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干四团学生的来源和出路

前面说过战干四团成立的目的，是企图与陕北中共方面争夺青年，并大批训练反共干部。因此，胡宗南、葛武棨等想尽各种方法来招收学生。当时，掌管招生计划事宜的是战干四团招生委员会，由葛武棨兼任主任委员，蒋坚忍兼任副主任委员，实际业务则由教育处第二科（掌管教育行政，第一科掌管教育计划）办理。据我所能回忆到的，除一部分学员是由教育处（名义上是招生委员会）在西安直接招收的以外，大部分都是派员到外地招来的。1939年春间第二总队学生先行毕业后，即派第二总队总队长周保黎率领一部分政治教官和军事干部到洛阳成立招生办事处，长期驻在洛阳进行招生，并与当时的第一战区长官部、河南省政府等机关联系，到处拉收学生。以后新成立的第一总队、第二总队第二期新生大部分就是由河南招来的。1939年夏秋季之间，又派上校教官吴口夫随同第七分校总队长沈策回到浙江招收了1000多名学生，到1939年底经由江西、湖南、老河口等地带到西安成立一个总队。同时又派上校教官山西人刘玺、薛尚珍等，由朝邑附近秘密渡过黄河进入晋南地区招收了学生五六百人，带回西安。又派原任四川大学的教师胡赓年在成都和川北地区招收了学生1000多人，后派总队长曹利生前往四川接收带回西安，成立了一个总队。1940年春夏之间，又电托胡宗南的第二十七军军长刘进在晋东南地区招收了学生将近1000人，到1940年秋间才由第二十七军一个副师长（忘其姓名）带到西安，但据说中间被日军扫荡时冲散和逃跑了几百人，所以实际到西安的只有六七百人，连同其他地方招收的学生共编成一个总队。在1940年期间，原驻洛阳的招生办事处，经胡宗南与汤恩伯协商好，推进到豫东周家口附近，并由河南省政府派周保黎兼任该区行政专员，长期驻在豫东。周保黎经常派人深入到安徽、江苏，一方面与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联系，另一方面又秘密与驻在徐州的汉奸郝鹏举联系（郝鹏举曾担任过战干四团初期的总队长，与胡宗南有一定的关系，后叛投汪精卫伪组织，当时郝担任徐州伪警备司令），在安徽和苏北沦陷区招收了大批学生（分批带到西安，总数记不清楚）。此外，胡宗南又先后与盘踞在鲁西的石友三及河北的张荫梧等勾结，原来石友三在1940（或1941年，记不大清楚）年春间，派其弟石友信（当时任石友三部的教导师长）到西安，石友信在抗战前原任中央航空学校飞行科轰炸组组长，是蒋坚忍的旧部下（蒋坚忍原任中央航空学校教育长、副校长），同我也很熟（我原任中央航空学校学生总队队附），他来到西安后，首先谒见蒋坚忍，同我也在蒋坚忍家中共餐过，再由蒋坚忍转介见了胡宗南，要求胡宗南对石友三部接济枪械弹药和被服，同时胡宗南、蒋坚忍等也要求石友三在鲁西抢拉青年，送到河南周保黎处接收转送西安（其他要求事项我不明了，这里不谈）。胡宗南又密派人员到河北与张荫梧勾结，并深入到北平和东三省招收了一批学生，由河北伪军暗中护送到河南转送西安。以后又曾派曹利生到川北招收了学生千余人。总之为了怕长江以北特别是沦陷区的失学青年跑向延安或其他中共的敌后根据地，不惜用各种方法，甚至与伪军勾结，来拉走他们，走上反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方面。

1939年春，陕西省政府原来想自己成立一个干部训练团来训练地方干部，胡宗南听到后，马上抢过来说，你们自己办，一方面要大量经费，另一方面又需要大批干部，不如由战干四团替你们代办代训，大队长以上的人事可由省政府派充，经费由战干四团出，这样岂不是更好吗？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蒋鼎文明知这是胡宗南要抢夺陕西省地方干部来扩张他的权力，但是那时陕西的军事实力都是掌握在胡宗南之手，而且蒋鼎文在名义上又是兼任战干四团团附，在各种情况压迫之下，不得不答应胡宗南的要求，于是就由葛武棨、蒋坚忍等和陕西各厅、处长商洽，决定在战干四团成立第三总队，并请陕西保安处长徐经济（黄埔第一期）兼任总队长，学员则由陕西保安团队中抽调连排级干部一个大队，由教育厅抽调小学教师一个大队，由民政厅、财政厅抽调县级以下干部一个大队。尔后即作为定型，一期毕业后，续调第二期学员，事先都是由战干四团拟定好调训计划，再根据计划由葛武棨、蒋坚忍或我亲自和陕西各厅、处长接洽。这是第二方面。

还有学员大队的学员，大部分是由胡宗南所辖机关、部队中轮流调训的，也有一部分是由各地招考来的；艺术班、会计班、新闻班的学生是在西安招考的；俄文班的学员是由第七分校毕业生中挑选来的；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的学员是由河南、陕西的学校中轮流调训的；韩国青年训练班是由韩国光复军收容送训的。以上就是战干四团学员的来源。

关于学员的文化程度。按照招生章程规定，学生班是要高中程度或有同等学力者，但实际上招来的学生，高中程度只是最少数，大部分是初中、小学毕业生。先由各地招生委员举行初试，带到西安后再由招生委员会举行复试，复试不及格的学生，有的转送到各临时中学或国立中学继续学习，有的送到西北劳动营文化班学习文化，这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取录在团学习，不让他们自己跑开的。学员大队的入学程度，现职调训的，一般是少、中校级，也有上尉级的；招考的，一般规定为大学程度，但有的确是大学毕业生，有的是大学肄业生，有的则冒充大学，实际只有高中文化。其他各特种班队（除调训、收容的外）入学程度，一般都是高中为多。

关于学员毕业后的分配工作，是由人事科主办，详细情况我记不清楚。据我所能回忆到的，大体是这样分配工作的：

1．学员大队毕业生，除调训的仍派回原机关、部队担任原职或调升一级外，其余学员多派任胡宗南所属的军队中各级政治部担任科长、秘书、团指导员或其他工作人员，一般是少校、上尉级，也有个别是中校级的。

2．本科毕业学生，多数派往胡宗南所属的军队中各级政治部担任科长及连指导员或其他工作人员，并派过五六百学生到汤恩伯部队中工作。又派过1000多学生到陕西动员指挥部（以下再介绍）及渭北清乡督导团工作。又有一部分学生派到三青团陕西支团部分到各县做党团工作。第一战区政治部也分派了大批学生，由它们分配工作。

3．第三总队毕业学生，如前所述，仍回原地方工作。

4．艺术班毕业学生，组织了一个战干剧团，由戴涯任团长，邹传瑾任副团长，原属战干四团，后来变成了职业剧团，分赴各地演出（戴涯听说现在北京）。

会计班毕业生主要分配到西北军需局、西北会计局（处）及胡宗南所属军事机关中担任军需和会计工作，并曾为中国工业合作社西北区办事处代训了两期学生，毕业后均派往中国工合西北区办事处工作。

俄文班毕业生，主要由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1940年胡宗南由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在西安组织副司令长官部）分配到各部队担任俄语翻译（那时各军还设有苏联顾问），也有分配其他工作的。

童子军教练员训练班毕业学员，仍回原学校工作。

总之，自战干四团成立，到1940年以后，胡宗南所属军队中的中下级政治干部和陕西保安团队中下级干部，陕西县级以下地方干部及陕西省三青团干部，几乎绝大多数都是战干四团毕业学生，而第一战区和汤恩伯部队也分配了不少学生。记得1949年夏间我带领一部分学生由西安越过秦岭逃到汉中去的时候，沿途各乡、县长、三青团书记，都出来欢迎我，设宴招待，说是我的学生，给我很多行军的方便，其实我都不认识他们。由此可见，胡宗南能够长期稳坐陕西，号称“西北王”，坚持反共到底，除了掌握有50万大军外，由战干四团训练出大批干部，分布陕西和西北广大地区，这也是因素之一。但腐朽透顶的蒋介石集团和他的追随者胡宗南，在大势所趋、人心向背的形势下，虽然想尽一切控制人民的方法，也终难挽救他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