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从着手1950年代的上海研究到今天成书付梓，得到的鼓励与支持难以数计。就最近三年的写作过程而言，是诸多学界同仁、朋友、学生以及学术机构真诚而又慷慨的帮助，才使我摆脱多年不能专注学业的生疏与困钝，渐入柳暗花明的佳境。

虽然难以平复的内心让我词不达意，但还是要向热情相助的各位送上深深的感激之情。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是我的学术家园。中心每办一次研讨会、研修班，每出一期刊物，都为我提供了学习的良机和“试水”的舞台；中心每一个成员投注的心血和努力，让我充分感受到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勃勃生机，增添了不断求索的勇气和动力。作为一个研究者，有什么比身在一个志同道合的学术共同体更幸运、更享受的事呢！在这里，我要向中心的各位，特别是杨奎松、韩钢、冯筱才三位教授，表示由衷的敬意。

华东师大历史系的许纪霖、姜进、沈志华、刘昶教授提出过许多有益的建议或提供帮助，他们的学术见地常常使我受益匪浅。

特别让我心谢不已的是美国及日本的几位知名学者：裴宜理、叶文心、柯伟林、萧凤霞（Helen F. Siu）、小浜正子、久保亨以及石川祯浩。他们深厚的功力和宽广的视野是我学习的楷模，许多灼见与洞察力使我深受启迪。我们分别策划并实施了1950年代中国研究、都市研究与上海研究的多个合作交流项目，长时间的讨论切磋，分享研究心得，这些都让我倍觉愉快，乐趣无穷。

年轻学者和博士生是我极好的助手和朋友，他们不但分担了写作过程中许多不可或缺的琐事，而且让我充分享受教学相长的兴奋与快乐。阮清华、刘建平、刘彦文、田蕊、张牛美以及刘亚娟——从他们身上，我感到了中国当代史研究的强劲后续，充分领略到“后生可畏”，深知要当好“老师”，必须精益求精，不断进取。

我还要感谢贺祥（Joshua Hill）博士，他不但出色地将我的论文译成英文，得以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发表，而且对相关的本书章节提出了十分重要的修改意见。

2011年我“转岗”回到学术领域之后，有幸作为合作研究教授到哈佛燕京学社访学一年，得以在非常优越的学术环境中，潜心研究与写作，书稿的大部分在那里完成。2013年初又获机会重访阔别了近20年的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产生了许多新的学术感悟。

本书的部分章节分别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山东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哈佛燕京学社、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研究所、康奈尔大学、日本上海史研究会、（日本）中央大学、一桥大学、筑波大学、东洋文库、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等学术机构发表，得到同行们的点评与启发。这里尤其要致谢的是熊月之、章清、周武、刘家峰、陈兼、高纲博文、李廷江、深町英夫、坂垣弘子、山本真和齐慕石（Timothy Cheek）。

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上海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美国圣公会档案馆、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档案特藏部、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东亚图书馆、香港电影资料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及档案馆等机构提供了查阅的便利与周到的服务。邢建榕、马小鹤、南希（Hearst Nancy）、程洪、何剑叶、吴君玉以及朱小怡给予的帮助尤多。

多位好友与热心人士接受了口述史访谈。他们是：陈绛、陈力仪、承宪武、狄宗信、黄纯颖、卢廷璋、倪康、李逊、李乃坤、刘禾、王世靖、易荣、严凤霞、姚季梅、郑如桂、朱照宏。网友芒眼（吉明）提供了许多口述线索并应允采用他收藏的黄氏家族照片。

我还要对华东师范大学的领导道一声谢谢。感谢童世骏书记及俞立中、陈群两位校长给予的鼎力相助，为我尽快地转到科研教学岗位提供了各种便利。感谢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茅海建院长、方媛书记以及各位同仁，在大家悉心营造的这个崇尚学术、追求卓越的环境里，我过得认真紧张而又开心舒畅。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为本书的问世做了大量具有关键意义的工作。尤其要感谢徐思彦编审自始至终的鼓励、耐心与精心。许多意见从她不紧不慢的语调中流出，中肯又中听。她为这本书极其细致与辛苦的付出，实令我感动又不安。

作为一个上海老城厢张家的后代，一个共和国的同龄人，1950年的上海对我来说绝不是一段冷冰冰的历史。除了作为历史学者的责任，故土、家族、亲人也是无时不在的精神支柱。虽然不能知道父辈们是否认同我笔下的上海，但他们若天灵有知，一定会为我这个后继所尽的努力感到欣慰。故以此书献给近代教育家、我的曾祖父张焕纶，父亲张濬智和母亲凌瑞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