学校作为教会下的教育机构，环境极为干净、纯粹。杨绛在这里被熏陶着，有了满满的仁慈之情怀。她说：“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6]

这是启明学校给予杨绛的启明之情怀，有着非凡之效果。

杨绛在启明继续读书，每日都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学习英文和法文，想着“每天要为圣母做一件好事”，领取教会学校里老师给予的“圣餐”，用自己的眼睛看别人见过的东西，于司空见惯中发现美感，以及接触到更多神奇、深邃的书理。

于不知不觉之中，她也接受了古老的《圣经》赐予的信仰。

那时，大姐的书桌就在杨绛的旁边。大姐除了上午管她读十遍书外，就不约束她什么。大姐的书桌里满满都是整整齐齐的书，有一本很厚的很新的书放在了杨绛的书桌里。杨绛一个人“自修”时，就拿起来翻看。因为难懂，她只是囫囵吞枣地阅读了大半本，却也觉得很有趣，只是觉得里面的名字很“怪”。“多年后，我的美籍女教师哄我上圣经课，读《旧约全书》，里面的故事，我好像都读过，才知道那本厚书是《旧约全书》的中译本。”

正是这本厚书给了杨绛以后岁月里的信仰以支撑，时常如越过山岭的风一般吹拂她的心灵，使她获得自足。曾经，她在《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里如此写道：“一个人在急难中，或困顿苦恼的时候，上帝会去敲他的门，敲他的心扉。他如果开门接纳，上帝就在他心上了，也就是这个人有了信仰。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7]

成长的起点，就此有了一定的高度。

杨绛先生一生最本初、最纯粹、最持久的信仰便是读书。读万卷书，自能获万千颜如玉。

贰

每月的“月头礼拜”，对于小小年纪的杨绛来说，是最难熬的。

这一天，本市的学生会打扮一番，被家长接回家，只有和杨绛一样的外地孩子留在学校，因为路途遥远，回家成了奢望，也因为不能像本市学生那样回家与家人团聚而心生失望，难过。

幸运的是，食堂的姆姆人很好，心地善良，会心思细密地觉察到她们这群回不了家的“小鬼”的失落和难过。于是，会把多余的糖送给她们。只是蜜糖安慰不了思乡的情绪，吃再多也还是想家。

还好，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父亲就来到了上海。那时，父亲应邀到上海申报馆当主笔。

起初她和三姐还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大姐忽然说要带她们去一个地方，还帮她们整理衣服，原来，大姐是带她们去申报馆看望爸爸。

于是，杨绛跟着两个姐姐第一次走出启明学校的走廊，走出校门，乘坐电车到了父亲工作的申报馆。看到大病初愈、十分清瘦的父亲，杨绛的心就受不了了，她紧紧地靠着父亲，拉着父亲的手不放。

父女几人好久不见，相谈甚欢。

后来，父亲还兴致大发，说要请她们去吃大菜。以往，杨绛只知道“吃大菜”在上海话里是“被狠狠训了一顿”的意思，不是真的吃菜。真的去吃大菜她是头一次，心里不免有了慌张之感。她怕自己用不好西餐中的刀叉。知女莫若父的杨荫杭一下就看出了她的小心事，于是安慰她说，别怕，坐在爸爸的对面，看爸爸如何吃，你就如何吃。

很快，他们到了附近的青年会，来到了西餐室，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这是杨绛第一次用刀叉吃饭，紧张的她只能学着爸爸吃，结果引起了误会。她不知道原来汤要一口气喝光，所以，她像在吃中餐一样喝几口就放下，然后再喝几口，伺候在旁的服务员几次三番想撤走她面前的汤，但看到她又端起来喝只好作罢。

回去的路上，这成了父亲和两个姐姐的“笑料”。

那一年的金秋时节，他们全家都搬到了上海生活。杨荫杭在任申报馆主笔的同时又重操律师旧业。曾经，在他的人生规划里，只有两种职业是可以做的，一个是医生，一个是律师。做不了医生，那就只好当律师了。

但是，在偌大的鱼龙混杂的上海，做律师的风险很高，若是要依法伸张正义，真是难于上青天。

于是，他决定把家定居在苏州。

他本来反对置办家业，但租赁的房子没办法成立一个事务所。无奈之下，他只好用一大笔人寿保险费买下了一处没有人要的破宅院。拆掉了许多破败不堪的小房子，扩大了后园，添种了一些花草，又修葺了一部分主房，倒也成了一处不错的庭院。

不过，他依然明确地教育他的子女们，说自己的子女没有遗产，自己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他始终秉持一套这样的原则：经营家产是一件耗费精力的事情，容易把自己变成家产的奴隶；对于子女而言，也是有百害而无一利。他常说，某家少爷之所以成了废物，全是因他有笔“家产”害的，让他不思上进，无一技之长。若是没有“家产”的话，或许他还可以有所作为。

除此之外，他也一直教育自己的子女要有“志气”。同时，他还主张自食其力，不能不劳而获。

这样一位父亲，必然会成为子女最佳的人生榜样。

杨荫杭一辈子行事低调，对孩子们的管教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虽然从来不打骂孩子，但也不会娇宠孩子。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这个家庭里是一律平等的。而且，最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凡事力求能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来看待问题、解决问题。

杨绛觉得父亲“凝重有威”，也让后来第一次见到他的钱锺书心生几分敬畏。不过，后来接触久了，钱锺书即摸出了其（杨绛的父亲杨荫杭）“望之俨然[8]，接之也温”的性子。

这样的父亲的确让人心生尊敬。有父如此，有母也如此。

那时，家里的孩子多，唐须嫈整天忙里忙外，不曾有过空暇，而两个姑母则不同，她们自私也自大，家务事是从来不过问也不做的，对此，唐须嫈也从不计较。她将一切身外之物都看得很是淡漠，比如，在遇到好的东西时，她也本着别人优先、自己有没有都无所谓的态度。

这样的母亲，在潜移默化之中无形地感染了成长中的杨绛，使得她很小的时候就明白：“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9]

一个孩子若拥有这样一个家庭，成长之中若有如此父母施以教育，真是莫大的幸运。在少年时期，她在父母的熏陶下，在适当的时候适当地学到了最重要的判断力和自控力，也学会了如何与人接触，融入生活。

在岁月的渐渐渲染里，她之心志生出了高山、田野、天地之间的那份坦然自若，始终与世间凡俗保持着超脱的距离。这一点，与大多数人不同。

不得不说，她被万千人所称道的这种淡泊名利之性情，都源于这样的家庭的美好熏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