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互疑带来的挑战

双边关系中存在的战略互信和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说明双方认识到共同利益远远多于分歧。每一方都希望对方理解他们的核心关切，尽管对方可能不接受他们的看法。战略互信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利益或者价值方面的冲突。但只要战略互信存在，双方就可以努力将分歧对整体关系造成的影响降到最小。一个最近的案例——陈光诚向美国驻华使馆寻求避难——就发生在2012年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进行之前，而此事件并没有成为发展中美总体关系的阻碍。为了消除分歧和强化双边关系，北京允许陈光诚前往美国留学。

总的来说，中美之间确实存在互疑，以至于双方对分歧的关注多过对共同利益的关注。双方并没有为多种多样富有成效的合作感到高兴，反而过于关注未能实现的合作或者未能履行的承诺。

委员会联席主席王缉思和布鲁金斯研究所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研究员共同分析了美中战略互疑的主要原因，[35]内容如下。

1）国际体系的结构性改变：对中美相对权力变化的认知。

中国经济显著增长，尤其自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和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差距急剧缩小。中国已经建立起令人印象深刻的交通运输网以及随处可见的令人吃惊的摩天大楼，主办大型活动，大量增加军事和国内安全开支，并且成为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中国放缓经济增长的速度，政府承诺调整经济结构以使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国内消费需求为驱动力，减少对建立在宽松信贷基础上的出口和投资的依赖。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预料中国的经济会超过美国。但是如果以人均计算，中国经济就要比美国略逊一筹。中国军费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促进了海军和空军备受瞩目的发展，但仍然只相当于美国国防开支的一小部分，而且中国军队的可及范围不及美军。

中美两国相对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变化的确存在，但两国都有很多人夸大了变化的范围和速度。这种变化和看法坚定了某些美国人与中国“划清界限”的态度，并且为中国国内那些主张“维护自己利益”的人壮胆。经济方面，双方都有对不平等的投资或市场准入限制的指控；安全方面，美国坚持不在东海和南中国海地区的领土争端中采取立场，但反对改变现状的单边行动。有中国人指责美国，称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和某些邻国间的争端早就得以解决了。另外还有一个属于经济和安全双重范畴的问题，那就是网络间谍和网络盗窃，在此问题上，双方间的指控和反指控交替进行着。两国高层领导人经常提到渴望进行和平和富有成果的双边交流，但其实来自两个国家的很多人对彼此的最终目的心存疑虑。

中国力图推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以消除人们的疑虑。起初美国对这个名词不太情愿正式接受，不确定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除了中美间已经明确的对持久和平的需求，以及在解决双边、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之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但自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加州会面以来，双方开始频繁使用这个名词。

2）政治和价值体系的差异。

中美两国间政治和价值体系的差异一直以来是造成两国间互不信任的主要因素。从1953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开始，美国一直支持对共产党政府推行和平演变政策。毛泽东以及之后的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在提醒中国人民应对此保持警惕。他们认为美国人强调对人权的关注或者赞扬中国台湾的民主，并非真的要为这些主张承担义务，其最终目的是对抗中国政府，以及长久维护美国的统治地位。他们指出，美国支持欧亚国家发起的“颜色革命”，以及美国对“阿拉伯之春”的同情和支持，足以证明美国一直致力于改变自己不喜欢的国家，其中包括中国。

有中国分析者认为，美国政策是其精心制定的战略发展进程的体现。他们对卷入这一进程的众多而又争论不休的行为者缺乏足够的了解。例如，2010年谷歌宣布遭到很可能是由中国支持的网络攻击，并将停止对搜索结果的审查，许多人就认为是美国政府在鼓动谷歌在中国网民中煽动反政府情绪。

美国的民众和领导人认为中国带有外交政策含义的声明、决定和行动完全是经过最高领导人审查和批准的。但王缉思在2011年曾表示，很遗憾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公开地明确表达过外交政策大战略。[36]中国政策缺少透明度增加了美国人对中国针对其邻国和美国的战略意图的担心。而且，美国领导人相信民主政体本身更加稳定，更有可能找到和平解决争议的方式。有美国民众和政治人物坚持认为中国政府压制人民，不值得信任，并且对中国领导人强调的寻求和平发展、共建和谐世界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中国正在不顾其邻国和美国的利益推行地区霸权。有人寄希望于新近宣布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可以增进各部门间的协调从而使中国的意图更加清晰，尽管它的权责还不甚明晰。

以上基本的体系差异不容易消除，是中美信任缺口产生的关键。

3）真诚沟通和行动承诺的欠缺。

两国之间已经建立起各层次各领域的交流，尤其是高级别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但有些交流只是停留在仪式层面，双方只是重复一些既定话题，并没有更加坦白和更深入的讨论。商人和慈善家莫里斯-格林伯格曾经说，“我参加过若干对话，每次对话的结果都一样，每一方陈述自己的问题和担忧，尽管气氛是友善的，但不幸的是，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摩擦依然存在”。[37]

格林伯格的抱怨得到了广泛响应。不是因为会议举办得太少，不是参会者不够认真、不够有影响力，也不是对话的范围不够广泛，而是很多对话太过于结构化，过于追求要取得重大突破，但很多来之不易的协议并没有得到充分落实。

此外，媒体从业者和分析人士针对对方国家和民众给予严厉抨击的情况并非罕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开放度的提高以及对观众和读者的激烈竞争。强调“最新的威胁”和“又一个侮辱”，而不是双方间最新的和最成功的交流以及在解决共同问题方面取得的进步，将对人们思考和讨论中美关系时的氛围有着深远和负面的影响。

4）经济和贸易摩擦的“国内政治”削弱信任基础。

双方间大量的经济互补联系长时间以来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但是，现如今渴望增加生意往来以及中美公司间的竞争加剧导致了摩擦的产生。两国国内的强大势力给领导人施加压力，甚至在有些情况下动员民众来推动国家制定政策和采取行动。通常这些势力寻求为其成员享有的市场或权利进行保护，或者为他们的产品或投资开放市场，或将保护延伸至他们还未涉及的领域。通常这些势力会极力推动单边行动，例如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以实施制裁。中国国有企业也鼓励政府限制外资企业涉足某些国内市场。同时，中国官员抱怨美国对出口和投资的控制限制了中国公司需要的技术进口和投资。美国官员则争辩说中国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和措施意味着创新者应得的收入被非法剥夺了。

双方都怀疑对方从国际金融体系中不当得利。中国批评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则对中国继续自命为“发展中国家”而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获利表示不满。前者批评美国操纵货币，并威胁称这会损害中国对美国国债的投资；后者则抱怨此种身份允许中国限制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美国被说成利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地位压榨他国，而中国则被看做要回避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承担的责任。

两国领导人都意识到双方从牢固和扩展的经济联系中获利，但同时承认经济问题如两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导致了政治紧张。[38]而缺乏足够的交流以及对对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广泛理解也加剧了紧张局势。最近以获得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网络间谍问题再次证明缺乏互信限制了两国在紧迫问题上的合作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