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自然环境

任何地区所进行的任何经济活动都是在具体自然环境下进行的。自然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影响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人类利用自然条件和技术手段相对有限的古代。自然环境的特性不仅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决定着经济关系以及在经济关系后面的所有其他社会关系的发展。因此在我们研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时候，必须首先考虑它所处的自然环境条件。

自然环境包括一个国家和地区所处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等。这些因素的综合，对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的形成与贸易行为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本节主要从行政区划、山川气候和自然灾害三个方面描述清代山西省的自然环境特点。

一 行政区划

山西位于中国中西部，华北平原以西、黄河中下游以东、王屋山和砥柱山（在今河南三门峡市内）以北、内蒙古的丰镇厅和清水河以南，自古被称为“表里山河”, “距京师一千二百里”,是全国重要的战略重地。山西地处北国边缘，京都南屏，是首都近畿，为中央政权通往边疆的通道，军事防御体系严密。

山西“东西广八百八十里，南北袤一千六百一十五里”。其在东及东南，以太行山与山东、河南为界，“东至直隶正定府井陉县界三百七十五里，少南至正定府赞皇县界四百三十里”, “南至河南陕州界黄河岸一千二十三里，少东至河南怀庆府河内县界七百三十里”, “东南至河南卫辉府辉县界八百五十里，至河南怀庆府修武县界七百二十里”;在西和西南隔黄河与陕西相望，“西至陕西延安府吴堡县五百五里，少南至陕西西安府韩城县界八百一十五里”, “西南至陕西西安府朝邑县界一千一百五十里，潼关县界一千一百六十里，华阴县治一千一百八十里”;北部界限自古以来多有变化，明长城有着很重要的作用，明代以后，长城成为山西北部与内蒙古的自然界线，“北至得胜堡口外边墙七百里至长城七百六十里”, “东北至蒙古草地界五眼井堡边墙六百二十里”。

按照清朝时的山西行政区划，山西省的省治为太原府，全省分为九府、十州、六厅。九府为太原、平阳、潞安、蒲州、汾州、泽州、大同、宁武、朔平，十州为平定、保德、忻、代、霍、解、绛、沁、辽、隰，六厅为归化、绥远、托克托、清水河、和林格尔、萨拉齐，康熙六年（1667）将其并为归绥道，以下将归绥六厅简称归绥道。

自古晋国以来，山系河流对山西历代政区的沿革和经济区域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按照地理区位的不同，各府州具有不同的经济地理条件。根据当时的行政区域划分，我们将山西全省按照不同的经济地理条件划分为五个区域：晋北、晋西北、晋中、晋南、晋东南。

晋西北地区为归绥道，其治所位于绥远城厅，领归化城厅、绥远城厅、萨拉齐厅、清水河厅、托克托厅、和林格尔厅。1912年，原归绥道所属地区脱离山西成为绥远省，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因而研究归绥道的经济地理区位对于山西省现今经济发展的指导意义有限，所以我们不在这里加以详述。

晋北地区以大同府为中心，含大同府2州8县、朔平府1州4县、宁武府4县、忻州2县、代州3县、保德州1县。

大同府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东西广二百五十里，南北袤二百四十里”。与朔平府、代州、得胜堡口、直隶地区相邻，“东至直隶宣化府怀安县界二百十里，西至朔平府左云县界五十里，南至代州繁峙县界一百六十里，北至得胜堡口外边墙八十里。东南到直隶蔚州界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朔平府左云县界一百二十里，东北到宣化府怀安县界二百里，西北到朔平府左云县界五十里”。

朔平府在山西省北部，“东西广二百四十里，南北袤三百二十里”。与大同府、宁武府和长城边墙相邻，“东至大同府大同县界一百六十五里，西至边墙七十里，南至宁武府宁武县界二百九十五里，北至边墙二十里。东南到大同府山阴县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宁武府偏关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北到边墙二十里，西北到边墙三十里”。

宁武府在山西省北部，“东西广一百五十里，南北袤二百八十里”。与朔平府、太原府、代州、忻州、保德州和长城边墙相邻，“东至朔平府朔州界二十五里，西至太原府岢岚州界一百二十五里，南至代州崞县界七里，北至水泉营边墙界二百七十里。东南到代州崞县界九十五里，西南到忻州静乐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北到朔平府平鲁县界二百里，西北到保德州河曲县界一百一十五里”。

忻州位于山西省中部，“东西广三百四十五里，南北袤一百一十里”。与平定州、太原府、代州、汾州府、宁武府相邻，“东至平定州盂县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太原府岚县界二百二十五里，南至太原府阳曲县界四十里，北至代州崞县界六十里。东南到太原府阳曲县界六十五里，西南到汾州府永宁州界三百三十里，东北到代州五台县界七十五里，西北到宁武府五寨县界二百八十里”。

代州位于山西省东北部，“东西广三百八十里，南北袤三百四十里”。与大同府、宁武府、平定州、忻州和直隶正定州相邻，“东至大同府灵丘县界二百三里，西至宁武府宁武县界一百七十三里，南至平定州盂县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大同府山阴县界一百二十里。东南到直隶正定府平山县界二百四十五里，西南到忻州界一百四十里，东北到大同府浑源州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忻州界一百四十里”。

保德州位于山西省西北部，“东西广二百三十里，南北袤七十五里”。与宁武府、太原府和陕西葭州府相邻，“东至宁武府五寨县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太原府兴县界一百一十里，南至太原府岢岚州界七十里，北至陕西葭州府谷县界黄河岸一里，东南到岢岚州界一百六十里，西南到兴县界一百里，东北到宁武府偏关县界一百八十里，西北到陕西府谷县界三十里”。

该区属九边之域，曾实行民屯、军屯、商屯，故人口逐渐增加，又紧邻蒙俄，故经济以“茶马互市”为主要结构。皮毛制品是本区主要特产，加上各商帮从南方贩来茶、棉、丝等手工制品，使本经济区域呈现边境贸易的特点。

晋中地区以太原府为中心，含太原府1州11县、汾州府1州7县、平定州3县。

太原府是山西省治，位于全省中部偏西，“东西广五百七十里，南北袤七百三十里”。与平定州、汾州府、沁州、忻州、辽州和保德州相邻。“东至平定州寿阳县界一百七十里，西至汾州府永宁县界四百里，南至沁州沁源县界四百七十里，北至忻州崞县界二百六十里。东南到辽州榆社县界二百四十里，西南到汾州府平遥县界二百五十里，东北到忻州定襄县界一百八十里，西北到保德州界五百里”。

汾州府位于山西省中西部，“东西广四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里”。与太原府、平阳府、沁州、隰州和陕西延安府相邻，“东至太原府祁县界一百四十里，西至陕西延安府吴堡县界二百九十里，南至平阳府灵石县界六十里，北至太原府文水县界四十里。东南到沁州治二百六十里，西南到隰州治二百七十里，东北到太原府祁县治一百二十里，西北到陕西延安府葭州治三百九十里”。

平定州地处山西省东部，“东西广二百六十里，南北袤二百九十五里”。与太原府、辽州、代州和直隶正定府相邻，“东至直隶正定府井陉县界九十五里，西至太原府榆次县界一百七十五里，南至辽州和顺县界八十五里，北至代州五台县界二百一十里。东南到直隶正定府赞皇县界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太原府榆次县界九十五里，东北到直隶正定府平山县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太原府阳曲县界二百一十里”。

该区经济发达，没有依赖资源而形成主导性的产业，但是区内基础设施齐全，生活服务业发达，消费需求量大，商贸行业、社区服务多，适应通信、金融业的发展。商业都市除了传统的太原区之外，太古、平遥、祁县都是有名的商业城镇。

晋南地区以平阳府为中心，含平阳府1州11县、蒲州6县、解州4县、绛州5县、隰州3县、霍州3县。

平阳府位于山西省西南部，“东西广二百七十里，南北袤三百六十里”。与泽州府、绛州、汾州府和潞安府相邻。“东至泽州府沁水县界一百五十五里，西至绛州界一百二十里，南至绛州界一百一十里，北至汾州府介休县界二百五十里。东南到绛州垣曲县界一百九十里，东北到潞安府长子县界二百二十里，西南到绛州稷山县界一百十五里，西北到汾州府孝义县界二百八十五里”。

蒲州府在山西省西南部，“东西广一百四十里，南北袤二百三十里”。与解州、绛州和陕西省相邻，“东至解州界七十五里，西至陕西西安府朝邑县界五里，南至陕西潼关县界六十里，北至绛州河津县界一百六十里。东南到解州芮城县界一百一十五里，西南到陕西潼关县界六十里，东北到绛州稷山县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山西朝邑县界三十里”。

解州位于山西省最南部，“东西广二百二十五里，南北袤一百二十里”。与绛州、蒲州府、河南省相邻，“东至绛州垣曲县界二百五里，西至蒲州府虞乡县界二十里，南至河南灵宝县界黄河岸六十里，北至蒲州府猗氏县界三十里。东南到陕州界黄河岸一百里，西南到阕乡县界一百二十里，东北到绛州闻喜县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蒲州府临晋县界三十里”。

绛州位于山西省南部，“东西广一百三十五里，南北袤一百里”。与平阳府、解州、蒲州府和陕西省相邻，“东至平阳府曲沃县界十里，西至陕西韩城县界黄河一百二十五里，南至解州夏县界八十里，北至平阳府太平县界二十里。东南到平阳府曲沃县界二十里，西南到蒲州府荣河县界一百四十里，东北到平阳府太平县界四十五里，西北到乡宁县界五十里”。

隰州位于山西省西南地区，“东西广二百五十里，南北袤二百九十五里”。与平阳府、霍州和陕西延安府相邻，“东至平阳府汾西县界九十里，西至陕西延安府宜川县界一百五十里，南至吉州界一百三十里，北至乡宁县界一百六十五里”。

霍州位于山西省中南部，“东西广八十里，南北袤七十七里”。在平阳府以北，与沁州、隰州、汾州府和平阳府相邻。“东至沁州沁源县界五十里，西至隰州汾西县界三十里，南至平阳府赵城县界二十五里，北至汾州府灵石县界五十里。东南至平阳府赵城县界四十五里，西南到隰州汾西县界二十里，东北到沁州沁源县界三里，西北到汾州府灵石县界三十里”。

从经济中心来讲，该地区的主要经济中心都是晋南地区传统的都市，市场繁荣，各类手工业制品齐全，具有综合市场的特点。

晋东南地区则以潞泽地区为中心，含潞安府8县、辽州2县、沁州2县、泽州府5县。

潞安府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东西广三百一十里，南北袤二百八十里”。与泽州府、平阳府、辽州、沁州、河南彰德府相邻，“东至河南彰德府林县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平阳府岳阳县界一百五十里，南至泽州府高平县界八十里，北至辽州界二百里。东南到河南卫辉府辉县界三百三十里，西南到泽州府沁水县二百五十里，东北到彰德府涉县界一百七十里，西北到沁州二百一十里”。

辽州位于山西省东南部，“东西广三百三十里，南北袤一百七十里”。与太原府、沁州、平定州和河南彰德府相邻，“东至河南彰德府武安县界一百四十里，西至太原府太谷县界一百九十里，南至沁州武乡县界四十里，北至平定州乐平县界一百三十里。东南到彰德府涉县治一百六十里，西南到沁州武乡县治一百五十里，东北到直隶顺德府邢台县界一百里”。

沁州位于山西省中部偏南的位置，“东西广四百六十里，南北袤六百八十里”。与潞安府、平阳府、太原府、辽州和汾州府相邻，“东至潞安府黎城县界二百一十里，西至平阳府灵石县界二百五十里，南至潞安府襄垣县界三百五十里，北至太原府太谷县界三百三十里。东南到潞安府襄垣县界八十里，东北到辽州榆社县治一百一十里，西北到汾州府平遥县治二百一十里”。

泽州府在山西省东南部，“东北广五百里，南北袤二百二十里”。与平阳府、潞安府、蒲州府和河南省相邻，“东至河南卫辉府辉县界二百四十里，西至平阳府翼城县界二百二十里，南至河南怀庆府河内县界一百一十里，北至潞安府长子县界一百三十五里。东南到辉县界二百三十里，西南到蒲州府垣曲县界一百九十里，东北到潞安府壶关县接河南彰德府林县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翼城县界二百二十里”。

该区以煤、铁、纺织为主，其中潞绸曾远销全国。

二 山川气候

山川是影响古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形因素。山西是一个夹峙在黄河中游峡谷和太行山之间的高原地带，是最为典型的黄土广泛覆盖的山地高原，地势西南低东北高，海拔800-1500米。内部河谷纵横，山多川少，地貌类型复杂，有山地、丘陵、盆地和平原等。“山西名山有太行、中镇、五台、芦芽、中条、紫团、姑射、绵山、龙门、砥柱”。太行山是蔓延山西、河北省界的大山脉，多东西向横谷，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商旅通衢。中镇山亦名霍山，为汾河、浊漳河、沁河的分水岭，今晋中、临汾、晋东南三大地区大体以此山为界。五台山在五台、繁峙、代县之间，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佛教圣地。芦芽山在宁武县西南，跨神池、五寨、静乐、岢岚诸县。中条山跨永济、芮城、平陆、垣曲、绛县诸县，“西有华岳，东接太行，此山居中，且狭而长，故名中条”。紫团山又称抱犊山，“在上党东南，高七十丈”。姑射山在临汾西南，跨襄汾县，古时又称石孔山。介山亦名绵山，在介休县南40里，传说为介子推归隐之地。龙门山位于平顺县东北100里处，主峰海拔1700余米。砥柱山，位于河南三门峡城东40里、山西平陆东南50里的大河中。山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交通方面，山西省具体的交通运输情况我们将在第七章重点讨论，这里不多加叙述。

“大川有黄河、汾、清浊漳、沁、滹沱、桑干、涑、浍”。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巴颜喀拉山，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九个省区，最后流入渤海。汾河为山西省第一大河，“河内曰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其川漳，其浸汾、潞”,源出宁武县管涔山，流经山西省中部，南至万荣县西注入黄河。浊漳河古称潞、潞水，南源长子县，西源沁县，北源榆社县，“长子县鹿谷山，浊漳水所出，东至邺，入清漳”,流至襄垣县汇合为浊漳河。清漳河则有两源，“沾县大黾谷，清漳水所出”，东源昔阳县，西源和顺县，南流至左权县汇合，东南流至河北合漳镇与浊漳河合流为漳河。沁河发源于沁源县西北的二郎神沟，流经安泽、沁水、阳城，经河南注入黄河。滹沱河源出繁峙县东，流经代县、原平、定襄、五台、盂县入河北省。桑干河又名永定河，源出朔县东北，流经山阴、应县、怀仁、大同入河北省，元史谓之“小黄河”。涑水，一名涑川，源出绛县太阴山，流经闻喜、安邑、夏县界，其主峰在稷山县。浍水出河东绛县东浍交东高山，西经翼城南。其水又西南合黑水，水导源东北黑水谷，西南流经翼城北，右引北川水，水出平川，南流注之，乱流西南入浍水。川流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在于农田灌溉，要考察这一点需要结合各地的水利设施情况进行具体分析，此不是该部分重点研究内容。

晋西北地区除了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外，还具有发达的水利灌溉系统。清初，修渠灌田的技术并未兴起。乾隆年间（1736-1795），黄河改道，使田肥壤沃，靠近河流的农民和渔民“于近河处用桔槔取水，试行种植，大获其利”。嘉庆之后旅蒙商人在地区之间粮食差价的利益驱动下，纷纷致力于水利开发，来提高粮食产量，获取巨额利润。灌溉系统的完善使得晋北地区的人民开始由靠天吃饭变为人力改造自然，通过改变原有自然条件，为农民定居提供了条件，也使晋北地区成为农耕最适宜的地方。

晋北地区则是另一种情况，该地区的水利系统相对不发达。山西北部大多数地区均为山田坡地，不仅绝少水田，就连平地也是极少，“全无三五里平田，涧湾山转，即为膏腴良田，历年来淫雨漂冲，尽成沟渠，寸土难耕。若夫山田，高者五六十丈，低者二三十丈”,种植条件比较恶劣。在雁门关外的应州，水害未除，水利未兴。“长期以来，境内浑河两岸，田地俱高出河身三至四尺或五至六尺不等，桑干河两岸田地又俱高出河身四至八尺不等。此两河，雨缺则细如带，不能上引入地，雨多则惊涛急涨，往往漫溢两岸，或倒灌小溪，可也是随涨随落，很少获得水利。即使打井汲水，又地多盐碱，浇地反损田苗。百姓也没有能力治理盐碱地。并且，北路地土砂碛，遇雨下渗为速，保留水分较差。山田易干，雨多又往往造成水土流失，若遇山洪暴发，还将淹没田禾，不得水利，反罹水害。”

到了晚清时期，这一地区的水利建设有所发展，民间商人以股份制形式筹集资金，创建了水利公司，通过集中民间分散资金兴修农田水利。道光、同治、光绪年间，开辟了诸多干渠，浇灌大量农田。其中，开辟了“三大渠”，引用桑干河、恢河、源子河水，灌溉农田30万-40万亩。

晋中地区的自然条件虽然一般，但是水利灌溉却很出色。太原、榆次、清源等处的农民，积极引用汾水、晋水灌田，增进土地肥力，提高粮食产量。自康熙初年开始兴筑汾水第一坝堰——广惠渠（堰）后，沿河各县相继效仿，又逐渐建起广济、广义、利义、天义、天顺、公议等大堤坝，号称“汾河十大堰”，是当时开发汾河资源最为典型的灌溉工程。

与“汾河十大堰”配套使用的是引水沟渠，最为突出的工程在太原县，清雍正以后至道光年间，太原县东之汾河上先后有用以溉田的引水渠27道。其中长安渠、龙首渠、白马渠三渠总长355里。同时，晋中农民在潇河（洞涡河）流域，建起了“上五道、中四道、中三道、下五道和另外十八道泥渠的灌溉系统，整个流域的灌溉面积达到二十万亩”，对晋中农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中榆次县农民集中巨大的人力、物力在潇河上修浚了31里长的官甲口渠，浩荡之水流向郭家堡、寇村、荣村、高村、韩村等处，溉田2.6万亩，成为县民世代所乐道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

晋南和晋东南地区相比山西其他地方而言，土地肥沃，水利条件好，水田居多，多利用汾水和霍泉水浇灌庄稼来改良土壤。当地农民对农业的投入较多，水肥并进，精耕细作、精收细打，农业生产水平较高。其中在晋南平阳府，洪洞县和赵城县农民本着互利的原则，经过官方许可，采取自由联合的形式，互相协作，合力开发霍山南麓的霍泉水，灌溉两县的农田。雍正年间（1723-1735），霍泉上有引水溉田的渠道5条，分别为南霍渠、小霍渠、副霍渠、清水渠、丽泽渠（现在被称为霍泉渠），灌溉洪洞县李卫、永宁、湾里等33村土地和赵城县各村土地4.5万亩；到道光五年（1825），洪、赵两县疏引霍泉溉田面积扩大到7.5万亩，创霍泉水溉田的历史之最。霍泉流量比较稳定，当地人民积极利用，不断开发，使霍泉灌区常获丰收。

气候与山川分布息息相关。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社会，气候波动成为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包括农作物生长周期的长短、农作物产量以及植被分布区域等）及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布罗代尔指出：“15-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 -90%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

山西位于大陆东岸的内陆，分属温带气候区和暖温带气候区，冬季长而寒冷干燥，夏季短而炎热多雨，春季日温差大风沙多，秋季短暂气候温和。内长城以北的雁北地区，属于半干旱气候；内长城至昔阳—太岳山—河津一线为暖温带半干旱气候；其南为暖温带半湿润气候。光能资源丰富，年辐射总量为482-599N/cm2，全年日照数在2200-3000小时，西部山区较多，南部盆地较少，一般集中在4-9月份，良好的光合作用有利于秋收作物和冬小麦的生长。

山西省大部分地区为山地、丘陵，地势高低起伏很大，跨越纬度很长，气温差异较大。全省气温由南向北逐渐降低，最低气温集中在1月，最高气温集中在6、7月。晋北、晋西北地区温差比晋南和晋东南大。春秋季的月气温变化较大，夏、冬季气温较稳定。山西平均日差的分布，大体上呈现北部高于南部的特点。白天的高气温有助于农作物进行光合作用，夜间的低气温有助于抑制农作物的呼吸，因而有利于农作物的物质积累。

受大气环流、地形地貌和植被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山西省降水资源并不丰富，年平均降水量为400-650毫米，从晋东南向晋西北地区递减。降水多集中在6、7、8月，降水变化受季风的影响，同海洋气团息息相关，极不稳定。

三 自然灾害

灾害对一个地区的粮食产量具有重要影响，山西历史上就是灾害的多发地之一。据统计，整个道光朝山西被灾府县达367个，是全国范围内的灾害频发地之一。表1-1是我们对道光年间山西省内灾害波及州县数的分期统计。

通过图1-1可以看出，道光中期自然灾害波及州县数比前期和后期多：道光中期灾害波及州县数是前期的2.2倍，是后期的1.6倍。进一步统计发现道光前期灾害波及州县数最少（道光四年波及范围最小，仅有4个州县），后期灾害波及州县数次之，中期灾害波及州县数最多（道光十五年灾害波及范围最广，波及州县达32个）。

另外根据我们的统计，道光年间山西省发生的各类灾害共399次，其中旱灾156次，占比为39.10%；雹灾79次，占比为19.80%；涝灾59次，占比为14.79%；蝗灾28次，占比为7.02%；雪灾26次，占比为6.52%；霜冻20次，占比为5.01%；瘟疫11次，占比为2.76%；其他灾害（包括风灾、狼灾、震灾等）共20次，所占比例为5.01%。可见，道光年间山西省所受灾害中旱灾所占比重最大，其次是雹灾、涝灾、蝗灾、雪灾、霜冻、瘟疫等灾害。对于风灾、震灾等其他自然灾害，虽然危害程度较大，但是出现的概率较小，因此在这里不单独加以描述，只作为其他灾害统一进行统计。图1-2为各种灾害占比统计图。

（一）旱灾

山西省处于干旱和半干旱气候交错区，属东亚季风大陆性气候。冬季，寒潮南下时，山西属于必经之地。夏季，副热带高压携带的海洋暖湿气流北上稍弱或者不及时时，山西就很有可能发生旱情，因此，山西省旱灾主要在夏季发生。旱灾发生在夏季对秋收作物的影响最大，秋收作物在夏季时对雨量的需求最大，长时间缺水会导致产量的严重下降。

与其他灾害相比，山西省的干旱有范围大、时间久、灾情重、频率高的特点，民间有“十年九旱”之说。据统计，道光年间山西省共发生旱灾156次，平均每年发生旱灾5.2次，道光十二年（1832）受灾最重，受灾县次在年平均受灾县次的3倍以上。

旱灾在全省范围内均有发生，平均各县发生旱灾次数为1.37次，其中受灾最为频繁的县有太原、荣河、襄垣、泽州、高平、阳城和寿阳，这些县发生的旱灾次数都大于道光年间各县发生旱灾次数平均值的两倍。旱灾发生较为频繁的县则在全省范围内均有分布，这些县发生的旱灾次数都大于道光年间山西各县发生旱灾次数的平均值。

（二）雹灾

由图1-2可知，冰雹灾害在山西灾情严重程度中位居第二，且在夏季发生最多，其次为秋季，春季和冬季发生的最少。与旱灾相比，“雹打一条线”，范围要小很多，时间也极为短促，但是其来势凶猛、强度大，并常伴有狂风暴雨，往往会给局部地区的生产造成比较大的损失，山西是冰雹灾害较严重的省份之一。道光年间山西省共发生雹灾79次，平均每年发生雹灾2.6次。

清代山西冰雹灾害主要分布在晋东南、晋中以及晋北地区，平均各县发生雹灾次数为0.7次，灾害发生严重的州府有太原府、潞安府、汾州府、泽州府、平定州、保德州、绛州和大同府，最严重的是潞安府。其中雹灾最为频繁的县市为长治和屯留，这两县发生的雹灾次数都大于道光年间山西各县发生雹灾次数平均值的两倍。

（三）涝灾

山西历史上的水涝灾害，起因有暴雨引起的山洪暴发、河溢、连阴雨和冬季雪灾等，具有局域性强、危害大、灾情重等特点，夏季和秋季是发生涝灾最频繁的时期。在道光年间涝灾比较严重，山西省共发生涝灾59次，平均每年发生涝灾1.97次。

山西涝灾主要分布在晋南、晋东南以及晋中地区，平均各县发生涝灾次数为0.5次，其中太原府、蒲州府、平阳府、潞安府、汾州府、泽州府和解州的涝灾发生频率较高。受灾最为频繁的县有太原、长治、屯留、汾阳、阳城和安邑，这些县发生的涝灾次数都在道光年间山西各县发生涝灾次数平均值的三倍以上；较频繁的县为襄陵、虞乡、解州和夏县，这些县发生的涝灾次数都在道光年间山西各县发生涝灾次数平均值的两倍以上。但由于山西多旱，因此民众还是“喜涝惧旱”，从全省农业生产总体来讲，是“大涝大稔，小涝小稔，连涝连稔，不涝不稔”。

（四）蝗灾

山西历史上对病虫害的记载较简单，有蝗、螟、虸蚄、青虫等，对蝗虫记载较多，因此对于病虫害的统计主要针对蝗灾进行。蝗灾是我国农业生产中最大的自然灾害之一，“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幡帜皆尽”，山西自古以来就屡受蝗灾的侵袭，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其中秋季蝗灾发生最多。根据统计，道光年间山西省共发生蝗灾28次，平均每年发生蝗灾0.93次。

蝗灾全省均有涉及，主要发生在晋南、晋东南以及晋中部分地区和晋北东部，平均各县发生蝗灾次数为0.25次。受灾最为频繁的州县有阳曲县和平定州，这些州县发生的蝗灾次数都是道光年间山西各州县发生蝗灾次数平均值的三倍以上；较频繁的州县为汾阳、怀仁、朔州、盂县、代州和绛州，这些州县发生的蝗灾次数都在道光年间山西各州县发生蝗灾次数平均值的两倍以上。

（五）雪灾

山西省地处华北平原，来自北方的冷空气持续时间长、势头强劲，历来霜雪灾害频发。雪灾往往造成农作物死亡，百姓颗粒无收，饥疫大行。道光年间山西省共发生雪灾26次，平均每年发生雪灾0.86次，可以判定几乎每年都会发生雪灾。

山西省雪灾的暴发呈现集中连片分布的态势，在地势较高的迎风坡和地势较低的盆地和山谷发生的灾情更为严重。据统计，清代山西省共95个州县发生过雪灾，平均各州县发生雪灾次数为0.23次。其中以太原府为界，晋中南部和晋南以及晋东南地区雪灾较重，集中在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平定州、沁州、忻州和绛州，晋西北除大同府外受灾都较轻。受灾最为频繁的州县有太原、襄陵、阳城和大同，这些州县发生的雪灾次数都在道光年间山西各州县发生雪灾次数平均值的三倍以上。

（六）霜冻

霜冻通常发生在春末和秋初，是由于冷空气的影响，导致作物受害或死亡的一种低温灾害，会对农业生产造成极大危害。道光年间山西省共发生霜冻20次，平均每年发生霜冻0.67次；共有55个县发生霜冻灾害，年均受灾县数为1.83个，其中秋季霜冻较多，主要发生在8月份。

霜冻灾害在晋中、晋南和晋东南的山区发生较多，平均各县发生霜冻次数为0.18次。主要受灾州府为太原府、平阳府、汾州府、泽州府、大同府、辽州、沁州、平定州、代州、解州和隰州，其中霜冻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县是位于泽州府的阳城，其发生霜冻灾害的次数大于道光年间山西各州县发生霜冻灾害次数平均值的三倍。

（七）瘟疫

清朝山西瘟疫灾害较为严重，由于古代医疗卫生条件有限，往往在发生重大灾情之后，来不及对大量尸体采取适当的处理方式，致使瘟疫发生。道光年间共发生瘟疫11次，平均每年发生瘟疫0.37次；共有34个县发生瘟疫灾害，年均受灾县数为0.3个。由于冬季天气温度较低，病菌不宜扩散，所以瘟疫的主要发生季节为春、夏、秋三个季节，冬季则较少。

清代山西省瘟疫流行，全省范围内均有波及，平均各县发生瘟疫次数为0.1次，主要发生的州府为太原府、泽州府、平阳府、蒲州府、大同府、平定州、绛州和解州。其中瘟疫发生最频繁的州县是大同，其发生的瘟疫次数大于道光年间山西各州县发生瘟疫次数平均值的三倍；瘟疫发生较为频繁的州县有阳曲、临晋、猗氏、泽州、平定州、夏县和绛县，这些州县发生瘟疫的次数都在道光年间山西各州县发生瘟疫次数平均值的两倍以上。

（八）其他灾害

山西大风虽属常见，但不一定都能成灾，成灾的大风往往出现在春夏间（2-8月），在雷雨、冰雹等综合影响下形成。山西常见的大风天气主要有寒潮大风、雷雨大风，有时也有局域性的龙卷风。道光六年（1826）和道光十年（1830）为极度灾年，受灾县次分别为8次和6次，主要发生在太原府、潞安府、平阳府、泽州府、大同府、解州。

地震灾害破坏力强，是自然灾害中最严重的一种，山西是全国境内地震灾害较为严重的省份之一，主要集中在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晋中和晋东南盆地地区，包括太原府、汾州府、潞安府、泽州府、平阳府、解州、朔平府和保德州。

道光年间山西省共发生其他灾害20次，平均每年发生其他灾害0.67次。其他灾害在晋东南的山区发生较多，平均各县发生其他灾害次数为0.18次。其中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州县是泽州和盂县，其发生其他灾害的次数都大于道光年间山西各州县发生其他灾害次数平均值的三倍。发生风灾较为频繁的地区为阳曲、太原、文水、洪洞、襄垣、汾阳、泽州、平定州和盂县，主要集中于太原府、平阳府、潞安府、汾州府、泽州府、平定州等中南部地区；发生震灾较为频繁的地区为泽州、平定州和平陆，主要集中于晋南地区的泽州府、平定州和解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