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湾纪录片研究回顾与总结

诚如上文所说，近年来，台湾社会中出现了所谓的“纪录片热”现象，伴随着这股“纪录片热”的出现，各相关领域对于台湾纪录片的研究也日渐丰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生产现象和讨论热潮固然值得探询和研究，但与此相对，我们看到学界只有少数研究者针对台湾纪录片、纪实性影片的历史，以及纪录片、纪实性影片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系统性研究与讨论。

本章第一节中提到的纪录片工作者、研究者李道明，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便开始从事台湾纪录片发展史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发表了许多关于台湾纪录片历史发展的论述。1985年，他针对当年的第22届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从缺而在电影界乃至整个台湾文化界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发表《什么是纪录片？》一文，首次对多年以来在台湾文化界一直非常含混的纪录片定义进行了重新的阐释，回顾了当时处于领先位置的欧美国家纪录片发展史，以及尚在起步阶段的台湾纪录片，并指出“事实上新闻片、纪录片、宣传片、教育片、简介片在当时（或现在的纪录片）工作者、政府主管单位，乃至一般人的心目中，都是相同的、可以互换的名词”，这无疑尖锐地指出了“纪录片”这一概念本身的含义在当时的台湾文化界乃至整个社会中是普遍被忽视的，而时人所谓的“纪录片”无非是处于政府舆论监控之下的介绍和宣导工具。当年的金马奖“最佳纪录片奖”从缺，反而刺激了纪录片研究界发起为纪录片“正名”的冲动；李道明的另一篇文章《台湾纪录片与文化变迁》侧重从纪录片的内容、文化环境的变迁，以及纪录片的制作方式等角度梳理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之前台湾纪录片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日本统治时期电影与政治的关系》一文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电影和政治的互动关系，以及当时日本殖民者利用新闻片进行皇民化宣传和“理藩教育”的概况，其中特别提到了1907年高松丰次郎接受“台湾总督府”委托所拍摄的《台湾实况介绍》一片。文章中写道，这部电影“不但是目前所知台湾有史以来第一部自制的影片，同时它也是由官方出品的政治宣传影片，电影在台湾一开始就注定要和政治宣传脱不了关系”；李道明在2002年台湾纪录片双年展、“真实与再现：纪录片美学国际研讨会”上所发表的《台湾纪录片的美学问题初探》一文，针对台湾当代纪录片在技术上的粗糙与美学上的单一性问题，将其归结为台湾纪录片作者的“写实情结”，并从这个角度出发，探讨20世纪90年代台湾纪录片的美学问题，挖掘纪录片制作者的创作理念和诉求与“解严”以来台湾纪录片的美学风格之间的关联。

淡江大学大传系研究者王慰慈在《台湾纪录片的类型发展与分析——以Bill Nichols的六种模式为研究基础》一文中综合美国学者比尔·尼可尔斯（Bill Nichols）对纪录片再现美学的六种模式，分析了自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的30多年中，台湾纪录片发展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几大纪录片类型，并进一步探讨不同类型纪录片各自的可能性与局限性。

纪录片导演、研究者李泳泉所写的《全景学派的诞生——台湾纪录片的趋势观察（1990-2000）》选取“绿色小组”“全景映像工作室”“南艺大创作群”及李道明、胡台丽、蔡崇隆等具有代表性的台湾纪录片创作者和创作群体，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台湾纪录片发展的趋势。文中所涉及的这些纪录片创作者和创作群体，都曾为促进台湾纪录片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些至今仍活跃在纪录片创作界和研究界，李泳泉的这篇文章以点带面，呈现出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台湾纪录片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的过程。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的胡台丽教授在从事人类学研究过程中拍摄了许多影像资料，成为台湾早期纪录片中一个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她对纪录片的研究着眼于民族志影片。她的论文《民族志电影之投影——兼述台湾人类学影像实验》将民族志影片的发展做了概略性回顾，以自身经验反省和阐释台湾本土摄制的两部十六厘米民族志影片《神祖之灵归来——排湾族五年祭》与《矮人祭之歌》。《〈兰屿观点〉的原点——民族志电影的实践》一文则呈现了曾经颇受关注并引起广泛讨论的纪录片《兰屿观点》的拍摄理念与心得，作为该片拍摄完成后的导演阐述，为这部影片的理解和研究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中兴大学台文所邱贵芬教授的《“日本”记忆与台湾新历史想象》一文以当代台湾纪录片《跳舞时代》为例，探讨日本殖民记忆与台湾新历史想象之间的关系，并就当代后殖民论述与记忆政治的几个关键研究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近年来台湾社会有关“日据”时期历史记忆的呈现出现了转折，“日本”除了是“殖民者”之外，其作为台湾与“现代性”之间的中介角色更被彰显，而且如此重新诠释“日据”时期的历史记忆，往往指向日本对台湾现代化的积极影响。邱文试图说明，这样的“日本记忆重整”象征了台湾新的历史想象的兴起。另一篇名为《纪录片/奇观/文化异质：〈兰屿观点〉与〈私角落〉为例》旨在探讨纪录片展演文化异质所引申出来的问题，以胡台丽的《兰屿观点》和周美玲的《私角落》为例来探讨影片与观看欲望所涉及的问题。由于这两部影片的导演一位从外来者角度，另一位则从异文化内部的视角来探讨观看异文化的问题，“观看”与“阐释”的角度不同更彰显了当异质社会文化透过镜头被转化为观看的影像“奇观”时所带出的种种复杂议题。

戴伯芬、魏吟冰的《台湾反主流影像媒体的社会观察——从拍摄内容分析谈起》和《台湾反主流影像媒体的历史观察》两篇文章则是从台湾反主流影像媒体的运作概况和拍摄影片内容的分析，探讨台湾反主流影像纪录媒体与社会运动纪录片的崛起及没落的历史发展脉络。在台湾社会长达数十年的“戒严”体制的压抑下，反主流媒体突破当局对媒体的垄断，“边地发声”，为正在起步中的台湾纪录片提供了有力的支援，但随着“戒严”体制的解体，反主流媒体这种在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历史产物，也面临着日渐衰落的命运。

1998年台湾“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陈亮丰的毕业论文《纪录片生产的平民化：95 ～98年“地方记录摄影工作者训练计画”的经验研究》，是一篇从台湾本土纪录片工作者的关怀与经验出发的研究论文。论文通过1995～1998年“地方记录摄影工作者训练计画”在台湾社会的实践经验，探讨纪录片在生产、制作的层面上逐渐平民化的可能性。

台湾政治大学广电所韩旭尔2001年的硕士论文《台湾新闻片与纪录片产制之历史分析（1945-2001）》试图以社会历史取向，审视1945年以来台湾新闻与纪录片在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相对自主领域交互影响之下的发展形貌，将台湾新闻与纪录片的产制，放置在特定社会、经济、历史脉络中加以分析，以了解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下所承担的角色及其意义。文章依据影片的生产制作者及影片类型的变迁，将台湾新闻片与纪录片的发展分为“电影新闻片时期”（1945～1971年）、“电视新闻片与新闻杂志影片”（1971～1984年）、“电视纪录片与独立纪录片”（1984～1995年），及“个人纪录片与学院纪录片”（1995～2001年）共四个阶段，论述台湾新闻与纪录影片的产制在不同历史脉络中及社会运作过程中的变迁及其结果。

2006年铭传大学传播管理研究所研究生洪旅扬的硕士学位论文《台湾院线纪录片〈无米乐〉〈翻滚吧！男孩〉〈南方澳海洋纪事〉之行销策略研究》，则针对台湾纪录片已经日渐颠覆原有“非主流”“非商业”的刻板印象，通过商业运作的手段，成功进入院线，并取得优异票房和重大社会反响的现象，剖析了三部具有代表性的院线纪录片——《无米乐》《翻滚吧！男孩》及《南方澳海洋纪事》的商业运作方式，探讨这三部影片的行销策略与走进影院进行观影体验的观众观看意愿之间的关联性，亦即研究台湾文化产业进入商业模式的行销策略。

台南艺术大学音像艺术管理研究所林琮昱2006年的硕士论文《台湾纪录片的发展与变貌（1990—2005年）》一文以法国思想家福柯的“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作为研究方法，进而分析“纪录片”是如何成为今天我们所谓的“纪录片”的。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纪录片的认知感观也一直在转变，论文通过美国科学家托马斯·库恩的“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理论，梳理了台湾纪录片的发展史。

由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委托电影资料馆办理，李道明、张昌彦、王慰慈、卢非易主持的“台湾地区纪录片片目资料库、纪录片历史及纪录片资深影人口述历史计划”所整理而成的《台湾纪录片研究书目与文献选集（上）（下）》和《台湾纪录片与新闻片影人口述（上）（下）》，耗时三年，搜集了大量台湾地区纪录片史料及研究资料，同时，也对台湾纪录片做了总体性的整理和回顾。

综观上述有关台湾纪录片的研究与整理成果，其所研究的时间大多集中在2000年以前，研究大多从纪录片的表现形式入手，或是对某部纪录片进行个案分析，或是简述纪录片发展史，往往忽略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与艺术生产整体趋势之间的互动关系，特别是纪录片的美学发展与社会议题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台湾20世纪90年代以来纪录片的发展历程放到台湾社会转型乃至全球格局变动的脉络中去研究。

目前，台湾文学研究界对台湾文学及文化状况研究的范围已经日渐宽泛，取材日渐新颖，研究角度也日渐独特，从影像入手研究台湾社会历史问题已并不罕见，但对纪录片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在大陆，将台湾纪录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纪录片作为研究对象，从影像美学发展的角度切入，探讨台湾当代重大社会议题，分析其背后的历史政治动因，并最终对当代台湾现状及相关问题形成相对客观理性的分析判断的研究议题还并不多见。从研究方法上，本书虽从当代台湾纪录片入手，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纪录片做文本细读式的研究，却并非局限于技术层面的讨论，而是以研讨台湾的文化、影像生产及其美学形式背后的社会生态为宗旨，从一个相对新颖的角度透视当代台湾社会的重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