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几篇东西，是我的通俗社会科学讲话的试作，其中一部分是曾在《通俗文化》半月刊发表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社会、家庭、国家、民族四部分。原来的计划，本来还想继续谈到旁的方面，但是因为生病及其他生活上的障碍，不能一口气把它写出来，并且为避免篇幅的冗长起见，也觉得就这么暂告结束，似乎也好，因此就让它出版了。

我对于社会科学是没有什么素养的，不过对于通俗化运动颇有一点兴趣。在几年以前，我们的文化界，还没有注意到通俗化，那时我个人早有这样的感想，坊间介绍新社会科学的译作，一天多似一天，虽然是可喜的现象，可是一般读者却很少能读懂它们的。翻译的东西尤其难读，因为那种文句的构造和老式的中国语文隔离太远了。同时，抽象的说明，而没有例证，或虽有例证而不是眼面前的经验，也都是使人难以理解的。至于行文缺乏兴趣，缺乏引人入胜的魅力，那更不要谈它了。

本来文字是很难做到雅俗共赏的。比方高等知识分子，赞美欧化文字的简洁而精确，厌恶旧式文字的冗赘与含糊，但是普通读者则认为欧化文字的艰深过于古文，他们只能读那种松散的文字，要说上几十句才能抵得一个欧化句子的文字。例证的引用，在高等知识分子看来，是徒然间断正文，妨害阅读的前进，好像著《纯粹理性批判》的康德就在他的序言里说过这样的话。可是普通读者则宁肯慢慢地前进，多读一些例证的文字，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透彻地了解。

我从前对白居易的《新乐府》，总是不赞成那个尾巴，分明一个故事，把要说的道理都暗示出来了，他还要在末尾来几句“君不闻……”什么的话，来发挥一番议论，岂不是画蛇添足吗？现在仔细一想，这些地方，正是白居易的诗能够使老妪共晓的原因。所谓“重复、冗赘、毫无含蓄”的恶评，在志在“通雅”的文字里，诚哉其不能堪，但是在只求“通俗”的文字里，却要引为光荣了。

文章的趣味，不待说也是“雅俗殊科”，刚才说的“重复、冗赘、毫无含蓄”的文字，雅人看起来要作呕，俗人看起来则手不释卷，至于旧的雅人所把玩的古文，新的雅人所欣赏的欧化文，当然各有“言简意赅”“耐人思索”的妙处，然而在俗人们看来，却又味同嚼蜡了。

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曾经努力求其不欧化，不避免重复冗赘，然而毕竟因为读过一些洋学生的译著，不能完全逃脱他们的影响。我又极想搜求眼面前的例子，或假借最切合的譬喻来帮助说明，但是究竟能够做到几分呢？——我自己总觉得例子还太贫乏了。

有几处地方，我是着重于流行谬误意见的纠正的。我以为从一般流行的思想，引导到正确的科学思想，也是通俗化的一个原则。

我是不懂文学的，所谓科学与文学的结婚，虽然也颇赞成，自问却没有做到的能力。在写的时候，我只求其随便说去，好像谈话一样，不拘束于一般文章的形式罢了。然而即此一点，也还没有获得满意的收获。

我感到的这几点，把它说出来，是想在通俗化运动上获得一点点抛砖引玉的结果。至于内容方面，所谈到的原不过是社会科学里面几个最基本而浅近的原则，我没有什么意见可说。只是恐怕不免有些错误的了解，希望大家指正出来，以免贻误一般读者。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

曹伯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