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村调查进入与跟踪

2005年7月中旬,中印农村社会保护比较研究课题组一行7人到红村进行田野调查。中印农村社会保护比较研究课题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研究员主持。本调查报告主要执笔人陈前恒参加了这次田野调查,并主持了此后的跟踪调查。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与红村的亲密接触。从事农村田野调查,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村落进入问题。费孝通先生进入开弦弓村调查主要利用了他姐姐与村落的私人关系。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商务印书馆,2006,第40页。近30年来在关于村落的研究中,进入村落的方式主要通过行政渠道和私人关系的安排。张文宏、黄先碧专门研究了行政资源介入在田野调查中的作用,他们认为行政资源介入对于顺利完成调查是不可缺少的,但与此同时,行政资源的介入经常影响到获取调查资料的真实性。张文宏、黄先碧:《调查中的行政资源》,载边燕杰、李路路、蔡禾著《社会调查方法与技术:中国实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27—160页。为了能够顺利进入红村开展田野调查工作,课题组运用了一定的行政关系。在红村调查中,笔者深深地感受到行政关系对田野调查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如果没有县、乡、村干部的支持,调查就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然而,县乡干部的陪同,又让我们感到很多农户在回答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时没有客观地反映情况。田野调查中的这些问题让我们深深地意识到,要比较客观、深入地对村落中的一些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与村干部、村民做朋友,然后才有可能获取到比较客观、真实的一手资料。此次调查对红村所有在村的农户进行了普查,大约持续了一个星期。关于此次调研的背景和调研成果见张晓山等著《中印农村社会保护比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此次调查的结果多反映红村农民在2004年的生活情况,故把2004年作为记录红村变迁的起点年份。

我们觉得课题组获得的资料相当珍贵,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即通过对红村进行长期跟踪观察,记录一个贫困村庄和它的村民们在中国迈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变迁。2008年7月,一行9人对红村在村农户进行了第二次跟踪普查。村庄调查问卷的设计沿用了2005年开展的调查问卷的大部分内容,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保证调查研究具有很好的连续性。2010年和2012—2017年,我们对红村又进行了7次农户跟踪普查。由于在2005年的调查中,我们与红村村民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此后的跟踪调查没有借助行政力量,确保了调查的独立性。在跟踪观察中,我们克服了没有研究课题资助、村庄道路泥泞、少部分农户拒访等诸多困难。通过调查研究,很多村民和我们成了朋友。朋友多了,幸福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