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本书内容梗概及主要贡献和创新

（一）本书内容梗概

本书主要从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的视角，研究了区域协同低碳发展的路径域政策，共包括十一章内容，分为三篇。

第一篇包含第一章至第六章，主要探讨了区域间经济和碳排放的交互影响及其机制——溢出—反馈效应。第二篇包括第七章至第九章，是对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的拓展分析，主要探讨了区域间贸易及相关的碳排放转移、贸易模式和碳排放责任问题。第三篇包含第十章和第十一章，是在考虑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的基础上，从省际关联和省际经济格局的视角分析中国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和区域低碳发展路径。

第一章对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和区域间贸易进行了总体研究和描述。为了分析区域间的经济关联性，本章构建了区域间影响力系数和感应度系数指标，并将之用于评价各省对经济的供给侧推动力和需求侧拉动力。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的三大产业仍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但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对三大产业产值的贡献正不断增大，与东部地区贡献的差距呈持续缩小的发展态势。就产业结构而言，东部地区整体上已经进入以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化发展阶段，而其他地区仍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正是由于中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区域间的贸易才得以不断发展，使区域间的经济关联性日趋紧密。当然，区域间贸易对不同区域的影响以及不同区域通过贸易对其他地区的影响差异也比较明显。后向影响力（需求拉动）较大的主要是东部地区的省份，如山东、江苏、浙江、北京、天津；而前向影响力（供给推动）较大的多为中西部资源禀赋较好且工业发展较好的几个省份，如内蒙古、辽宁、陕西及四川。

第二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基于MRIO模型构造了三区域的供给侧和需求侧溢出—反馈效应分析框架。从经济学视角来看，所谓区域间溢出效应是指一个地区经济活动所发生的变化对其他地区的影响。所谓区域间反馈效应则是一个地区经济活动发生的变化所引起的其他地区经济活动的变化反过来对该地区产生的影响。区域间溢出和反馈效应得以存在的基础就是区域间密切的贸易活动。正是区域间贸易的存在，一个地区经济活动的变化才能够在影响本地区的同时传导至其他地区，并对其他地区产生影响，继而对本地区产生间接影响。本章在刻画区域间经济和环境溢出—反馈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区域间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测度方法。

第三章分别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测算了2002～2010年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无论是从需求还是供给的角度出发，三大地区的经济及碳排放的区域内效应都远远大于各自的溢出效应，而后者又明显大于反馈效应。研究时期内，三大地区的经济溢出、反馈乘数效应总体上都有所上升。由于三大地区的碳排放强度都有所下降，因而它们的碳排放溢出乘数效应与经济溢出乘数效应有所不同，但碳排放反馈乘数效应、经济反馈乘数效应的变化方向一致。而三大地区实际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都显著上升，因为它们的经济规模都显著增大。同时，东部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溢出乘数效应都明显小于中、西部对东部地区相应的经济溢出乘数效应，但三者间碳排放溢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却没有完全呈现这一特征。同时，2007年以来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反馈乘数效应依次递减，但东部地区的碳排放反馈效应却一直小于中部和西部。不过，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规模显著大于中、西部地区，因而东部地区的各种实际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都明显大于后两者。

第四章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供给侧和需求侧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测算，分析了该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及其碳排放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北京、天津及河北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梯度。不过，在研究时期内，三地区之间的经济溢出乘数始终处于较低水平，甚至总体上有所下降。区域间溢出效应对北京和天津经济的贡献也明显下降，仅对河北经济的贡献略有上升，且对三地区经济的贡献一直未超过一成。三地区间的碳排放溢出效应也较小，但大于相应的经济溢出效应。每个地区不同部门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效应差异显著，且不同地区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效应主导部门也差别甚大。总体上，北京和天津对河北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效应明显大于河北对前两地区相应的溢出效应。同时，北京、天津、河北三地区同一部门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乘数都依次递减。上述现象表明，京津冀经济一体化仍处于较低阶段，进展缓慢甚至有所退化。因此，北京、天津、河北应当明确各自的区域功能定位，合理规划各自的支柱产业，最大限度地破除区域间贸易壁垒，以加快京津冀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三地区间应加强区域间碳减排合作。

第五章主要从需求侧出发测算了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增加值和碳排放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研究发现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上、中、下游地区的增加值溢出效应远远低于区域内效应。下游地区的增加值溢出乘数有所上升，但碳排放溢出乘数略有下降；上游和中游地区的增加值和碳排放溢出乘数则都明显下降。三地区中，消费的增加值区域内乘数最大而碳排放乘数几乎都是最小，出口的增加值区域内乘数最小，调出中间品的碳排放区域内乘数最大。不过，消费的增加值和碳排放溢出乘数都最小，资本形成以及调出中间品则具有相对较大的增加值和碳排放溢出乘数。三地区中，农林牧渔业及大部分服务业部门对本地增加值具有较大影响力，而对本地碳排放影响较小。增加值溢出乘数较大的部门多属于制造业，碳排放溢出乘数较大的部门多为能源密集型部门。因此，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在最终需求中的比重以及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调整出口结构，有助于提高长江经济带的增加值。改善能源密集型部门的碳排放效率，能有效减缓长江经济带的碳排放。提升各地区之间的服务业贸易往来，不仅是改善长江经济带增加值溢出效应的关键，也是降低区域间碳排放溢出效应的有效途径。

第六章分别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测算了中国省级层面的经济和碳排放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省际层面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乘数都相对较大，远远大于上述基于更大尺度区域的研究结果。这意味着各省的初始投入和最终需求不仅对本省的经济和碳排放有决定性影响，也会对其他地区的经济和碳排放产生重要影响。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乘数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性，特别是大区域内（如东、中、西部）不同省份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乘数也存在很显著的差异。因而不能以大区域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效应评价代替区域内省份的经济和碳排放溢出效应评价。经济溢出效应较大的部门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需求侧经济溢出效应较大的部门以资本品供应部门为主，而供给侧经济溢出效应较大的部门则以中间产品供应部门为主。不同类型的初始投入和最终需求的各类经济和碳排放乘数差异显著。同样，在整个研究时期内，大多数省份的经济溢出效应有所下降，所有省份的碳排放溢出效应都有所下降，且碳排放溢出效应的全国平均降幅明显大于各类经济溢出效应的平均降幅。

第七章研究了与区域间贸易密切相关的区域间碳排放转移问题，研究这一问题有助于深入了解区域间的碳排放影响，同时能为政府部门制定更科学的区域碳排放权分配方案提供科学依据。本章同时采用双边贸易含污量（EEBT）方法以及MRIO模型方法来测算区域间的碳排放转移。前者不区分区域间贸易品的用途（中间使用或最终使用）、透明且易于操作，后者区分贸易品的用途，从而能够刻画区域间的溢出—反馈效应但较为复杂。采用前一方法得到的结果表明，贸易隐含碳净调出地区多为中西部地区省份，特别是内蒙古、山西等煤炭富集且重工业较发达的地区，而东部地区的浙江、上海、北京和广东则是贸易隐含碳净调入最大的几个省份。采用后一方法测得的碳排放转移总量明显下降，且许多省份（如北京、江苏、浙江、广东等）的净贸易隐含碳（调出与调入隐含碳的差额）符号与采用前一方法得到的结果相反。这两种方法无所谓对错，但考虑问题的视角不同。在研究碳排放转移问题时应注意这两种方法对结果的影响及它们不同的政策含义。

第八章基于EEBT方法实证分析了碳排放视角下中国省际和四大地区层面的区域间贸易模式。结果表明，在典型年份中绝大多数省份的国内贸易都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模式或要素禀赋模式，甚至个别省份的国内贸易既是污染避难所模式又是要素禀赋模式。四大地区的国内贸易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主要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模式，也有一些表现为要素禀赋模式。进一步，一些省份或区域的国内贸易还可能在某一年份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模式，但在另一年份却表现为要素禀赋模式。由此可见，污染避难所假说和要素禀赋理论都只能部分解释中国的区域间贸易，但两者合起来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的区域间贸易。当然，也有少数省份或区域的贸易在某些年份表现为其他模式。同时，当前中国的区域间贸易整体上不利于中国的碳减排。本章的发现意味着通过强化环境规制、加强区域间环境治理合作以及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优化区域间贸易模式并促进中国的碳减排。

第九章基于MRIO模型和七种环境责任核算原则，对中国的省际碳排放乘数和碳排放责任进行了比较分析。这些核算原则对应着不同的区域经济利益和区域间经济关联性，其政策含义也不同。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不同核算原则下各省份的碳排放乘数显著不同。不过，不管采用哪种原则，碳密集型部门即直接碳排放强度较高的部门总是具有较高的碳排放乘数，因而那些碳密集型部门比重较大的地区也总是具有较大的碳排放乘数。改变核算原则时，一些地区的碳排放责任会发生显著变化，但也有一些地区的碳排放责任变化很小。然而，无论在哪种原则下，碳排放责任较大的省份总是经济规模（总产出）较大的省份（如山东、江苏和广东），而经济规模较小的省份（如宁夏、青海和海南）的碳排放责任总是较小。本章还进一步根据省际碳排放乘数和不同原则下的碳排放责任分布特点，提出了一系列区域性碳减排政策建议。

第十章基于MRIO模型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2007～2010年）中国省级出口隐含碳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表明，东部10个省份占中国出口隐含碳的份额超过80%，其中仅广东的出口隐含碳份额就超过20%。不过，东部省份的出口隐含碳强度普遍低于其他省份。前者的平均值仅相当于后者平均值的2/3。在研究时期内，包括所有东部省份在内的17省份的出口隐含碳有所下降。同时，除甘肃和宁夏外，所有省份的出口隐含碳强度都有所下降。结合对数均值迪氏指数方法（LMDI）和结构分解分析，本章发现出口隐含碳强度变化带来的技术效应有效地减少了大多数省份特别是东部省份的出口隐含碳。除北京、江苏、黑龙江和陕西外，各省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都有利于降低其出口隐含碳。出口的地区分布变化使11个省份的出口隐含碳下降，而使其余省份的出口隐含碳增加。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规模变化虽然仍导致各区域出口隐含碳增加，但其总影响明显低于技术效应。

第十一章采用基于MRIO模型的空间结构分解方法，分析了2002～2030年及三个分阶段中（2002～2007、2007～2010、2010～2030）各省内和省际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时期内东部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效率都显著高于其他地区，但其碳排放份额将持续下降。各省经济增长带来的规模效应始终主导着中国碳排放的变化，而各省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则一直是最重要的碳减排因素。最终需求和中间投入的地区结构历史变化总体上不利于减缓碳排放，且这一趋势在研究时期内将延续下去。最终需求分配结构和部门结构变化在2010年以前导致碳排放增加，但未来很可能成为重要的碳减排因素。因此，进一步加强技术进步、合理设定区域碳排放目标以及优化最终需求的分配结构和部门结构是中国尽早实现碳排放峰值的重要途径。

（二）主要贡献和创新

本书的主要贡献和创新可归纳为如下方面。

本书的第一篇是关于区域间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研究。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是区域间碳排放转移研究、区域低碳协同发展、跨区域碳排放权分配等相关研究必须考虑的关键问题。本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首先在方法上有所突破，即基于MRIO模型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视角将传统的两区域溢出—反馈效应分析方法拓展至三区域情形。其次，应用上述方法，首次在不同层面对中国区域间的供给侧和需求侧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予以研究，包括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之间的溢出—反馈效应，京津冀地区的溢出—反馈效应，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之间的溢出—反馈效应以及省级层面的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再次，从需求侧出发，测算并比较了消费、资本形成及出口等不同类型需求的产出、劳动报酬、增加值、进口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并综合评价了各类需求的碳排放效率。又次，基于供给侧的视角，测算并比较了增加值与进口的产出、消费、资本形成、出口、总需求及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最后，分析了区域间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的差异性，且比较了不同地区的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和经济溢出—反馈效应。

本书第二、三篇的相关研究可视为区域间经济和碳排放溢出—反馈效应研究的拓展。其一，分别采用EEBT方法和MRIO方法测算了省际的碳排放转移，并对这两种方法所得的结果进行了比较分析。上述两种碳排放转移测算方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MRIO方法考虑了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而EEBT方法没有。其二，考虑到中国有诸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省份及其形成的大区域，区域间贸易很有可能呈现多种模式，本书采用基于投入产出模型的方法，同时对中国30个省份的国内贸易模式进行了评价。这一方法克服了计量经济模型难以判别具体省份贸易模式的局限性，因为后者通常需要将多个省份的时间序列作为一个样本加以分析，只能从统计意义上判定样本作为一个整体的贸易模式，从而忽略了具体省份的贸易特性。其三，为了深入讨论省际碳排放责任，本书基于MRIO模型建立了七种环境责任核算原则下的区域碳排放责任核算方法，从区域层面对上述原则及其方法的内在联系和差异进行了总结，并将这些方法用于分析中国各省的碳排放责任。是否考虑以及如何考虑区域间的溢出—反馈效应就是上述环境责任核算原则的根本差别。其四，在充分考虑区域间溢出—反馈效应的基础上，本书将MRIO模型与LMDI分解方法相结合，首次对中国省际层面的出口隐含碳进行了因素分解。其五，本书进一步采用基于MRIO模型的结构分解分析（SDA）方法研究了省际经济格局变化对中国碳排放的历史影响，同时结合投入产出预测技术，对未来省际经济格局变化的碳排放影响进行了情景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