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部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

范汉杰

1936年9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令在长沙正式宣布成立第一军；胡任军长，范汉杰任副军长；将原第一师三个旅九个团分编为第一师和七十八师；胡自兼第一师师长，副师长李文，参谋长于达，下辖两旅四团，第一旅旅长李正光，第一团团长熊志一，第二团团长杨定南，第二旅旅长詹忠言，第三团团长刘超寰，第四团团长李友梅；第七十八师师长丁德隆，副师长罗历戎，参谋长吴允周，第二三二旅旅长廖昂，四六四团团长晏俭，四六五团团长徐保，第二三四旅旅长李用章，四六七团团长许良玉，四六八团团长谢义锋。（另有一独立补充旅，旅长杨德亮，留驻兰州未动）

胡部扩军后陆续开回陕西，军部设在咸阳，表面上归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调遣，实际是受蒋介石直接指挥。胡宗南随即到西安见张学良请示，借以探询张的企图。张自1935年10至11月所部先后在劳山、直罗镇两次大败，损失两个师（一一〇师、一〇九师）后，心情极为沮丧，对“剿共”前途已无信心；又因红军号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收复东北”等，引起了东北军官、士兵爱国思乡的情绪，纷纷要求“打回东北去”，张也感到难以应付。胡宗南向张打气，说红军“日暮途穷，决难得逞”。张面有难色，嘱胡同他的机要秘书应德田等二人细谈。关于红军的情况和动向，胡和应等争辩了好几天。应等认为红军北上抗日声势甚壮，不可轻视。胡却坚持强调：红军在赣失败不能立足，远走西北，系企图靠近苏联，建立根据地，再谋发展；说“国军正好乘其分崩离析，加紧追击”。最后，张令胡部沿西兰公路向西跟进，实则想借此将胡部调离陕西，免受威胁。

胡返咸阳已在9月下旬，只令第一师派一个团在乾县向西北（西兰公路方向）警戒，大部仍在咸阳附近集中。趁这个当儿，胡和我乘专机（中型运输机）到兰州，同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会晤，研究红军的动向以及东北军和嫡系蒋军的情况。当时东北五十一军于学忠部驻兰州附近，六十七军王以哲部驻平凉、固原一带；一〇八师周光烈部在崇信，骑三师郭希鹏部在静宁；五十七军童英斌部、骑兵第二军何柱国部驻庆阳、西峰一带。蒋军第三军王均部在天水，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在定西、会宁，四十三师周祥初部在靖远，九十七师孔令恂部开到靖远附近，二十五师关麟征部由秦安开通渭、马营（后归第三军指挥，经会宁、向靖远开中卫）。朱绍良说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部进入甘南后已在靖远以南渡过黄河，向武威、张掖方向前进；红二方面军等由甘南经陇西、通渭、会宁、静宁中间地向海原折向陕甘宁边境行动中。

我们返咸阳后，即派第七十八师的田琳带两连人为加强连，用汽车运输，从咸阳出发经兴平、武功、扶风、凤翔（宝鸡驻有东北军一〇六师沈克部）、陇县，过固关入甘境张家川、莲花城，出秦安川北行至静宁南至外占住一个堡塞（忘其名）作为据点，掩护胡部在静宁西南部村庄集中。途中曾捡得红军“庄浪会战计划”，规定中央红军会同红二方面军对胡军南北夹击予以歼灭。胡军系绕道庄浪西南面通过，侥幸得免。当时胡宗南带军部指挥人员进至秦安，与王均等部联系。随后到达静宁，得知红军主力不在西北而在东北（陕甘宁交界处）行动中，于是在10月初，率部从静宁北走硝河城，翻大白草原，向海原、王家团庄（同心城以南），尾追北行的红军。沿途发现红军队伍中黄埔同学林彪、陈赓等多人转告蒋军将士的信件，写着“同是中国人，又是同学，为革命自己不打自己，大家应共同抗日”等语句。东北军一一〇师熊正平（原名熊飞，系代理师长）部也同胡军平列向北行进了一段路程，然后折回固原去了；这是张学良的布置，意在监视胡军，可是当时我们还以为他们和胡部一致行动，对付红军。

胡军前进时，发现贺龙将军部队通过。胡军经过天都山（海源西），沿途同红军有小接触。个别零散落伍的红军就被胡军收容（其中有不少女红军，胡把她们送往西安后方，经过平凉时值西安事变，被王以哲截住释放）。胡军第二团团长杨定南则在这次行进途中被流弹打死。

胡军到达王家团庄、同心城后，集中整补，并与已到同心城附近的孔令恂师会合，仍归胡指挥。蒋介石每天用飞机投下指示，并有亲笔信，催速向陕甘宁区追击红军。这时忽有西安行营通讯大队长何世礼托飞机顺便送信给我，说他将请假回香港，问我是否要带寄需要的用品。我与何曾在税警总团同事（何任总团部参谋处长），对他突如其来的信感到诧异，以后才知他是知道张学良将有行动，因而他先走了。

11月中旬，胡军行至豫旺以东四十里铺（或是萌城堡），左纵队第一师第二旅詹忠言部遇到了伏击。红军利用当地前后两条深沟，中间有四五华里的地形设伏，当詹旅先头团刘超寰团（第三团）进入这一地带时，红军在前后沟用火力封锁，并以四路行军纵队就地散开向刘团猛冲，英勇异常。刘团是胡军比较精锐的部队，颇为凶猛，双方敌对，一开始就是近战，而且拼了刺刀。经过激烈的混战，双方伤亡均重。红军牺牲壮烈，被迫向山城堡方向转移。刘超寰受了重伤。但是稳定了形势，宣称打了胜仗。胡宗南和我听到前线接触，颇为慌张，急速前进时，在山道上几乎迷了路。胡的脚被狗咬了一口，颇为不吉之兆。

11月下旬，胡宗南正在得意的时候，蒋介石迭次来电指示胡军，不要再行东进（向环县吴起镇），须北上盐池出三边（定边、安边、靖边）迂回陕北，包抄红军后路。但这时右纵队丁德隆七十八师已向山城堡前进，廖昂旅（二三二旅）在前，师部和李用章旅（二三四旅）跟后。廖旅前卫营胡文思进至山城堡东面中伏，随即退回山城堡。时天已黄昏，廖旅赶到，准备宿营设防。廖忽发觉地形不利，且环水在山城堡山脚下，汲水困难，部队只能捡甘草（夜间认不清是药材）烧火做饭。他拟令部队后移，但四六四团团长晏俭听得第一师得胜，力主在此布防作战。廖正在犹疑不决之际，突遭红军的猛烈袭击。廖旅仓促应战，只支持了几小时，部队就已溃乱。红军越攻越猛，很快就把廖旅打乱。团长晏俭被击毙，连尸首都未抢回，仅廖昂和四六五团团长徐保带少数官兵漏网。李用章旅的谢义锋四六八团随即占领阵地，打算收容溃兵，勉强支持作战，但在夜间难于分辨，反被红军冲来，也损失了一部。丁德隆在廖旅被袭击时惊慌万状，曾屡次电胡宗南告急，要求撤退。胡坚不允许，严令守到天明，第一师和孔令恂师可赶到增援反击。可是丁师的廖旅在当夜三四点钟时已被击溃乱逃；等到天亮与第一师、九十七师接上时，红军已无踪影了。

胡宗南经过山城堡惨败，损失一旅还多，非常懊丧，除对丁德隆、廖昂大骂一顿外，并报请将丁革职留任，廖昂撤职，以周士冕继任二三二旅旅长。

12月初，胡军重行整顿部署：丁师调到韦州进行整补；胡军军部设在惠安堡；第一师詹忠言旅驻惠安堡以东及其附近，李正先旅进驻惠安堡东北百余里的大水坑；孔令恂九十七师驻惠安堡以东南控制警戒。

不久，蒋介石又电促胡军速由蓝池直出三边，并密示应与三边北欧国家教堂的神父取得联系。这些教堂都设有城堡，压迫农民生产自给，因此可以解决军队粮水的供应。

12月上旬，胡军在大水坑与红军对峙中。胡军偷听太原陈诚指挥部发出的电报说西安12日晚彻夜有枪声，情况不明。尤其听得王以哲对所部发出的电文，说“当前情况发生变化，应对胡军严密戒备”，胡和我都吃一惊，不知出了什么事故。以后接到南京办事处的电报（是特约密码，当时一般军事密码已不能用），才知蒋介石等12日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张、杨等通电提出团结红军一致抗日的八项主张。当时胡宗南痛苦异常，大骂“张、杨丧心病狂，以下犯上”。我们都认为蒋介石生命危险，可是还说什么“领袖蒙难，必须回师平乱援救”。当下由胡打电话给银川马鸿逵，并转关麟征师请他们渡河经海原南下，胡军可为掩护，“同赴领袖之难”；胡表示愿听马的指挥，以安其心。同时派我到前线通知第一师和孔令恂师迅即撤退。又派于达到同心城与第三军、三十七军代表张镇等会见另约密码，并决定毛炳文部回会宁，曾万钟（王均已坠机毙命）部回天水。

胡军前线士兵在我到达以前还不知西安发生事变，听得大水坑、羊圈山前沿红军喊话说：“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被扣了，我们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吧！”大家正在怀疑，经我到前线发布撤退命令，才明白了。

我从前线回到惠安堡后，胡宗南向驻在金积县（宁夏）的关麟征通电话说：“校长蒙难，只有回师援救。”二十五师已拨归第一军指挥，现在正式通知他，希望“会同马部”从速南下。关本不愿在胡之下，两人早有意见，这时也就无可奈何了。胡又电各方黄埔出身、师长以上的青年军官百余人，由胡领衔发出声讨张、杨的通电。

前线胡军撤退时，受到红军的牵制，处处发生障碍。胡只好命全线白天出击，经过激烈的战斗，才脱离火线，撤退下来。孔令恂师撤至靖远附近与周祥初会合。胡军军部经韦州、同心城、王家团庄、李旺堡到达黑城镇，在该处出重价收买粮草，补充军需；并与该处驻军马鸿宾部密切联系。当时东北军一〇八师张文清团驻在固原以西北，向胡军警戒；胡派第一师营长吴俊同张团周旋勾结。到20日左右，蒋鼎文先被放回南京，形势已趋和缓。但蒋鼎文又被任为北路军总司令，带参谋长龚运阳、兵站总监陈劲节等飞至银川、黑城镇，分别向马鸿逵、胡宗南等指示行动。胡宗南仍派吴俊营向西南搜索警戒，掩护胡军经西吉滩（现西吉县）静宁原来路线开回凤翔。胡军在行进途中，25日得知蒋介石已被释，回到洛阳，即行停止待命。不久胡宗南由凤翔转道往上海见蒋介石去了，部队指挥由我代为主持。1937年春，胡军在凤翔、宝鸡之间休整。这时朱绍良任西路总司令带四十九师李及兰部驻在宝鸡，我曾往宝鸡见朱，谈今后胡军行止。以后胡军即被调往徐州、归德一带，担任徐海警备事宜，并暗中监视东北军于学忠部开入安徽合肥。

（196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