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视域下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与启示

王文奇

摘要：公共外交理念的提升将主权国家建立以来长期聚焦于官方互动的外交重新回放到社会层面和个体层面进行考量。伴随着世界诸大国争相开展公共外交，塑造良好国家形象，思考公共外交的主体培养、共识建构、策略选择等也成为各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国，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家国天下的理念从人际关系入手跨越到国际关系，表现出个体能动性对国家外交的意义；王道乐土，强调了国家内部的政治治理对于树立国家外部威望的重要作用；天道观念则是公共外交互动中实现共识取向的良好视角；推己及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事原则有助于指导具体的公共外交实践，使公共外交收到更好的效果。综合来看，中国传统思想对我国公共外交的理论建构与具体实践均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启示。

关键词：公共外交 传统思想 中国

在全球联系广泛而深入的背景下，公共外交受到了各国重视。实际上，跨越国界针对他国公众的外交实践形式伴随着政治行为体的互动生成已经出现。只是这种外交实践形式在主权国家生成后，长期被官方的外交互动、职业外交人员的外交实践遮掩了光芒。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课题，在20世纪60年代公共外交才由美国学者最先重视起来。他们由探讨公共外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入手，进而关注各国的外交实践，如成立于2003年的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目前按年度发表全球公共外交的评估。作为延续千年的文明古国和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公共外交对于中国赢取世界理解和认同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积极因素对于推动当下的中国公共外交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 公共外交的个体动员

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共外交的定义并没有完全达成一致。学界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公共外交是一国官方主导和介入的行为还是将纯粹由民间形成的自发性的、随机性的民间外交或文化外交也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但“简单地说，公共外交就是争得他国民意理解和支持的活动”。

实际上，以目标来定义公共外交可以避免在概念上的过多纠缠。无论公共外交的实践主体是以官方为主、民间为主，还是官民并举，其实践的目标指向都是其他国家的公众，实践的预期结果都是塑造本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终的效果也就是要形成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

从参与的主体、客体和目标中，我们发现公共外交将个体行动和国家外交紧密关联在了一起，关注的焦点从国家重新回归到个人。按照层次来看，是国家将塑造国家形象的具体诉求下放到本国公众，由本国公众通过公共外交实现对他国民众的积极影响，之后由他国民众的集合效应反馈到公共外交目标国的官方层面，从而实现国与国官方层面的良性互动，也就是将“国家A—国家B”的互动模式转变为“国家A—公众A—公众B—国家B”的层次循环。从这种意义来看，个人的力量或者说个人展现出的品质与文化成为国家品质与文化的展现。使个体或团体的对外交往行为符合官方的外交需求，这是公共外交诉求的核心，但在这一过程中需要实现对本国公众的个体动员。

对个体对于国家作用的关注，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部分之一。个体动员的实现不是从物质激励的角度说的，而是直接要从个体内生出家国天下的情怀，从而希望以持久恒定的方式建构起个人对国家的责任感。

中国儒学经典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同样，在被称为杂家的代表作《吕氏春秋》中也有类似阐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吕氏春秋·审分览》）。而天下按照中国传统思想来讲，是超越于国家界限的，在地理范围上属于全球视野，天下包含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的自然地域范畴（《中庸》）。

这种论述强调以无数个体通过自身的修身齐家使国家强大起来，之后将国家的影响力波及天下。国家的强大以内部民众的个体自修和自省为前提，即通过个体动员形成了集体效应。换言之，这是以一种文化的力量，形成了政治性效果。这种文化力量是通过塑造个人观念实现的，“观念能够形成议程，这些议程能深远地塑造结果”。

中国传统思想将家国天下关联在一起，个体在齐家之外则要走向治国，这是家国情怀。实际上，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对于国家互动的关注，很少强调国与国之间是如何竞争、博弈，尽管也曾出现过以苏秦、张仪为代表的合纵连横派，但他们具体指向的是诸侯国之间的互动实践，在思想上仍是从个体的角度考虑诸侯国治理，这一个体既包括君王、臣属，也包括大众。人在国家间互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正是今天我们研究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之一。

此外，中国传统思想的个体动员对我们的启示意义还包括衡量国家的差异化。我们当下的国际关系分析、外交分析，经常将国家假定为同质化的、理性的行为体，之后在这样的根基上诞生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学模式。这样，国家作为行为体的异质化被遮盖了。中国传统思想中讲求家国同构，对于家国同构可以从文化心理方面来理解。家国的构成以个人为基本单位，而人作为个体是存在差异的。虽然传统思想中将个人的追求目标设定为治国、平天下是同一的，但对个体如何达至这一目标则有不同的路径阐释。如孔子针对不同弟子谈仁义、宽恕等问题时没有采取整齐划一的概念分析，而是进行了因材施教的个体指导。由此类比，个人是差异化的，家庭是差异化的，国家自然也是差异化的。在具体的公共外交行为实践中，只有考虑到具体的差异化情况，根据不同国家内部个体的知识背景、行事作风、权威产生等的差异，才能够因时因势而动从而收到更好的效果。

二 公共外交的内在根基

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不同于冷战期间的宣传战。宣传战是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以或真或假的信息来增强受众国公众对本国的好感。但伴随着冷战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伴随着传媒互动平台的日益开放，信息会以多元、多渠道的方式覆盖公众，宣传式手段在信息通畅的情况下已经难以奏效。在当今的时代背景下，公共外交更多的是展示性的。一个国家本身的内部状况是展示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外交的内在根基，“政府能以榜样的作用吸引或者排斥他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王道乐土思想正是强调国家内政修好对于外部软实力形成的连带效应。

中国传统中有对于王道和霸道的争论，王道是依靠自身的软实力吸引他国，霸道是依靠自身的硬实力威慑他国。王道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被认为是超越霸道的。王道乐土的向心力的形成，在于内政的修好，内政的修好重在强调以德治国，以仁理政，二者在核心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孔子的看法是：“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儒家并不否认法家式治国的重要性，但是儒家注意到了法家式治国多是在问题出现后才采用救济式或惩罚式的手段来处理问题，其作用不可低估，但对于王道乐土的实现不是根本性的，只有让民众自发地接受道德和礼仪，才能够从根源上减少甚至避免问题的产生，从而实现社会和谐，实现王道乐土。

经济发展，生产力的提升固然是社会进步、国家富强的重要支柱，但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人际关系不能按照逐利原则进行，国家间的关系同样不能如此。孟子就曾提出：“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提出了“诚信”和“友善”，以社会道德上的个人自觉推动国家的良性发展。从政府层面来讲，则要认识到以民为本，实行仁政，以仁政塑造民众对政府的向心力，也就是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以德治国、以仁理政，二者是合二为一的，是实现王道乐土的基础。

当国家内部的治理出现良性发展，或者是达至古代先贤所说的王道乐土时，那么这个国家在世界的影响力也就自然形成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当然，要在世界上形成积极的影响力，得到其他国家的“众星拱之”，单单做好内政还是不够的，还要在国际关系的互动中践行王道。在国际关系中践行王道，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是坚持国家平等，不搞以大欺小，在这方面墨子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下之邑也”（《墨子·法仪》），“天之意，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墨子·天志》）。其次是大国要以自己的能力帮助或者惠及其他国家，即《管子》中所说的“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管子·霸言》），只是注重发展自己的国家只可能是践行霸道的国家，只有兼及或惠及其他国家的国家才可能是践行王道的国家。

中国传统思想认为，一个践行王道的国家，不会认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不会搞对外侵略的，但不搞对外侵略不代表不能参与战争。墨子主张非攻，“大不攻小也，强不侮弱也，众不贼寡也”（《墨子·天志下》），但并未主张非战。当自身遭到侵略，或者是为了维护其他国家或民众的合法生存利益的时候，参与战争，打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也是王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一个国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能够践行王道的时候，自然会对其他国家形成影响力，该国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时候，就有了重要依凭和展示的内容，从而对于形成良性的、可持续的公共外交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三 公共外交的共识取向

公共外交从国家互动回落到了社会互动、公众互动。但是全球划分为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差异性十分明显，在这种差异性中如何寻找共识取向就成为重中之重。只有在达成共识取向前提下的互动，才能够获得他国公众的认可，从而塑造自身积极影响力。在中国的先秦时期，诸侯之间已经建立了不同的统属范围，中国的区域文化之间也是存在差异的，在这种情况下先秦思想家对于共识取向也进行了深入思考。总体来说，就是以天道统领最基本的价值判断。古代先贤所确定的天道观对我们今天的公共外交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2016年1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开罗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发表题为《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其中援引了孟子的名言“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天道是社会道德标准和政治治理合法性的来源，是社会所依从的最高行为准则。关于天道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不同思想家有大体趋同的阐释，譬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万事之生也，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管子·形势》）；“得道以持之，则大安也，大荣也，积美之源也”（《荀子·王霸》）。

当然，对于道究竟是什么，如果只从思想家们的字面来分析，似乎难以找到明确而清晰的内涵和外延界定，就譬如老子的含混式处理，“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但如果避免字面上的歧见，寻求本质性认知，我们会发现对于道的认知在古代思想传统里达成了较为一致的共识，这是基于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体认后达成的一种共识。如果说西方思想的起源——古希腊时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讲的是概念性思辨，那么中国思想起源春秋战国时代的先贤们讲的是生命性体认。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这里将天道的概念落实到了“礼”，落实到了“和为贵”上。按照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的解释：“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和者，从容不迫之意。盖礼之为体虽严，然皆出于自然之理，故其为用，必从容不迫，乃为可贵。”由此可见，儒学基本上将道的含义落实到了师法自然式的从容不迫上。这种从容不迫的认识来源于自然法则，来源于对和谐的认识。

在具体的社会行为中，什么才算是天道式的共识呢？明代大儒王阳明在其致良知的学问中为我们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传习录》）。“不假外求”的良知便是天道的具体而微的表现。

恰恰因为天道是一种对于自然、对于生命的体认式认知，才更有助于作为公共外交中的共识取向。在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权威生成等方面，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地区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不可能产生条文式、律令式的共识。恰恰是明确成文的一些所谓价值观，充满了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众说纷纭的解读。这可能源于西方国家将社会问题不断科学化、规范化的倾向，就如梁漱溟所批评的，西方“一切要根据科学——用一种方法把许多零碎的经验，不完全的知识，经营成学问，往前探讨”。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即便联合国所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看似通过细致的条款对人权进行了具象解读，但实际上在不同国家对于人权宣言的具体条款仍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执拗于这种条文解读中的差异，显然容易造成公共外交中互动双方的隔阂。

我们所说的体认式的天道观，其在具体的生活中显现，譬如王阳明所说的恻隐之心，虽然不能够用精致的学术词语加以总结，却是全人类基本共存的情感与共识，对于暴力犯罪、政府腐化的反感，对于正义、奉献的尊重，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都是能够达成共识的。基于共存的情感与共识进行公共外交，能够比基于所谓的民主、自由理念进行公共外交获得更好的效果。天道思想为我们寻求公共外交中的共识取向提供了有意义的参考。

四 公共外交的行为规范

确定了公共外交实践中的共识取向后，如何确定公共外交中的行为规范呢？中国传统思想仍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那就是推己及人。推己及人作为一种行为规范有助于在公共外交的实践中最大限度地对目标国家的公众和个体构成吸引力，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受众的抵制情绪。

公共外交中的推己及人可以区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这即强调从受众需求出发，确定公共外交的针对性。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自己能够不断完成自我提升，而这正是公共外交得以开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世界上开展公共外交卓有成效的国家一般注重了这个层面。对外援助也是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对外援助中，于1964年就确定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包括：平等互利；尊重受援国主权，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中国以无息或低息贷款方式提供援助；帮助受援国走自力更生、经济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力求投资少，收效快；提供中国最好的设备和物资；帮助受援国掌握技术；专家待遇一律平等。这就是强调要注重受援国的需求，除了实在的经济需求外，也要注意受援国百姓与公众对平等地位的需求。再如，美国驻外大使馆在开展公共外交的过程中，也时刻注意所在国的受众需求。美国驻韩国大使馆就经常组织美国公共外交工作人员、大使馆官员与韩国各年龄段的学生进行座谈，也通过大使馆网站或社交媒体平台回答学生最为关心的经贸、留学、移民等问题，满足受众不同层面的需求。

其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此即通过对受众的援助式关怀，实现公共外交的扩展。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亲人充满了关怀，将这种关怀、帮助的情感推己及人到公共外交领域，就形成了对其他国家受众的基本关怀。最基本的对于生命的关怀，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重视，既是一个国家治理内政、获得合法性的方式之一，也是一国在公共外交中需要重视的方面之一。在目前美国、英国等国的公共外交中，往往将青年群体——尤其是青年精英群体作为公共外交的首要目标，认为青年精英将是未来该国社会的领导者，他们对某个国家的好感将决定未来整个国家对某个国家的好感。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下全球的政治背景下，无论是哪一国家的精英，要想成为国家的领导者，都需要占总人口数量更多的非精英公众的投票选择，并且精英们为了成为国家领导者，也要考虑到公众对其他国家的好恶。因而，公共外交中对其他国家精英群体的重视是必要的，但也应关注其他更多的非精英公众甚至弱势群体。在公共外交中，如果能够秉承“老吾老”、“幼吾幼”的思维处事，能够将心比心地关怀其他国家民众，能够收到更好的公共外交效果。

其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此即注重跨文化差异，不强加价值观标准，不将自我凌驾于受众之上。美国虽然在全球诸大国中在公共外交方面投入最大，收到的效果也较好，但仍然有很多非议和批评之声，包括和平队在后冷战时代的援助行动中也引起了诸多不满，“和平队志愿者在一些国家，如索马里、马拉维等国不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过分热衷于推广美式生活方式和文化，遭到这些国家的反感”。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在于和平队没有注重跨文化差异，没有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相对的，论语中还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这也不是简单地要求将自己喜好的东西施加于他人，“立”和“达”都是宏观叙事，类似于如果有助他者自立自强、丰盈通达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不是在具体的行为细节上将个人的偏好强加于他人。总而言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作为公共外交中的重要行为准则，有助于减少公共外交受众的反感与不满。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思想中蕴藏了处理人际关系与政治体互动的思想精华，而公共外交正是融汇了人际关系和国际关系两方面内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人际互动既有对个体行为的要求，也有对国家行为的要求，在社会文化视角下审视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于指导当前具体的公共外交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也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