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重的失败：东征高丽
东征高丽的战车还没有开上战场，隋帝国的后院就起火了。
烽火首先在山东点燃。自从战争动员令下达，山东就成了主要的战备后勤基地。从大业六年开始，杨广就命当地百姓饲养战马，以供军用，同时征调大批民夫运送粮食前往辽东前线。由于运输量大，路途遥远，车辆和牛马大量损毁死亡。
与此同时，频繁的徭役挤占了耕种时令，导致山东、河北等地大量农田抛荒，粮食价格飙涨，一斗米卖到了数百钱，而各级官吏依然横征暴敛。加之黄河泛滥、洪涝成灾，致使老百姓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存底线被彻底突破。
如何在暴政中生存下去？
濒临绝境的山东百姓每天都要面对这个问题。大业七年冬天，山东邹平人王薄终于在饥寒交迫中彻悟了一条真理——在暴政中生存下去的唯一办法，就是起来反抗这个暴政！
于是，王薄率先在长白山（邹平县南）拉起了反旗。
为了把自己彻悟的真理向广大父老乡亲传播，王薄自称“知世郎”，并精心创作了一首政治宣传歌曲——《无向辽东浪死歌》。
歌中唱道：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槊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这首通俗易懂、振奋人心的歌曲一经问世，立即成为当年齐鲁大地最火爆的流行曲目。四面八方的贫困百姓哼着这支让人热血澎湃的歌，像潮水一样涌向了长白山。从此，王薄带领部众在齐郡（今山东济南市）、济北郡（今山东茌平县西南）一带纵横出没，攻击官军，劫掠府库，穿金戴银，吃香喝辣，日子过得无比滋润。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着这一切，山东各地豪杰无不怦然心动。于是，多股反叛势力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阿舅贼”（刘霸道）崛起于平原郡（今山东陵县），孙安祖聚众于高鸡泊（今河北故城县西），张金称聚众于河曲（今河北临西县），高士达揭竿于清河（今河北清河县）。他们啸聚山林，攻击城邑，让各地官府疲于应付，焦头烂额。
在大业七年大大小小的变民首领中，有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后来却成了这拨人里声望最高、势力最强的义军领袖。他雄踞河北，自称“夏王”，直至唐朝建立后仍然割据一方，是武德初年李世民东征路上最强大的对手。
这个人就是窦建德。
窦建德，河北漳南（今河北故城县东）人，与孙安祖同乡，自小勇武过人，在乡里有侠义之名。大业七年，朝廷招募东征士兵，窦建德因其骁勇之名被任命为二百人长，同乡的孙安祖也在征召之列。可孙安祖因家中遭遇洪灾，妻儿皆饿死，对官府恨之入骨，坚决不肯应征。当地县令大怒，将其逮捕并施以鞭刑。孙安祖愤而刺杀县令，逃亡至窦建德家中。
窦建德收留了他，对他说：“今主上不恤民力，欲征高丽，天下必将大乱。大丈夫若不死，当建功立业，岂能成为东躲西藏的逃犯？”随后，窦建德帮孙安祖召集了两百多个壮士，还协助他们到高鸡泊一带落草为寇。
尽管窦建德明知道天下很快就将大乱，可他对自己在军队的前程仍抱有幻想，所以他才会一边支持孙安祖造反，一边又舍不得扔掉“二百人长”这块鸡肋。
最后，还是当地官府帮他下了这个决心。
本来，窦建德窝藏孙安祖一事当地官府已有所察觉，加之张金称、高士达等盗匪凡到漳南洗劫，都自动避开窦建德家所在的那条街，所以官府认定，窦建德必然与盗匪暗中勾结。不久，官府就派兵抄了窦建德的家，并将他一家老小全部捕杀。
在家破人亡的惨痛现实面前，窦建德的最后一丝幻想终于破灭。万念俱灰的他只好脱下隋朝军装，带着手下的两百人投奔了高士达。高士达觉得自己的智谋和才略均不及窦建德，就把兵权交给了他，让他当了二当家。随后，窦建德屡屡击败前来征讨的官军，威望迅速提升。由于他善待士卒，因而人人皆愿为其效死，麾下部众很快发展到一万多人。
就这样，这个原本要到辽东去当炮灰的二百人长，摇身一变就成了远近闻名的草头王。
窦建德或许从没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对于潜藏在自己身上的巨大能量，他一定也会感到震惊。而此时的窦建德更不敢想象的是——短短几年后，他就将拥兵割据，称霸一方，并与天下群雄一起逐鹿中原！
窦建德的成长史告诉我们：虽然时势可以造英雄，但是要想成为英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你必须扔掉手中的那块鸡肋。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正月初一，隋帝国的一百多万远征军在涿郡完成了集结，同时就位的运输和后勤人员数量是士兵的两倍。
杨广将一百多万士兵分成左右各十二军，每军设大将、次将各一人；每军之中，骑兵分成四团，每团十队，每队一百人；步兵也分为四团，每团二十队，每队一百人；重装备部队和普通步卒也各有建制；所有步骑兵团每团各设偏将一人。远征军中，各团的头盔铠甲、帽穗马缨、旗帜旌幡的颜色各不相同，而前进、后退、行军、扎营都有统一的号令。
正月初三，杨广亲自率领这支空前庞大的远征军，从蓟城（涿郡郡治，今北京）正式开拔。第一军出发后，每日派遣一军，每两军相距四十里，依次出发，鱼贯前进。整整用了四十天，大军才出发完毕。各军首尾相接，鼓角相闻，旌旗绵延长达九百六十里。此外，杨广直属的十二禁军，朝廷的三台、五省、九寺的随驾官员，也紧跟在大军后面出发，队伍连绵达八十里，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史称：“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杨广本以为，投入如此浩大的兵力，一定可以轻而易举地踏平高丽。然而，事实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先是在三月，杨广亲率陆军进抵辽东城（今辽宁朝阳市），却长达数月久攻不克。同时，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水军渡海攻击，一开始进展顺利，甚至一度攻进了平壤，不料却在城中遭遇伏击，四万精锐尽丧，仅剩数千残兵逃脱。眼看陆、海两路接连失利，杨广不得不改变战略，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率三十余万大军绕过辽东，直捣平壤。可是，当大军进抵平壤三十里处时，却又因为战线太长、粮草不继再次陷入困境。
同年七月，缺乏给养的宇文述被迫引兵西还，高丽军队迅速出城追击。当隋军撤至萨水（今清川江）时，高丽军队趁其渡河之际发起进攻，大破隋军。最后，宇文述狼狈逃回辽东，三十余万大军仅剩两千七百人，几近全军覆没，同时，丢失的武器、装备、辎重更是不可胜数。来护儿风闻陆军大败，也慌忙起锚，连夜率舰队撤回东莱（今山东莱州）。
第一次远征高丽，就这样以惨败告终。
大业八年七月，神情恍惚的杨广默默登上龙辇，从涿郡启程南返。一直到车驾返抵洛阳，杨广始终一言不发。曾经活力四射、阳光灿烂的杨广，如今仿佛变成了霜打的茄子。人们看见杨广脸上写满了困惑与哀伤，那是一个骄傲帝王遽然遭受重创后暴露出来的真实内心。
也许，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因为挫折本是人生的题中之义，也是生命成长的必经过程。就像许多小孩子在学习木匠、铁匠这种手艺活的时候，如果手上弄出了血，他们的师傅就会说：“那是这门手艺进到你身体里面去了。”而今，生命中的第一次失败虽然深深刺痛了杨广，可这何尝不是某种有益的东西正在进入他的体内呢？也许，命运之神正是希望以这样的方式，往这位骄狂自负的帝王身上注入一些必要的抗挫折能力，让他学会以一种成熟而理性的姿态面对人生，同时拯救这个危机四伏的庞大帝国。
然而，命运之神很快就发现他失望了，忠于杨广的臣民们也很快就失望了。
短短半年后，杨广就在朝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高丽小虏，侮慢上国，今拔海移山，犹望克果，况此虏乎！”（《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杨广的意思很明确，二征高丽，就算“拔山移海”也在所不惜！
杨玄感叛乱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正月初二，一道征调天下军队齐集涿郡的诏命再次从洛阳飞出，立刻传遍了整个帝国。
皇帝是不是疯了？
面对诏令，隋朝的各级官吏和老百姓们不约而同地在心里说。这场倾尽全国之力、竭尽天下之财的战争刚刚遭遇惨败，数十万帝国将士刚刚捐躯沙场，数百万民众因为这场战争濒临破产和死亡的边缘，而这个疯狂的皇帝竟然不顾这一切，还想让悲剧重演？
人民愤怒了。
越来越多的人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造反的行列。除了王薄、刘霸道、张金称、高士达、窦建德之外，齐郡（今山东济南市）人孟让、北海（今山东青州市）人郭方预、平原郡（今山东陵县）人郝孝德、河间郡（今河北河间市）人格谦、渤海郡（今山东阳信县）人孙宣雅等各自起兵，其部众多则十几万，少则数万，在山东地区纵横驰骋，令各地官兵焦头烂额。
叛乱的烽火在急剧蔓延，可杨广却不以为意。
按照杨广对历史的领悟，几百年来的中国政治一直是门阀世族玩的游戏。正所谓“天下以智力相雄长”，真正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力量从来只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泥腿子们只是这场游戏中无足轻重的配角，或者纯粹就是跑跑龙套而已，绝对成不了气候。所以，在杨广看来，所谓的叛乱只不过是一些穷疯了的暴民在聚众抢劫而已，等他灭了该死的高丽，回头再来收拾这些小毛贼也为时不晚。
大业九年春，杨广再度御驾亲征，于三月初四率领百万大军进抵辽东，拉开了第二次东征高丽的大幕。这次，杨广仍命宇文述等人分道绕袭平壤，本人则亲率正面大军猛攻辽东。隋军这回不仅用上了飞楼、撞车、云梯等大型攻城器械，而且挖掘了多条地道，夜以继日地轮番进攻。但是隋军连攻二十多天，付出了惨重的伤亡，辽东城却依旧固若金汤。同时，宇文述等部也遇阻不前。正当战事陷入胶着之际，国内突然传来杨玄感叛乱的消息，杨广如遭电击。六月，杨广不得不下令撤军。仓促之间，堆积如山的军资、器械、粮草全都来不及运走，只能白白送给高丽人。
如果说，遍及各地的农民起义在杨广眼中只不过是蚍蜉撼树，尚不足虑的话，那么杨玄感叛乱则无异于一场政治地震，极大地摇撼了帝国的统治根基。
因为，杨玄感是贵族，是杨广心目中最有资格玩政治的贵族。
杨玄感，隋朝开国元勋杨素之子，袭爵楚国公，时任上柱国、礼部尚书，在帝国的政治高层拥有不可估量的影响力。在杨广看来，这样一个重量级人物起兵反叛，必将产生“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可怕效应，也无疑会引发巨大的政治离心力，使更多的门阀世族生出谋求天下的野心！
事实证明，杨广的担心是对的。
杨玄感自黎阳（今河南浚县）起兵后，四方纷起响应，部众很快发展到十几万人。就在杨广围攻辽东时，杨玄感已迅速兵临洛阳城下，而围城不过数日，洛阳城中竟然有四十多个贵族和高官子弟出城投降，如韩擒虎之子韩世咢、观王杨雄（杨坚族侄）之子杨恭道、来护儿之子来渊、周罗睺之子周仲、虞世基之子虞柔、裴蕴之子裴爽、郑善果之子郑俨等。杨玄感为了收揽人心，一律对他们委以重任。
当然，这些官二代的加盟，充其量就是帮杨玄感撑撑门面而已，不可能发挥什么实际作用。此时，杨玄感帐下还有一位幕僚，也是官二代。此人目前虽默默无闻，但很快就将成为隋末乱世叱咤风云的人物。毫不夸张地说，把上面那些纨绔子弟全部绑在一块，其能量也不及此人之万一。
这个人，就是日后瓦岗寨的义军领袖李密。
李密是隋朝上柱国、蒲山公李宽之子，其家门虽不及杨氏显赫，却也是名重一时。李密从小志向远大，仗义疏财，喜欢广交朋友，早年曾在宫中担任禁军。有一次，轮到李密当班，杨广恰好从他身边经过，忽然停在他面前，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就告诉宇文述：“刚才左翼卫队中有个皮肤黝黑的年轻人，我发现他的眼神异于常人，最好不要让他担任侍卫。”
李密就因为皇帝的这句话丢了官，从此与仕途绝缘，在家中闭门读书。他曾经骑在牛背上读《汉书》，旁若无人，浑然忘我，被杨素遇见，视为奇人。杨素请他到家中畅谈，大为赏识，对杨玄感说：“李密见识深远，气度不凡，你们兄弟无人可及。”从此，李密便与杨玄感结成了好友。
二人虽成莫逆之交，但身份地位相差悬殊，杨玄感有意无意之间，还是会瞧不起这个无官无职的落魄贵族李密。
李密看在眼里，有一天忽然对杨玄感说：“朋友相交贵在坦诚，我今天就不奉承你了。说实话，如果是两军对垒，决断战机，呼啸冲锋于敌阵之中，我不如你；可要是驱策天下贤俊，让他们各安其位，各尽所能，你不如我！既然如此，你怎能自恃阶高而轻视士人呢？”杨玄感闻言大笑，从此更加佩服李密。
杨玄感起事后，自然把李密引为心腹智囊。在围攻洛阳之前，杨玄感曾就全局战略咨询李密的意见：“你一向以拯济苍生为己任，如今时候到了，你有何良策？”
李密向杨玄感提出了谋取天下的上、中、下三策。他说：“天子出征，远在辽东塞外，距幽州（涿郡）足有一千余里，南有大海（渤海），北有胡虏（西突厥、契丹等），中间仅有一条辽西走廊，是远征军和国内联系的唯一生命线，形势极为险峻。如果你亲率大军北上，出其不意攻占蓟县（涿郡郡治），夺取临渝（今河北抚宁县东），便能控其险要，扼其咽喉。如此一来，东征军的归路被切断，高丽人势必从他们背后发起攻击。旬月之间，粮秣给养告罄，军队不战自溃，你就能兵不血刃，生擒杨广！此乃上策。”
杨玄感略微沉吟，说：“告诉我中策。”
李密说：“关中自古乃四塞之地、天府之国，如今虽有隋将卫文升据守，但此人不足为虑。我们若率大军击鼓向西，所经城池一律不加攻打，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天子纵然班师，但根据地已失，我们便有足够的时间审慎筹划，稳步进取。”
杨玄感又想了想，说：“告诉我下策。”
那一刻，李密若有所思地看了杨玄感一眼。他预料，杨玄感一定会选下策，而下策必将招致灭亡。
这样的预感让李密感到很悲伤。他久久地看着杨玄感，缓缓地说：“派出精锐，昼夜奔驰，袭取东都，号令天下！问题是，万一一百天拿不下来，天下之兵四方而至，事态就不是在下所能预料的了。所以，这是下策。”
“先生所谓下策，实乃上策！”杨玄感斩钉截铁地说，“如今百官眷属皆在东都，若先取之，足以动摇士心，颠覆国本！”
李密沉默了。他太了解杨玄感了，这是一个被一帆风顺的命运宠坏了的世族子弟，他身上的自负、虚荣与骄矜，简直和天子杨广如出一辙！在追求成功的道路上，他们都喜欢走捷径。但是有时候，捷径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达——短路。
是的，所谓快速成功的捷径，往往也是通向灭亡的最短道路。在李密看来，这句话对杨广适用，对杨玄感同样适用。
不出李密所料，杨玄感刚刚率大军围困洛阳不久，杨广的东征大军便已迅速回师中原。面对隋朝大军对他形成的反包围，杨玄感犯下了一个不可饶恕的战略错误：他听信部将李子雄的计策，把本来就不多的兵力分成两路，一路抵挡已经屯兵黄河北岸的屈突通，一路进攻从长安赶来驰援东都的卫文升。但是，屈突通很快就突破了他的防线，顺利渡过黄河，与卫文升部和驻守洛阳的樊子盖部遥相呼应，对杨玄感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
杨玄感的末日来临了。
直到此刻，他才决意实施李密当初提出的中策——西进关中，入据长安。
大业九年七月二十日，杨玄感无奈地解除了对东都的包围，率部西进潼关。宇文述与屈突通、来护儿、卫文升等人合兵一处，率大军在背后拼命追击。
数日后，杨玄感进至弘农（今河南三门峡市）。弘农太守杨智积（杨坚侄子）对左右说：“杨玄感西取关中的计划一旦成功，将来就很难收拾了。我们现在想办法缠住他，让他无法西进，不出十天，定可将其生擒！”
随后，杨智积派了一些父老，出城拦住杨玄感的马头，说：“如今弘农兵力薄弱，防守空虚，很容易攻取。”杨玄感信以为真，马上兵临弘农城下。杨智积当即登城叫骂，诱他攻城。杨玄感大怒，立刻命令士兵进攻。
面对如此不可救药的杨玄感，近乎绝望的李密最后一次规劝他：“用兵之道贵在神速，何况追兵转眼立至，怎能在此逗留？如果进不能入据潼关，退又无险可守，大军一旦溃散，你拿什么自保？”
可是，杨玄感根本听不进去，他率部猛攻三天，弘农城却纹丝不动。等到杨玄感回过神来，准备放弃弘农继续西进时，宇文述的几十万大军已经铺天盖地地杀到了。杨玄感且战且退，于八月初一退到董杜原（今河南灵宝市西）。隋朝大军追至，杨玄感被迫在此与隋军决战。
战斗的结果可想而知——杨玄感全军覆没，仅带着十余骑兵逃奔上洛（今陕西商州市）。没跑多远，连那十几名亲兵也各自逃散，杨玄感身下的坐骑也被射杀，只好和他弟弟杨积善徒步逃亡，慌不择路地跑到了一个叫葭芦戍的地方（今灵宝市西南）。
在这里，疲惫不堪、满心绝望的杨玄感停下了脚步。他对杨积善说：“我不能接受别人的杀戮和侮辱，你取我的性命吧。”
当生命与尊严不可得兼时，贵族杨玄感宁可选择后者。
杨玄感死了。从他起兵到败亡，为时不到两个月。
这场叛乱虽然很快就平定了，但它给杨广和隋帝国刻下的伤口却没那么容易愈合。杨广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政治威望已经被严重削弱，人气指数急剧下滑，降到了他即位以来的最低点。
暴怒的杨广决定大开杀戒，震慑天下。他对大臣们说：“杨玄感振臂一呼，从者十万。以此足以证明，天下的人口太多也不是什么好事，太多了就会相聚为盗。此次的一干人犯若不彻底追查，一概诛杀，就无以警醒当世和将来！”
随后，朝廷依照宁枉勿纵的原则，开始大肆追查，广为株连——上自当朝大员，下至普通士民，一口气捕杀了三万多人，流放了六千多人。此外，由于杨玄感围攻东都时曾经开仓赈粮，于是朝廷便将当时接受赈济的百姓全部活埋，一个也没有放过。
至此，凡是跟杨玄感有过丝毫瓜葛的人几乎都被抹掉了，只有极少数人逃过了这场大屠杀。
其中一个，就是李密。
早在杨玄感兵败之前，李密就已悄悄离开了他，准备投奔其他义军，不料半路上被隋军抓获。李密用黄金贿赂看押官，使他放松了警惕，然后趁其不备再度逃亡，投奔了平原郡的郝孝德。
李密的漏网并没有引起朝廷的关注。
兵荒马乱中，隋朝官吏以为漏掉的只是一只小虾米。没有人会料到，短短几年后，这条小虾米就将变成一条翻江倒海的大鱼！
雁门之围：惊魂33天
东征高丽成了杨广生命中最可怕的一场噩梦。
连续两年，发兵两百多万，耗费资财无数，国库为之一空，天下萧然，民生凋敝，可换来了什么呢？换来的只有——盗贼成群，烽烟遍地，世家大族离心离德，整个帝国伤痕累累。
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杨广百思不得其解。
是要坦然承认失败，从此把目光转向国内，发愤图强收拾烂摊子，还是要再接再厉、愈挫愈勇，不灭高丽誓不罢休？
杨广最终选择了后者——他要整兵再战，三征高丽！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三月十四日，杨广率领三征高丽的大军向辽东出发。一路上，士卒纷纷逃亡，屡禁不止。七月十七日，杨广终于带着这支充满恐惧和抵触情绪的军队进抵怀远（今辽宁辽中县）。同时，来护儿的水军渡过渤海，在毕奢城大败前来迎战的高丽军队，并乘胜渡过鸭绿江，兵锋直指平壤。
此时的高丽，表面上还在顽抗，实则早已精疲力竭了。此前的两次大战固然拖垮了隋帝国，可同时也让小小的高丽元气尽丧。面对卷土重来的隋朝水陆大军，高丽王高元惶惶不可终日，最后只好低头妥协。
七月二十八日，高元遣使前往隋军大营，向杨广奉上降表。如果是前面两次，杨广一定会断然拒绝，并且亲自攻进平壤，活捉高元。但是这一回，杨广却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高丽的请降，并即刻传令来护儿班师回朝。
杨广为何答应得这么痛快？
原因很简单：如今的隋朝天下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繁荣富足的太平盛世了，面对风起云涌的叛乱和分崩离析的江山，杨广岂能再漠然置之？现在，只要能让高丽臣服，只要能把丢掉的面子捞回来，杨广就心满意足、别无所求了。
三征高丽就这么不尴不尬地落下了帷幕。
对于杨广来讲，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或许足以抚慰他那受伤的心灵，可对于多数将领来说，这种充满自慰色彩的精神胜利却让他们感到极为难堪，甚至是感到万分耻辱——一征高丽大败而回，二征高丽无果而终，三征高丽不了了之，这算哪门子胜利？
对此，老将来护儿就曾当着部众的面扼腕长叹：“大军三出，未能平贼，劳而无功，吾窃耻之！”（《资治通鉴》卷一八二）
大业十年十月底，杨广命令高元按照臣藩之礼入朝觐见，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高元居然把他的诏令当成放屁，一点反应都没有。杨广发现自己被耍了，顿时暴跳如雷，对着满朝文武发出怒吼——老子要四征高丽！
然而，杨广还能四征高丽吗？这个千疮百孔、风雨飘摇的大隋帝国，还能经得起他的疯狂折腾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此时的国库已然空空如也，再也不可能让杨广随心所欲地往高丽这个无底洞里砸钱了。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杨广郁闷难当。为了消除自己的郁闷，杨广决定北巡——第三次北巡。
四征高丽的钱花不起，第三次北巡的钱他还是花得起的。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八月初五，杨广向帝国的北部边境出发了。此时的杨广并不知道，一场比三征高丽更让他难以想象的噩梦，正悄悄匍匐在道路的前方。
准确地说，它匍匐在雁门郡。
大业十一年八月十二日，杨广的御驾抵达雁门郡（今山西代县）。此时，雁门以北的大地正滚过一阵剧烈的战栗——四天前，东突厥的始毕可汗已经率领数十万精锐骑兵从塞外呼啸南下，此刻正风驰电掣地朝雁门扑来。
他的目标是——杀死杨广。
杨广到达雁门的第二天，东突厥数十万铁骑就已将雁门团团包围。隋朝君臣惊恐万状，开始手忙脚乱地组织防御。此时，虽然雁门共有军民十五万人，足以抵挡一阵子，但问题在于——城中囤积的粮食只够食用二十天。
突厥人的攻势异常凌厉，短短几天便把雁门郡下辖的四十一座城池攻克了三十九座，只剩下杨广所在的雁门和齐王杨暕驻守的嵉县。突厥人彻底扫清外围之后，开始集中兵力猛攻雁门。战斗十分激烈，一支流箭甚至射到了杨广面前，只差几步就把他射了个对穿。
杨广心胆俱裂，一把抱住幼子杨杲纵声大哭。
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一个帝王刻意维系了大半生的骄傲和尊严瞬间坍塌。剩下的，只有与常人毫无二致的恐惧和软弱。
面对突厥人的强大攻势，宇文述力劝杨广挑选数千精骑拼死突围。可他的提议却遭到了重臣苏威、樊子盖等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突厥人擅长野战，突围之策太过冒险。而今之计，只有一方面死守城池，一方面紧急发布勤王诏，命四方军队前来增援。
杨广也认为这样比较保险，可要命的是：突厥人已经把城池围得水泄不通，勤王诏怎么送出去？还有，粮食在一天天减少，虽然实行了压缩配给，但存粮已经不多，如果不赶紧把勤王诏送出去，大家很快就会饿死。
所有人绞尽脑汁地想了十天，始终一筹莫展。到了第十一天，杨广终于大腿一拍，想到了一个主意——浮木传诏。
八月二十四日，数百根浮木被抛到流经雁门的汾水河上，迅速漂向下游的各个郡县，每根浮木上都绑着一道用黄帛写就的勤王诏。
随后的日子，汾水下游的一些郡县长官相继接获诏书，于是纷纷募兵奔赴急难。然而，仓促之间，各郡县募集的兵力都很有限，就算在最短时间内赶到雁门，恐怕也不一定打得过兵强马壮的突厥人。当时，有一支勤王队伍的将领叫云定兴，他手下有个十七岁的小兵，就针对这个问题献上了一计。
这个小兵的意见是：让队伍携带大量的军旗和战鼓，一路上大张旗鼓，虚张声势，借此迷惑敌人。他说：“始毕可汗胆敢以举国之师包围天子，必定认为我方短时间内难以集结大军。所以，我们应该大张军容，白天旌旗招展，夜晚钲鼓齐鸣，让敌人以为我方援军已大量集结，迫使他们闻风而遁。否则敌众我寡，万一突厥倾巢来攻，我军恐怕难以抵挡。”
云定兴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欣然采纳。
这个献计的十七岁小兵，就是李世民。
在隋末乱世的舞台上，这是史书有载的李世民的第一次亮相。虽然他现在的身份还很卑微，但作为一个即将在几年后纵横天下的军事统帅，其见识和谋略已在此初露端倪。
杨广除了浮木传诏外，还采纳近臣萧瑀（萧皇后之弟）的建议，派密使从小道潜行至突厥王庭，向义成公主（与突厥和亲的隋宗室女）求救。义成公主闻讯，马上给始毕可汗送了一封急报，上面写着：北方边境告急！
始毕可汗不太相信，却又不敢断然否定。因为连日来，已经有斥候不断汇报：隋朝东都及各郡援军已大量集结，并正往雁门方向迅速移动，前锋已进抵忻口（今山西忻县）。也就是说，如果短时间内打不下雁门，就有可能反过来被隋军包了饺子。
始毕可汗越想越不安，不得不在九月十五日下达了撤军的命令。突厥人一撤，杨广如释重负，立刻派出两千骑兵一路尾追，在马邑攻击并俘虏了两千多名突厥的老弱残兵，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屈指一算，杨广在雁门总共被围了三十三天。
突厥人撤退之日，城中的粮食刚好告罄，杨广和所有人不禁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好悬！
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正月初一，杨广在东都举行新年朝贺，天下有二十余郡的贺使缺席。这是隋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的事情。而之所以出现这种事，原因不外乎两个：要么是郡城已落入变民之手，要么是特使在中途被变民所杀。
杨广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派遣十二路招讨使分赴各地，负责征调军队镇压叛乱。到了五月，杨广在朝会上向大臣们询问叛乱的情形。宠臣宇文述等人都表示，大部分叛乱已被平定。杨广问叛贼还剩多少，宇文述从容奏答：“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杨广显然对这个回答非常满意。满朝文武中，只有老臣苏威硬着头皮对杨广说：“对于叛乱情形，各地奏报多不属实。臣在此仅举一例：从前叛贼据有长白山，距洛阳一千余里；而今却近在汜水，距洛阳仅一百余里。请陛下想一想，如果叛贼越来越少，又怎么可能离东都越来越近？”
杨广闻言，勃然大怒，随即找了个借口罢免了苏威，并把他子孙三代的官爵全部罢黜，贬为庶民。
大业十二年，四方叛乱愈演愈烈，隋朝的文武百官都对此心知肚明，却无人敢言。因为，杨广更愿意相信宇文述的话——天下的盗贼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了。
换句话说，杨广宁可相信天下无贼。
这年初秋，为了让自己忘却三征高丽和雁门被围的耻辱，杨广决定南巡，三下江都（今江苏扬州市）。
一些有良知的官员再也不忍心保持沉默了。右侯卫大将军赵才第一个站出来劝谏：“今百姓疲劳，国库空虚，盗贼蜂起，政令不行，愿陛下早回西京，安抚万民！”
杨广不由分说地把赵才扔进了监狱，随即下令龙舟队扬帆起航，毫不迟疑地离开了烽火连天的中原，朝着歌舞升平的江都翩然而去。
途中，大臣任宗、崔民象、王爱仁相继劝谏，却无一例外地掉了脑袋。龙舟行至梁郡（今河南商丘市），当地百姓联名上书：“陛下若执意南巡江都，天下将不再为陛下所有！”杨广二话不说，命人将他们全部砍杀。
从此，再也没人能阻止龙舟一帆风顺地驶向江都。
同时，再也没人能阻止杨广义无反顾地奔赴死亡。
离开洛阳时，杨广曾作诗向后宫嫔妃告别，其中一句是：“我梦江南好，征辽亦偶然。”杨广所说的江南就是江都。他曾在江都坐镇十年，对这座繁华富庶又风情万种的城市怀有很深的情感。相比于洛阳，他显然更喜欢江都，也一直将其视为灵魂的故乡。这几年，杨广感觉自己走了背运，没有一件事情顺心，所以他满心希望，美丽的江都能够抚平他的焦虑，疗治他的创伤，成为他生命中又一个崭新的起点。
然而，历史很快就将证明，这只是杨广的一厢情愿。
因为，江都不是一个崭新的起点，而是一个可怕的终点——终将把属于杨广的一切全部埋葬。
李密：大佬是怎样炼成的
李密一直在逃亡。
几年来，李密觉得自己就像一条失去了方向的船，一直在隋朝末年的怒海狂涛中漂泊。
他先是投奔了郝孝德，可郝孝德当他是蹭饭的家伙，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李密又投奔了王薄，王薄对他倒还客气，可问题是客气得过了头，天天好吃好喝供着，却始终不让他参与山寨决策。李密很郁闷——看这情形，要想跻身长白山的领导层，少说也得等上一百年。
郁闷的李密只好下山继续漂泊。由于身无分文，一路上他只能以剥树皮、挖草根为生。后来，李密再也走不动了，就在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一个小山沟里落脚，改名刘智远，教几个农村孩子读书识字，聊以糊口。就这么过了几个月，郁郁不得志的李密写下了一首五言诗，借以抒发自己年华虚度、壮志未酬的痛苦和失落。诗的最后几句是：“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会，千古传名谥。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李密仰望苍穹，不觉悲从中来，泣下沾襟。
李密的反常举止很快引起了乡民的怀疑，有人马上跑到淮阳太守那里告了密。官府立刻发兵前来搜捕，李密只好再度逃亡。
走投无路的李密最后逃到雍丘（今河南杞县），想投靠他的妹夫、雍丘县令丘君明。丘君明一看是李密，顿时吓了一大跳。这个大舅子眼下可是朝廷追捕的要犯，是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丧门星哪！谁要是敢窝藏他，谁立马仕途玩完，脑袋搬家！丘君明留也不是，不留也不是，最后只好把他送到密友王季才那里。所幸王季才是一个侠肝义胆之士，一向敬佩英雄豪杰，所以不但欣然收留，还把女儿嫁给了李密。
李密就这么捡了一条命，又意外地捡了一个老婆。如果不出现什么意外，他很可能会在这穷乡僻壤当一个循规蹈矩的倒插门女婿，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平庸度日，直至终老。倘若如此，历史上就没有什么瓦岗英雄李密了。
不过，历史之所以精彩，就在于它不喜欢平铺直叙。尤其是对那些曾经胸怀大志的人，历史老儿更喜欢给他们制造灾难，好让他们摆脱平庸，在磨难中加速成长。所以，还没等李密享受完蜜月，命运马上又给他安排了一场灾难。
早在李密刚刚来到雍丘的时候，丘君明的堂侄丘怀义就马不停蹄地跑到朝廷告了密。杨广颁下一道敕书，命丘怀义用最快的速度把敕令交到梁郡通守杨汪手上，命他逮捕李密。杨汪接获敕令，立刻率兵包围了王季才家。
这一次，李密似乎在劫难逃了。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李密这天恰好有事出门，居然让官兵扑了一个空。
尽管李密无意中躲过了一劫，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一无所获的官兵一怒之下，把王季才一家和县令丘君明一家灭门，杀得鸡犬不留。
一夜之间，几十条无辜的生命都成了李密的替死鬼。李密悲愤交加，再次踏上漫漫的流亡路。这条怒海狂涛中的破船，再次失去了生命的方向。
在一次又一次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涯中，绝望的李密逐渐悟出了一个道理——对于一条没有方向的船来说，任何方向的风都是逆风。
所以，必须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一个坚定不移的方向！
可是，这样的方向在哪呢？
李密把历尽沧桑的目光再次投向帝国的四面八方，开始在隋朝末年弥漫的烽烟与熊熊的战火中重新寻找。最后，他的目光终于停在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名叫瓦岗（今河南滑县南）。
瓦岗寨的首领名叫翟让，本来是东郡（今河南滑县）的法曹。大业七年的一天，这个翟法曹不知何故犯了死罪，被关在监狱里等候处斩。一个叫黄君汉的狱吏向来很仰慕他，就在半夜偷偷把他放了。
死里逃生的翟让随即跑到瓦岗，聚众拉起了反旗。附近变民纷纷来附，部众迅速发展到数万人。李密来到瓦岗后，通过旧友王伯当的引荐，正式加入了翟让的阵营。
由于此前空着双手到好几个山寨入伙，不招人待见，因此李密这回吸取教训，刚一加盟瓦岗，就向翟让主动请缨，提交了一个并购计划。然后空手套白狼，在不动用瓦岗一兵一卒的前提下，设计收编了瓦岗周边的多股变民武装，给老大送上了一份丰厚的见面礼。翟让喜出望外，当即让他进入了山寨的决策层。
取得翟让的赏识后，李密就迫不及待地劝翟让积极准备扩张，进而夺取天下。他说：“刘邦、项羽皆以布衣之身成就帝王功业。如今主上昏庸无道，天下民怨沸腾，朝廷精锐之师尽丧于辽东，而主上却委弃东都，巡游江南，此乃刘邦、项羽奋起之时也！以足下之雄才大略，加之士马精良，足以席卷二京，诛灭暴虐，建立大业易如反掌，颠覆杨隋指日可待啊！”
翟让听完后，只是淡淡地笑了笑，然后向李密道了声谢，说：“我们只是群盗而已，旦夕偷生于草莽之间，君之所言，非我所能及也！”
李密万万没料到，翟让居然是这么一个胸无大志的家伙。当今群雄并起，形势瞬息万变，像翟让如此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其结果只能是不进则退，坐致败亡！自己怎么能把未来寄托在这种小富则安的草头王身上呢？
就在李密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个近乎疯狂的想法忽然跃入了他的脑海——既然翟让的格局如此狭小，何不干脆将他取而代之？
要做到这点似乎很难，但绝非不可能。因为，要论跃马横刀、上阵杀敌的本事，李密或许不敢称雄；可要论心机和谋略，李密自信整个瓦岗寨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主意已定，李密随即制订了一份大胆而周密的夺权计划。
计划的第一步是——制造舆论，收揽人心。
为此，李密锁定了一个人——翟让的军师贾雄。此人精通阴阳术数，翟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李密相信，只要搞定这个人，就等于控制了翟让的大脑。
随后，李密千方百计结交贾雄，很快就与他成了好友。所以，当翟让向贾雄询问，是否应该听从李密的建议出去打天下时，贾雄立刻不假思索地说：“此计吉不可言！”
翟让一听，顿时有些兴奋，可贾雄接下来的话却给了他当头一棒：“不过……将军如果自己称王，恐怕不太吉利，要是拥立李密这个人，定当无往不利。”
翟让纳闷：“照你这么说，蒲山公大可自立，又何必追随我？”
“将军有所不知。他之所以来追随将军，是因为您姓翟。翟者，泽之义也，蒲草非泽不能生长，因此他很需要将军。当然，将军也同样需要他。”
贾雄的话对翟让来讲就是天意。后来的日子，尽管翟让心里不大舒服，可他还是不得不对李密刮目相看。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叫李玄英的洛阳人也来到了瓦岗。此人据说走遍了四方群雄的山寨，为寻访李密的下落历尽了无数艰辛，现在终于找到了，眼中顿时闪动着激动的泪花。
瓦岗的老少爷们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满世界找李密呢？”
李玄英答：“因为这个人将取得隋朝天下。”
人们又问：“凭什么这么说？”
李玄英答：“就凭那首传遍天下的政治歌谣《桃李章》。”
人们又问：“《桃李章》跟李密有什么关系？”
李玄英一笑，然后对歌谣作了一番极具说服力的诠释。他说：“歌中唱道：‘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莫浪语，谁道许？’这里的‘桃李子’，指的就是姓李的逃亡人；‘皇后绕扬州’，就是指天子逃到了扬州；‘宛转花园里’，是说天子归来无日，最终会转死沟壑；‘莫浪语，谁道许’就是一个‘密’字。合起来解释，就是李密将取隋朝天下的意思。”
“哦……原来如此！”人们恍然大悟。后来，瓦岗的老少爷们儿每当看见李密，总会不由自主地仰视，目光中充满了敬畏之情。
不久，又有一个叫房彦藻的人领着几百号弟兄前来投奔李密。据说，此人本是宋城县尉，当初曾和李密一起追随杨玄感起兵。杨玄感败亡后，房彦藻就像个没娘的孩子，一直在苦苦寻觅李密的下落，如今总算找到了，自然是跟李玄英一样热泪盈眶……
瓦岗的老少爷们儿大为感叹：李密真是众望所归啊！
就这样，经过一番处心积虑的炒作，李密的人气指数迅速飙升，俨然成了瓦岗寨的明星人物。
第一步取得成功后，李密开始实施第二步计划——建立战功，树立威望。
他再次向翟让提出了向外扩张的建议。这次，翟让毫不迟疑地采纳了。随后，在李密的运筹帷幄和指挥之下，瓦岗军主动出击，迅速攻陷荥阳郡下辖的多数县城，极大地拓展了根据地。大业十二年（公元616年）十月，李密又在大海寺北（今河南荥阳市北）埋设伏兵，大败前来征讨的隋朝勇将张须陀，并将张须陀斩于阵中。
这些年，翟让与张须陀多有交手，却屡屡败北，没想到李密一出手，竟然轻而易举地杀了张须陀。经此一战，河南各郡县官兵闻风丧胆，瓦岗则声名大振，李密的个人威望更是如日中天。
为了表示对李密的感谢，翟让让李密建立了自己的番号和大营，所部号称“蒲山公营”。然后，翟让向李密提出了分手，并说：“现在粮秣已足，我打算回瓦岗，先生如果不愿回去，听任先生自便，我们就此别过吧。”
翟让知道，李密断非久居人下之辈，而自己一时又不甘心拥他为首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分道扬镳。随后，翟让率主力与粮草、辎重东归瓦岗，而李密则率部轻装西进，迅速抵达康城（今河南禹州市西北），然后不费一兵一卒就逼降了附近的几座城池，获取了大量的财物、粮草和物资。李密把得到的金银财宝全部分给手下，自己始终保持节俭的本色，士众大为感动，越发效忠于他。
得到李密兵不血刃、连下数城的消息后，翟让后悔了。他不得不承认——李密确实是个天生的领袖，而且很可能真是负有天命之人。
看来，跟李密分道扬镳是不明智的。
思虑及此，翟让不得不掉转马头，命令大军回过头去追随李密。
看见翟让带着一脸尴尬的笑容来到面前时，李密知道，自己的计划基本上成功了。
此刻，李密的威望、功勋、军事才能、人格魅力都已跃居翟让之上，俨然已是瓦岗寨的精神领袖。然而，李密绝不满足于此，他要的是瓦岗的头把交椅——不折不扣、实至名归的头把交椅！
要走完这最后一步，李密知道自己必须再干一票大的。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春，李密正式向翟让提出了“袭据洛口，攻取东都，亡隋社稷，号令四方”的战略计划。此时的李密，与其说是在向翟让请示，还不如说是在发布命令。翟让当然只能言听计从。
二月初九，李密与翟让率精锐攻克了兴洛仓（今河南巩县东），随即开仓赈粮，任百姓自取。兴洛仓是隋朝在中原最大的粮食储备基地（另一基地是回洛仓），瓦岗军占领此地，就等于扼住了东都洛阳的命脉。对此，隋东都留守、越王杨侗大为恐慌，急命虎贲郎将刘长恭、河南讨捕使裴仁基火速出兵，准备包围瓦岗军，夺回兴洛仓。
为了一战歼灭瓦岗军，刘长恭制订了一个分兵合击的计划：自己亲率两万五千人从正面进军，让裴仁基从汜水包抄瓦岗军后路，两军约定于兴洛仓南面会师，意欲将瓦岗军合围聚歼。
刘长恭的计划固然周全，但李密却不会坐以待毙。他通过侦察兵的报告，很快弄清了隋军的作战意图，遂兵分两路，一路在横岭埋伏，负责阻击裴仁基；自己则亲率主力，在石子河迎战刘长恭。
这一仗，李密身先士卒，率领亲自挑选的精锐从隋军战阵中拦腰切入，大破刘长恭部，斩杀了一万多人。刘长恭吓得脱下大将战袍，化装成小兵，一溜烟逃回了东都。风闻刘长恭战败，裴仁基慌忙退守百花谷（今巩县东南），再也不敢前进半步。
石子河一战，瓦岗军大获全胜，而李密的功勋和威望也在此刻达到了顶点。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相形见绌的翟让想不下课都不可能了。很快，瓦岗寨的两个元老级人物就开始频频做翟让的思想工作，要求他让位给李密。
这两个劝翟让退位的人，一个是李密的旧友王伯当；还有一个，就是后来的初唐名将，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李世勣（李勣）。
李世勣本姓徐，字懋功，祖籍离狐（今山东菏泽西北），后迁居卫南（今河南滑县东），投奔瓦岗时年仅十七岁。据说，徐世勣是个富二代，家里佣人成群，积粮如山，可他没有一点纨绔习气，而是热衷于慈善事业，“拯济贫乏，不问亲疏”。
很显然，这样一个家境优越、乐善好施的富二代投身起义，绝不是迫于生计，而是为了实现他的人生抱负和自我价值。这样一种高起点，决定了徐世勣会比那些只知道抢钱、抢粮、抢地盘的人更富有远见，也比任何人都更能看出李密的领袖才能。
大业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在徐世勣和王伯当等人的劝说下，翟让终于下定决心，正式推举李密为盟主，上尊号“魏公”，并设立高坛，恭请李密即位，改年号为魏公元年。李密上位后，立刻设立行军元帅府，置三司、六卫，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以单雄信为左武候大将军，以徐世勣为右武候大将军，其他部众各有任命。
瓦岗的新一任大佬就这样炼成了。
李密站在瓦岗的高坛上，踌躇满志地遥望着东都洛阳。他相信，杨广耗尽民力修建的这座雄伟壮丽的都城，很快就将成为他的囊中之物。
大隋帝国风雨飘摇
从大业十三年起，李密开始步入人生的巅峰阶段，而瓦岗寨也从此名扬天下，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全盛时代。
这一年春，赵魏（约今河南省）以南、江淮以北的变民军纷纷尊奉魏公旗号，如齐郡的孟让，平原郡（今山东陵县）的郝孝德、王德仁，济阴郡（今山东定陶县）的房献伯，上谷郡（今河北易县）的王君廓，长平郡（今山西晋城市）的李士才，淮阳郡（今河南淮阳县）的魏六儿、李德谦，谯郡（今安徽亳州市）的张迁、田黑社、田白社，济北郡的张青特，上洛郡（今陕西商州市）的周比洮、胡驴贼等，都不约而同地归附了瓦岗。
李密尽皆授予官爵，命其仍统原有部众，同时设立《百官名册》遥领各部。此外，远近四方的小股变民和青壮百姓也纷纷投奔瓦岗，部众激增至数十万人。瓦岗军一举成为当时声势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而李密也成了四方群雄中风头最健的人物。
由于部众激增，李密命人紧急修筑了一座方圆四十里的洛口城（今河南巩县东），作为元帅府所在地和新的根据地。随后，他又派遣部将房彦藻向东扩张，先后攻克了安陆（今湖北安陆市）、汝南（今河南汝南县）、淮安（今河南泌阳市）、济阳（今河南南考县东北）等郡。一时间，黄河以南的郡县悉数落入瓦岗军之手。接下来，李密自然把目光转向了那个最大的，也是最后的目标——东都洛阳。
这一年四月，李密命新附的孟让率部突袭东都，在东市整整劫掠了一夜，直到次日黎明才呼啸而去。等到隋军回过神来时，原本繁荣富庶的东市商业区早已被夷为平地。
此次行动虽然只是突袭，并未占领东都，却给东都的留守朝廷和周边郡县造成了极大的恐慌。数日后，巩县县令杨孝和举城投降李密。不久，负责把守虎牢关（今河南荥阳市西）的裴仁基也向李密献关投诚。李密大喜过望，马上封他为上柱国、河东公。
让李密感到欣喜的，还不仅仅是得到虎牢关和裴仁基，还有顺带得到他麾下的一员猛将——秦叔宝。
秦叔宝，名琼，以字行世。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历城区）人，早年在隋将来护儿帐下，深得来护儿赏识。秦叔宝的母亲过世的时候，来护儿还特地遣使慰问，令左右大感诧异：“家中有丧事的人多了去了，将军从不过问，为何独独为秦叔宝之母吊唁？”来护儿回答：“此人勇悍，加有志节，必当自取富贵，岂得以卑贱处之！”（《旧唐书·秦叔宝传》）
差不多在秦叔宝归附李密的同时，还有一个传奇人物也来到了瓦岗。在历代有关隋唐的演义和评书中，这个人一直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用“妇孺皆知”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人就是程咬金。
时至今日，中国老百姓对“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程咬金的三板斧”这些俗谚依然耳熟能详、津津乐道。可在正史中，程咬金使用的武器却不是笨拙的斧头，而是灵活的长矛。他使用“程咬金”这个搞笑名字的时间也很短，加入瓦岗不久就改了一个很严肃的名字——程知节，此后也一直以此名行世。可是，程咬金这个名字基本上家喻户晓，但“程知节”在民间却鲜为人知。
虽然秦叔宝和程知节的生平不像演义描述的那么色彩斑斓，但是在隋末唐初波澜壮阔的历史上，他们也的确是响当当的人物。在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秦叔宝和程知节的名字也始终绑在一起，联袂演绎了一幕幕乱世英雄的成长历程——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瓦岗覆灭，他们一起归降了王世充；后来，他们不满王世充的为人，又向唐朝投诚，效力于秦王李世民；武德九年（公元626年），他们又追随李世民参与了玄武门之变；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他们又一同进入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行列。
秦叔宝和程知节来到瓦岗后，李密立刻任命他们为骠骑将军，统领麾下最精锐的八千名“内军”。李密时常对人夸口：“我这八千精锐，足以抵挡百万大军！”
大业十三年，李密的麾下可谓兵强马壮、人才济济，然而，他一心想夺取的东都也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因为，此时的东都还驻守着二十多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隋朝正规军。要消灭他们，谈何容易？
不过，在李密看来，这二十多万守军固然是东都留守朝廷的雄厚资本，但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包袱。道理很简单——这二十多万人每天都要吃饭。
几年来，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一直依赖于东都附近的两大军粮储备基地：兴洛仓和回洛仓（今河南偃师县北）。如今，兴洛仓早已被李密占据，下一步，只要李密再把回洛仓拿下来，就能把东都这二十多万军队活活困死！
这才是攻取东都的上上之策，李密想。
敌之要点即我之要点。大业十三年初夏，瓦岗军与隋军围绕着回洛仓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四月十三日，李密命裴仁基和孟让率两万人进攻回洛仓，迅速将其攻克。洛阳的隋军立刻出兵反攻，将裴仁基击败。
裴仁基撤退后，李密马上亲率大军击退隋军，再次占据回洛仓，随后分兵进攻偃师（今河南偃师县）和金墉（旧洛阳西北部）。李密的计划是一鼓作气占领这两座城池，然后与回洛形成战略协防的掎角之势，同时又能达到肃清洛阳外围、缩紧包围圈的目的。
然而，瓦岗军在偃师和金墉却遭到了隋军的顽强抵抗。眼看这两座城池在短时间内难以攻克，而回洛仓又无险可守，李密只好在四月十五日放弃回洛，撤回洛口。
李密的撤兵对东都而言无疑是一大福音，因为此时的洛阳城已经断粮数日了。越王杨侗当机立断，趁李密回洛口喘息休整的间隙，命军队前往回洛仓运粮。
为了防止瓦岗军突袭，杨侗一共派出了九支部队，在洛阳到回洛仓的一路上严防死守，终于把回洛仓中的一部分粮食运回了东都。当长长的车队满载而归的时候，杨侗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有了这些救命的粮食，他就能死守东都，和李密打持久战！
让隋军在眼皮底下运回了粮食，李密大为恼怒。四月十九日，李密亲率三万人马再次占领了回洛仓，并挖掘壕沟，修筑城墙，发誓不让隋军再从这里得到一颗粮食。
杨侗急命光禄大夫段达等人率七万大军进攻李密。四月二十一日，两军在回洛仓北面会战，隋军战败，撤回洛阳。
眼看东都已经岌岌可危，杨侗慌忙派遣太常丞元善达赶赴江都，向杨广告急。元善达不辱使命，穿越重重险阻抵达江都，终于见到了天子杨广，声泪俱下地汇报了东都的严峻形势，并请求杨广速还东都。
杨广一听，大为不悦。
近臣虞世基注意到了杨广阴郁的脸色。他知道，天子最不想听见盗贼猖獗的消息。过去，他也曾在这方面作过诤谏，可无一例外地触了逆鳞，后来虞世基就学乖了，只一心一意取悦天子，于是君臣关系变得十分融洽。
这一次，虞世基当然知道该怎么做。他轻描淡写地对杨广说：“年少的越王被这些人给诳骗了！倘若形势果真如此严峻，元善达又何由至此？”
杨广大怒：“元善达这小子，竟然敢当廷欺君！”于是立刻命他前往东阳郡（今浙江金华市），名义上是让他去征集粮草，其实是叫他去送死。很快，元善达就在半路上被变民军杀了。从此，再也没人敢跟天子提起东都的情况。
没人来报忧，天下自然就太平了。元善达带来的不愉快，转眼就被杨广抛到了九霄云外，江都的离宫依旧一派歌舞升平。
正当杨广沉浸在温柔乡中乐不思蜀的这一年，河东、陇西、河西、江南等地迅速崛起了一个个割据政权，他们是刘武周、梁师都、郭子和、薛举、李轨、萧铣。
这是意欲颠覆隋朝的第二波力量。
相对于大业七年到大业十二年的那一波反隋浪潮，大业十三年掀起的这一波，显然动静更大，来势更猛。而且，这几个核心人物的能量和号召力，也远比此前那些暴民更为巨大。
刘武周，马邑（今山西朔州市）人，少年时“骁勇善射，交通豪侠”，后随军东征高丽，以军功授建节校尉，后调任马邑郡鹰扬府校尉。马邑郡太守王仁恭视其为英雄，让他当了自己的亲兵队长。不久，刘武周因职务之便与王仁恭的侍妾私通，因担心事情泄露，便纠集同郡豪杰刺杀了王仁恭，然后自称太守，并投靠了东突厥。大业十三年三月下旬，刘武周登基称帝，改元天兴。
梁师都，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县）人，世代为郡中豪族，本人曾在隋军中担任鹰扬郎将。大业十三年春，梁师都率数十名徒众刺杀郡丞唐宗，据郡而反，并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同年三月，梁师都登基称帝，国号为梁，定都朔方，改元永隆。
郭子和，同州蒲城（今陕西蒲城县）人，曾在隋禁军任职，因罪贬谪榆林郡（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正逢当地爆发饥荒，人心思变，郭子和便暗中结交了十八个不怕死的弟兄，攻击郡城，生擒了郡丞王才，以不恤百姓之罪将其斩首，并开仓赈粮，随后自称永乐王，改元正平，南连梁师都，北附东突厥。
薛举，河东汾阳人，随其父徙居金城（今甘肃兰州市），家财万贯，是边境一大富豪，早年任金城府校尉。大业十三年四月，薛举和儿子薛仁果发动兵变，占领县城，自称西秦霸王，改元秦兴。同年夏，薛举接连攻克枹罕（今甘肃临夏市）、岷山（今甘肃舟曲县西）、西平（今青海乐都县）、浇河（今青海贵德县）等郡，尽有陇西之地，部众增至十三万人。同年七月，薛举登基称帝。
李轨，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市）人，原任鹰扬府司马，大业十三年，与好友曹珍、梁硕等人发动兵变，据守郡城，自称河西大凉王，改元安乐，设置百官，并于次年登基称帝。
萧铣，梁朝皇室后裔，早年落魄，靠替人抄书勉强糊口。杨广登基后，萧氏被立为皇后，萧铣才靠外戚的关系当上了罗川（今湖南湘阴县东）县令。大业十三年，萧铣在董景珍、雷世猛等少壮军官的拥立下，据巴陵郡（今湖南岳阳市）起事，自称梁王，改元凤鸣。次年四月，萧铣称帝，国号为梁，一切典章制度皆依梁朝旧制。
大泽龙方蛰，中原鹿正肥！
公元617年，大隋帝国山河裂变、乾坤倒转，一个又一个乱世英雄争先恐后地浮出了历史水面。很显然，这些来自帝国内部的军官、富豪、贵族、外戚起兵的目的，与前期造反的那些底层民众截然不同——他们不是为了向朝廷争取生存权，而是为了与杨广争夺统治权！所以一旦起兵，他们便会迫不及待地分疆裂土、称帝称王，向隋朝的统治合法性发起强烈的挑战。
此外，这些原本便已掌握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并且拥有相当军事实力的新一波叛乱者，在战场上的表现也远非前期的农民军可比。换言之，大业七年到大业十二年间的农民起义，充其量只是拉开隋朝灭亡的序幕而已，最终颠覆隋朝社稷、重建帝国政治、决定历史走向的，只能是来自帝国体制内部的这批精英！
大业十三年，大隋帝国已经风雨飘摇，迷失的隋鹿正在等待着新的主人。
这一年五月，一个拥兵一方、实力雄厚的封疆大吏，在耐心地蛰伏数年，冷静地纵观天下大势之后，终于缓慢而坚定地出手了。
他，就是李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