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红村中的贫困削减成效

（一）村民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绝对贫困基本消除

联合国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中写道：“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扶贫开发针对扶贫对象的总体目标是：“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为此，我们从粮食安全与食物消费、服装消费、住房、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等方面描述红村居民的生活变化。

1．不愁吃目标已实现

获得足够的粮食是贫困地区农民的最基本需求之一。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实行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农户平均分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村土地政策，这种土地制度为农民提供了获得粮食的最基本手段——家庭生产。红村土地承包始于1980年，先后实行了按组承包、第一轮按户承包、第二轮按户承包和土地确权。

1980年，红村实行按社（生产队）承包，即全村6个社，分成19个组。其中，后岔社分为5个组，羊角湾社分为3个组，高咀社分为3个组，豆家岔社分为3个组，汪家山社分为2个组，方家梁社分为3个组。原6个社的土地、牲口、集体生产工具，以及公购粮交售任务等，都按各组的人口数量，由社分摊到下属各组，各组完成公购粮交售任务以后，剩余的粮食和现金在组内按个人的劳动工分进行分配。

1981年，实行第一轮按户承包，具体承包办法是：除原各社分给各户的自留地保持不变，仍由各户自己耕种以外，其他集体耕地在各社范围内按地块分为3个等级（方家梁生产队分为5个等级），按人口（大人、小孩都一样）平均分配到各户，然后再由各户自行调换成连片地。土地承包前的自留地，1979年全公社统一按平均面积进行过一次调整，1980年开始土地承包以后一直没有动，也没有记入各户的承包面积内，延续至今。1981年全村人均承包面积为4.81亩。各生产队的饲料地（苜蓿地）也按人口进行了承包。第一轮承包期限规定为15年，到1996年止。

1992年，红村进行了一次土地大调整。当时规定，人口减少的农户，按人均4.81亩的承包标准交回超额用地；人口增加的农户，按人均3.76亩的标准弥补缺额用地。交回的土地按中间等级为准，如果交回三等地，就要有一半是一等地。

不论是1981年第一轮承包，还是1992年调整，范围都是以原生产队的地界为准。土地承包以后，对各社（原生产队）的地界和各户的林权，都进行过一次调查登记，给各户颁发了林权证，其中对庄前庄后的零星树木，以及各户划分的荒山荒坡、代管集体林地，都有株数、面积、四至、折价的详情登记。

1996年全村开始第二轮土地承包，对1992年调整后的土地没有做进一步改动，并于1998年发放了全省统一的土地使用权证。2002年税费改革以后又核实了一次。2016年，村里进行并完成了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

表1列出了2004年和2016年红村居民通过家庭生产实现粮食自给的情况。2004年，通过家庭生产能实现粮食自给的农户的比例为38.70%；到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7.96%。这种情况表明，红村农户粮食自给不足的情况比较严重，且在过去的12年中，粮食自给不足的情况变得更加普遍。

然而，很多家庭粮食不能自给的原因并非耕地少或产量低，而是农户出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导致的种植行为市场化。根据2002年的核实，红村的人均耕地面积为2.98亩。按复种指数0.96，亩产150公斤粮食计算，红村土地的人均粮食保障能力为429.1公斤，并不存在土地保障粮食安全能力不足问题。由于种植中药材的长期平均利润率高于粮食作物，种植中药材的土地面积是不断增加的。2004年，中药材种植面积约占总种植面积的20%，而到2016年，这一比例上升到35%左右。

种植中药材和外出务工带来的收入为红村居民购买粮食提供了资金来源，因此，绝大部分红村人并不担心粮食不够吃的问题。2004年，3.57%的人担心粮食不够吃。到了2016年，只有1.08%的人担心这一问题。事实上，在村庄10多年的调查中，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村里谁家因粮食不够吃而挨饿的事情。由此可见，在红村，不愁吃或解决温饱问题的目标已经实现。

表2提供的调查数据表明，红村居民在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基础上，食物消费结构明显升级。与2004年相比，2016年每天（或三五天一次）食用肉、鸡鸭、水果、鸡蛋等的农户明显增加。但是，对鱼虾、牛奶的消费水平比较低。

2．不愁穿目标已实现

红村人除了做一些布鞋和鞋垫以外，穿的衣服和鞋袜主要从县城的商店购买。随着收入的提高，村民每年购买衣服的次数和数量也逐渐增多。2004年，每个农户平均购买2.53件衣服。2016年，每个农户平均购买7.14件，增长了近2倍（见图1）。表示衣服不够穿的农户比例大幅度下降：2004年，23.66%的农户表示衣服不够穿；2016年，只有1.61%的农户表示衣服不够穿（见图2）。这表明，不愁穿的目标也基本实现。

3．危房已经消灭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住房不仅具有遮风避雨的基本功能，还具有身份地位的象征意义。因此，中国农民历来重视自己住房的修建。根据目前中国执行的农村宅基地政策，只要拥有社区成员权资格，一个农户就可以获得一块拥有永久使用权的宅基地。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和以社区成员权为基础的农村宅基地制度，红村绝大部分农户拥有自己的住房。2004年的调查表明，村中只有1个农户因为没有获批宅基地而暂时没有自己的住房。2017年7月的调查表明，村中农户都拥有自己的住房。

但拥有住房并不意味着实现了住房安全，还需要看住房的质量状况。2004年，全村没有楼房，72.43%的农户住房为土坯房。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和政府对危房进行改造的政策支持下，红村农户的住房情况有了显著的改善（见图3）。截至2017年7月，全村有3户盖了楼房（村里的第一个楼房见图4），居住在土坯房的农户比例下降至39.25%。住房为砖瓦房的农户比例从2004年的5.41%上升到2017年的24.86%（见表3）。此外，村里还有59户在城镇购买了商品房。根据镇政府的认定，村里有人居住的房屋没有危房情况。这表明，保障农户住房安全的扶贫目标已经实现。

4．少部分学生未完成义务教育，辍学主因从“费用高”转为“读书无用”

村里有一所6年制小学，覆盖高咀、方家梁、羊角湾、豆家岔和后岔5个社。汪家山社的小学生到七圣小学就读。2004年，学校有6间教室。教师有6人，其中公办教师4人、代课老师2人。学生有170余人，其中本村学生90多人，占学生总数的50%多。

经过几次国家政策支持，学校的硬件设施条件得到了显著提升（2008年和2017年的红村小学见图5）。2005年，实施整村推进项目，学校得到项目资金4万元，教育局又拨款4万元，建设了6个新教室。2013年，甘肃省妇联定点帮扶红村，投资27万元购买了“大鼻子”校车，投资8万元建设了学校食堂。2014年，甘肃省妇联投资10万元，对学校操场进行了硬化，新建了篮球场和新添了健身器材。

教师质量和福利也不断提升。2004年，校长和教导主任的月工资每人1200元，另外2名公办教师的工资是每人每月800元。目前，学校现有的6名教师全部为公办教师。教师工资全部由教育局发放，每月工资为3000—5000元不等。

随着经济收入的增长、对高教学质量的需求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等诸多原因，学校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2017年，学校只有18个学生，其中四年级只有1个学生，村民非常担心学校被撤并。小学毕业后，学生需要到县城的龙亭中学继续接受初中教育，学校离村庄大约13公里。学生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住宿、用餐，周五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回学校。

2004年，红村共有10个学生未能完成义务教育。究其原因，4个学生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收费高而辍学；4个学生因为身体原因而辍学；2个学生因为没有兴趣读书而辍学。2006年，国家全部免除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并为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生活费。这项政策的实施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2016年，红村有9个学生没有完成义务教育，其中只有1个学生是因为义务教育阶段费用高而辍学。这表明，国家的政策对抑制教育费用高导致的学生辍学起到了显著作用。然而，5个学生辍学是因为“读书无用，不如早点挣钱”（见表4）。也就是说，“读书无用”的思想已成为学生未完成义务教育的主要原因。

5. “看病贵”情况基本改变

2005年，村民生小病的时候，通常会去村里的私人诊所就医。当时，红村共有两家诊所，诊所提供的服务主要包括村民部分小伤小病的治疗、卫生防疫和妇幼保健等工作。诊所的医生作为县防疫站和妇幼保健站的村级防疫员和妇幼保健员，他们每月可以获得60元的报酬。村民生大病时，会到县城的医院就医。生大病给农民造成的负担是巨大的：一是要承担巨额的医疗费用；二是要承担由疾病造成的误工成本。从2000年到2005年6月底，226个样本农户共发生过借款386次，其中因为看病买药而发生的借款为61次，占15.8%。

面对农民“看病贵”的问题，国家从2004年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2007年，红村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下，以户为单位，严格按照每人每年10元的标准收取，由清源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统一代收，上交县财政局，存入银行，专款专用，专户储存，采取银行管钱、财政管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办公室管理的资金封闭运行机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分为家庭账户基金、住院补偿基金和风险基金，其中，家庭账户基金用于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户管户用，结余转存下年度使用；住院补偿基金用于参合农民大病住院医药费的报销。参加新型农民合作医疗的农民一年内同一个人在全年报销医药费累计最高限额可达10000元。到2008年2月中旬，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农户为218户，参保农户的比例在85%以上。

随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断改进，村民意识到其巨大作用，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越来越高。2017年，每人参加新农合缴纳的费用为150元。村民参加新农保的比例为96.8%。除了特殊大病外，新农合基本解决了农民“看病贵”的问题。

（二）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

1．道路全部实现硬化，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

2015年之前，除了镇里到村部是柏油路，村部到各个社（村民小组）的道路和联户路全部为泥土路。道路交通状况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2012年7月，调查组12人在红村调查期间，当地连续降雨，我们被迫到县城购买12双雨鞋以保证调查顺利进行。即使有雨鞋，摔倒的情况还是会发生。由于村庄内部交通条件比较差，这里的运输费用比较高。一块砖头从最近的购买处到农户家中的运输成本就有5—6分钱。

2014年和2016年，政府部门投资504万元，对全部通社路和联户路进行了硬化。道路硬化后，给村民带来了诸多好处：一是方便出行，下雨天不用穿雨鞋，不打滑；二是方便运输，农民建房购买的砖头、水泥、沙石运输成本下降很大，农民运送肥料、拉农产品也容易了，降低了农民负担，增加了农民收入；三是方便学生上学。硬化前和硬化后的通社路见图6。

一个村民说：“修了道路后，很多村民发现赶集后脚上见不到一点泥巴，方便了生活，也不用穿雨鞋。以前，学生走路上学，因为路不好，坐车不安全。现在，车子接送。摩托车和货车多了，搞运输的人多了一些，运输成本减少了10%。仅2016年，村里新修了不少于5栋砖房。”

2．村民饮用水来源发生巨变

由于红村地处定西干旱地区，村庄极度缺水。2011年未通自来水之前，为了解决生活用水问题，村民们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一是在山中开凿泉眼。在汪家山社，社里的大部分农民共用一口泉眼。山底的农民需要花费半个小时才能到有山泉水的地方，难以想象挑着两桶水的村民是如何走过崎岖的山路的。所谓的泉水就是建在半山腰的一个圆形水池，直径不到2米。这个水池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二是联户打井，联户的规模从两户到十几户不等。然而，到了每年三四月的时候，泉眼和水井都会干枯，村民们不得不到附近的地方购水。包括运输费用在内，每吨水的成本在30元左右。汪家山社农民饮用水的来源见图7。

2011年，村里通了自来水，村民喝上了安全的饮用水（见图8）。洁净的自来水有助于提升红村村民的健康水平。

3．电网改造的成效：从“电灯不如煤油灯”到正常照明

2005年，我们在豆家岔社进行调查时，老百姓反映最多的问题是电的问题。他们告诉笔者，晚上7点以后，电压只有70—80伏，电视都看不了。电灯暗淡无光，灯泡中只剩下一根红丝。为此，一些家庭放弃了电灯，改用煤油灯，从而回到了无电时代；一些家庭则使用矿上的低压灯泡；有的人家则买了两三个小型升压器。

当地村民有喝早茶的习惯，每天早晨会用一个小电炉煮茶，边煮边喝。清晨时的电压还算可以，在190伏左右，但与村里其他社相比，电压还是低得多。煮开同样的一缸茶，在电压为220伏的地方需要2分钟，而在豆家岔需要3—4分钟。此后一整个白天，电压都在190伏左右，看电视、给手机充电、使用笔记本电脑都没有问题。最难熬的是晚上，因为电压很低，几乎所有的电器都无法使用。在电压正常的地区，人们在家看电视、吃饭；而在豆家岔，人们则早早吃完晚饭，聚集在一块平地上聊天，聊到晚上10点左右才回家。这时候的电压大约升高至160伏特，人们可以看电视。村里一些懂得电的知识的农民会从外面买一个矿上使用的额定电压为117伏的低压灯泡，使他们避免遭受黑暗的痛苦。然而，用低压灯泡的时候需要格外小心，因为电压一旦高了，灯泡就会被烧坏。

2010年和2013年，电力公司先后对村里电网进行了升级改造。改造后，电压稳定在220伏左右。电价相对更加透明，使用电脑计价，实行阶梯电价，0.52元/度起；而2005年时，电价要1元/度。2004年和2005年，一年停电20天左右，且每次均为全天停电；2016年全年仅停电2次，共约16个小时。

4．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帮助红村融入全球化

2016年，2G、3G和4G信号已经覆盖全村，宽带也接入村里。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村庄和外部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多。185个被调查村民中，偶尔或者经常使用互联网的为35人，其中有13人经常上网；绝大多数人是通过手机上网；从上网活动来看，看新闻及与孩子联系的比例较大（见表5）。6个被调查村民利用互联网购物，平均购物次数6.5次，平均购物金额441.67元，主要购买的是服装（6人次）和日常用品（1人次）。此外，8人委托他人在网上购买物品，平均购买2.875次，平均金额为418.75元。

185个被调查村民中，32人使用微信，依靠自学的有21人，靠家人教的有8人。朋友圈平均好友数量是64.84人，其中好友最多的有200人。

（三）村部办公条件改善，村干部威信得到提升

2005年，红村村部位于定渭公路的西侧，拥有4间砖瓦结构的办公室（见图9）。这些办公室修建于2004年，但由于上级政府拨付的资金不足，红村拖欠材料商原材料费用和施工队工资近4000元。2010年，政府投资5万元，在原址上又新扩建4间砖瓦结构的办公室。2016年，政府投资60万元，在定渭公路的东侧修建了新村部。新村部和幼儿园在一栋楼上，村部位于二楼，幼儿园位于一楼。与此同时，在村部附近修建了文化广场（见图10）。新村部建设改善了村干部的办公条件，为村民提供了文化活动场所，丰富了文化活动。大量扶贫项目和强农惠农政策在村干部的领导下实施，提高了村民福利，改善了干群关系，提高了村干部在村民中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