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掀动底层：政治统合与里弄换颜（1949—1955）

引言

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全市。次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市军事接管委员会同时对国民政府上海政务、财经、文教、军事四大部门实施接管。7月底，接管工作基本完成。8月初，人民政府的各个机构渐次进入正轨运行，接管阶段转入管理改造阶段。

也就是从这一历史时刻起，共产党第一次以执政者的身份直面这个聚集着各色人等，承载着无数梦想与幻灭的光怪陆离的都市社会。中共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面对局面之难、困难之巨及自身之短，领导者既有估计与警觉，更有满怀壮志的勇气和豪情。正如陈毅在“丹阳集训”时对即将开赴上海的5000余名南下干部的一番告诫：

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进入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敢大胆的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在批评“对进城无信心”的“右倾”思想和“盲目乐观”的“左”倾情绪时，陈毅坦诚直言，管理城市、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他更强调的是：

我们有信心可以很好的把上海接管下来的。整个中国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进入上海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我们有几百万大军与强大的地下党的组织，广大的群众的拥护，加上我们本身很有准备，很有次序，很有组织，再说管不好上海，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

共产党果然旗开得胜。人民解放军一入城，便以横扫千军之势推进“砸烂旧社会，建设新上海”的政治行动，新旧城市更替之快，社会面貌变化之巨，超乎寻常。仅仅三年，市长陈毅就充满自豪地宣布：“上海已由一个依赖帝国主义经济而生存的重要城市，改变为不依赖帝国主义而独立发展的城市；已由一个为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服务的城市，变成为人民、为生产服务的城市了。上海已大大清除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所遗留下来的污毒，开始走上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他乐观而又自信地预见：“上海人民的胜利斗争，证明了一个真理：中国人民不依赖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仅可以管理好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而且可以管理得很好，改造得很好；将来一定能建设的更好”。

中共接管和治理上海确实可称得上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个奇迹，甚至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

这是一段令学者倍感兴趣的历史。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外学者的历史叙述几乎不谋而合地置身于“革命”的框架内，1950年代上海社会的成功改造曾是用来书写中国革命胜利带来的社会主义的“黄金时代”不可或缺的佐证。如政治学家奥多·科柴莫（Otto Kirchheimer）在半个世纪前评述的那样：“新当权者们得以按照自己的时间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的周密的或革命性的变化——而非循序渐进的变化——这能力本身，便是对革命胜利的考验”。即使在“冷战思维”占统治地位的“一边倒”年代里，泾渭分明的价值评判也不曾妨碍学者们对大上海社会神速变化的事实确信无疑，都承认1950年代的中国有一个“上海奇迹”的出现。

大量档案史料的开放利用促进了史学发展，近10年的研究成果对革命框架的历史叙事提出挑战。学者们不再愿意对中共创造的“上海奇迹”仅做增量的重复性描述，更无意于纠缠简单的褒贬，而将注意力转向去重建这个历史转捩点的丰富与复杂，打开重新解释1950年代之路。

伴随着跨越1949年“鸿沟”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出现，20世纪乃至更长时段中国历史的延续性受到普遍的重视。在“延续性”的思考之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1949年前后的承续与变迁也成为探讨“上海奇迹”的有效路径。

魏斐德的“上海三部曲”讲述了一个历经国民政府、日伪时期的黑乱不堪的上海警察系统，如何到共产党执政后一变而为建立新秩序和控制社会的骨干力量的故事。这位史学大师以其独到的学术穿透眼光，在阐明以“保甲、社会家长式以及强调公共秩序”为特点的国民党警察机构的延续性上，模糊了新与旧的界限，指出中共在上海的成功并非完全另起炉灶，新旧上海并非割裂。以此为基础，魏斐德更强调的是，“上海奇迹”不但得益于一套中共早已渗透其中的旧机构和旧人马，更是由于共产党具有“能够动员人民大众，并取得他们的信任，以及得到他们支持的非凡能力”，“他们成功地结合了警察机构的自我控制和向群众组织开放二者”。

看起来，魏斐德在这里与革命框架内的叙述似乎殊途同归了，然而，正是在分析中共成功之道时，他的笔触伸向被革命叙述长期遮蔽的“胜利的困境”。他十分犀利地指出：一系列政治运动构成了共产党改造上海的主旋律，“运动削弱了人们对共产党的初衷，而让城市居民感受到了‘斗争哲学’”；“这些运动都具有浓烈的国家主义性质——它是新秩序合法性的强大支柱。而这一点恰恰是问题所在”。

魏婓德进一步揭开了藏于其中的悖论：迅速出现的新社会确实在草根群众中激起前所未有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改变命运的可能与期待，与此相伴的却是“让人难以承受”的巨大的政治代价。这个代价意味着什么？它是否成为新秩序合法性之中的隐性危机？

魏斐德的突然辞世留下了未及详论的遗憾，也激发了后学沿着他的诘问继续探讨新秩序合法性的巨大学术空间。

基于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来自两个向度的观察。一是从现代国家建设的政治学理论出发，认为在“国家逻辑”与“革命逻辑”双重作用下一整套“阶级净化机制”有效运作，“国家对旧的社会结构及其社会基础进行彻底清除，并在此过程中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社会，构建了国家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就是说，中共从上海底层社会中建构了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二是在一种或可称之为“压迫”的极权主义论的叙事中，1950年代的中国不仅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走向顶端的时代，而且包括“上海奇迹”在内的“解放”被叙述成国家吞噬社会的悲剧。在他们那里，国家被描绘成“一个用鞭子令其公民臣服的全能国家”。

笔者不完全赞成以中共既定的阶级概念为假设前提，而忽略这一概念与上海底层社会特别是“劳动人民”的实际面貌始终存在的巨大张力，但更不能赞同的是，“解放”叙述完全被颠覆为“压迫”叙述，将上海社会经历的这场天翻地覆的改造只是作为极权主义黑色叙述的一个佐证。

本章将立足于大量的开放档案与其他史料，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场景为旨趣，将目光聚焦于上海里弄这个场域，着力在这幅新政权与上海底层社会初次较量的复杂图景中，揭橥“上海奇迹”中蕴含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模糊或不确定性：在大量的非单位人散居的里弄，哪些人是中共的依靠力量？中共按照哪些原则统合社会？阶级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共在上海底层社会发现的“依靠对象”相吻合？日常生活情境中的底层群众如何应对政治巨变，国家对大都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统合如何估测？里弄的迅速换颜是否或如何表征中国革命的正当性已顺理成章地转化为中共执政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