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费尔南多·莫朗和本人所提及,为了寻求新的和互补的机遇,同时也为从多方寻求利益前景,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打造了一个以澳门为焦点的论坛——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论坛第一次会议于2003年10月召开。

有关论坛值得一提的是,澳门曾是葡萄牙管治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99年12月20日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并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根据在葡萄牙进行的关于澳门过渡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国政府对澳门实行与香港相同的“一国两制”方针,也就是说,维持澳门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该方案赋予澳门在除国防和外交以外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方面实行高度自治的权利。

非主权地位并不妨碍澳门特区政府根据指导其活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在经济、贸易、金融、航海、旅游、文化、科技和体育领域与其他国家和组织开展交流。澳门与他国和国际组织签订的各项协议的法律效力是被承认的。根据中国澳门特区政府2001年向世贸组织递交的年报中关于澳门贸易政策的表述,澳门特区在国际经贸领域享有完全的法人地位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澳门贸易政策一览》,中国澳门特区政府,WT/TPR/G/82,2001年2月19日,第6页。。鉴于此,中国澳门作为世贸组织成员并不与中国同样作为该组织成员相冲突,因为根据《关税和贸易总协定》规定,世贸组织以关税区划分确认其成员地位。只要是具备外贸自主权并满足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确认的其他附加条件的地区或国家,都可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签订的《马拉喀什协议》确定建立世贸组织。基于这一法律框架,澳门作为一个曾隶属葡萄牙管理的自治关税区和世贸组织成员,其国际贸易地位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后并无任何改变。这与曾在英国管辖下的香港所经历的一切如出一辙。

有趣的是,自葡萄牙16世纪开始占领澳门,该地区就逐步发展成为中日和中西贸易中介,澳门也因此从一个小渔村变为一座繁荣的贸易港口。澳门的这一作用得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A. H.德奥利韦拉·马克思:《从文艺复兴到自由革命》,载《葡萄牙历史》(第二卷),里斯本:Presença出版社,1998,第206页;查尔斯· R.博克斯:《1415~1825:葡萄牙海上帝国》,圣保罗:文学出版公司,2002,第78~79、341页。。由于这一历史原因,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当代中国将澳门视为其融入全球经贸版图战略的一部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应运而生许亚民:《澳门以及其在国际贸易中重要的中介作用》,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秘书处(澳门),2005年9月季报第二期,第6~9页。

旅游业和博彩业是澳门的主要经济支柱。然而,澳门的地理位置为其在经济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机遇。这一说法的原因在于澳门有潜力成为通往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枢纽和门户。中国的大珠三角包括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和香港及澳门特区。这一地区覆盖了中国1/5的国土面积,人口数和GDP均占全国数量的1/3。因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发挥澳门服务平台功能以带动大珠三角地区发展的设想。澳门2001年提交给世贸组织有关澳门贸易政策的报告已对这一设想有所阐述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澳门贸易政策一览》,中国澳门政府,WT/TPR/G/82,2001年2月,第6页。,港澳与广东省的经贸关系也为这一设想奠定了基础。到2003年,该设想已成为澳门的一项公共政策参见http://www.gov.mo中有关大珠三角(9+2)和珠江三角洲一文。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与葡语国家于2003年10月12日至14日在澳门举行了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并宣布成立了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葡萄牙、东帝汶、中国和巴西的官方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卢拉执政时期巴西发展、工业和贸易部长路易斯·费尔南多·富尔兰代表巴西政府出席会议。

论坛在澳门设立常设秘书处。作为一个跟进论坛活动的机制,秘书处负责为该组织实现其目标和完成各类项目提供后勤和财政支持。论坛的目的是为中国和葡语国家间经贸合作寻找新的途径,发挥澳门的平台作用。论坛的宗旨是促进中国与葡语国家间的经济合作和双边贸易。在此背景下,论坛本身和澳门的平台及门户作用为推动葡语国家共同体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基于这一广阔的视角,论坛的活动范围除了涉及贸易、投资、农业和渔业外,还包括基础设施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等领域。

概括说来,从其活动范围看,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的设立符合中国与葡语国家在多领域的共同利益,而澳门因为其特殊性成为促进有关方面更广阔合作的平台。葡萄牙语作为沟通语言,正是该平台的要素之一。

正如上文提及,澳门的平台作用包括它可为大珠三角地区(9+2)发展互动带来机会。同时,澳门也是中国对非洲采纳积极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葡语国家共同体含有非洲国家成员国,尤其是安哥拉和莫桑比克。

与此同时,论坛也是中巴伙伴关系的一部分。由于中国与巴西均为各自所在洲大国,除了在双边领域享有“特定利益”外,在国际关系中也拥有“广泛的利益”,所以中巴伙伴关系有其历史意义和更广泛的目标参见埃德蒙多·藤田《巴西和中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典范》,《对外政策》2003年第11卷第4期,三、四、五月刊,第59~70页;塞尔索·拉费尔:《风云变幻——巴西外交2001~2002》(第2卷),巴西利亚:巴西国际关系学院、亚历山大·德古斯芒基金会,2002,第87~89页。。比如,中巴同为世界贸易组织和20国集团成员国。一直以来,20国集团在推动多哈回合谈判上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济基础决定论坛政治影响力。因此,中巴经贸往来的数量多少和密切程度无疑对论坛发展尤为重要(见表3)。

表3 中巴贸易关系

资料来源: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

2006年10月,论坛按计划举行了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副部长伊万·拉马略代表巴西参加了此次会议。延续费尔南多执政时期的一贯做法,发展、工业和外贸部在卢拉当政期间继续对推动巴西对外经贸政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06年,担任巴西发展、工业和外贸部部长的正是参与论坛创立的路易斯·费尔南多·富尔兰。

论坛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上,中国与葡语国家共同体双边贸易额在当年达到232亿美元,较两年前翻一番;双边投资额达到5亿美元。论坛的目标是在未来三年内达到成员国间双边贸易和投资额再翻一番参见《澳门》系列四第5期,2006年12月,第46~90页。

总之,加强和密切中国—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相关国家间的联系将为这些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对巴西来说,论坛为发展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开辟了新的空间。随着中巴经贸往来不断加强,中巴两国在面临机遇的同时也将不可避免地需要应对某些摩擦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