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瓦子街惨败，垂头丧气，再图整治军旅

1948年2月下旬，胡宗南派董钊和我等十余人到南京中央训练团受训。我们在2月24日到达南京，26日正式上课。大约受过了一个星期，突闻董钊已回西安，接着教育长黄杰找我谈话说：“胡先生有电报来，要你赶快回去，你就算在中央训练团毕业了吧！你即刻离团到胡先生的驻南京办事处去。”他当时没有告诉我原因，心里有点怀疑。到了西安绥靖公署驻南京办事处，见了办事处长徐先麟，他已经替我买好了回西安的飞机票，次晨即搭飞机经武汉回到西安，返回家中，与我同住的车之林（即将发表担任整编第二十七师的政工处长）赶快对我说：“贺喜你，胡先生已发表你任整编第二十七师第四十七旅旅长了，师长是刘超寰先生（原任整编第一师副师长），你赶快去见胡先生后，再去见刘师长。”这真出乎我的意料。

我马上到下马陵去见胡宗南，只见他神气懊丧，坐在沙发上，频频以右手摸下巴（这是胡宗南的一贯习惯，凡思想不痛快时，即频频右手摸下巴），过了半刻钟才说出三句话：“你回来了，好吧！你去见刘超寰就清楚了。”自我与胡宗南接触以来，从来没有看到他这种悲伤难过的样子，几乎说不出话来，我只好立即辞出，去见刘超寰了。从刘超寰的口中，我方了解到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指挥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由洛川赴援宜川，在瓦子街附近被人民解放军全部歼灭了。军长刘戡、师长严明（第九十师）、旅长周由之（第三十一旅）、李达（第四十七旅）都已阵亡，师长王应尊（第二十七师）尚下落不明。因此，胡宗南派刘超寰接替整编第二十七师师长，派刘孟廉接替第三十一旅旅长，派乐典接替第四十七旅旅长，重新收容和成立各新师、旅。事后我想为什么胡宗南不派我接替第一三五旅旅长，而要我接替第四十七旅旅长？原来我在第一三五旅的时间很短，情况不甚了解，第四十七旅则由于在延安办干部训练班的关系，该旅干部上自副旅长、团长，下至连长、排长，他们都认识我，好像有一种师生关系，便于收容、组织和尔后的指挥，这也是胡宗南不得不考虑暂时利用我来当这个旅旅长的原因。

那时刘超寰已在西安西郊三桥镇附近成立了整编第二十七师师司令部，开始收容原第二十七师及第四十七旅在瓦子街逃散下来的官兵。我到三桥后，即把收容的第四十七旅的官兵移交给我，开始组成第四十七旅旅部。不久，收容到的老官兵日益增多，原第一三九团团长李邦琦也逃回来了。刘超寰报告胡宗南批准后，即仍派李邦琦任第一三九团团长，并把收容官兵组成一个团的干部，命李邦琦率领到豫西接收新兵。另外，副旅长任树棻原在宝鸡接收新兵，没有参加瓦子街战役，即把该部新兵编为第一四〇团，派任树棻兼任团长。该团接收新兵较早，于1948年4月间，即接收完毕，开回三桥镇附近。4月底我旅又移驻灞桥东北的新筑镇。5月底，李邦琦率领第一三九团新兵返回新筑镇。这时第四十七旅已成立了两个团和旅直属部队。一四一团也在渭南成立并接收新兵。该团团长张谆，原任西安警备旅的团长，原是我的老部下，经间接向刘超寰推荐转请胡宗南调派的。该团营长以下干部和班长则是由第一、第七十八、第一六七旅调拨来的。因此，这三个团的干部都与我有些关系，都能听我的指挥。7月间，我率旅部和第一三九团移驻蓝田县，并计划在蓝田县构筑防御工事。第一四〇团则开往商县归师部直接指挥。

8月间，蒋介石来到西安，在西安黄埔村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我也被召参加。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内容我都忘记了，只记得会议时间是两天。第一天先由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报告西北战场情况，蒋介石作了讲话，大意是鼓励将士，要有必胜信心和牺牲勇气，相信最后的胜利仍是属于我们的。他要求大家，每次行军、宿营、作战都要注意搜索、警戒，做好工事，不能稍有疏忽，但没有作具体的战略指示。据说当日下午曾专门召集了整编师长以上的高级人员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作了重要的指示。次日还到太乙宫翠华山麓刘戡、严明的墓地，举行了公祭。由蒋介石亲自主祭。祭后，点名讲话，勉励大家要效法刘戡、严明，为已死者“报仇雪耻”。以后又在蒋的临时办公地点个别召见，询问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情况。这次会议就算完了，各回原防。不久，我旅又由蓝田移驻商县，一四〇团则早已移驻山阳县，担任各县的防务。当时商县驻有谢辅兰的绥靖区司令部和刘超寰的师司令部，我旅在他们的指挥下构筑商县外围工事，第一四〇团还由山阳向漫川关方向“扫荡”了一次，遇到少数地方游击队的阻击，即行退回山阳县，从此不敢出。10月1日蒋介石把整编师、旅，恢复为军、师的编制，我被派任第四十七师师长。是日我率师部和第一三九团移驻洛南县，军长刘超寰曾抽调第三十一师一个团和我师第一三九团向商县、洛南中间的山区进行“扫荡”一次，也毫无所获。此时第一四一团已在渭南接收新兵完毕，开驻蓝田县训练。11月16日，突接军长刘超寰来电话说：“胡宗南调你回西安另有工作，第四十七师师长派杨荫寰接替。命令你立即准备移交。”我当时非常气愤，认为胡宗南利用我把第四十七师整训好，马上就把我调开，这还有什么希望呢？因此，我决心不干。

我回到西安家中后，告诉我的爱人，谁来会我或打电话找我，都说我不在家中，就这样躲在家中有一个星期。胡宗南命他的侍从副官几次打电话到商县军部和我家中都找不到我，有一次他的侍从副官跑到我家中来，看见了我，硬把我拉上汽车去见胡宗南。胡宗南很客气地对我说：“我们这里现在成立了第五训练处（相当于一个兵团的编制，由胡宗南自己兼任处长），专门训练部队，下面直辖第二军官训练班（由原来的第七分校改编，班主任刘钊铭，主要训练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第二军官训练班中又成立了一个翠华山学生大队，学生都是由陕西省政府在各县考送来的高中毕业学生，这批学生太好了，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大队长来负责训练他们，所以想来想去，还是把你调回来，替我训练出这批好学生，将来充当下级干部，其贡献比你当一个师长还要大。要当师长还不很容易吗？将来随时都可以调你去当，所以现在派你担任第五训练处副参谋长（参谋长是彭克定，曾经担任过第七分校教育处长、第四十二师师长、驻欧洲总武官，黄埔二期和留德、留俄学生）兼翠华山学生大队长，希望你马上就去到差。”我无法推辞，只好答应下来，并声明只搞一期，仍希望到部队中去工作。胡宗南马上亲自送我到黄埔村第五训练处司令部，向参谋长彭克定和各组组长介绍我任副参谋长的职。接着又和彭克定把我送到太乙宫翠华山学生大队，立即集合全大队学生，由胡宗南亲自为我行“布达式”。这可说是打破了胡宗南的惯例，过去就是战干四团的教育长、副教育长、第七分校的教育处长等大机关的负责人到差，也很少由胡宗南亲自行“布达式”。而我这个小小的大队长居然由胡宗南亲自行“布达式”，并亲自介绍我过去的经历。由此可见，胡宗南重视这个学生大队，并给我一个好看的面子，借以继续笼络我，为他训练学生，为他重整部队。胡宗南并指示彭克定、刘钊铭（第二军官训练班主任），将这个大队的训练全权完全交给我，不要加以干涉。这样我就挂上第五训练处副参谋长的名义，实际担任翠华山学生大队长，再一次为胡宗南训练学生了。

翠华山学生大队成立于1948年9月间。那时由于第七分校在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的国防部取消了，胡宗南没有直接培养下级军官的训练机构，而当时胡宗南的部队，陆续被人民解放军消灭的很多，兵员补充固然很困难，而下级干部的补充更为困难。因此，胡宗南与当时的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商议，决定用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的名义，在当时蒋管区的陕西各县考送高中毕业学生600人，成立一个学生大队，附设在第二军官训练班内，名义上由第二军官训练班代为训练，实际上由胡宗南直接控制。因此，这个大队的各种经费和物资供应都由陕西保安司令部每月拨发。我到翠华山学生大队后，首先与大队政治特派员张云周（张云周是西安绥靖公署政工处的科长，一般大队只设有政治指导员。为了加强这个大队的政治工作，而美其名为政治特派员，不受第二军官训练班政训组的指导，职权很大）商议，修改大队教育计划，把一些不切实用的军事课程和内容删除掉，增加一些切合实用的课程和内容。训练时间仍然是六个月毕业，着重连以下的战斗教练和射击教练及筑城实施。并由张云周邀集了一些在西安的政客到大队来讲课。这样翠华山学生大队又紧张活跃起来了。

1949年1月间，我同张云周又向胡宗南建议把翠华山学生大队改名为陕西省地方干部训练班，以名副其实，并正式脱离了第二军官训练班的名义领导。有一次胡宗南邀请我同张云周到他的王曲青龙岭家中吃饭（胡宗南在进犯延安后与叶霞翟结婚，住在王曲青龙岭）。我们曾向他报告：这期学生到2月底毕业，请他考虑将来怎样分配工作。他问我们怎样使用才能发挥这批学生的作用，我们答以最好集中使用。他很同意。到了2月底，他命令我把学生大队移驻到黄埔村，集训两个星期后，再举行毕业分配工作。从3月1日开始集训，胡宗南每日亲自到黄埔村向学生作精神讲话，并邀请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省府秘书长蒋坚忍、民政厅长刘亦常、保安副司令张坤生、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罗列、政工处长王超凡等前来作专题讲话，对学生灌输反共反人民的毒素。同时派来一批由北平逃回的原第十六军的团、营长到大队部，叫我分派他们临时担任大队附、队长、副队长等职，将原来的队长有的改为副队长，有的继续担任队长，主要使这批新来的干部接近学生，互相了解认识，使他们今日以老师的身份，将来即是领导这批学生的旅、团、营长，以加强封建关系，便于尔后的团结和指挥。集训两个星期后，学生即举行毕业典礼。在毕业之前，胡宗南又命令我和副大队长王宪斌负责把学生编成一个保安旅（下辖三个团）、另两个步兵团的下级干部，命令西安绥署政工处长王超凡、秘书李廉和大队政治特派员张云周负责考核学生，秘密地组织反动的小组织“反共救国青年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才了解的，当时他们都没有告诉我）；吸收了一部分比较反动的学生加入了这个组织。另外又公开组织“毕业生通讯处”；设总处于第十二编练司令部政工处（这时第五训练处改名为第十二编练司令部；我也没有挂名副参谋长，我要求挂名西安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各旅、团设分处或通讯员。我和王宪斌根据胡宗南的指示，把全部学生按他们的能力、年龄，分别编为排长、特务长、连指导员；营长、连长则由原来的区队长和新由第十二编练司令部所属的军官总队中挑选来的军官担任；保安旅长决定由副大队长王宪斌担任（王宪斌，陕西凤翔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由董钊介绍给胡宗南派任翠华山学生大队副大队长，我曾向胡宗南推荐王宪斌可以担任保安旅长，因此决定派他担任此职），并派新来的大队附樊玉书为保安旅副旅长，新来的队长李丙育、李玉堂、张文皋等为团长。经过几次人事会议后，就这样决定了。王宪斌率领新编的保安旅干部在3月18日左右开赴宝鸡接收新兵（该旅后改编为第三三八师），×××率领一个团的干部开赴豫西归入某师编制，其余大约一个团的干部开赴渭北，归渭北清乡督导团指挥。这就是翠华山学生大队（即陕西地方干部训练班）的训练和编成部队的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