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奥斯曼帝国时期

一 概况

奥斯曼帝国古典时期（Classical Ottoman）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从行省（Beylik）到帝国阶段（1299～1453年）。奥斯曼·贝伊（Osman Bey）是帝国的创立者，帝国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他的儿子奥尔汗（Orhan）继承了父亲遗愿征服了布尔萨（古布尔萨），并开始了对巴尔干半岛的征伐。奥斯曼帝国的国土面积在此期间迅速扩大，直到巴耶塞特一世（Bayezit）在1402年被帖木儿大帝（Tamerlane）打败，之后则是巴耶塞特之子间为争夺帝位而进行的持续斗争。到了1430年，帝国已基本恢复了先前的版图。

第二，鼎盛阶段（1453～1579年）。穆罕默德二世（MehmetⅡ）攻陷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把它命名为伊斯坦布尔），其后继位的四位苏丹都所向披靡，征占了从幼发拉底河到多瑙河、从北非到克里米亚的广袤地区。1517年，塞利姆一世（“Selim the Resolute”或“Yavuz Selim”）征服埃及，由奥斯曼帝国苏丹担任哈里发。随后是苏莱曼大帝（Süleyman the Magnificent, 1520～1566年在位）统治时期，他是奥斯曼帝国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该时期以（索库鲁·穆罕默德）帕夏的死告终。

第三，停滞阶段（1579～1699年）。几任苏丹被限制在如“牢笼”般的托普卡帕皇宫里长大，他们或是被处死以确保继位者没有竞争对手，或是成为唯一的统治者。16世纪末，苏丹不再参与政务，大维齐尔成为实际上的国家元首，掌控着帝国的运转。

第四，衰落和解体时期（1699～1922年）。工业革命时期，奥斯曼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当土耳其人还在设想应该在哪方面进行现代化时，欧洲强国们已在考虑如何瓜分帝国遗产了。

奥斯曼帝国阶层可划分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凡是参与国家管理、任职于皇室或军队的人员，均属于统治阶级。国家以苏丹为首，几乎所有的统治阶级都被视为军事阶层的一部分，尽管像乌里玛（ulema）这样享有特权的宗教阶层没有军事职能。苏丹作为统治者，是帝国最富有的人，其次是大维齐尔。国家会采取财产限制政策，限制被统治阶级的财富数量、行为用度。如果哪个商人积累了过多的财富，国家便会通过“征用”这一方式使其财产减少到合适尺度，而统治阶级则无须缴纳赋税。以苏丹为首的统治阶级包括乌里玛和军队将领，例如禁卫军军官。军队兼有军事和行政双重职能，这体现为从底层士兵到西帕希（Sipahi）再到最上层的大维齐尔，都身兼双重身份。

在奥斯曼帝国，奴隶虽然出身低微，但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而平步青云。在帝国之中，成为苏丹的奴隶意味着荣誉和特权，甚至苏丹的生母和要臣也是奴隶出身。他们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和显赫的地位，但必须听命于苏丹。他们的生命微不足道，可以直接依照苏丹指令被“政治处决”而无须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其死后财产要充公。尽管这项规定只适用于一些财富可观的人，但依然会有人想办法将财产传给后继者，继承人必须出钱资助诸如清真寺、梅德雷斯（伊斯兰学校）、旅馆等公共设施。

乌里玛负责国家的宗教、司法以及教育职能。和所有统治阶级一样，他们能获得巨大的财富并且不必纳税。但是和军队将领相比，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是奴隶出身，而且一般来说未经法律审判则不受处罚，因此他们不会被政治处决，死后财产也不会归还国家，而是留给后代。乌里玛是穆斯林的后代，他们一般从教会学校毕业后再到伊斯兰大学学习。乌里玛把伊斯兰经典的权威赋予到自己的身上，从而通过发表宗教和神学观点来影响现实政治。因而，历史赋予乌里玛的宗教与世俗双重功能使其具备了参与世俗政治的持久能力。

帝国军队可分为两类。一是有薪水的军队，例如卡普库鲁骑兵、禁卫军和拥有土地的骑兵。帝国的税收主要来源于农民以实物形式交付的阿沙（ashar）和什一税（tithes），而领薪水的军队却能获得国家以货币形式支付的薪酬，这确实是一大优势。但当他们的薪水不能按时领取或被支付了成色不足的铸币时，便极可能引发群体反叛。二是不支薪的部队，以西帕希为代表的骑兵继承了为信仰而战、积极进取的加齐（gazi）精神。他们的目标是分得一份被称作“提马尔”的军事采邑，而苏丹拥有全部土地且享有一切随之得来的赋税收入。他把采邑的收入根据功绩赏赐给骑兵，而在战时，则需要各采邑召集与其领地规模相符的军队。

处于被统治地位的社会阶层是普通民众，包括经商者、农民和普通城市民众。他们是社会财富的生产者，但有时也被招募入伍。他们都要缴纳沉重的赋税，其中的非穆斯林还要缴纳人头税（Cizye）。国家是统治者的，而不是被统治者的。

二 坦齐麦特改革

奥斯曼帝国通往西方化和现代化道路上的第一个决定性行动是坦齐麦特改革，坦齐麦特宣言也被称为玫瑰园敕令、花厅御诏，因其是在毗邻托普卡帕宫的玫瑰园向帝国政要和欧洲国家大使宣读的。坦齐麦特改革意义重大，它为土耳其带来了人权、法治、自由和民主。这是土耳其脱离中世纪进入新时代的转折点。

坦齐麦特改革开始于艾哈迈德三世（1673～1736年）的郁金香时代并贯穿整个18世纪。真正的改革开始于1789年之后，塞利姆三世（Selim Ⅲ, 1761－1808）登上皇位，推动了改革的深入，同时也受到欧洲剧变和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和影响。

在塞利姆三世统治时期，国家面临两个重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阿扬”（地主阶级或各行省长官）的权力达到顶峰，这对国家统一带来了严重威胁。其中的强大者几乎能够自主成为独立“王朝”。奥斯曼帝国政府不得不依靠他们作为中间人来收纳赋税和招募士兵。第二个问题是禁卫军（Janissary corps）已然成为苏丹统治的绊脚石。在帝国放弃一贯的征服政策以后，禁卫军丧失了其最重要的地位。由于忙于经商赚钱，他们不愿在训练场上花费太多时间，但是当时火器技术的发展需要国家拥有训练有素的军队。对于禁卫军来说，要放弃赚钱而专注于军事训练，他们必须能够获得足够的补偿。因而军事改革是必要的，不仅是为了打败外国军队，也是为了抑制“阿扬”反叛的趋向。

塞利姆三世的改革通称为“新制度”或“新秩序”。1773年，塞利姆三世仿照法国军队模式建立了新式军队，它的名字与法国大革命“新秩序”意义相同。塞利姆三世谨慎地逐步推行改革，以免激起禁卫军的愤怒。他不得不征收额外的赋税来供养新式军队，从这个角度来说“新秩序”改革对纳税人是不利的。奥斯曼帝国在巴勒斯坦的阿卡地区战胜拿破仑之后，土耳其正规军的数量增加到一万人。但随后此起彼伏的来自阿扬和禁卫军的叛乱使得塞利姆三世的“新秩序”改革力不从心，局势愈加不可控制，直到1807年塞利姆三世被废黜，穆斯塔法四世（MustafaⅣ）（1807～1808年在位）登上帝位，“新秩序”改革失败。

1826年，奥斯曼帝国苏丹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Ⅱ, 1808～1839年在位）宣布在全国实施改革。1876年的坦齐麦特宣言所涉及的内容包括：（1）保护生命、尊严和财产安全；（2）废除包税制度；（3）改革兵役制度，把服兵役年限缩短至4年或者5年；（4）所有臣民不分宗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宣言许诺新颁布的法律将会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为重；司法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规定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享有平等地位的条款可以称得上是革命性的创举。

在军事破产之后，奥斯曼帝国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而变成欧洲强国的附属国。很明显，作为几个列强共管的附属国比成为单一列强附属国有更大的优势。奥斯曼帝国在列强之间的相互斗争中获益，借助一方力量来对抗另一方，从而有一定的自由采取对自身有利的策略。但奥斯曼帝国面临两方面问题，一方面是“东方问题”，即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以获得即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和地缘政治优势；另一方面是巴尔干地区民族国家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争取独立。简而言之，奥斯曼帝国面临土崩瓦解。

许多土耳其民族主义作家用批评的眼光看待坦齐麦特改革，因为它恰好出现在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依赖欧洲帝国主义列强来维持统治的时期。但坦齐麦特改革确实是土耳其民族争取公民权利和宪制政府的开端。

三 克里米亚战争和早期青年土耳其党人

1852年东正教和天主教在巴勒斯坦“圣地”归属权问题上发生争执，这给了俄国取代其他欧洲列强控制奥斯曼帝国的借口，于是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以奥斯曼帝国、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为一方，沙皇俄国为另一方。战争一直持续到1856年才结束，以俄国的失败而告终。战后签订的《巴黎条约》规定尊重奥斯曼帝国的“独立与完整”，并把奥斯曼帝国置于欧洲各国的保护之下，帝国因此“欧洲化”。1856年，奥斯曼帝国公布了改革法令，重申坦齐麦特宣言并进一步制定法律以保证不分种族和信仰，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而在帝国境内，许多地区都爆发了针对基督教徒的暴乱，穆斯林对于非穆斯林的少数民族资产阶级欧洲化生活方式感到恼怒，更无法忍受其在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

早期青年土耳其党人中最杰出的成员的是纳米克·凯末尔（Namik Kemal），他的作品有着深远的、革命性的影响。纳米克·凯末尔用他的诗歌和散文拓展了“祖国”这一概念的含义，使之具有了深刻的情感因素，个人为了祖国可以做出巨大牺牲甚至是献出生命。纳米克坚信所有人生来都是自由的。国家不是一个脱离人民的实体，不可能有脱离人民的利益。人们必须接受先进的事物，不可能退回到过去或者保持现有状况不变。

四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暴政统治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Ⅱ）在位时间长达33年（1876～1909年）。奥斯曼帝国在他统治之下成为一个“警察国家”，其在帝国实行专制统治。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首次滥用权力是罢免米哈特帕夏，他担任保加利亚和巴格达的总督，同时还是土耳其农业银行（Ziraat Bankasi）、社会保障基金（The Social Security Fund）等的创始人。他被指控谋杀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而遭到逮捕，最终被狱卒绞死。

1875年帝国遭遇经济危机带来的混乱状况，使得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不得不在统治时期采取应对措施。《1881年穆哈雷姆法令》（The 1881 Muharrem Decree）规定将部分税收收入分派给奥斯曼公共债务部（the Ottoman Public Debt Administration, OPDA），这个机构是在欧洲列强的支持下建立的，负责偿还欧洲公债持有者利息。为了避免将来再次破产，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亲自监管宫廷的花费。他的经济政策不仅使得国家债务有所减少而且使他的个人财富剧增，他成为国家最富有的人之一。

在奥斯曼公共债务部恢复了民众对帝国金融稳定性的信心之后，许多项目获得了外国的投资。交通运输领域的进步主要表现为铁路运营里程的增加。奥斯曼帝国的铁路主要是依靠外国投资建设。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政府对新闻业采取严格的审查制度。报社每天晚上必须将所有新闻和文章送去审查。官方报纸《塔克维姆伊·韦卡伊》（Takvim-i Vekayi）在1890年被查封（直到1908年），原因是一个印刷错误导致从不利的角度报道了苏丹。

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政策不得人心，人们称他为“血腥的苏丹”。其统治年代是帝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史称“暴政时期”。他的暴君式的统治导致土耳其人的不满情绪普遍增长，这种情绪支持一个叫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团体的成长。1908年7月，青年土耳其党人领导的武装革命爆发，他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再次召开议会。1909年4月27日，青年土耳其党人废黜了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

五 马其顿问题

马其顿地区由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的三个省组成：科索沃（Kosovo）、萨洛尼卡（Salonika）、莫纳斯提尔（Monastir）。其人口由150万穆斯林、90万保加利亚人、30万希腊人、10万塞尔维亚人和10万瓦拉几人（Vlachs）组成。尽管《圣斯特法诺条约》（Treaty of San Stefano, 1878年，俄土签订）把这一地区划分给保加利亚，但是随后的《柏林条约》改变了这一决定。这些民族的居住地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是多民族的社区。保加利亚人建立了名为“非正规兵团”（comitadji）的帮派，通过恐吓手段镇压和驱逐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其他民族，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建立自己的非正规兵团以自卫。奥斯曼帝国军队在冲突地区疲于奔命，试图维持和平。

1908年3月，英国政府向其他列强发出了照会通知，要求为这三个省份任命一位总督并且减少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事态逐渐升级，巴尔干所有的大城市都在1908年7月23日这一天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奥斯曼帝国政府总共收到67封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电报。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已经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任命赛义德（Sait）帕夏为大维齐尔，报纸在7月24日便公布了进行选举的命令。因此奥斯曼帝国再次进入君主立宪时期。

六 两次巴尔干战争

自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奥斯曼帝国击败巴尔干联军，南斯拉夫民族便长期处于帝国统治之下。19世纪，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不断发动武装起义，试图独立。1830年希腊王国的独立大大鼓舞了南斯拉夫各民族，俄国为了夺取地中海出海口而发动第八次俄土战争，奥斯曼帝国战败求和，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黑山、塞尔维亚独立，成立了保加利亚大公国。在俄国支持下，泛斯拉夫主义成为巴尔干半岛的主流思想，巴尔干半岛诸国也积极扩军并进行外交活动，谋求得到欧洲列强的支持，希望夺取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领土。1912年3月，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结盟；之后黑山和希腊也加入，组成了巴尔干同盟。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奥斯曼帝国的战败而告终，帝国丧失了在欧洲的大部分领土。战争导致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另外，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就马其顿的统治权产生分歧。6月，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巴尔干同盟解体。经过这次战争，塞尔维亚实力大为增强，阻碍了奥匈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扩张，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因此得到推动。两地人民要求摆脱奥匈帝国的统治与塞尔维亚合并，引起奥塞之间的冲突，同时俄国则借由塞尔维亚插手巴尔干半岛事务，奥塞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协约国和同盟国两大集团的军事冲突，致使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加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七 第一次世界大战

到了19世纪末，欧洲列强之间形成了两个联盟。一方是同盟国，包括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另一方是协约国，包括法国、俄国、英国，意大利则是后来加入的。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王储访问萨拉热窝时被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刺杀，这一突发事件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在与塞尔维亚开战之际，奥地利表现出与奥斯曼帝国结盟的兴趣，但是巴尔干战争的惨败使得奥地利尤其是德国对结盟深感担忧。尽管如此，德国还是决定支持与奥斯曼帝国结盟。10月，德国发现仅凭自己的力量无法在东西战线取得预期的胜利时，便开始坚持让奥斯曼帝国参战。奥斯曼帝国海军对俄国港口发动突然袭击，炮轰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和敖德萨（Odessa）。俄国、法国和英国于是先后对奥斯曼帝国宣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政府利用列强忙于相互厮杀的有利时机，宣布废除以前和列强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这些条约在奥斯曼帝国衰落之时演变为欧洲国家争夺霸权和剥削帝国的工具。当然仅宣布终止这些不平等条约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确保作为当事国的官方接受条约的终止。但是，列强起草了一份抗议书，声明一致拒绝这一单方面的决定。通过艰难的外交努力之后，德国在1917年1月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有附加条件，即如果在战争结束之后协约国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么德国的特权也必须得到恢复。奥斯曼帝国因持续作战，经济崩溃，国内各民族举行起义，结果无力再战，同盟国相继向协约国求和。德国内部亦发生政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第三节 土耳其共和国时期

一 凯末尔时代

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投降，签署《摩德洛斯停战协定》（1918年10月30日）后，面临着亡国的民族危机。英、法、意等国利用战胜国地位，开始实施大战期间缔结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密约。1919年5月15日希腊占领伊兹密尔，土耳其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19年5月19日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 1881－1938）来到安纳托利亚，着手组织全民族的抵抗运动。1919年9月4～12日，凯末尔在锡瓦斯召开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民族主义组织安纳托利亚和卢梅利亚保护权利协会，并成立以凯末尔为主席的16人代表委员会。同年年底代表委员会驻地由锡瓦斯迁往安卡拉。从此安卡拉成为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920年初，奥斯曼帝国最后一届议会开幕。由于凯末尔及其支持者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议会于1月28日通过了《国民公约》，重申埃尔祖鲁姆大会和锡瓦斯大会提出的领土完整、民族自由等精神，声明土耳其领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要求废除特权条约。1920年3月16日，英国军队占领伊斯坦布尔，驱散议会，接着又指使希腊侵占布尔萨、色雷斯等地。苏丹政府于同年4月宣布民族抵抗运动为非法，继而于8月10日签署了亡国的《色佛尔条约》。

1920年4月23日，凯末尔在安卡拉召开大国民议会，组成了以他为首的政府。同时确认“主权在民”的原则，宣布苏丹政府3月16日以后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法令无效。在1921年1月10日和3月31日至4月1日两次伊诺努战役中，新建的土耳其军队击退希腊军队的进攻。同年8～9月，在萨卡里亚河战役中土军粉碎了希军占领安卡拉的企图。1922年8月26日，土军对希军发动全面反攻，9月9日收复伊兹密尔，9月18日在安纳托利亚的希腊军队完全被肃清。1923年7月24日，协约国被迫与土耳其签订《洛桑条约》，承认土耳其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外国在土耳其境内的治外法权全部被取消。洛桑和会的成功，标志着土耳其民族取得了完全的独立。

1922年11月1日，大国民议会决定废除苏丹制，从此结束了奥斯曼皇室长达600年的封建统治。1923年2月，伊兹密尔经济大会通过《经济公约》，制定了发展民族经济的基本原则。同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宣告成立。此后，土耳其政府进一步废除哈里发制度，在政治、经济、文化、司法等领域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在封建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迅速兴起。

凯末尔还在经济和教育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大幅下滑，工农业生产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凯末尔向大国民议会提出召开全国经济会议，会议决定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同时本国经济要独立自主，提高国内企业竞争力，建立国营银行。1922年独立战争之际，大国民议会还在安卡拉召开了教育会议，讨论推行国民小学教育议题，制定有关国民教育政策。

1．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初期（1923～1928年）

1924年4月20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土耳其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从根本上巩固了共和国制度，完成了国家权力的划分，同时赋予了人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1924年8月4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废除哈里发制度的决议，撤销了宗教事务部，关闭教会学校，筹备新式法典等，这些举措得到了土耳其国内人民的支持，但触动了维教权者们的利益，他们于1924年秋组织了一个新的政党——“进步共和党”。一些省份在他们的煽动下叛乱，严重威胁安卡拉政府。1925年5月底，叛乱被平息。

土耳其建国初期，曾进行了一系列文字改革，凯末尔召集了一部分语言学家探讨采用何种字母取代原先的阿拉伯字母，并在之后组建了文字改革委员会以创造土耳其新字母。凯末尔亲自主持工作，最终于1928年8月宣告土耳其新字母诞生。土耳其新字母共计28个，简单易学，有明确的发音，十分便于推广普及和使用。

在外交政策方面，共和国政府采取“祖国安宁、世界和平”的基本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自身也保持独立自主。这一对外政策使得土耳其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获得了信任，为本国创造了相对和平宽松的建设环境。例如，土耳其政府于1925年与苏联签订了《土苏友好中立条约》，巩固了两国关系，促进了双边贸易发展。1928年5月，土耳其政府与意大利签订了互不侵犯的中立协定，约定互不参与反对对方的任何活动，一方遭受侵略，另一方需保持中立。土政府还与周边的伊朗、阿富汗等伊斯兰国家订立友好条约，给世界人民都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经济方面，共和国成立之时，土耳其人口大约只有一千万，一战使得耕地面积和农作物产量锐减，所以首先亟须解决粮食问题。共和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发放农民小额贷款，废除什一税，大大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同时加强农业教育，选派优秀学生赴发达国家学习新技术，培养专业人才。到1930年，土耳其农业水平已恢复到战前。大国民议会在洛桑和会之际召开过全国经济会议，制定了建国后的经济发展路线。1923～1928年共和国建立初期，土政府采取了一些举措，保护和扶持弱小企业，对新建企业的进口机器设备免征税款，通过铁路运输工业品时减收三成运费，提高本国生产工业品的出口价格，等等。这些举措有利于本国企业的发展，但受当时环境及《洛桑条约》的限制，土政府无法变更关税税率，也无力投资举办企业（仅投资创办了一家企业银行）。

建国初期，工人阶级的地位十分低下，权益没有任何保障，工作环境恶劣，收入很少。土耳其工农社会主义党于1923年4月成立，要求赋予工人组织罢工、游行的权利，工人可行使直接选举权，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他们带领各地的工人阶级开展了多次罢工，如伊兹密尔的艾登铁路工人大罢工等，政府因而通过了一条法令，规定工人每周有一天休息时间。

2．经济危机时期（1929～1932年）

在政治上，这一时期是共和人民党一党专政时期。土耳其大国民议会在1931年进行选举，由于没有其他政党参与争夺，共和人民党无悬念地获得了议会绝大多数席位。5月，凯末尔被选举为土耳其共和国总统，随后通过了党纲和党章，着力宣传共和人民党的六条原则（或称凯末尔主义）。

凯末尔主义的思想体系于1937年被总结为“六个主义”，并被写进新宪法。具体为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平民主义、改革主义、世俗主义和国家主义。

共和主义反对君主专制，实行公民自由。总统没有行政权，但有否决权。政府由国会以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产生。由不同的部门分别行使行政、立法及司法权。

凯末尔主义将土耳其人定义为“那些保护及促进土耳其民族道德、精神、文化和价值的人”。民族主义意在使土耳其脱离所谓大突厥主义和奥斯曼主义，成就一个全新的民族。这其中还包括一个重要运动，即土语纯洁化。学校停用了一切阿拉伯语教材，使用拉丁字母代替原先的阿拉伯字母。土耳其语言的民族化、现代化造就了新一代土耳其人。

平民主义即主张政府不是统治阶级的，而是属于人民的。所有土耳其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改变了妇女的地位。政府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应为人民服务。

改革主义出于保卫国家的需要，以强有力的革命方式将原先的奥斯曼模式转变为现代土耳其模式。改革主义使土耳其效仿西方体制的同时，也融入土耳其自身特色，通过社会变革和革命来达成一个现代化社会。

世俗主义即呼吁人们从宗教体制和宗教思想中解放出来，是理性的反教权主义。凯末尔废除旧有的政教合一体制，实行政教分离；取消宗教事务部，将宗教基金纳入国库，防止宗教干预政治；废除一夫多妻制度，给予妇女更多的婚姻自由权利以及选举和被选举权；等等。

国家主义主要体现在经济政策上，即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土耳其采取经济自保政策，国家调节经济活动，以国家利益为先。

外交方面，1926年5月，土耳其与法国签订了友好条约，意味着土法关系更进了一步；1927年2月，土耳其与美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并于1931年10月订立了两国间的友好条约；1924～1928年，土耳其同德国、瑞士、西班牙、阿根廷、巴西、奥地利和波兰等订立了各种友好合作条约；1929年12月，土耳其同苏联签署了延长土苏友好条约的纪要，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1932年7月，土耳其加入了国际联盟，拉近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在经济上，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严重影响到了土耳其，土耳其货币持续贬值，难以承担所欠西方国家的债务。凯末尔主义拯救了陷入经济危机的土耳其，土耳其通过保护本国货币、减少商品进口额、暂时停止偿还奥斯曼帝国债务等方式脱离了危机。同时，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土政府依然坚持完成了艰难的铁路修建工作，铁路线长度增加了将近2000公里。

3．经济建设时期（1933～1939年）

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结束，土耳其的局势也逐渐好转。到了30年代中期，杰拉勒·拜亚尔担任总理。

在这一时期内，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多项立法，给予妇女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凯末尔主义写入宪法；制定新党纲，确保党政合一。政治上，世界经济危机使得共和人民党加强了一党专政的地位，国家干预经济，增强调控，采用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度过危机。1935年共和人民党召开大会，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为一党专政。1938年凯末尔与世长辞后，伊诺努当选为共和人民党终身主席，巩固了一党专政。

经济上，主要是实行1934～1938年的五年计划，采取减少进口、发展消费品工业、工业先于农业发展、开辟国内市场等措施。政府有计划地允许私人资本发展，1933～1939年注册的工厂，产值增长了一倍，食品工业和纺织工业进一步发展，采矿业和化纤工业随之兴起。总之，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重工业方面刚刚起步，只好无奈搁浅；但苏英两国贷款和国内筹备资金，为土耳其的轻工业奠定了基础。1930年6月，土耳其中央银行成立，掌控货币流通和执行政府货币政策。1933年，原先的工矿业银行划分为工业银行和矿业银行，工业银行在土耳其工业发展上占据关键地位，起到商业信贷的作用，垄断了水泥、皮革、纺织等大部分工业生产股份；而矿业银行主要投资石油勘探、电力工业、采矿及矿产贸易等。1938年，政府成立了人民银行，为手工业者办理贷款，扶持国内手工业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土耳其工人阶级成长起来，各种形式的“工人协会”纷纷组建，工人运动此起彼伏。1936年，大国民议会讨论通过了《劳动法》，明文规定了8小时工作制，每周休息一天，指定就医者和丧失劳动能力者享受社会保险。但同时规定严禁工人罢工，也没有提及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

教育方面，1933年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大学教育法》，意在整顿高等教育。外聘教授专家、设置研究所、对高校进行改组等工作，提升了大学的教学质量。尤值一提的是，1933年安卡拉大学开设汉语系，由德国柏林大学汉学家爱德华教授担任系主任，曾在南京担任维吾尔语教师的赖毅夫任该系讲师，大大促进了中土之间的文化交流。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民主党执政时期

二战前夕，土耳其国内国外形势并不乐观，不得不加强和西方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1935年，土耳其与德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已占土耳其对外贸易额的一半以上，同时还为土耳其提供巨额贷款。但土耳其并未选择加入德国阵营，1939年9月，二战爆发。土耳其在战争期间持中立态度，但无法摆脱战争的阴影。1941年，土耳其被迫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德国法西斯便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1942年12月，英国开始向土施压，迫使其加入同盟国作战，伊诺努担忧德军进攻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一直拖延参战时间，直至1944年8月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于1945年2月才对德宣战。1947年，美国杜鲁门总统提出对土耳其进行经济援助，用以提防苏联。此后，美国开始介入土耳其的经济和国内事务，两国签订了直接经济协定。1950年，民主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共和人民党成为在野党，杰拉勒·拜亚尔取代伊斯麦特·伊诺努成为土耳其总统。1952年，土耳其加入了北约。

二战后，共和人民党为缓和国内矛盾、安抚民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土地分配法案。1945年6月，政府颁布了“土地分配法”，将国有耕地、教会土地和部分私人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第二，工会法案。1947年，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工会法，对工会的合法地位给予肯定，但仍然严禁工人罢工。政府专门设置了劳动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乎工人利益的措施，如女工产假津贴和工人事故保险等。第三，土耳其在战后放松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限制，工人、报业员工甚至高校教师，都拥有了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可以组织自己的团体。

1950年5月，新成立的民主党在大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了将近400个席位，共和人民党仅获得68个席位，分别占总席位的86.3% 和12.9%，共和人民党结束了27年执政生涯，被民主党取代。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是从共和人民党中脱离出来的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至此，土耳其开始了多党统治。

新议会选举了杰拉勒·拜亚尔为总统，由总理阿德南·曼德列斯组织内阁。新议会对政府官员和新闻媒介实行了严格控制，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机构官僚化，实则为了镇压共和人民党。这不仅激起共和人民党的强烈抗议，而且民主党内部也纷争不断。由于民主党在农村地区采取的一些利民措施，其在农民群众中获得相当高的支持度，所以1957年大选依然以多数票连胜。可是，国内局势的不断恶化，财政赤字、经济低迷、党派纷争、学生示威，导致政局亦不可逆转，武装部队控制了总统和大部分议员，于1960年5月发动了政变。随后民主党曼德列斯政府开始执政，于7月未经议会许可便出兵参加朝鲜战争，公开配合美国的军事行动，并在美国的支持下正式加入北约，美国在经济、教育、军事等多个领域插手土耳其的内政外交。而此时在国际上，中东各伊斯兰国家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解放运动，土耳其政府在西方列强的怂恿下，却表示要干预阿拉伯国家内政，这已然背离了最初凯末尔提出的国内国际和平的外交原则。

三 六七十年代的政治经济形势

1961年，土耳其的第二部共和国宪法由制宪会议通过开始生效。这部宪法与1924年的第一部共和国宪法相比，加强了行政机构的设置，将大国民议会改为两院制，下院又称众议院，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众议员组成；上院又称参议院，由150名参议员组成。规定国家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各自独立。总统从国民议会成员中选举产生，任期7年，不得连选连任。新宪法还增设了宪法法院，防止政治独裁的出现。

1961年10月，大国民议会举行选举，正义党获得胜利，在参议院获得70席，在众议院获得158席。选举杰马勒·古尔塞勒为共和国新一届总统，人民党领袖伊斯麦特·伊诺努为总理。1962年2月，以安卡拉军官学校为首的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包围了总统府和议会，但由于缺乏缜密的部署，行动遭到镇压而失败。5月，伊诺努辞职，人民党和正义党在坚持了7个月的联合执政后垮台。6月，共和人民党、新土耳其党和农民民主党组成第二届联合政府。1963年5月，军事政变波澜再起，然后在政府的坚决镇压下，政变最终难逃被粉碎的命运。12月，第三届联合政府成立，伊诺努依然担任总理，几乎等同于共和人民党一党专政。随后的政局动荡，使得新政府还未实现经济建设的诺言，便于1965年2月宣告垮台。紧接着，第四届联合政府成立，正义党取得成功，担任领导角色，共和人民党退居在野。正义党能够获得较多选票，主要是因为它带领土耳其开展了二战后的第一个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基本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年计划增长率。1969年大选巩固了正义党的领导地位，然而正义党领袖的一些反动措施遭到各界舆论和反对党的批评，内部也有所分化，导致工人游行示威、国内局势紧张。

土耳其各政党虽然在对内政策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在外交政策上出奇地一致。20世纪60年代先后执政的两个政党——共和人民党和正义党，原本都主张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但美国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态度使土耳其感到愤怒，此时苏联欲缓和与土的关系，因此土耳其也考虑调整外交政策，即留在北约，维持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同时也接受苏联的援助，建立友好往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与土耳其的友好关系，60年代后期，土耳其的一些新闻媒体和贸易团体前往中国访问，其中一部分人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这在世界舆论和经济贸易往来方面树立了积极友好的形象。

到了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国内局势总的特征是政局动荡、危机重重。1971年，苏莱曼·德米雷尔政府垮台，伊斯梅尔·尼哈特·埃里姆组建联合政府，由5名正义党、3名共和人民党、1名民族党、15名无党派人士组成。由于国内局势愈加动荡，极端分子制造恐怖活动，宗教势力也加强了政治渗透，埃里姆政府的温和政策根本无法抵挡局势恶化，很快便倒台。1972年5月，民族党领袖之一菲利特·梅伦组建新政府，在土地改革和经济建设等方面十分盲目草率，内部斗争也愈演愈烈。1973年初，大国民议会选举参议员法赫里·科鲁蒂尔克（Fahri Korutürk）为共和国第六任总统。新总统上任后，梅伦政府即辞职，正义党和共和信任党获议会多数席位从而参与组建联合政府。新一届政府颁布了多项法令，包括大学法，即规定大学统一由政府管制，取消自治，大学生每年需缴纳相应的学费；土地改革法，即政府将赎回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耕种，地价分十五年偿付。此外，政府还颁布了多项反民主的法令，激起民众的普遍不满。1973年8月，共和人民党以维护工人权利、拥护土地改革等为口号，赢得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于1974年初组建了以共和人民党比伦特·埃杰维特为领袖的新政府。7月，塞浦路斯发生政变，意图合并到希腊。土耳其强烈反对，派军队进驻塞岛，希腊也出兵去往希土边界，希腊人民爆发反战示威游行。土耳其国内由于右翼分子的敌对行动，埃杰维特政府允诺的改革也未曾实现，故于1974年9月垮台。

更令人忧虑的是，经济危机也随之而来。20世纪70年代初，许多西方国家经济陷入停滞状态，这对于在资金援助和贸易上严重依赖西方国家的土耳其来说，形势不容乐观。土耳其对外贸易赤字剧增，国内商品价格疯涨，人民工资却无实际增长，失业人口越来越多，财政负担加重，社会局势极不安定。鉴于此，大国民议会提前举行大选，1977年6月，共和人民党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但没有超过众议院半数席位，所以与居第二位的正义党组建了以其为首的第二届联合政府，由德米雷尔任总理。由于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低迷，通货膨胀十分严重，德米雷尔政府失去了议会多数席位，最终辞职。此后，科鲁蒂尔克总统授权埃杰维特组建新政府。埃杰维特政府采取了稳健的经济政策，通过了很多扭转经济政治形势的法案，使经济危机有所缓和。70年代末，国内极端主义行动愈演愈烈，极右政党的煽动更使局势不可掌控，因恐怖活动导致的伤亡人数每天都增加。1979年10月两院改选，正义党获得多数席位，科鲁蒂尔克总统授权正义党领袖德米雷尔再次组建政府，政策再一次右转，制定了压制民主和工人运动的法令。面对国内亟待解决的经济社会问题，德米雷尔政府无以应对，而科鲁蒂尔克总统任期已满，直到1980年9月，武装部队参谋长凯南·艾弗伦（Kenan Evren）宣布接管政府，土耳其历史步入了一个新时期。

四 八十年代以来的政治新局势

1. 1983年大选和新政党的产生

1980年土耳其大选期间，各政党相互倾轧，致使大选没产生任何结果。同时，国内宗教游行示威不断，经济陷入危机，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9月12日，武装部队参谋长凯南·艾弗伦发动军事政变，宣布解散议会，成立军政府，接管国家权力。1982年11月，公民投票通过了军政府草拟的新宪法，凯南·艾弗伦正式就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七任总统。他主张继承并坚持凯末尔的建国理念，对内反对穆斯林涉政，对外加强与美国和欧共体的联系，并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艾弗伦十分重视与中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他数次访华，为中土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983年，土耳其恢复民主大选，土耳其祖国党领袖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Özal）获得了45.15%的选民的支持。厄扎尔在土耳其国内推行了一系列重要的现代化改革，为土耳其重回发展正轨、登上世界舞台铺平了道路。例如，他将大部分国营企业转变为民营性质，这催生了很多新兴中产阶级。他为土耳其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发展蓝图，消除了原先在经济政治发展上的诸多限制，并向民众承诺土耳其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1989年11月，厄扎尔当选为土耳其共和国第八任总统。这一任届最大的特征是政局不稳。反对党宣称一旦他们赢得下一届选举，便会立刻将厄扎尔驱逐出政府。伊斯兰教徒更为激进，首都安卡拉和伊斯坦布尔都笼罩在政治暗杀的阴影之下。1990年8月2日，伊拉克进攻科威特，极大地改变了土耳其的处境和局势，国内的政治危机被暂时搁置。厄扎尔直接越过内阁，宣布支持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的政策，认定土耳其会成为赢家，从而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好感。

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南部都是库尔德人聚集区，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从一战后一直寻求机会建立自己的国家。1990年伊拉克进攻科威特，土耳其被迫切断了伊拉克经由土耳其到地中海区域的石油输送管道，这对于土耳其来说是巨大的损失。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约50万名伊拉克库尔德难民涌进土耳其境内，所引发的暴力冲突和流血事件层出不穷。

2．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问题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民主党人宣扬的市场经济使地主和富农从中获益，而普通农民却无力继续耕种土地，因而变卖土地成为劳工，无地者越来越多。同时，土耳其东部和东南部出现了非常高的失业率。在此期间，库尔德知识分子阶层希望能够通过土耳其工人党和左倾的共和人民党来争取一些权益。但土耳其的政界，尤其是军队，拒绝提供一个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最初，土耳其政府将库尔德人暴乱视为小范围的内部事件，认为可以用武力手段控制。到了80年代，政府又出台一项法令，禁止使用除土耳其语之外的其他任何语言。这一法令完全针对库尔德人，他们不能给孩子取“库尔德人”的名字，还要时刻忍受军队的压迫。厄扎尔试图从政治层面上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但毫无进展。他废止了该项法令，甚至当众宣称自己是一半库尔德人。讽刺的是，国会议员中有许多库尔德人，他们不能组成库尔德政党来竞争选举，因此大多被迫加入社会民主党派以争取进入议会。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失败之后，情况有所改变。伊拉克北部获得解放，伊拉克库尔德人受到西方势力控制。伊北部的库尔德工人党（PKK）获得了先进武器，不需要再游击作战。他们还获得了一些相邻国家人民的支持，例如伊朗、叙利亚和希腊，这令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陷入窘境。80年代，库尔德工人党宣布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在苏联解体后，它开始接受伊斯兰话语体系。这场冲突还引起了非政府组织的注意，他们指责土耳其武装部队侵犯了库尔德人的人权。

虽然土耳其政府想缓和矛盾，土耳其军队和极端右派主义者却使事件逐步升级。1992年之后，冲突愈演愈烈，不仅拖垮了土耳其经济，而且数以千计的人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土耳其军队派出25万名士兵，并利用金钱利诱库尔德人村落的卫队抗击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军队因此在战地上取得上风，后冷战时代的国际政治变化使得工人党失去了许多国外的支持者。土耳其国会开始采取一些“友好”举措，例如解除禁止出版库尔德语书籍和开办库尔德语广播的法令。1998年，土耳其政府迫使叙利亚政府将阿卜杜拉·厄贾兰（Abdullah Öcalan）和工人党驱逐出境，并最终于1999年在肯尼亚逮捕了厄贾兰。他被土耳其宣判死刑，后又因其上诉到欧洲人权法庭而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厄贾兰发布了和平号召，工人党此时也发觉被很多国家列入了黑名单，故单方面停火。2004年，欧盟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

在2007年土耳其大选中，库尔德工人党向共和人民党、正义与发展党等党派发出信息，以死亡威胁确保民主社会党获胜。2012年年底，土耳其政府试图与厄贾兰谈判。2013年3月，工人党再度宣布停火，并开始撤离驻扎的军队。库尔德问题被视为土耳其政治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土耳其似乎有更多的当务之急，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与欧盟的关系。

3．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

1996年，埃尔巴坎领导的伊斯兰背景深厚的繁荣党组成土耳其第54届内阁。从此，土耳其的新兴势力传递了更多来自伊斯兰教的声音，土耳其的世俗社会开始默许其在社会、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舞台登场，宗教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除军队之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支撑点。

长期以来，土耳其军方一直以“世俗主义政权的卫道者”自居，并多次发动政变颠覆内阁，这在西方国家眼中无疑是挑战民主的行为。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内阁更替频繁，政局不稳，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1981年军事政变。此后，土耳其先后步入“厄扎尔王朝”时期和祖国党、社会民主平民党与正确道路党三足鼎立的时期。1996年，繁荣党结束了联合执政的局面，但仅仅一年后，也就是1997年2月28日，军方便借口其违宪，以“软政变”的形式迫使埃尔巴坎交出政权，军方这一所谓维护世俗政权的行为，同时也为欧盟拒绝土耳其制造了口实。此后，不论是美德党，还是正义与发展党，都是以繁荣党为模板建立起来的。总的来说，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在土耳其始终是相伴相生的一组关系，在凯末尔主义的指导下，世俗主义政权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但随着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不断发展，伊斯兰势力逐渐与世俗力量平分秋色，甚至隐有超越之意，所以这两大力量的此消彼长，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影响土耳其政局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