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文艺美学：“双重变革”与“集体转向”

1978年开始的中国社会改革与思想解放运动，为最近三十年间中国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样也为中国美学的学科建设、理论创新与思维变革创造了崭新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思想解放道路上走过的三十年，也是中国美学开放改革、解放思想的三十年，是中国美学自20世纪初开始尝试现代理论建构以来最为生动的三十年。特别是，这三十年中，跨越两个世纪的中国美学在中西方各种学术思潮复杂影响下，经历了学科建设形态的多重改变，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学术气象，从而为多层次、多侧面地书写三十年中国美学学术史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料。

在所有变化中，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转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艺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应该说是相当引人瞩目的。这种对文艺美学的瞩目，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

其一，作为一种基本上属于“本土特色”的理论，在文艺美学出现之始，便承载了学术思维与理论建构“双重变革”的艰巨任务。就文艺美学的学术思维“变革”方面而言，它所针对的，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数十年间中国美学研究的“政治化”思维形式——美学的任务与革命社会的总体意识紧紧捆绑在一起，凭恃社会建设的政治目标来确立美学的理论功能，进而以“革命思维”驾驭“审美思维”，以社会守护责任“修正”美学的人性建设责任，美学在各种文艺现象、文艺活动面前基本上扮演了一个以特定“政治医术”实现自身特定社会功能的“代言”角色。毫无疑问，这种“政治化”思维形式既不符合美学本来的功能定位，同样也有悖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整体语境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局势与需求。而如何能够成功“变革”原有学术思维形式，让美学重新回归其本来的方向，正是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美学界迎面而来的问题。显然，文艺美学的提出，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美学界一个非常切合时宜的“思想解放”行动[12]。正因此，当文艺美学倡导者们打破理论上的各种禁忌，张扬文艺的“审美”特性研究——尽管“审美”原本就应该无可争议地成为文艺的基本存在形态——以此或回避或抵制那种强调政治义务、社会革命功能的“美学”思维，这种对“政治化”美学思维的大胆变革，在中国美学界迅速获得普遍认同和积极响应；“文艺美学”这一几乎完全“中国式”的理论形态，不仅异军突起于当时的中国美学研究领域，而且很快以“学科化”建设姿态赢得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值得指出的是，在文艺美学诞生之初，几乎所有文艺美学研究者都强烈地关心这一“新的”理论区别于一般美学的不同思维指向，即强调文艺美学研究直接指向文学艺术本身，关注文学艺术的审美本体特性及其特殊规律，这一点显然也是以“回避”正面冲突的方式呈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对“政治化”思维形式的反叛——在这里，直接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原则不再被摆在首要位置，“审美”以其曾经被压抑的巨大魅力冲破并化解了人们在理论上对政治意识形态利益的服从意识。就此而言，最近三十年里，文艺美学研究从无到有地崛起为美学领域的主要理论形态，并且成为人们的重要关注对象，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美学后半期发展进程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也是一个具有特定的超学术史意义的重要事件。

文艺美学所担负的“变革”理论建构的使命，则主要涉及美学本身的学科形态改造工作。在“文艺美学”被提出以前，现代中国美学基本上定位于哲学学科属性，逻辑思辨的研究理路与注重抽象的理论特性几乎成为美学唯一的存在形态。即便是审美心理的研究，也大多放弃经验实证的工作而转向与哲学演绎相关联的理论阐释——在一定意义上，也正是这种高度概念化的美学学科形态构造，为数十年间中国美学被特定社会意识形态“政治化塑造”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艺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就是它为美学打开研究门路、从单纯的哲学方向进行突围提供了一个实际有效的文本，进而也为致力于实现美学学科形态改造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种理论希望，即在抽象思辨的哲学话语之外，美学还可以也应该拥有更加广大的话语空间，以便更加具体而感性地表达自身对人性建设的理论话语权。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一元性主导，中国美学很少也很难以“真正美学的”方式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审美立场的严重缺席，使得中国美学几十年间只能在“政治化”思维下，以哲学式的抽象，表达对文学艺术的概念性说明。文艺美学的提出及其理论研究活动的展开，一方面体现了中国美学力图建构自身审美话语的意图，另一方面也开启了20世纪最后年代里中国美学打破既有学科形态、拓展学科发展空间、丰富美学建构内容的门户。特别是，文艺美学所主张的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具体细致的审美经验研究的学术理路，无疑启发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对各种具体审美问题的探究热情，使得各种“非哲学的”现象得以进入美学研究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国美学界各种部类美学研究的泛起，不能说与文艺美学所揭示的具体现象研究方向没有关系。可以认为，至少，在建构具体现象、具体问题的审美研究形态这一点上，文艺美学提示了一种“具体研究”的可能性范式。而这一点，对于现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中国美学，显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变革行动。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美学理论建构首先通过学科形态改造的方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其二，文化视野的获得与确立，导致文艺美学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发生“集体转向”。相比较而言，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美学可能更具有实质性意义，同时也是近些年来人们格外关注文艺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意图的重要原因。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大变革、大转型，尤其是代表都市市民精神诉求和文化利益的大众文化活动的广泛崛起，中国社会的文化价值建构目标发生了新的、广泛的改变，包括艺术/审美在内的人的精神活动呈现出明显的指向性转移。特别是，随着大众文化消费性生产模式向整个社会文化活动领域的迅速扩张，包括文艺美学在内，整个美学价值体系都面临直接的挑战。曾经作为文艺美学理论之本体根据的“审美原则”，开始直接遭遇种种“非审美”甚或“反审美”精神的威胁。纯粹审美精神在世俗的现实价值目标面前的脆弱与无奈，文学艺术本身对感性利益的形象书写等，既直接限制了文艺美学行使自身“审美”话语的能力，也从本体层面质疑了文艺美学作为审美立法者的权力。也因此，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通过直接引入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成果，在文化研究的广泛性中“集体转向”，超越一般文学艺术现象与活动的泛审美/艺术文化研究，便不仅是文艺美学研究的一种学术策略，更应该被理解为整个文艺美学建构基础和理论内容的“自我革命”。

这种“革命”的最实质性的意义，集中体现在：由于文化视野的获得与确立，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艺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工作初步形成了突破一般艺术现象、艺术经验的研究范式。如果说，在文艺美学的早期倡导者那里，文艺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的基本指向，是以“审美范式”替换“政治范式”、以审美经验研究的具体性突破哲学思辨的抽象性，那么，随着文化丰富性的不断展开，随着艺术现象、艺术经验在人的日常生活领域“非审美”乃至“反审美”的泛化呈现，原先那种具有精神纯粹性和独立性意义的“审美范式”开始变得模糊和有歧义。文化多样化的结果，同样也使得审美经验研究的具体性出现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因此，文艺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在实现对“政治范式”的替换、哲学思辨抽象性的突破之后，其本身也面临“范式变革”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契机，正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视野的获得与确立来实现的：文艺美学研究开始不再固守纯粹审美的本体自设，而是主动利用新近获得的文化视野，在一个更为广泛的领域里形成了一种“泛文本化”审美批评的研究范式——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独立艺术经验泛化为文本形态的文化经验，艺术现象的审美纯粹性流落于作为文本存在的文化的审美呈现方式和呈现形态；另一方面，文艺美学研究的理论工作主要不是继续为艺术现象、艺术经验进行“审美立法”，也不再局限于为精神超越性的艺术理想进行本体辩护，而是转向对以审美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各种文化经验展开生动的批评。这样，一般艺术经验研究范式的单纯性、独立性和有限性被打破，作为“泛文本化”审美批评的文艺美学不仅扩大了自身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对艺术活动本身的言说能力，同时也从艺术经验本身出发确立了自身对整个文化领域的价值建设功能。尽管这种研究范式的又一次转换迄今为止仍有不少质疑和反对之声，但它依然成为今天文艺美学研究领域一道集体性的“风景”。

进一步分析，就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文艺美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工作而言，已然发生的这一“集体转向”的核心，是它在致力于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的建构过程中，在一个更加广泛的文化活动层面，有意识地为文艺美学提供了超越“审美/非审美”二元对立的理论前景。事实上，由于文化变迁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不断带来日常生活经验向艺术经验的直接扩张，进而导致以艺术活动为“集散地”的人的审美活动的经验分化与变异；原来界线分明的“审美”与“非审美”价值对立的基本前提，已不再是文艺美学研究可以理所当然地凭恃的根据。对文艺美学来说，纯粹审美的超然精神已不能作为理论建构的绝对价值目标，同时也丧失了其作为文艺美学行使价值判断权力的唯一性。相反，对人和人的具体生活之本体存在根据的“感性”的高度关注，则有可能使文艺美学在超越绝对化的“审美/非审美”对立中重新建构价值批评话语，并且同时超越“审美/非审美”的二元对立。由此，在文艺美学研究的“集体转向”中，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事实是：当文化视野的获得与确立带来文艺美学研究范式的突破之际，对人的感性利益与原则、感性表达与实现的具体关注，成为文艺美学在展开自身新的理论建构之时，超越“审美/非审美”对立的基本形式。这一基本形式的形成，使得文艺美学研究在面对超越“审美/非审美”对立的当代艺术现象和艺术经验时，不至于无话可说。

可以认为，文艺美学研究的这一“集体转向”，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已经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整个中国美学的研究方向。美学已然不是仅仅关心各种精神概念和概念历史的抽象理论，美学研究也不再是逍遥于文化多样性变革之外的独立活动，而是通过文化的省思展开价值批评的人文思想体系。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