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隐藏于叙事策略当中的媒介赝象

任何一部纪录片都在以某种方式记录着一段特定的历史。而历史以何种方式呈现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各种历史信息的传达以及历史自身的真实。因此，当历史的讲述方式发生改变的时候，历史是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是每个纪录片创作者和研究者都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尽管“历史境遇不像文学本文那样具有内在的意义，历史境遇本身并没有内在的悲剧性、戏剧性或传奇性”，然而，“历史叙事不仅是关于过去事件和过程的模式，历史叙事也是形而上学的陈述，这种说明昔日事件和过程的陈述同我们解释我们生活中的文化意义所使用的故事类型是相似的”。这也就意味着，历史叙事并非仅是对事实本身的客观记录，它还是一定环境条件下叙事者、听诉者共同创作形成的一个丰富又复杂的本文。

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物，已经发生并结束了的历史事实不会改变，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情况只存在于理论假想当中，当历史穿越层层迷障来到我们面前时，所呈现出来的面目与其全息真实之间势必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迷障”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而纪录片的叙事策略与讲述方式则是影响历史真实性的重要的主观原因之一。

这是因为叙事策略与讲述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意味着创作者对历史事实重要性的判断与选取。对历史事实的重新建构、再现与阐释则更加表明历史真实已经悄然发生了迁移。同时，视听传媒自身的传播特性与局限以及大众所处的文化环境也在影响着信息的真实性。早在1922年， W．李普曼就指出，大众媒介为人们建构起一个由真真假假的影像组成的虚性世界，即“头脑中的影像”，人们通过它去感知身外世界。正如麦克卢汉所说：“新媒介并不是把我们与真实的旧世界联系起来；它们就是真实的世界，它们为所欲为地重新塑造旧世界遗存的东西。”波德里亚则将这种对真实的改写称作“产自编码规则要素及媒介技术操作的赝象”。他进而又指出：“这一编码规则既是一种意识形态结构也是一种技术结构——在电视的情况中，这就是大众文化意识形态的编码规则（道德、社会和政治价值体系）和造成了某种推论类型的剪辑模式、媒介自身的联结模式。那种推论类型将充满了多种变化信息的内容中性化了，并代之以其自身对意义的命令性约束。”

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媒介赝象外在表现为媒介符码对事实在传递过程中的阐释与重构，而其本质和动因则是传播者主观意识形态或隐或显的传递，它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与媒介技术。

此处的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它涵盖了社会文化环境背景、道德伦理价值判断、传统观念嬗变传递，当然也包括政治理念和功利目的。意识形态编码规则直接决定了媒介赝象的内容呈现和观念表达，它是媒介赝象产生的根源，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媒介技术编码规则展开叙事的方式和技巧。

媒介技术则通过具体的叙事策略对意识形态进行着有效的传达，正如马尔库塞所说：“整个大众传播过程具有一种催眠的特点，同时它被染上一层虚伪的亲近的色彩——这是不断重复的结果，是对传播过程的熟练的管理指导的结果。”媒介技术采用一系列的常规叙事类型、叙事等级和顺序规则、隐含的叙事模式，以及将隐含叙事变成真实叙事的转换规则等多种手段确保了整个媒介赝象的最终形成。

作为视听媒介的一种传播样式，纪录片在叙述和表达的过程中，无疑受到媒介这一编码规则的深刻影响。除了受到意识形态和源自传统媒体的叙事技巧的影响外，视听语言独特的表达风格和语法规则，更增加了纪录片叙事策略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纪录片拍摄与剪辑的过程就是符号的编写过程；蒙太奇语言作为画面符号的组织系统，是创作者与观众都已认同的编码规则；编写符号的人对由符号构成的代码其意义、内涵本身的理解和处理，就是叙事策略实施的具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