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国家与里弄：未完成的社会重构

1950年代上半期，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基层社会的治理卓有成效，上海里弄迅速换颜。中共新政权致力的这场大规模里弄改造行动得到了广泛的社会认同，特别是得到了底层社会的积极响应。

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动乱，获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总是人心所思、人心所向，尤其是在上海里弄这个人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因此，无论以暴力革命式的“镇反”“肃反”相号召，还是以相对平和的“整顿”“整风”去发动，只要有益于社会的安定与有序，都能获得里弄群众的支持。特别是出于对邪恶势力的共同憎恨，对社会顽症的普遍厌恶，不管冠以什么样的政治帽子，总能博得大部分居民的拥护。对曾经生活在“歹土”的大都市居民来说，新道德、新风尚高扬下的城市面貌神速改观，的确极具说服力和动员力。对于“翻身解放”的渴望与“当家做主”的憧憬极大地激发起底层民众参与政治的热情。这种来自里弄社会的能动回应，不仅体现了中共执政的国家目标与社会愿景之相互匹配，而且表征着中国革命的正当性正在转化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

然而，这个转化过程充满矛盾与悖论。在1950年代上半期的上海里弄，中共新政权遭遇了大都市社会历史遗产与现实的严峻挑战。尽管新的执政者竭尽全力地与1949年之前的“旧中国”与“旧上海”做彻底的决裂，按照既定的意识形态重构自己的社会基础，但上海里弄社会的积淀之深、关系之复杂、利益之多元，远远超出新执政者最初的估计与想象。尤其是阶级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了持续的张力，理论上的依靠者——里弄空间中的非单位人实际往往靠不住；阶级路线也不那么畅通无阻，最终要被消灭者，尽管政治上名誉扫地，却从新民主主义《共同纲领》与统战中得到优待，仍居于社会生活的上层，与新主政者若即若离。

因此，中共新政权在进入上海里弄的早期，没有也不可能如有的学者认为的那样，只要按照“国家逻辑”，运用“阶级净化机制”对近代上海里弄中的社会基础“进行彻底的清除”，就可以以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 相反，在革命（政治运动）与国家（政治控制与统合）两条逻辑的主导下，新政权一方面推动、允许或默认了社会按照自身诉求，营造一方“新型的”自治空间；另一方面，沿用革命时期的政治动员经验，掀动底层，一波又一波专门针对里弄居民的清理整顿与普遍的政治运动交相呼应，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成为里弄政治基本的“红线”。革命、国家、社会共同建构了共和国早期的上海里弄。

即便到了1955年，国家权力渗透至里弄的日常生活，国家统合社会的局面基本奠定，上海里弄仍然不稳定，充满变数。底层社会的非单位人群特别是劳动人民仍没有让新政权高枕无忧。

1955年里弄整顿结束以后，以职工家属为主干的女性干部在里弄组织中占据了54.6%的优势，领导者希望通过“性别路线”, 将里弄社会建立在阶级基础之上，强调职工家属“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和主要依靠对象”，里弄组织可以通过她们“贯彻工人阶级的领导”，但又对职工家属的政治思想状况评价不高：

她们的特点是政治单纯，文化低，思想感情朴实，家务重，孩子多，受封建迷信和旧礼教的迫害很深，参加社会活动比较少，不大关心国家大事，对解放后妇女政治地位的提高体验很深，翻身感强，胆子小，有自卑感，思想比较单纯，很容易接受我们的教育，但也很容易听信谣言，当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就会思想不通。

因此，领导者认为，必须对她们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向她们进行时事宣传，并顾及她们的具体困难，才能使她们“真正成为我们在里弄中的依靠对象”。

事实也表明，整顿后的里弄仍不能符合党和政府的政治要求，里弄的政治情况仍然复杂，思想斗争仍很激烈，“社会主义思想还没有占据绝对优势，资产阶级思想仍旧起着很大作用”。“个人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在里弄中表现得更是突出，排队抢购，拖技工后腿，不让去参加国家重点建设工程等现象，时有发生。残余封建思想和落后意识在居民群众中仍很严重地存在着”。令执政者担忧的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几乎全部出自劳动人民集中的下层居住区和职工家属。

普陀区长寿里第14小组的24户居民中，就有9户是经常闹纠纷的，闹纠纷的原因有这几种：婆媳不和，大小老婆吵架，丈夫在外有姘妇……等。24户中有8户是工人家庭，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工人的生产情绪。在里弄中工人家属放高利贷，来标会的也很多。东昌区一个码头工人家庭，赌博亏空了1200多元，每天有十五、六人坐在家里讨债，丈夫为此时常和她争吵，逼得走投无路，要投黄浦自杀。赌博的风气也很盛，有个别落后工人请了病假在家里找人赌博，打康乐球也很普遍，有工人，有青年学生，也有家庭妇女，表面上是娱乐，实则是赌博，有的打到深夜还不肯憩，严重的影响了生产和学习。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从里弄整顿后，共产党的这支依靠力量又经历了不间断的组织整顿与社会主义教育，到1960年市委决定在里弄中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时，执政者对职工和劳动人民家属政治状况的基本评价仍未有根本性的改变：

解放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经过一系列的政治思想教育和参加社会劳动的锻炼，广大里弄居民的思想面貌已经起了很大变化，大多数职工家属和劳动人民及其家属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里弄居民的政治思想情况仍然比较复杂。一部分职工家属和劳动人民家属政治觉悟还不高，思想比较落后，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认识模糊，分辨不清是非；少数个体的劳动者及其家属，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较深，在涉及个人利益的问题上，容易对党和社会主义产生抵触情绪……

可见，性别路线也不那么顺畅，以职工家属为主体的家庭妇女政治上还是不那么可靠。然而，在“大跃进”和城市人民公社的非常历史时期，“性别路线”仍有其成功之处。在“解放妇女劳动力”和“建设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号召之下，大批里弄妇女走出家庭，一面作为被解放的生产力，为狂热的经济建设输送大批廉价劳动力，他方面也获得了新的社会身份，无论进了单位，还是在非单位制的里弄集体生产和生活服务组织内，家庭之外的女性空间明显地扩张了。此时的居委会和各种里弄生产生活组织几乎是女性的一统天下，虽然是在国家的强力统合之下，这些空间毕竟开拓出一条属于妇女的上升之路。在这一时期的上海里弄，妇女解放既是一个国家编织的神话，又是一个女性自主创造的真实。

这将是一个关于国家与女性的故事——另一段关于上海里弄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