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民工民俗反哺“深描”

农民工常年生活在外地，虽在外艰辛但对家乡的民俗活动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积极推动宗族或民俗活动走向繁荣。这使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促使他们这样做？这样做背后的动机是什么？他们在外地与家乡之间常年来回穿梭，其意义何在？要想了解他们作为家乡民俗文化活动参与者的深层原因，一方面要对其从小的生长环境与所受的民俗文化熏陶有个精确的把握，另一方面也要明白这与农民工在城市里艰辛劳作却被城市排斥的现状有关。

（一）经济反哺背后的“深描”

对农民工经济反哺的背后进行深入思考，可以总结出一定的经济理性规则。有受访者对于他们的经济性反哺是这样认为的：“修了路，好走嘛。我们自己的娃娃也要走这边去读书，落雨天老年人要去赶庙会走泥巴路确实很危险。我们捐钱一起弄一下，大家都走得心安理得。”另一名受访者李某说：“很多人对庙子（指毗卢寺）的菩萨许愿了，好多都想娃娃读得书，自己挣得到钱，所以一说修路大家都愿意去。也有些人没出钱，他们不信这个，不过只有个别的人。”也有受访者说：“有些大老板自己信佛，给很多钱，图个面子。”可见，乡民愿意去修到寺庙的路还是经过理性思考的。首先，大多数乡民是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到修路确实能方便自己或家人。其次，个别人是出于证明自己能力的角度，捐款是冲着“面子”去的。费孝通在“差序格局”下对农民“自我定义”行动逻辑有较为准确的定位，乡民会拿自己的经济付出与各方面收获来进行对比。也有乡民在外挣了大钱，会通过捐大钱的方式来获得别人的夸奖与羡慕。这种把自身经济优势转换为当地威信优势的做法在大部分乡民中都有一定的体现。这是一种社会支持的增益渠道，不仅满足了大部分乡民渴望得到认可的心理，同时也是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

（二）族群、民俗圈背后的“深描”

社会网络实际上是一些支持性的社会关系的集合，它通过持续的社会交往而形成，并对网络的拥有者发挥着重要的支持作用。族群、民俗圈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小型社会网络，乡民们在这个社会网络里生活。该社会网络的价值取向是影响乡民行为的重要因素。如受访者蔡某说：“我姓蔡，我屋头好几代人围绕着宗祠生活。翻新宗祠啊，给蔡氏子孙捐款让他们去更好的地方读书啊，我肯定是愿意的，虽然我在外头打工，但是我的根在这里，老了干不动了还是要回来的，大家都对宗族出力，以后肯定可以享福。”另一受访者也说：“只有对宗族有作用，出了力或者出了钱，大家才会对我们个人认可，不然哪个理你？”一位正在学艺的受访者说：“跟着张师傅学个手艺嘛，以后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才能养活自己。”在访谈中发现，“蔡氏”“族人”“一个姓的”“传统”“立足社会”等词语反映了这一群体受社会网络的价值影响很深。这些受访者通过参与宗族或民俗活动的方方面面，不仅实现了自我身份的认同，也实现了社会网络对其价值的肯定。

对于自己宗族或民俗文化圈的认同也影响着乡民对其自身价值的认知与评判。尽管有些乡民以经济理性规则或是人们常说的“仗义”为出发点，但是这些都成为乡民被民俗“整合”的表现。

（三）城市工作背后的“深描”

分析农民工在工作地的生活，将更有利于我们了解他们通过民俗“反哺”行为来加强对乡土的认同这一事实。

一方面，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础设施与福利待遇较之农村明显优厚，这也成为许多农民工进城务工谋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城市务工收入比农村高出许多，又可享受到在乡村无法享受到的各种便利，这使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美好十分向往。一位受访者说：“那些大城市确实很发达，马路都要宽几倍，在那边上班嘛虽然工作累点，但是确实比务农收入要高得多。”另一方面，城市的高速运转又让每个参与城市生活的人都有不堪重负的感觉，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方式让来到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在闲暇之际更加想念家乡的乡土生活。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生活水平有所提高，这也刺激了在外务工人员对家乡归属感的不断增强。其实，在生活水平方面，由于进城务工的目的就是赚钱，所以许多农民工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自己的消费进行压缩和节制。受访者CF就说：“在城市里头，那些工厂里，每天要干12个小时才有钱。不然，就靠平时那点上班时间的工资，一个月都不够花。有时为了节约点钱，经常吃厂里头的食堂，没有油水，吃了老是吐清口水。”

就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来说，城市的社会支持明显弱于家乡的社会支持。在城市里，能够得到的社会支持仅仅来自同伴之间，或是某些公益组织。然而，在家乡，能得到的社会支持包括自己亲戚朋友的支持、对本地的归属感、熟人社会的相互认可和认同等，同时随着政府对乡村建设投入力度的加大，来自家乡政府的社会支持明显要高于在城市中所获得的社会支持。

（四）来自乡土记忆的“深描”

法国社会学家哈布瓦奈认为，乡土记忆是一种集体的社会行为，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在BM镇这样一个特定的民俗文化圈里，他们有着对毗卢寺庙会的共同记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群体记忆会被不同程度地激活，从而影响乡民的行为与心理。关于毗卢寺庙会的记忆主要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上。陈建宪认为，节日是时间与空间的元点重合。庙会给参与的乡民带来关于庙会时间和空间的集体记忆。调查显示，乡民在这个社会激荡转型的年代里，对于许多事情的记忆都呈现多元化，但是对于毗卢寺庙会这个典型的集体参与事件大家都不会陌生，并且说辞一致。通过大家对庙会的共同记忆，逐渐形成一套有着固定文本的说辞，并在乡民内部不断流传，让外出务工农民工这个特殊的乡民群体对家乡民俗活动的兴趣不断高涨。其实，乡民保持对庙会的记忆就是在坚守自身的身份认同。在这里民俗活动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与整合力，与外出务工者对家人及家乡的思念融为一体，并直接影响着他们对乡土的认同及对未来的规划。

总之，在对川中BM镇外出务工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第一，外出务工者在城市的生存压力大，活动空间窄，得到的社会支持小；他们的人际交往、社会归属、自我认同、自我价值的实现等都受到很大的阻碍；城市忽视了他们需求的多元性。第二，外出务工者在城市务工期间，像是凭空嵌入城市的社会网络中一样，其社交网络嵌入之时是多大拔出之时还是多大。身在城市，接触的还是原来乡村的社交圈——只是这个社交圈凭空搬移到城市而已，他们根本融不进城市本身的社交网络，不利于他们在社交网络中进行社会互动。第三，外出务工者的民俗“反哺”行为在对家乡民俗活动的深刻记忆表象下掩盖的内在逻辑实则是冷漠的城市社会所感受不到的乡土熟人社会中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和其乐融融的归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