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广收慎用

胡宗南的用人，除了孟丙南先生所指出的“胡宗南所采取的‘干部政策’是‘黄、陆、浙、一’四个字”外，他对外主要标榜曾国藩所提出的“广收慎用”四个字。“广收”就是不论哪方面的“人才”，只要愿意投到他那里去，他都收罗起来；但是真正重用，则必须经过长期的间接和直接的考核试用，认为确实可靠，有一定能力，才会逐渐引为亲信，派任比较重要的职务，这就是他所谓的“慎用”。胡宗南“广收”来的人，凡属军人都先把他安排在中央军校第七分校，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因而当时的第七分校储备陆大、德国留学以及其他各国留学的军人很多，如周嘉彬、刘仲逖、彭克定、杨厚彩、王化兴、周雨寰等都是留德或留意的学生，冯龙、何奇、沈策、李生润等都是陆大的学生。这些人，根据他们过去的履历，有的派任副主任、教育处长、科长、学生总队长，有的担任教职，但是第七分校的实权，则抓在他的亲信如罗历戎、程开椿、王超凡等的手里；凡属文人都先被他安排在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以下简称战干四团），担任政治部秘书、政治总教官、科长、政治指导员、政治教官等。这些人中，不少是外国留学生和国内各大学毕业生。当时战干四团的政治教官有几百人（其中一部分人是拿干薪不教课），其中一部分人后来都成为胡宗南的高级政治干部，当上了省政府的秘书长、厅长、专员或大学教授，如有名的学者黎锦熙先生即曾被胡宗南派为战干四团学术研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国民党政府中央大学历史系主任缪凤林则聘任为文化出版社（归战干四团领导）的社长。但是战干四团的实权也是抓在胡宗南的亲信葛武棨、蒋坚忍、王大中、汪震（他们都是浙江人）、邱是膺等人的手里。这些所谓亲信（包括七分校和战干四团），一方面是替胡宗南培训新的下级军事政治干部；另一方面则为胡宗南考核新收罗来的中上级干部。当然这里所说的“广收慎用”，是指过去与胡宗南没有历史上联系的新进人员而言，若是第一师的老干部或是浙江籍有过一定关系的人，那又当别论了。

我是江西人，在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一向担任军事教育工作，在1939年以前，与胡宗南毫无联系，只是在1939年1月间，由战干四团教育处长蒋坚忍从国民党中央航空机械学校把我调去担任该团教育处第一科上校科长，后升任军事总教官、教育处少将处长，在战干四团整整三年零两个月，但是除了在少数几次会议中见过胡宗南外，只有一次新年例行召见中召见过我，谈了一些工作上的话。记得在1944年期间，原任第十六军参谋长的温祖铨（广东人）对我说：他在第十六军担任参谋长四五年，而且驻在西安担任西安警备，陪同军长李铁军见过胡宗南几次，但是胡宗南从来没有对温祖铨直接谈过一句话。这就是胡宗南对新进人员在试用期间的一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