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制造业有了快速的发展，无论是占GDP的比重、对外贸易，还是生产力水平和研发能力，都有了极大的提高。2011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这与参与国际生产网络尤其是东亚生产网络内分工不无关系。

但是占中国对外贸易较大比重的加工贸易除严重依赖出口外，还依赖进口。除了进口大量的零部件、中间品外，对能源和原材料也有巨大的需求。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不断走向新高。同时，尽管扩大出口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资源消耗型的增长（我国现阶段资源利用效率还较低）带来许多问题，比如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中国大量出口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造成竞争压力，因而在国际市场上经常遭遇各种贸易摩擦。而且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出口，使得外部市场环境变动对国内经济影响巨大。因此，如此大规模的资源消耗型加工贸易不可持续。

中国对外开放后，世界成本型产业和生产环节以极快的速度聚集在中国，形成生产要素的优势聚集。但是国际分工法则缺乏主动的矫正治理，使产业优势聚集成为水平性转移和扩大，占用大量资源，不利于技术升级，导致“劣币效应”。中国的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低廉而供给充裕，政策支持力度又大，“劣币效应”已经导致低水平的数量扩张并对技术投入产生惯性排斥。因劳动密集型环节（或产业）、低技术密集型环节（或产业）进入门槛比较低，近些年一些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经济体参与产业分工，规模不断扩大。这对中国以劳动力成本为竞争优势的产业和生产环节造成较大的竞争压力。不过，中国的成本优势虽减弱但竞争优势仍在，这反而对主动升级没有造成足够的压力。

因此，中国过分依赖出口及大规模投资拉动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具备可持续性。而目前对经济转型至关重要的是产业升级。

同时，中国的产业升级对东亚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亚洲四小龙”和东盟一些国家或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没有继续或者效果有限。这使得东亚区域内消费市场一直没有形成。东亚生产网络的大部分功能只是分工生产，最终消费市场主要在区域外。十几年来，东亚不少经济体向中国出口零部件，还有来自欧美的跨国公司继续将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中国，借道中国对欧美出口最终产品。从而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较大，而中国同东亚经济体贸易是逆差。中国产业升级意味着中国参与网络内分工的环节居于高附加值环节，产业结构优化，消费者收入不断提高，需求规模扩大。因此，中国的产业升级不仅能影响区域内最终需求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还能影响和引领其他经济体的产业升级及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这对东亚经济一体化和政府间深度合作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目前，国际竞争内容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各国之间的竞争不仅表现为产业之间的竞争，还表现为在同一产业内不同生产环节间甚至同一环节内的竞争。谁拥有了稀缺资源，如核心零部件生产技术、更好的生产工艺、品牌或营销渠道，谁就占据了产业价值链上的核心或关键环节，谁就能掌控并能调动生产网络资源，获得最有利的竞争优势。因此，目前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不仅是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升级换代，还是在同一产业、产品内部从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环节的不断升级，即从产品或服务的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

目前，以跨国公司为首的国际生产网络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新型经济组织方式。国际生产网络理论已成为大公司制订其发展战略规划的重要依据，对各国公司及相关产业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升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东亚生产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在全球化、区域一体化背景下的产业升级问题，是一个网络时代下具有区域视野的新的研究方法。与传统的研究产业升级方法相比，该方法更强调国家和企业应从区域市场一体化及政府协调增强的视角，立足国情，着眼于产品的核心环节或价值实现关键环节来考虑政策和战略的制定，以实现国家和企业的战略利益。

因此，对参与网络分工的中国政府和企业来说，如何影响并借助东亚生产网络的动态调整促使产业不断升级，助力经济发展转型，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本书将围绕该问题展开讨论，尝试寻找借助调整实现升级的理论、机制和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