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结论
《诗》《书》《左传》三经《正义》之学术风貌，是否可归诸二刘，则盖可也。上节事证有可知说之出二刘者，亦有《礼记正义》说与三经《正义》不同者，则知此等学术特点原出二刘。但二刘原文与孔颖达等编修之关系，尚不得知其详。上（引文14）《诗》《左传》《书》三疏相较，《诗》疏“斯不然矣”下更言“窃以璞言为然”云云，最近二刘原文，《左传》《书》二疏“斯不然矣”下即称“是解衡霍二名之由也”，疑出孔颖达等整编之语。《左传》《书》二疏，文极相似，而《书》疏略简，且《书》经不见“四岳”，而疏云“此云四岳者”，是则可疑《书》疏因袭《左传》疏文而略经删编者。然《尧典》疏：“《释训》云：‘鬼之为言归也。’《乡饮酒义》云：‘春之为言蠢也。’然则释训之例，有以声相近而训其义者。‘厘，治’‘工，官’皆以声近为训，他皆放此类也。”（121下）文六年疏：“字有声相近而训者，‘鬼之为言归也’，‘春之为言蠢也’，其类多矣。”（1844下）是则两疏说一，而《书》疏详而《左传》疏略。岂其《左传》疏因袭《书》疏耶？（引文18）《诗》疏与昭七年疏大段同文，而中间亦有详略不同。《左传》疏“鸣之以鼓柝，射之以弓矢”以下十句，对仗工整，绝非随意漫言，而《诗》疏以“伐鼓用币之仪，贬膳去乐之数”二句代之，颇疑《诗》疏因袭《左传》疏而经删简。然襄二十九年疏“知是武王制者，以为人子者贵其成父之事”云云（2008上），上无所承，不知谓谁知“是武王制”者。检《周颂·维清》笺云“武王制焉”，其疏与襄二十九年疏同。岂其《左传》疏因袭《诗》疏耶？然则或似《书》疏袭《左传》疏，或又似《左传》疏袭《书》疏；或似《诗》疏袭《左传》疏，或又似《左传》疏袭《诗》疏，不可一概而论。凡此等处，或别有他书，二刘作《诗》《书》《左传》疏分别因袭；或二刘先作某一经疏，后为他经疏，因袭前说；或二刘作《诗》《书》《左传》三疏毕，后又时为修改；或孔颖达等因袭二刘某经疏说，以补他经疏：皆不可知。今既不得见二刘旧疏原文，则不可定论也。要三经《正义》，已经孔颖达等删订，具体文字为当出刘也？为当出孔也？不易辨定。虽然，三经《正义》之主要学术特点已见其出二刘，换言之，三经《正义》与二刘之学术特点应当一致。
然《诗》《书》《左传》三经《正义》之学术风貌，与皇侃《论语义疏》、贾公彦《二礼疏》之间，差异显然。上节务期多举贾公彦《二礼疏》与三经《正义》同说一事者，对照观之，但亦未得条条必得贾公彦说为之对照。又，如上节言三经《正义》常引汉以来史事为说者，亦或因《书》《传》本为史书之故，《周礼》制度、《仪礼》仪节，无须多言史事。如上节见《东门之杨》疏分说毛公、郑玄与荀卿、《家语》之关系；而《地官·媒氏》“仲春令会男女”疏无虑一千字，全引《圣证论》，稍为删编而已，更无疏家之言者；亦或因《诗》疏必为毛、郑两说，与《周礼》专主郑玄不同之故。当谓所释之书既不同，疏释亦当不一，不得并列对照见有差异即以为是疏家学术之差异也。但其基本方法、态度之不同，乃贯穿全书之精神，无论释何书何事，未尝或异。就此基本特点而言，三经《正义》之学术风貌与皇侃、贾公彦判然有别，更无疑义。
上节言二刘学术特点为现实、合理、文献主义。若为皇侃、贾公彦等旧义疏学混言其特点为之对照，则可谓思维、推理、经注主义。旧义疏学，为传统学术，而二刘等蔑视此传统学术背景。为旧义疏学者，见昏礼六礼或言纳，或不言纳，必思其间有无条理可言，是为学术传统。今人见贾公彦“纳采，恐女家不许，故言纳”等说，必当以为穿凿无可取。此因今人不在此传统中，故不知贾公彦何必为此牵强之说也。二刘知此传统而且知此不过一时传统，可以忽视甚至打破。二刘出自卑贱，又值世乱，不负任何传统，故敢破坏旧学传统，畅言皇帝新衣实无其物。二刘所以打破传统之根据，乃为现实。《天保》《天作》皆祭先王先公之诗，而注言不同，事既同也，又何义例可言？现实为根据，是需知识。条理可以思考得之，而现实不可思考而得，必须得之于知识。专门义疏家不谙汉赋，不广考古文押韵，望文为说，冥思苦索，不过“韵缓”“协韵”，而以为已得其说；二刘多记诵诗赋，故得言古人“多”“只”同音。二刘每论一事，皆得罗列各类事例，是旧义疏家所不可为。实事俱在，各类毕举，又何义例或义理可言？事实如此，是以为知。可谓二刘以知识取代旧义疏学之思考。但此亦可见二刘学术之轻薄。二刘欲以知识求胜，博则博矣，而思考为少。上节已论二刘往往引汉以降诗文印证经传，虽广博胜过专门义疏学者，终不如孙诒让等之精博（p.108）。何则？二刘颇重诗赋名篇，或引之不顾时代先后相隔遥远，又得一名篇可以印证即以为足，不更为探索故也。旧义疏学追求经注各文之相互印证，二刘拓宽范围，至于诗赋，如此而已。又《关雎》疏论“韵在辞上”，“之”“兮”“也”“矣”“乎”各举一证（见p.118注①）；《螽斯》疏说传笺说兴之例，归纳七类，各举一证。又每堆累书证，常至五六种之多
。此等竟以立目齐备、例证具足为能事，机械作为，不见滴点思考。是以若谓旧义疏学为君子之学，则二刘学术可以谓之胥吏之学。君子之学不敷实用，多胡说、废话，而或见精美；胥吏之学颇中实用，多不留议论余地，而令人厌恶。故谓二刘用知识打破旧义疏学传统，且为之颇彻底有力，而未能建立新传统。知识足以破坏传统，而不足以建设；非思考则无以为建设也。
二刘学术之出现，亦即旧义疏学之衰亡。或谓唐朝编定《五经正义》以为功令，学术僵化，经学始衰，非也。二刘打破旧义疏学传统，以后义疏学已不得更为义理、义例之思考探讨，此所以义疏学之不得不衰亡。是以二刘以后，孔颖达、贾公彦等只为编订整理旧疏而已，更无所创立也。若然孔颖达编订《五经正义》，学术方法已同二刘，而贾公彦《二礼疏》仍多旧义疏学内容者，盖《二礼》离郑学不可以言，而旧义疏学研究郑学最得精密，“现实、合理、文献主义”与《二礼》之学本不相容耳。（2013年补注：《谷梁》疏引旧疏，往往是附会之说，杨氏或驳之，或不置可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