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近代中国史是一部充满屈辱和斗争的历史。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仅几十年，就迅速崛起为世界公认的政治大国。这一卓越成就的取得是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和努力分不开的。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世界公认的国际战略大师，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在很多方面是一脉相承的，对中国的外交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身处不同的历史环境，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又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个人风格。邓小平既继承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丰富和发展。

要对两位伟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有所认识，首先必须对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概念有所认定。战略一词最初是军事术语，是与战役战术相对存在的概念。它作为驾驭战争的艺术，源远流长。在我国文献中，战略一词最早见于公元3世纪西晋司马彪所著的《战略》一书中。中国古代还常把它称为谋、韬略、方略、兵略等，都是指关于战争的谋略。在西方，战略一词源于希腊语“strategos”，始见于公元579年罗马皇帝毛莱斯所编写的题名stratajicon的军事教材中，原意是“将兵术”或“将道”。到近代，两位著名的战略理论家提出了关于战略的经典定义。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定义是：“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另一个战略理论家约米尼则把战略定义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的战场。”虽然两个人所下的定义有所不同，但他们都是从战争的范畴和层次上来谈论战略定义的。这表明，战略在近代还是军事科学的专门术语。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现代生活的不断扩大，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也逐步增大，战略概念的内涵从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扩展到对国家全局及各领域的筹划和指导，它的外延也从军事和战争领域扩展到政治、经济、科学、对外交往等领域。随着应用领域的扩展，其含义也变得越来越广泛。一般而言，战略是泛指重大的、带全局性、规律性或决定全局的谋划。

那么，国际战略指什么呢？我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陈忠经曾经提出：“所谓战略或战略问题就是在政治以及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领域，研究、掌握和运用现实关系中‘较长时期的全局’的规律或指导性的规律。‘国际战略’的意义，即可以此类推。”依据这一思路，笔者认为，可以给国际战略下定义为：国际战略是指一国为争取有利于本国的国际环境，根据对国内外形势的判断及本国国家利益和目标的要求，在对外关系中所做出的较长时期的、全局性的谋划。

从国际战略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国际战略的制定要受到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影响，因而一定时期的国际战略思想属于这个特定时代，受到时代条件的限制。因此，要深入了解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就必须对他们各自所处的时代背景有一个深刻的了解和透视。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主要形成和发展于20世纪中期。首先，1917年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这个重大的历史性变化对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形成的大背景。其次，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两极对峙的世界格局一直占主导地位，但世界多极化趋势已开始孕育、发展并逐步凸显。这就是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必须加以深入考察，否则无法理解他的国际战略思想。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主持对外工作的10多年，与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正是两极格局走向瓦解，多极化趋势有了明显增强的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使国际格局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随着美苏由对抗逐步转向对话，达成了销毁中程导弹协议，并取得裁减常规军备和战略核武器的进展，美苏关系开始由紧张趋于缓和；1989年开始的东欧剧变；苏联从明显衰落到1991年最终解体；海湾战争爆发；德国重新统一，显示经济大国的实力；西欧地位增强，签署欧共体12国一体化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削弱，因为共同对付苏联威胁的问题已经不复存在。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处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不同，而不同历史条件使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在两极格局下，新中国处于被美国或苏联包围、遏制的国际环境中，毛泽东先后做出“一边倒”“一条线”“一大片”等国际战略抉择，有效地维护了新中国的国家独立和主权，恢复了新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权利，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正是在毛泽东取得这些成就的基础上，邓小平进一步调整中国的国际战略，提出了“不结盟”的国际战略，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邓小平既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领导核心。这一独特而有利的身份，使他能够在中国国际战略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起到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的作用。

邓小平能成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国际战略家，不仅因为他曾有在国外长期生活的阅历，更重要的是他有丰富的外事活动实践。从1952年7月调中央工作，任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起，他长期参与我国许多国际战略的制定、宣传和实施工作。1953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作为中共代表之一参加了会谈，开始参与重大的外交事务；1956年，他作为中共代表团重要成员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1957年，又随毛泽东参加了莫斯科会议；1960年，和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和苏联十月革命43周年庆祝典礼，并进行友好访问；1963年7月，他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再次去莫斯科，与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苏关系等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这也是中苏两党高级代表团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谈判中，邓小平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敢于顶住苏联的压力，对苏共代表的肆意攻击进行了坚决回击，受到毛泽东的多次赞扬；1974年，他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了著名的阐发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演说。邓小平这些丰富的外交实践经历，使他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和事件，对整个世界了如指掌，具有放眼世界、统揽全局的大战略家的气派。同时也使他能够充分理解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更深刻地总结新中国国际战略的经验教训。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出访了不少国家，频繁接待外国来宾，他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使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得到全面丰富和深化。

邓小平曾经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在国际战略方面，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思想也同样表现为这种继承、发展、创新的关系。同样作为新中国伟大的国际战略家，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强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又具备毛泽东时代所没有的国内外环境，这使他能够发展和超越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主要表现在六方面：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提出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国际战略；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利用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倡导和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提出应对冷战后国际形势剧变的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主要是把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与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的国际战略思想进行比较。虽然毛泽东在建国前有丰富的外交实践，他的国际战略思想对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限于篇幅，本书对毛泽东建国前的国际战略思想所用的笔墨较少，只是在阐述他某些重要的国际战略思想时，作一些必要的追述和评论。邓小平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主要是阐述毛泽东的观点和执行毛泽东的政策，或者说他们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因而本书对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主要着力阐述和分析的是，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和阐述的国际战略思想，而对他以前的思想不再赘述。

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都直接来源于马列主义的有关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对当前我国的外交工作仍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因而认真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专著和论文集，主要就毛泽东或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的定义、形成阶段、理论体系、主要特征、伟大意义等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是，在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比较研究方面，至今仍然少有问津，只有少量论文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进行比较，但没有综合研究的专著，这与它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这就促使笔者下决心研究这一课题，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

然而，由于毛泽东和邓小平身处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又具有不同的时代内容，有着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个人风格，因此要对两位伟人的国际战略思想作比较研究，难度较大。本书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同时结合历史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把两位伟人的国际战略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进行比较研究，从哲学高度对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进行分析，不仅对他们的国际战略理论、战略演变、战略策略原则等进行分析比较，而且还对他们的哲学基础和历史地位进行深入地分析，阐明两者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力求系统地、完整地把握毛泽东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

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都非常丰富，本书将分六章，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第一章是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主题论做出阐述和分析；第二章是对从毛泽东的“一边倒”到邓小平的“不结盟”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演变做出说明，通过前面两章的论述，为以后各章的比较研究奠定基础；第三章主要阐明两位时代伟人作为中国国际战略的决策者、制定者，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一以贯之的东西；第四章主要是论述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对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所进行的发展和创新；第五章、第六章主要是对两位国际战略思想的哲学基础和历史地位加以深入分析。

要特别声明的是，本书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所作的比较，并非要比出优劣，而是便于总结新中国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因为无论毛泽东还是邓小平，他们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做出的抉择，因而两人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造成理论和实践有某些局限性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能苛求前人，而是要在他们给我们创造的良好条件基础上，善于利用新的国际环境，进一步调整我国的国际战略，实现两位伟人振兴中华民族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