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礼记正义》性质复杂

《礼记正义序》云：“今奉敕删理，仍据皇氏以为本，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案：此盖言其实。如《乐记》“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正义》曰：“……云‘且夫《武》，始而北出’者，谓初舞位最在于南头，从第一位‘而北出’者，次及第二位稍北出者。熊氏云：‘则前云“三步以见方”，是一成也。作乐一成，而舞象武王北出观兵也。’‘再成而灭商’者，谓作乐再成，舞者从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武王灭商，则与前文‘再始以著往’为一也。‘三成而南’者，谓舞者从第三位至第四位，极北而南反，象武王克纣而南还也。……此并熊氏之说也。而皇氏不云次位。舞者本在舞位之中，但到六成而已，今舞亦然。义亦通也。”（1542中）此因皇侃无舞者次位之说，故据熊安生为说，至后附皇说两存之，即“其有不备，以熊氏补焉”之事。但《正义》所述，非每说皆称皇氏、熊氏，而不称谁氏者居多。

第二章于（引文14、21）及（引文30）下等，举列《礼记正义》文，与《诗》《书》《左传》疏相对照，论证《礼记正义》虽与《诗》《书》《左传》疏同出孔颖达等编订，而学术方法或显绝异，盖因《五经正义》多因袭旧疏，《诗》《书》《左传》疏以二刘为本，《礼记正义》以皇侃为本，故《诗》《书》《左传》三疏学术态度相通，而《礼记正义》独不同。是则《礼记正义》不称谁氏之说者，固当多出皇侃，而其特点与二刘、孔颖达等不同，具有证据，不可疑义。

然亦有《礼记正义》之学术思想及态度不与贾公彦《二礼疏》、皇侃《论语义疏》同，反与《诗》《书》《左传》三疏同者。例如：

（引文1）

《文王世子》:“文王曰：‘……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正义》:“年寿之数，赋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阴，不可减之晷刻。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天定之数。今文王云吾与女三者，示其传基业于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传之业。此乃教戒之义训，非自然之理。”（1404中下）

此以人寿为赋命自然、天定之数，不以文王减己三龄增武王三龄为信，而谓此经所云乃教戒之义训、假托之言。较之第二章（引文18、19）等所见二刘学术特点，颇相仿佛。又如：

（引文2）

《月令》“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注“巳之气乘之也”，孔疏：“郑之所注，例亦不同。或一句之下则云某之气乘之，即此‘风雨不时’一句之下云‘巳之气乘之也’。或两句之下则云某之气乘之，故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注‘酉之气乘之’，以二句俱当酉气故也。或有三句之下始云某之气乘之者，故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注云‘亥之气乘之’，以三句共当亥气也。气当则言，无义例也。”（1357下）

探讨所谓义例，分析罗列不同类型，每举一例，而后断谓其实“无义例”，与第二章（引文28）以下所论二刘“无义例”说及第二章（p.118注①）引《关雎》疏等罗列类型之法，完全相同。至若：

（引文3）

《月令》“是月也，以立春”，孔疏：“凡四立之月，天子车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为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即云‘养壮佼’，季夏云‘命渔师’，十一月云‘饬死事’，十二月云‘命有司大难’，皆不云‘是月’者，或是事为细小，或是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季冬难事虽大，惟此月为之，亦不云‘是月’者，以年事既终，惟难而已，故不须云‘是月’。或作记之人，辞有详略，不为义例也。”（1355下）

此则前为“义例”之说，“或作记之人”以下乃为“无义例”之说，两说并举，未及裁断。

然则此等疏文定出谁氏？窃疑此等自非皇侃之言，而当出孔颖达等之笔。盖孔颖达等受二刘学风影响极深也。但管见推测，未经论证，不足取信；必当就说之确出皇侃及孔颖达等者，知其立论之大概、基本之态度，始可辨识皇、孔学术之异趣，孔颖达等编撰之法以及《礼记正义》之复杂性质始可以言。本章试图为之，并非所以全面讨论《礼记正义》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