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帝国的黎明

第一节

奥斯曼帝国的早期历史隐藏在传说之中。相传，奥斯曼帝国的始祖是一位名叫埃尔图鲁尔（Ertoghrul）的小部落酋长。他率领400多名骑手，迁徙穿越小亚细亚半岛。途中他们目睹了一场战斗，交战的双方他们并不认识。在同手下人商议之后，他颇具骑士精神地选择帮助行将落败的一方，使他们得以扭转局势，夺取胜利。原来，得到帮助的是塞尔柱人的科尼亚苏丹阿拉丁（Ala-ed-Din）的部队，而被他们打败的对手则是一支蒙古军队。作为回报，阿拉丁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以西的埃斯基谢希尔（Eskishehir）附近赏赐给埃尔图鲁尔一片封地，包括位于瑟于特（Sugut）的夏季营地和冬季营地。后来，埃尔图鲁尔又帮助江河日下的苏丹打赢了一场战斗——这次的敌人是希腊人——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封地。这个传说的用意是，在奥斯曼家族和之前的统治者之间建立一种合法性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后来也得到了确认——苏丹将象征着主权的旗帜和鼓赐给了埃尔图鲁尔的儿子奥斯曼。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奥斯曼帝国起源的传说，颇具中世纪乃至圣经时代王朝的神话的特色。传说描述了埃尔图鲁尔和其子奥斯曼所做的意义非凡的梦。据说有一次，奥斯曼在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家中过夜，在就寝之前，这家的主人将一本书放在了他的房间。当他问到这本书的名字时，主人回答他说：“这是《古兰经》，是神通过先知穆罕默德传达给人间的箴言。”于是，奥斯曼开始站着阅读这本书，读了一整夜，一直到清晨时分才就寝。穆斯林认为，具有预言性的梦恰恰最容易发生在清晨时分。果然，在睡梦中，奥斯曼见到了一位天使。天使对他说：“你满怀敬意地阅读了我的永恒之言，你的子孙将因此而世代享有荣光。”

接下来的一个梦与一位名叫玛尔可敦（Malkatum）的女孩有关。玛尔可敦的父亲是谢赫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他是附近村庄的一位卡迪（kadi），即伊斯兰教的法官。奥斯曼苦苦追求了玛尔可敦两年，但谢赫艾德巴利就是不同意他们的婚事。有一天，睡梦中的奥斯曼得到了进一步的启示。他梦到月亮从躺在他身旁的谢赫的胸中升起。接着，这轮满月又沉入了他自己的胸膛。随后，从他的腰间生出一棵大树，大树的树荫和枝条覆盖了整个世界。在树下，奥斯曼看到了四条山脉——高加索山脉、阿特拉斯山脉、托鲁斯山脉和巴尔干山脉。从树根处又流出四条大河，分别是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尼罗河和多瑙河。肥沃的田野长满了庄稼，伟岸的高山遍布着密林。河谷中的城市里林立着穹顶、金字塔、方尖石碑、圆形石柱和高塔，所有的建筑顶上都点缀着新月。夜莺和色彩艳丽的鹦鹉栖身于枝条交错而气味芬芳的树丛中，它们的歌声与阳台间回响着的宣礼声相交融。

大树的叶子越来越长，最终变成了剑刃。一阵风卷起剑叶，直扑向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坐落在两海两洲的交汇处，仿佛镶嵌在两块蓝宝石和两块翡翠之间的一颗钻石。如果帝国的版图是环抱整个世界的一枚戒指，那么君士坦丁堡就是这枚戒指上的宝石”。就在即将戴上那枚戒指的时候，奥斯曼突然醒了。他把这个梦讲给艾德巴利听，艾德巴利告诉他，这个梦是神的启示。艾德巴利终于同意将女儿嫁给他，并且坚信这个梦预示了他们的子孙将拥有权力和荣光。奥斯曼与玛尔可敦的婚礼按照最严格的伊斯兰教仪式举行，并由一位神圣的伊斯兰托钵僧主持。作为答谢，奥斯曼后来为这位托钵僧兴建了一座寺院，并将富裕的村庄和肥沃的土地赏赐给这座寺院。

第一个关于梦的传说表明，在他们刚刚定居于埃斯基谢希尔地区的时候，奥斯曼和他的子民——奥斯曼人——还不是穆斯林。11世纪，小亚细亚迎来了第一批土耳其移民。他们跟随着塞尔柱军队而来，其中大部分人都因为接触过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而皈依了伊斯兰教。然而，13世纪时迁徙来的第二批土耳其移民则多为异教徒，奥斯曼人很可能属于此类。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并非主动迁徙的移民，而是难民。同样并不信奉伊斯兰教的蒙古部族的入侵，迫使他们向西迁徙。他们中的很多人留在了靠近东方的地区，希望在蒙古人撤退以后，可以重返自己的家园。另外一些更为好斗的部落，则进入了塞尔柱人的领地。

其中就包括奥斯曼人，他们随后获得了阿拉丁苏丹的保护。阿拉丁没有选择将他们作为雇佣兵编入自己的军队，而是在局势纷乱的边境地区赐予他们土地，希望他们可以维持当地的秩序，或者为了保卫自己刚刚获得的领地而对抗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很可能就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埃尔图鲁尔和奥斯曼的追随者们皈依了伊斯兰教。对于本来就具备游牧民族优点和土库曼边疆战士式的战斗素养的奥斯曼人来说，皈依伊斯兰教可谓如虎添翼，因为新的信仰使他们获得了新的战斗热情，让他们热切地渴望成为守卫伊斯兰教的加齐，去击败信仰异教的基督徒。

奥斯曼的追随者并不单纯将自己视作土耳其人——土耳其人是对土耳其斯坦的居民的统称——而是将自己视作奥斯曼人。然而，在这一时期，奥斯曼人与同为土耳其人的邻居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在塞尔柱帝国和蒙古在当地的保护国覆亡之后，奥斯曼人的国家只是继承帝国版图的十个公国[8]中的一个，而且是比较小的一个。奥斯曼人的帝国伟业要归功于地理位置上的一个巧合：他们的领地位于小亚细亚半岛的西北角，这个位置颇具战略意义。当拜占庭帝国日渐衰弱的时候，他们的领地恰好与拜占庭帝国的亚洲领土接壤。此外，从奥斯曼人的领地出发，还可以很容易地抵达大海，并借由海路到达欧洲的巴尔干地区。

与其他边疆战士不同的是，奥斯曼人善于将军事征服的成果转化为有效的政治组织。奥斯曼本人不仅是一名出色的战士，也是一位杰出的管理者。他还任命岳父艾德巴利为维齐尔（vezir，vizier）[9]，并得到他的襄助。奥斯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耐心的统治者。他的部众之所以满怀敬意地效忠于他，既不是因为他的勇武，更不是因为他有着某种半神式的宗教地位，而是因为他的沉着冷静和不可抗拒的魅力。奥斯曼的身上有一种天然高人一等的权威感。他从未试图通过控制别人来树立这种权威感。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务上，哪怕是那些能力不亚于他甚至超过他的人，都会对他满怀敬意，心中只有忠诚，而不会燃起一丝敌意。正如赫伯特·亚当斯·吉本（Herbert Adams Gibbons）所描述的那样，奥斯曼是一个“能够驾驭恃才傲物者的伟人”。他的追随者们前来服侍他，十分和谐地与他共事，认真地为这个成长中的小国打造足以确保其长治久安的基石，塑造强大的内部凝聚力。与此同时，他们统率着自己的军队进行扩张，并以贝伊（bey）[10]的身份管理新征服的土地。尽管享有半自治的政治地位，他们总能协调彼此的行动，并且恭顺地执行领袖发布的命令。

满怀宗教热忱的奥斯曼为他的国家带来了单一的信仰和早期穆斯林式的狂热（这种狂热来自他伟大的先辈、与他本人同名的一位哈里发[11]）。较之权力和财富，奥斯曼更珍视公正。与此同时，奥斯曼和他的继任者们都凭借不可分割、独一无二的君权统治国家。因此，早期的奥斯曼国家就免于像其他的塞尔柱小公国那样出现内部的纷争。作为在一个全新的环境白手起家的民族，奥斯曼人具有耐心、意志力和忍耐力。他们以实际而富有建设性的态度，让自己逐渐适应统治区域的社会和经济环境。

奥斯曼人不断地开发自身拥有的资源，并且在知识、宗教、生产和商业等各个方面利用城镇化水平更高的邻国的资源。渐渐地，来自更遥远的内陆地区的人，也被吸引到位于边疆地区的奥斯曼人的领地，以躲避内部的纷争，并在这里寻求新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奥斯曼人从希腊人身上学到了行政和其他方面的技巧，精明地从垂死的拜占庭帝国最后的亚洲飞地上学习他们的统治方法。与早期的阿拉伯征服者给外界留下的印象相反，奥斯曼人并不会带着宗教狂热与敌人打交道。奥斯曼人身边的希腊人要多过土耳其人。尽管周边村庄和城堡的主人都是基督徒，但奥斯曼总是能够友善地对待他们。在他最亲密的伙伴中，就包括两个希腊家族——米海尔家族（Michaeloğli）和马科斯家族（Marcozoğli）。这两个家族是米海尔（Michael）和马科斯（Marcos）的子孙，这两人曾经是奥斯曼的敌人，后来却成了他忠实的朋友和支持者。正是奥斯曼的缘故，他们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在奥斯曼人的领土内，并没有出现基督徒的大规模伊斯兰化，更谈不上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不过，出于个人原因和利益驱使，有一些基督徒主动皈依了伊斯兰教。由于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权力在逐渐衰竭，一些基督徒感到自己已经被统治者所遗忘。因此，出于现实的考量，他们宁愿选择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过上较为有序而安全的生活；而皈依伊斯兰教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机遇，并且免于承担沉重的赋税。在精神层面上，随着东正教会权威的衰落，这些生活在亚洲的希腊人开始受到新的信仰的感召。而从社会层面上看，无论是在背景还是在生活习惯上，他们与他们的奥斯曼邻居也并没有什么显著的差别。不论是否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们都很容易适应奥斯曼式的生活。土耳其人和希腊人之间的通婚变得越来越常见，从而催生出一个日益壮大的血统混杂的群体。

有一个事实变得越发明显——奥斯曼土耳其人不再仅仅是一群游牧民，而是定居者、创造者和建设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小亚细亚西北角山峦起伏的领地内部，衍生出一种特有的、源于当地各民族文化的边地文明。他们的文明混杂了亚洲与欧洲、穆斯林与基督徒、土耳其人与土库曼人、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的种种特征，注重实用，而不像东方那些由土耳其人建立的其他封建国家那样信守更为正统的文化和社会约束。有了这样的社会雏形，奥斯曼土耳其人最终将承担起继承和改造拜占庭文明的使命，正如当年的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帝国填补了阿拉伯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甚或是更早的拜占庭文明继承了罗马那样。

奥斯曼本人并不急于为了开疆拓土而与他的邻居兵戎相见。他观察，等待，与邻国共存，同时又向它们学习，最终缓慢而又志在必得地一点点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在拜占庭帝国残存的亚洲领土上，有三座防御森严的城市：位于南方的是布尔萨（Bursa），这座坐落在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12]山坡上的城市控制着富庶的比提尼亚平原（Bithynian plain）；在中部的是这一地区实际上的首府尼西亚（Nicaea），坐落在一个湖泊[13]的东岸；位于北方的是尼科米底亚港（Nicomedia），从那里延伸出的狭长海湾控制着通往君士坦丁堡的海路，这座城市还扼守着通往黑海的陆路。从奥斯曼的都城到这三座城市，都仅有一天的路程。然而，奥斯曼却没有攻击过它们中的任何一个。从埃尔图鲁尔统治埃斯基谢希尔的时代算起，时间已经过去了60年，但在这60年中只在乡间发生过零星的战争，奥斯曼人的领土也仅仅向前推进了60英里（约96千米）——从“老城”埃斯基谢希尔到“新城”耶尼谢希尔（Yenishehir）。奥斯曼人的扩张阻断了尼西亚和布尔萨之间的交通。

但是，奥斯曼仍然在等待时机。他很清楚自己的弱点，也知道在这样一个对君士坦丁堡而言至关重要的地区，其城市的防御会有多么的坚固。与此同时，他的力量一直在增强。因为他的声望，他手下的军队数量已经从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人发展到了4000人。还有一些寻找生计的战士穿过边界，从邻国投奔而来；就连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希腊人边防军士兵，也由于不受重视、被罚没财产或遭受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压迫而改换门庭。

一直到14世纪的第一年，也就是奥斯曼即位贝伊（1289）之后的第12年，他才第一次与拜占庭帝国军队发生直接冲突。奥斯曼率军攻打了科云希萨尔[Koyun Hisar，希腊人称之为巴菲翁（Baphaeon）]。希腊人试图阻止奥斯曼军队进入尼科米底亚城下丰饶的山谷地带，结果却被奥斯曼人迅猛的骑兵冲锋轻而易举地击溃。帝国军队居然被一个默默无闻的土库曼酋长击败，这让拜占庭帝国感到十分忧虑，并且开始认真审视奥斯曼这个对手。这场胜利也让奥斯曼名扬四邻，圣战士们从安纳托利亚的各个地方涌来投入他的麾下，以能够成为奥斯曼人为荣。奥斯曼的公国如今真正成了为人景仰的国度。

然而，奥斯曼无意乘胜攻取尼科米底亚，他的部队心满意足地在该城周围的土地上大肆破坏了一番。七年之后，奥斯曼认为自己做好了再度出战的准备，于是发兵攻打阿克希萨尔（Ak Hisar）。萨卡里亚河[Sakarya，希腊人称之为珊伽里奥斯河（Sangarius）]的海拔逐渐降低，最终流入尼科米底亚后方的平原，而阿克希萨尔的城堡正扼守着河流的下游。奥斯曼成功地夺取了阿克希萨尔，打开了通往大海的道路。奥斯曼的军队第一次来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并逐渐夺取了海峡东侧、小亚细亚半岛沿岸的港口和城堡，进而又突入马尔马拉海，占领了卡洛利米尼岛（Kalolimini）。这样一来，奥斯曼就阻断了分别从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出发到君士坦丁堡的两条海路，隔绝了布尔萨和尼科米底亚。接着，奥斯曼的军队从陆路进攻布尔萨，最终在1326年攻克了这座城市。而此时，奥斯曼也已经奄奄一息。

在长达七年的围城战之后，希腊人丢掉了布尔萨的城郊。雪上加霜的是，此时君士坦丁堡发生了内乱，两位共治的皇帝忙于皇室内斗，无暇支援布尔萨的守军。看到士兵们士气低落，希腊守军的指挥官埃维里诺斯（Evrenos）和其他领导者献城投降，并且皈依了伊斯兰教。于是，在奥林匹斯山富饶的坡地上，奥斯曼人建立了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他们为这座城市新建了一座座不朽的建筑，渐渐地将其改造为充满艺术和学术气息的文明之都。尽管在帝国的版图扩张到欧洲之后，布尔萨失去了帝国首都的地位，但它一直都是帝国的圣城。最重要的是，由于拥有众多的神学院、伊斯兰教法学校以及教育的传统，布尔萨变成了一座教育之都和乌理玛（ulema，即伊斯兰教学者）聚集的中心。身为神职人员的乌理玛们代表了伊斯兰教的传统原则，与加齐们自由而通常带有非正统色彩的武士精神互为补充。在奥斯曼国家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乌理玛们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时而引导国家前行，时而成为制约性的力量。

奥斯曼死后被安葬在布尔萨，他的陵寝居高临下地眺望着大海那边的君士坦丁堡。后来，他的几位继任者死后也被安葬在布尔萨，这座城市因而成了伊斯兰教的一处圣地。他的陵墓上镌刻着一句著名的祈祷词。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每一位奥斯曼的继承者的即位仪式，都会给新皇配上奥斯曼之剑，并咏诵这句祈祷词：“愿他媲美奥斯曼！”诚然，按照早期穆斯林的标准，奥斯曼确可谓是一个楷模。他在临终前教诲他的儿子说：“以正义为大地增色，以胜利告慰我远去的灵魂……用你的武力弘扬宗教。给博学者以荣光，使真主之律法在人间确立。”

奥斯曼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一位将一个民族聚拢在自己身边的酋长。而他的儿子奥尔汗（Orkhan）的使命，是将这个民族锻造成一个国家。到了奥斯曼的孙子穆拉德一世（Murad I）的时代，其使命是将这个国家扩展为一个帝国。一位生活在19世纪的奥斯曼诗人恰如其分地赞颂了他们的政治成就：“我们将一个部落变成了一个降服世界的霸权。”

奥斯曼国家和帝国的缔造，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加齐战士的传统和社会制度。这个国家对这些为信仰而战的勇士也有着强烈的依赖。各种组织或兄弟会以伊斯兰教教规作为评判善恶的标准，这些道德准则构成了人们共同生活的基石。加齐们所坚守的传统就根植于这样的土壤之中。这些传统主要来源于宗教，同时融合了抽象的理念和非正统的神秘主义思想，并且在具体而实际的事务上体现出来。在城镇里，这些传统融入商人和匠人行会之中；在边境地带和村庄里，这些传统与对宗教和战争近乎狂热的热情相结合，催生出诸如“Akhis”[14]这样的军事性质的兄弟会。这些军事兄弟会与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团十分相似，也崇尚豪侠精神，成员之间相互负有义务，并且像早期的伊斯兰神秘主义团体一样举行聚会。

关于这些兄弟会，14世纪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曾经这样写道：

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像他们这样的团体——对陌生人关怀备至，为穷困者送上食物，制止暴虐的行径，诛杀官府的代理人和追随他们的恶棍。行业里的成员、其他未婚的年轻人和过起禁欲生活的人会聚集在一起，选出一位领袖。在他们的用语中，就称这位领袖为“akhi”。

一位衣衫褴褛、头戴毡帽的鞋匠邀请伊本·白图泰来到一处接待所。这位鞋匠是一位兄弟会早期的领袖，他和“大约200名来自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兴建了这处接待所，用来接待旅行者和其他客人。为了这项共同的事业，他们把自己白天赚的钱全部捐了出来。这个接待所是一栋精致的建筑，地上铺着精美的绣毯，室内到处是伊拉克玻璃的光辉……穿着长袍和靴子的年轻人排成行站在房间里……他们头上戴着白色的羊毛帽子，帽子的顶上有大约一肘尺[15]长的帽尾……在我们加入他们之后，他们用水果和蜜饯款待我们，接着又开始唱歌跳舞。在这里看到的一切，都让我对他们心怀敬意，他们的慷慨和由内而外散发出的高贵让我们深感惊讶。

在布尔萨，伊本·白图泰得到了奥尔汗苏丹的接见。

（奥尔汗苏丹）是土耳其人最伟大的“王中之王”，拥有最多的财富、土地和军队。他拥有上百座城堡，并把他的大多数时间用在视察这些城堡上……据说，他从来不会在哪一座城镇里住满一个月。他还持续不断地与异教徒作战，围攻他们的城市。

奥尔汗是奥斯曼两个儿子中较年幼的那个，但他由于在军事方面才能出众，被奥斯曼指定为继承人。与奥尔汗相反，奥斯曼的长子阿拉丁（Ala-ed-Din）是一个醉心于学术的人，专注于法律和宗教的研究。据说，奥尔汗曾提出与兄长分享他所继承的家业，但阿拉丁谢绝了他的好意。奥尔汗说：“我的兄长，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我给你的羊群和牛群，那么你至少应该成为我的臣民的牧羊人，应该成为我的维齐尔。”于是，阿拉丁开始负责国家的行政事务、军队的组织和新法案的起草，直到他在七年之后去世。

定都布尔萨的奥尔汗获得了这样的称号：“苏丹，众加齐的苏丹之子[16]；加齐，加齐之子[17]，世界之英雄。”在布尔萨，他铸造了奥斯曼人历史上第一枚银币，以取代塞尔柱人铸造的货币。在他铸造的银币上，镌刻着“愿真主长保奥斯曼之子奥尔汗之帝国”的字样。奥尔汗的使命是完成其父未竟的事业：将奥斯曼聚拢起来的各色人群整合成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完成征讨，扩大疆土；团结在疆土内生活的居民，为帝国打造出一个新的核心。比起奥斯曼，奥尔汗的肤色更浅，举止更优雅，仪容更伟岸，但他也像其父一样朴素而公正，既不狂热，也不奸诈，更不残忍。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行政方面，奥尔汗的眼界都比其父更开阔，也更具有行动力。他之所以能够完成使命，靠的是无穷无尽的精力和做事时专一的目的性。更重要的是，他在处理纷杂的国事和外交技巧方面都有过人之处。

首先，尼西亚和尼科米底亚还没有被征服。这两座城堡拥有高耸的城墙，难以强攻。布尔萨的陷落，主因是君士坦丁堡未能给予支援。而当奥尔汗把目光投向尼西亚时，拜占庭帝国皇帝安德洛尼卡三世（Andronicus III）感到有责任援救尼西亚。毕竟，当拉丁帝国在一个世纪之前占据了君士坦丁堡时，尼西亚曾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然而，1329年，安德洛尼卡三世在佩莱卡农[Pelecanon，即今天的曼尼亚斯（Manyas）]与奥斯曼人交战时负伤，随即置其大军于不顾，匆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于是，其残余的军队也跟着四散奔逃。至此，尼西亚的守军只好选择投降。大约八年之后，尼科米底亚的守军也向奥斯曼军队投降。

这三座城市的陷落，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这三座城市要想生存，就必须依靠其周边乡村的支持。然而，这些土地已经全部落入了奥斯曼人之手。不仅如此，奥斯曼人并非只是在这些地方劫掠，而是永久性地定居于此，君士坦丁堡方面也没有能力改变这一现实。这样一来，实际上已经被抛弃的市民们就别无选择，只能投降。根据投降时商定的条件，这些城市的居民可以选择前往君士坦丁堡，但这样做的人并不太多。更多的人选择留在当地，继续从事他们的营生，在这个欣欣向荣、取代了旧有世界的新世界里扮演自己的角色。据说，到奥尔汗驾崩之时，其国境内的人口总数已经增长到50多万人，与传说中埃尔图鲁尔时期的400百多名骑手相比，可谓天壤之别。

尽管奥斯曼帝国对基督徒十分宽容，但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个穆斯林占大多数的国家，宗教信仰是其国家认同中最重要的一环。尽管穆斯林和基督徒实现了和平共存，但在他们之间仍然要保留一些差别。这种差别主要体现在土地和对土地的分配方面。只有穆斯林有服兵役的义务，因此也只有穆斯林才有权拥有土地。作为为国服役的奖励，土地被分配给穆斯林；国家也由此可以从免除纳税义务的军事封地上征募兵员。基督徒不需要服兵役，因此也不能获得土地。他们需要支付人头税以贴补军费。因此，在乡村地区，没有土地的基督徒就不得不向拥有土地的穆斯林卑躬屈膝。于是，基督徒就更倾向于在城市或城镇中生活、工作，因为在这些地方，他们在土地权利上的劣势可以被经济条件上的优势所抵消。但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主动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他就可以自动成为奥斯曼人，没人会再去计较他原本的出身。他可以不再纳税，有权拥有土地，有机会获得晋升，并且作为穆斯林统治阶层的一员分享其他收益。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亚洲版图上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皈依伊斯兰教。

尽管都是一种封建土地制度，但是奥斯曼的军事封地土地所有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其区别在于，奥斯曼的军事封地通常面积狭小，且几乎都是不可世袭的，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财产。因此，在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上就没有出现遍布欧洲的那种拥有土地的贵族。苏丹对自己征服的土地保有绝对的所有权。他们随着征服更多的地方，就会获得更多的土地，可以用来奖励更多的士兵。在其兄长阿拉丁的建议下，奥尔汗构建起来这样一个体系框架，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君主可以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己、随时可以投入战斗、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常备军。而这一点，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欧洲人都没有能够做到。

在其父奥斯曼的军中，士兵只有一种来源：被称作“阿金基”（akinjis，即掠夺者）的土库曼骑兵。要招募这些非正规的志愿军，只需要在村子里喊“谁要去打仗”就可以了。他们都是老练的骑手，“像一堵墙一样”一同行动。除了从军事封地上征集士兵之外，奥尔汗也会征调阿金基参战。他将阿金基编组成斥候骑兵的前卫部队，用来在大部队发动攻击前扫清障碍。由于他们的任务危险性最高，奥尔汗也赐予他们最多的土地，以确保他们的忠诚。阿金基在执行任务时还会得到向导“恰武什”（chavush）和领取军饷的正规骑兵部队“西帕希”（sipahis）的支持。

奥尔汗还会招募被称作“阿扎布”（azabs）的非正规步兵，他们的角色是在战阵的最前方充当炮灰，吸引敌人的火力。敌人往往会惊奇地发现，在这些非正规步兵的身后，是经过精挑细选、更有纪律性、也更难对付的第二梯队。第二梯队的士兵是从领取军饷的常备军（“kapu-kulu ojaks”）中挑选出来的，经受过良好的集体训练，由他们熟悉而尊敬的指挥官统领。与那个时期流行的雇佣兵不同，他们团结一致，忠于君主，认同君主的目标，也相信君主会通过晋升和其他奖赏来维护他们的利益。理论上，他们一直“在苏丹的大帐之前”，服从于苏丹的绝对权威。虽然他们通常都要服从指挥官的命令，但由于指挥官也是代表君主行事，所以士兵们一直都在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君主。团结一心是这些新兴的奥斯曼正规军的战斗力基石。而他们的战斗力的另一个基石，在于他们时时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奥斯曼人总是枕戈待旦，从不会被敌人打一个措手不及。奥斯曼军队有着一流的情报系统，总是可以知道敌人于何时向何地进攻。另外，他们的向导也十分出色。旅行者贝特朗·德·布罗基耶（Bertrand de Broquière）曾这样描述奥斯曼军队：

他们可以突然开拔，1万名奥斯曼人发出的声响有时候会比100名基督徒士兵发出的声响还小。鼓声一响，奥斯曼军队就立即开始行军，从不会走乱步伐；除非得到命令，否则绝不停歇。他们总是轻装上阵，基督教军队要走三天的路程，他们一夜之间就可以走完。

这正体现了奥斯曼人的军事天赋。他们吃苦耐劳、顽强、守纪律，并且在几个世纪的游牧生活中锤炼出了迅速机动的能力。奥斯曼人在组织和战术方面的能力，也让他们的军队成为出色的战争机器。他们无敌于天下的战斗力将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一个帝国。作为游牧民族，奥斯曼人在与生俱来的迁徙冲动的驱使下，曾有意识地一路西行，以寻找新的牧场。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他们的迁徙冲动得到了升华和进一步的激发。根据真主之律法，他们作为加齐，负有在“战争之地”（Dar-el-Harb）[18]寻找并击败异教徒的宗教使命：袭击并占领异教徒的土地，夺取他们的财产，杀掉或俘获异教徒，并将异教徒的社会置于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另外，社会和经济上的因素也在驱使他们进行扩张。游牧民、非正统的穆斯林和冒险者，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中部各公国的各类移民，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与拜占庭帝国邻近的前沿地区，给此地带来了人口方面的压力。因此，这些来自中亚大草原的土耳其人，现在需要面对一项陌生而冷酷的新事物——大海。到14世纪中叶，他们已经做好了进军欧洲的准备。

第二节

与蒙古人横贯亚洲的疾速扩张不同，土耳其人进入欧洲的过程称不上突然，而是一种缓慢的渗透过程。这也是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带来的必然结果。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是基督教世界在宗教上的不统一和由此导致的政治上的不团结——西方对抗东方、天主教对抗东正教、罗马人对抗希腊人。在13世纪伊始，这种不团结达到了顶峰：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中，来自拉丁国家[19]的骑士们没有按预先的计划去进攻圣地[20]的穆斯林，而是背信弃义地袭击了由同是基督徒的希腊人控制的君士坦丁堡。1204年，十字军夺取并洗劫了君士坦丁堡，随后在这里建立了拉丁帝国，掌管拜占庭帝国在欧洲的大部分残余领土。由于内部纷争频仍，拉丁帝国是一个只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短命帝国。与此同时，希腊人以尼西亚为首都，继续控制拜占庭帝国在亚洲的领土。1261年，他们重新夺回了君士坦丁堡。

然而，从长远来看，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对拜占庭帝国的打击是致命的。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此后又苟延残喘了两个世纪，但比起往日的自己，它只能算是一个幽灵。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其过去作为世界权力和文明中心的光辉已经消失了。它再也无法恢复以往的国力，也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够高枕无忧。它的国土大幅度缩水，先后丢掉了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君士坦丁堡大半被毁，财富丧失，人口锐减。它与东方的贸易关系也中断了，西方与东方剩余的贸易往来都掌握在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手中。拜占庭帝国与罗马教皇和拉丁国家的宗教纷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拜占庭帝国内部，权力分散，社会动荡，财政瘫痪。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拜占庭帝国也没能迎来有能力让国家团结一心、重获新生的统治者。在夺回君士坦丁堡之后，巴列奥略王朝的统治者们未能给国家带来复兴（除了在艺术领域），反而长期陷入腐化堕落的生活之中。在那场基督徒之间不光彩的战争之后，拜占庭帝国的皇室陷入内乱，内战时有发生。儿子对抗父亲，孙子对抗祖父，篡位者对抗合法的君主。这种分裂的状态不可避免地为土耳其人所利用——他们正为了伊斯兰圣战的目标而空前团结。在土耳其人看来，他们根本无须入侵欧洲，因为他们是被请进欧洲的。

最初，他们扮演的是熟悉的雇佣兵的角色，就像他们三个世纪前在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所做的那样。首先这样做的是定居在黑海西岸多布罗加（Dobruja）的一群土库曼人。当时，拜占庭帝国在位的是巴列奥略王朝的第一位皇帝米海尔八世（Michael VIII），他曾经在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期间在塞尔柱人的宫廷流亡。风水轮流转，这时，有一位名叫伊兹丁（Izzed-Din）的塞尔柱苏丹，在遭到废黜后躲在君士坦丁堡避难。这群土库曼人赶到君士坦丁堡来帮助伊兹丁。在向拜占庭皇帝威胁性地展示了武力之后，他们成功地让拜占庭人释放了这位苏丹，并带他去了克里米亚。不过，伊兹丁的儿子和他的一部分卫兵留在了君士坦丁堡，皈依了基督教，并以他们为核心组成了一支规模日渐增长的土耳其人部队。拜占庭帝国也很乐于得到这样一支部队的支援。

14世纪伊始，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二世（Andronicus II）又将一支实力强劲的雇佣兵部队招募到自己的麾下。这群来自加泰罗尼亚大佣兵团（Catalan Grand Company）的雇佣兵，由目无法纪的佣兵头子罗杰·德弗洛尔（Roger de Flor）率领。加泰罗尼亚人在君士坦丁堡惹出乱子之后，罗杰·德弗洛尔带领他们进入了小亚细亚半岛。在这里，他们成功地击败了土耳其人，但是抢走了本应属于希腊人的那一份战利品。最终，加泰罗尼亚雇佣兵与希腊人之间的矛盾演变成了公开的冲突。加泰罗尼亚人以加里波利（Gallipoli）为基地，试图在这里自行建国。接着，拜占庭皇帝十分不明智地指使人在自己的宫殿里杀死了罗杰·德弗洛尔。结果，原本是被招募来保卫拜占庭帝国的加泰罗尼亚人开始视希腊人如仇雠，并且联络小亚细亚的土耳其人共同对抗拜占庭帝国。

就这样，这群加泰罗尼亚人率先将有组织的土耳其人引入了欧洲，对抗希腊人。后来，加泰罗尼亚人躲到了色萨利（Thessaly）地区，却把大量的土耳其人留在了色雷斯和马其顿。他们阻断交通，制造混乱。这些土耳其人的头领哈利勒（Halil）与希腊人达成了协议，同意带领土耳其人离开这一地区，条件是希腊人要确保他们可以安全地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然而，希腊人却违反协议，试图夺取土耳其人携带的战利品。于是，哈利勒从亚洲召来了援军，击败了拜占庭军队，年轻的拜占庭皇帝米海尔九世（Michael IX）[21]落荒而逃。获胜的土耳其人还戏谑地戴上了拜占庭皇帝的皇冠。最终，拜占庭皇帝只好调来了塞尔维亚军队，才终于赶走了这些土耳其人。

从此之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各公国的土耳其人就开始不停地袭扰拜占庭帝国欧洲部分的岛屿和海岸，这种海盗式的劫掠贯穿了整个14世纪。只是这些土耳其人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因而才未能形成共同入侵的局面。有的时候，帮助希腊人作战的土耳其人甚至和来犯的土耳其人一样多。参与侵袭的族群中还包括来自黑海以北的鞑靼人。这些与土耳其人有着相近的血缘和习俗的人群，一批批从俄罗斯南部涌入克里米亚，最西曾到达匈牙利。与此同时，由于来自小亚细亚半岛上艾登（Aydin）公国的土耳其海盗们不停地骚扰爱琴海上的岛屿，教皇的军队发动了一次“十字军远征”，并夺取了士麦那城（Smyrna）。

奥斯曼人没有参与这些针对拜占庭帝国的敌对行为。他们精明地看到，这些风波只会削弱与他们存在竞争关系的那些土耳其邻邦。到了1330年，即便奥斯曼人控制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东侧的海岸，已经可以与君士坦丁堡隔海相望，他们依旧没有改变以耐心谨慎为上的政策，一直等到七年之后才跨越海峡，挺进欧洲。

奥斯曼人之所以进入欧洲，是受到了拜占庭帝国高官、篡位者约翰·坎塔库尊（John Cantacuzene）的邀请。约翰·坎塔库尊是一位兼具能力和野心的领袖，他自立为帝，反对还只是个孩童的合法皇帝约翰·巴列奥略（John Palaeologue），并在随后的内战中取得了土耳其人的支持。为了换取土耳其人的军事援助，坎塔库尊提出将女儿狄奥多拉（Theodora）许配给奥尔汗。尽管奥尔汗也得到了约翰·坎塔库尊的对手的示好，但他还是立刻同意了坎塔库尊的提议。1345年，6000余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跨过海峡来到了欧洲。他们帮助篡位者从约翰·巴列奥略手中夺取了黑海沿岸的数座城市，还在色雷斯大肆破坏，武力威胁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即今天的埃迪尔内（Edirne），位于君士坦丁堡西北方]，甚至围攻君士坦丁堡。

第二年，在欧洲的海岸上，人们为拜占庭公主和奥斯曼苏丹的结合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奥尔汗则在海峡对岸的斯库塔里（Scutari）扎营，并派遣一支由30艘船组成的奥斯曼船队和一支骑兵卫队，前往位于塞利布里亚（Selymbria）的拜占庭皇帝的大营，从铺有地毯的华丽大帐中接走了他的新娘。吉本将接下来发生的一幕称作“紫色之耻”，他写道：

狄奥多拉登上了一个由丝绸和黄金帷幕环绕着的宝座，四周的军人全副武装，只有皇帝还骑在马上。在接到信号之后，人们突然撤掉了四周的帷幔，新娘——或者说牺牲品——暴露在众人的面前，跪在地上的宦官和婚礼火把环绕着她。长笛和小号宣告着这一喜悦的时刻；那个时代最好的诗人唱起婚礼赞歌，吟诵着她虚假的欢喜。没有经过任何基督教的仪式，狄奥多拉就被送给了她的野蛮人夫君。不过，根据约定，她在布尔萨的后宫里可以保留自己的宗教信仰。她的父亲则在这前途未卜的时刻庆贺着她的仁慈与奉献。

狄奥多拉的确为与她同样信仰基督教的一些人带来了好处：她购买并解放了大量的基督徒奴隶和囚犯。

在与奥斯曼人联姻并结成军事同盟之后，坎塔库尊于1347年进入了君士坦丁堡。他将另一个女儿海伦嫁给了年轻的约翰·巴列奥略，并与后者互相承认对方为共治皇帝。这样一来，奥斯曼土耳其人就在欧洲有了稳固的地位，而不是仅仅占有一两处立足点。在欧洲，他们不再是敌人，而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和亲戚。他们的苏丹是一位拜占庭皇帝的女婿，还是另一位拜占庭皇帝的连襟；此外，他还是邻国保加利亚的沙皇的女婿。

而这些关系并不妨碍奥尔汗接受其他势力的示好，比如拜占庭帝国的敌人斯泰凡·杜尚（Stephen Dushan）。斯泰凡·杜尚已经将他的塞尔维亚扩张成了一个“帝国”，并自称“罗马帝国近乎全境之主”，威尼斯人甚至称呼他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然而，斯泰凡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未能获得威尼斯人的支持。因此，他转而寻求与奥尔汗结盟，提出组成塞尔维亚和奥斯曼联军，一同进攻君士坦丁堡。为了确保他们之间的联盟关系，斯泰凡提出将他的女儿嫁给奥尔汗的儿子。奥尔汗派出使节，准备接受这一提议。然而，这个计划被坎塔库尊打破了，他派人截获了奥尔汗的使团，杀掉了其中的一些人，将另一些人囚禁起来，并且扣留了使团带给塞尔维亚“皇帝”的礼物。此后，斯泰凡和奥尔汗都没有重启谈判，因为他们的目标太过相似，很难相互达成妥协。最终，斯泰凡在1355年率领8万人的大军出征，打算独自攻取君士坦丁堡。然而，就在行军的第二天，斯泰凡就死了，他的塞尔维亚帝国也很快随之灰飞烟灭。

而时间回到1350年，联姻的3年后，坎塔库尊又召来了2万名奥斯曼骑兵，帮助他将塞尔维亚军队从萨洛尼卡（Salonika）附近的马其顿海滨城市赶走，从而将萨洛尼卡从斯泰凡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尽管奥斯曼军队没有占领任何一座城市，但是在苏丹的准许下，他们心满意足地满载着掠夺来的战利品返回了小亚细亚。两年之后，奥尔汗又帮助热那亚人在战争中对抗后者的老贸易对手威尼斯人。在这一过程中，奥尔汗也采取了对坎塔库尊的敌对行为。1352年，威尼斯人与保加利亚人一起公开宣布支持约翰·巴列奥略，于是坎塔库尊再一次召来了2万名土耳其士兵，甚至不惜洗劫君士坦丁堡的教堂以支付他们的酬劳。坎塔库尊还许诺说，将把色雷斯切索尼斯（Thracian Chersonese）[22]的一座城堡送给奥尔汗。凭借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他解救了阿德里安堡，保住了他在色雷斯以及马其顿大部分地区的统治权，并宣布他的儿子马修（Matthew）为共治皇帝。

1353年，奥尔汗的儿子苏莱曼帕夏（Suleiman Pasha）[23]率领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赫勒斯滂（Hellespont）[24]去接收坎塔库尊许诺的城堡齐贝（Tzympe）。这座城堡位于加里波利和爱琴海之间的加里波利半岛上。就在他们抵达后不久，一场地震毁坏了加里波利的部分城墙，于是苏莱曼又迅速占领了加里波利。在修复了加里波利的城墙之后，他从亚洲迁来了第一批奥斯曼移民。很快，奥斯曼人又在逃亡的基督徒抛弃的土地上建立了一系列类似的殖民地，每个殖民地都由单独的穆斯林贝伊统治。[25]这些贝伊都是奥尔汗的得力战将。在他们眼中，奥尔汗与其说是他们的主子，还不如说是一名发挥黏合剂和召集人作用的战友。正是依靠他们规模庞大的私人军队，奥尔汗才得以在欧洲为他的奥斯曼帝国打下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除了农民之外，来自各个省份的希腊人纷纷在各个城堡和城镇避难。由于他们主动投靠，奥斯曼人也不去骚扰他们。

以此为起点，奥斯曼人在欧洲的版图开始逐渐向西扩张，加齐们开放的边地社会也随之在欧洲扩展，给拜占庭帝国的土地染上了奥斯曼的色彩。奥斯曼人的先头部队通常会迅速突进，宽广而深入地进入敌人的领地，阻隔交通，毁坏庄稼，破坏当地的经济；奥斯曼人的主力部队紧随其后，沿着先头部队进军路线上的主要道路和通往多瑙河的四条河谷建立安纳托利亚土耳其人的定居点。不过，土耳其人起初并没有进入附近多山的地区，因为大量的当地居民就在这些山区里避难。在土耳其人向动荡的巴尔干进军的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遭遇太多的抵抗，因为他们的到来对当地受压迫的人民来说通常算得上一种解放。围绕着伊斯兰托钵僧团体设立的接待所，新的土耳其人村庄逐渐发展起来。穆斯林贝伊们在他们控制的土地上与基督徒农民建立了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最终引发了一场社会变革。他们赶走了拥有土地所有权的世袭阶层，这些希腊人或来自拉丁国家的人此前一直在压迫和压榨其封地上的农民。取而代之的穆斯林贝伊们建立了一种松弛而间接的控制关系。作为领主，他们只向农民征收有限的赋税，并且取消了他们无偿劳动的旧有义务。这是因为，根据奥斯曼的法律，贝伊们并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在农民和苏丹之间承担一定职责的中间人；无论是通过征服还是其他方式得到的土地，全部归苏丹所有。正当拜占庭帝国在社会和政治层面均陷入支离破碎的境地的时候，奥斯曼人用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取代了这种分裂的状态。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与他们接壤的基督徒领主纷纷前来向苏丹称臣。他们每年向他交纳一小笔贡品，以表示臣服于这个伊斯兰国家。奥斯曼人从一开始就对基督徒采取了怀柔的政策，从而确保了当地的农民不会跟他们的领主一道反对奥斯曼的入侵。甚至他们的政策还鼓励农民揭竿而起，反对他们的基督徒领主。基督教修道院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基督教封建主们加在农民身上的苛捐杂税愈加繁重，对他们的虐待也愈加残酷，而奥斯曼人的到来使农民获得了解放。因此，巴尔干地区的农民们很快就开始对穆斯林入侵者持欢迎态度。奥斯曼化给巴尔干农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其中就包括法律和秩序的重建。正如后来一位法国旅行者所写的那样：“乡间十分安全，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有关土匪或剪径大盗的消息。”——而在当时的基督教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远没有这么安宁。

在这一阶段，奥斯曼人控制了加里波利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和马尔马拉海的欧洲沿岸。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到君士坦丁堡的最短距离只有几英里。感到局面不稳的坎塔库尊指责奥尔汗背信弃义，提出出价1万枚达克特金币[26]赎回齐贝。奥尔汗很清楚，只要他愿意，他随时有能力重新夺回齐贝，于是接受了坎塔库尊的提议。但是，奥尔汗坚决拒绝交出加里波利。他宣称，他得到加里波利凭借的不是武力，而是真主的旨意，并且拒绝再就此问题展开谈判。凭借真主的帮助，奥斯曼土耳其人注定应当留在加里波利。

坎塔库尊感到自己被彻彻底底地羞辱了。在国外，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国家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都拒绝向拜占庭帝国伸出援手。保加利亚沙皇讥讽他说，坎塔库尊之前亵渎神明地与土耳其人结盟，现在的苦果是他罪有应得，拜占庭人应该自己去应付这场风暴。“如果土耳其人来找我们的麻烦，”他补充道，“我们知道该怎样保护自己。”在国内，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揭竿而起反对约翰·坎塔库尊，设置街垒把他堵在了自己的皇宫里，并且宣布支持约翰·巴列奥略。公众对坎塔库尊嗤之以鼻，指责他企图将君士坦丁堡交给奥斯曼人。在这种情况下，坎塔库尊别无选择，只得宣布退位，随后躲到斯巴达附近的米斯特拉（Mistra）的一座修道院中。在这里，他化名为约瑟夫·克里斯托杜洛（Joasaph Christodoulos），度过了余下的30年，并写就了一部有关他的时代的出色史书。

苏莱曼帕夏继续向内陆进行征服和殖民，先夺取了德莫迪卡（Demotika），继而又占领了乔尔卢（Chorlu），切断了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之间的联系。苏莱曼的殖民行动几乎没有遭遇过当地的希腊居民或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手下军队像样的抵抗。事实证明，约翰·巴列奥略像约翰·坎塔库尊一样任由奥斯曼人摆布，而更大的羞辱还在等待着他。1357年，奥尔汗与狄奥多拉之子哈利勒被海盗扣留，奥尔汗要求约翰·巴列奥略前往福西亚（Phocaea）予以营救。而就在拜占庭皇帝围困福西亚的时候，奥斯曼军队却在挺进色雷斯。在皇帝返回君士坦丁堡的途中，奥尔汗又命令他继续留在福西亚参与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再一次出发，却在途中遇到了他的舰队。皇帝的舰队放弃了围困福西亚，而皇帝也未能说服他们继续围城。于是，皇帝只好向奥尔汗恳求说，自己力有不逮，无法完成这样的任务。

此时的奥尔汗，已经相当于拜占庭皇帝的上级。他拒绝更改他的命令。1359年，约翰·巴列奥略只好去斯库塔里拜见奥尔汗，如同一个附庸试图安抚他的宗主一般。苏丹与皇帝达成了协议，同意各支付奥尔汗之子赎金的一半，并且承认色雷斯地区的现状。在解救了哈利勒之后，皇帝还得将自己10岁的女儿嫁给哈利勒。在奥尔汗的命令下，皇帝回到了福西亚，交了一大笔赎金，把哈利勒带回了尼西亚。在尼西亚，哈利勒和信仰基督教的公主按照穆斯林的礼仪举行了订婚仪式。约翰·坎塔库尊让奥斯曼人以军人的身份进入了欧洲，而他的对手约翰·巴列奥略则进一步承认了奥斯曼人作为移民进入欧洲的现实。

奥尔汗于1359年去世，而他的长子苏莱曼则在前一年身故——他在加里波利半岛放鹰狩猎时从马上摔了下来。奥尔汗的小儿子因而得以继位，是为穆拉德一世（Murad I）。奥尔汗作为奥斯曼三位“开国之父”中的第二位，他更多地依赖的是他的外交手腕，而不是军事才能。在把自己治下的土地打造成一个真正的“国家”之后，他以一支先进的军队为后盾，进入了欧洲。他所仰仗的不是直接地使用武力，而是间接地依靠武力去讨价还价。面对孱弱而分裂的敌人，他并没有急躁冲动，而是展示出堪称楷模的耐心，以及天才般的操纵和谋划能力。这些正是奥斯曼帝国得以立足欧洲的基石。

现在是时候扩大征讨的范围了。奥斯曼军队将作为一支进攻性的力量，去征服那些与他们的边境接壤、甚至更为遥远的地方——拜占庭帝国和巴尔干基督教国家的残余领土。这一重任落在了40岁的穆拉德一世身上。这位苏丹将在军事和政治上取得超越他的两位先皇的成就，并成为其所在时代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从穆拉德一世开始，西方将屈服于东方，就如同在希腊和罗马的时代，东方屈服于西方那样。

第三节

奥尔汗是奥斯曼帝国进军欧洲的先锋，而穆拉德一世则是奥斯曼帝国第一位伟大的苏丹。他在14世纪的后半段统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穆拉德一世有着永不倦怠的战斗热情，并用他充满激情的领袖气质鼓舞着他的军队。他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版图扩张到了极限，并且成功地巩固了帝国在这些新征服的地区的统治，使其可以在帝国的版图内留存长达五个世纪。同时，作为一位富有远见和政治敏锐性的统治者，他颇具政治家风范，为帝国的未来构建了宏大的政府架构。这样的政府架构终将把拜占庭帝国的残余领土整合起来，并赋予它们新生，帮助奥斯曼帝国填补上拜占庭帝国衰亡后留下的空白；而这一点是当时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法做到的。一个崭新的奥斯曼文明在冉冉升起，这个文明成功地将其治下隶属于不同种族、信仰不同宗教、操着不同语言的各个群体融合在了一起；而正是穆拉德一世，宣告了这个独一无二的文明的崛起。

此外，奥斯曼帝国向东欧扩张的时代又恰逢西方世界的收缩。在欧洲人于13世纪中叶彻底丢掉了耶路撒冷和蒙古人突然入侵小亚细亚半岛之后，封建制度下的基督教世界再也无力向东方拓展其疆界了。随着曾经支撑十字军东征的战争冲动转向内部，拉丁国家的基督徒们开始争吵不休，相互攻伐。曾经开拓了利润丰厚的东方贸易并资助历次十字军运动的意大利银行家家族一个接着一个地败落了。财政和经济方面的衰退导致了全面而漫长的社会危机。缺乏弹性和生命力的欧洲社会陷入了低谷。农民频频起义，反对封建地主和拥有大量土地的僧侣，城镇里的工人则时常站出来向商人发起抗争。

从东方传入的黑死病（腺鼠疫）摧残了地中海沿岸和整个西欧，导致人口锐减，而新大陆的发现将让欧洲的年轻人把注意力投向了大西洋彼岸。欧洲的中世纪进入了末期，启迪的曙光即将出现，整个社会处于转折之中；而新生的奥斯曼奥斯曼帝国只会是这一切的受益者。

奥斯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早在穆拉德即位之前就已经在准备中。1360年，穆拉德一世甫一即位，就立刻派遣得力的将领统率大军入侵欧洲。战争的第一阶段进展十分迅速。在15个月的时间里，奥斯曼人就占领了色雷斯地区全部重要的堡垒和延伸到巴尔干山脉脚下的富饶平原，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实际控制。在乔尔卢，奥斯曼军队将该城守军屠戮殆尽，并将其指挥官斩首示众，以此在整个巴尔干地区散布对土耳其侵略者的恐惧情绪。阿德里安堡的守军献城投降，这座城市也很快取代了布尔萨，成为奥斯曼帝国的新首都。接着，奥斯曼军队向西进发，绕过了君士坦丁堡。早已名不副实的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与奥斯曼人签署和约，同意不做任何试图夺回色雷斯失地的尝试，也不去联合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一同抵抗奥斯曼人的进攻。不仅如此，他还要帮助奥斯曼人对付小亚细亚半岛上不友好的土耳其同胞。10年之后，约翰·巴列奥略将彻底沦为穆拉德的附庸，不仅要承认他的宗主地位，还要在奥斯曼军队中效犬马之劳。

与此同时，奥斯曼军队越来越深入欧洲，先后入侵保加利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随后又进犯了信仰天主教的匈牙利。在教皇乌尔班五世（Urban V）的主持下，基督教国家试图团结起来，帮助希腊人保卫基督教世界，然而他们的努力却徒劳无功。1363年，匈牙利军队第一次出击土耳其人。他们联合了塞尔维亚人，在没有希腊人支援的情况下，渡过了马里查河（River Maritza），兵锋直指阿德里安堡。未经阻拦就顺利渡河的他们，在夜晚举行了庆祝活动。而就在第二天，土耳其人就对这支睡眼惺忪的大军发动了突袭。用土耳其历史学家塞阿代德丁（Seadeddin）的话说，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联军如同“野兽被堵在了兽穴里”。他们像“被狂风驱赶的火苗一样”被赶进了河里，几乎遭到全歼。

而类似的“十字军”式的远征尝试则往往由于罗马天主教会和希腊东正教会之间的矛盾而作罢。两个教会之间的敌对情绪，在彼特拉克（Petrarch）[27]写给教皇乌尔班的信中就可见一斑：“奥斯曼人只不过是我们的敌人，而那些分裂了基督教会的希腊人要坏过敌人。”为了寻求支持，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向罗马天主教会许诺说，希腊人将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地位。他在秘密出访匈牙利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承诺，结果在回国路上被保加利亚人扣留在一座城堡里。此举引发了萨伏伊伯爵阿梅迪奥（Amadeo of Savoy）[28]的干预。1366年，阿梅迪奥发起了一次十字军远征，并从土耳其人手中夺取了加里波利。然而，阿梅迪奥并没有留在这一地区继续对抗土耳其人，而是率军驶入黑海去对付信奉基督教的保加利亚人。在解救了拜占庭皇帝之后，阿梅迪奥像匈牙利人一样要求约翰·巴列奥略承认罗马天主教会的宗主地位。然而，拜占庭皇帝这一次拒绝了他的要求，于是阿梅迪奥转而开始攻击希腊人。

拜占庭皇帝屈服了，并于1369年启程前往罗马。在那里，他公开宣布弃绝东正教会的谬误观点，以此换取信仰天主教的贵族帮助他对抗土耳其人的承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什么帮助，还在回国的途中因为债务问题被威尼斯人扣留。他的长子安德洛尼卡拒绝支付赎金，但他的幼子曼努埃尔（Manuel）为他支付了赎金。不过，君士坦丁堡完全不接受约翰·巴列奥略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效忠。因此，在重获自由之后，拜占庭皇帝只好作为附庸臣服于穆拉德。

巴尔干基督徒和拉丁国家的天主教徒在宗教、政治和种族等层面的相互仇视，对奥斯曼人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奥斯曼人正式承认了东正教会，而拒不承认天主教会。这样一来，不论是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还是保加利亚人，都更愿意接受奥斯曼人的统治，而不是被他们的邻国统治，尤其是不愿意被匈牙利人统治。他们的这种心理，再加上黑死病在巴尔干地区肆虐后弥漫整个社会的低落情绪，都使得穆拉德在取得军事胜利后面对的政治挑战的难度大为降低。从人数上看，奥斯曼征服者处于劣势。欧洲被征服地区的人口要远远超过奥斯曼人在亚洲征服地区的人口，而且前者在种族、宗教和政治品性等方面的特征也更加纷繁复杂。要如何才能同化这些人呢？这正是摆在穆拉德面前的问题。随着他的军队赢得一个又一个的战役，他所面对的这个问题也就变得愈加需要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因此很难指望他们会像亚洲的基督徒那样主动地皈依伊斯兰教。奥斯曼征服者也不可能彻底消灭这些基督徒。抛开其他原因不说，至少奥斯曼人找不到足够的穆斯林来填补消灭基督徒后留下的人口空白。另外，由于穆拉德还在不停地征战，他也抽不出足够的人手来靠高压政策维持当地秩序。因此，奥斯曼人不可能强迫当地居民改信伊斯兰教，因为此举势必引发基督徒的反抗，增加基督徒带来的威胁。于是，穆拉德对巴尔干附庸国的基督徒采取了一定程度的宽容政策。他把成千上万的当地基督徒士兵招募到自己的麾下，通常还把指挥权交给原本就统领这些士兵的贵族和领主，以此将当地的军事阶层为己所用。作为回报，这些军人获得了免除赋税的承诺，还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土地的使用权。

然而，同化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形式多样的奴隶制度。土耳其人在他们的早期历史中也曾经沦为奴隶。现在，土耳其人则把被征服地区的战俘和居民掳为奴隶。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土耳其士兵对被他俘获的人员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除非被俘者宣称自己改信伊斯兰教，并同意从此遵从伊斯兰教规。土耳其士兵可以让不肯改宗的俘虏从事家务劳动或者农业劳动，也可以把他们在公开的市场卖掉，不过需要向政府支付相当于市场价格五分之一的税金。对希腊人来说，沦为奴隶是难以承受的奇耻大辱，因为拜占庭帝国的君主们曾大力解放奴隶。这样一来，允许掳掠奴隶的这条奥斯曼法律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很多基督徒皈依了伊斯兰教，因为他们宁愿改变信仰，也不想失去自由。

不过，这套体系也是有弹性的。很多希腊人获得了不必改宗但要花钱赎买人身自由的机会。这种情形通常发生在城市被奥斯曼军队攻破之时，有时会作为投降的前提条件得到认可。而且，穆拉德的军队通常也更愿意接受赎金，而不是在进攻的路上还拖着一群累赘的奴隶。在偏远的地区，沦为奴隶的可能性要小一些，因为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躲藏在山区里，而进攻中的军队也没有时间进山搜寻。有些被征服的土地依然归其以前的主人所有，但是他们需要支付一笔固定的税金作为报偿。而在另一些地方，刚刚夺取了土地的奥斯曼地主们需要人手干活，其中的许多人都没有改宗伊斯兰教。

但是，对于希腊、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女性来说，不论是在战争中失去了丈夫的寡妇，还是年轻的女孩，她们往往会沦为征服者的妻妾，因为这些征服者都没有带本族的女人同行。这种现象的结果是，奥斯曼民族的血统变得日趋复杂，但也变得越发健康而朝气蓬勃。奥斯曼人的身上本来就流着东方人——鞑靼人、蒙古人、切尔克斯人、格鲁吉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血液，现在又混入了巴尔干各民族和欧洲更遥远地方的民族的血统。于是，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奥斯曼人就创造出了一个可以比肩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的世界性的多元化文明。

在这种要么皈依伊斯兰教、要么赎买、要么沦为农奴的普遍性制度之外，穆拉德还在基督徒中招募士兵，把他们编制成一支经过精挑细选、具有很强的纪律性并且只向苏丹本人效忠的步兵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作“耶尼切里”（Janissaries, the Yeni Cheri）或“新军”。[29]这支部队实际上是在奥尔汗在位时期建立的，但是当时他们只是苏丹本人的卫队。而到了穆拉德手中，近卫军被发展成一支与奥斯曼帝国其他军队不同的部队，用来维护和保卫奥斯曼帝国新征服的欧洲领土。本来，不愿意改宗伊斯兰教的基督徒可以通过支付人头税的方式免除兵役，但是奥斯曼帝国规定，特定年龄的来自基督徒家庭的男孩不享有这种免除兵役的待遇。奥斯曼帝国在各个被征服的地区征募条件合适的男孩，让他们离开自己的家庭，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让他们改信伊斯兰教。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服务苏丹，他们的一切都仰仗苏丹，苏丹则付给他们高于其他军人的待遇。被选中的男孩都有着出色的活力、体格和智力，随后还要经受严格的训练，让他们服从铁一样的纪律，并且适应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像僧侣一样，他们不准结婚，也不得拥有财产或从事其他工作。在苏丹的指挥下效命行伍就是他们人生中唯一的内容。

这些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男孩，在成长过程中要接受拜克塔什教团（Bektashi order）灌输的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奥尔汗本人就曾是这个托钵僧教团虔诚的赞助者，他在布尔萨为他们修建了拥有一个个单人房间的修道院。领导着拜克塔什教团的谢赫哈吉·拜克塔什（Haji Bektash）为这支新军祈福，并亲手把军旗交给了他们。在他们的军旗上装饰着绯红的新月和奥斯曼苏丹的双刃剑图案。哈吉·拜克塔什将他的衣袖拂过最前排的一名士兵的头顶，为这支部队命名，并预言了它的未来：“它的士兵闪亮夺目，臂膀强健，刀箭锐利；他们每战必胜，不胜不归。”在接受了祝祷之后，近卫军在他们的白色毛毡帽子（类似于兄弟会领袖们戴的帽子）上添加了象征谢赫衣袖的帽尾，并且在本应装饰帽球的地方加上了一只木勺。这支部队的标志是汤锅和勺子，象征他们的生活待遇要优于其他部队。军官的头衔名称也都来自厨房：从首席汤厨到主厨，再到首席送水使。部队里的圣物是炖锅，他们不仅聚在炖锅附近吃饭，还聚在这里商议事情。

欧洲人或许会对这些来自东方的土耳其人的不人道行为感到义愤：他们对基督徒强征“血税”，把年幼的俘虏掳为奴隶，逼迫他们与父母分离，强迫他们接受其他信仰，并且擅自决定他们一生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考虑到，在那样一个战乱频仍的时代，人们衡量事物的标准与今天不同。在那时，与敌人作战是生活中十分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个世纪的基督徒也经常毫无人道地对待其他人，不管对方是基督徒还是异教徒。不仅如此，巴尔干地区本身也是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在那里，基督徒士兵经常会站在土耳其人一方参加战争。在穆拉德的穆斯林大军中，永远能找得到由基督徒指挥官统领的基督徒士兵，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对手也是基督徒，但依然参加了战斗。在穆拉德的军中，这样的部队数量远远超过了近卫军的数量。尽管近卫军的规模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不断扩大，但他们仍然只是土耳其的全部武装力量中的一小部分。在穆拉德在位时期，近卫军的人数差不多只有1000人。毫无疑问，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们会十分现实地选择皈依伊斯兰教，以免他们本应留在农田里干活的健壮儿子被军队征召，白白浪费掉。这样一来，近卫军的人数就减少了。

一旦获得征召，这些年轻人也会有许多收获，包括高强度的身体训练和技巧训练，以及有助于提高其作战能力的教育。在军营里，不仅有严格的纪律，也有适当的消遣。而且，他们还就此获得了一份终身职业。出于对所属部队的骄傲之情、对君主的忠诚和对有着同样宗教信仰的战友的手足之情，在他们之间会萌发出一种集体精神，而这构成了近卫军得天独厚的优势。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他们还将获得超乎寻常的巨大权力。

奥斯曼帝国的这种军事奴隶体系让基督教世界感到震惊，但伊斯兰世界——尤其是土耳其人自己——对此却司空见惯。在土耳其人的早期历史中，他们曾经从这种军事奴隶的身份中获益匪浅。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就有来自中亚草原、尚未皈依伊斯兰教的突厥人被带到阿拉伯帝国，他们或是俘虏，或是贡品，或是买来的奴隶，但都被作为穆斯林养育成人，并在巴格达经受训练，成为士兵和行政人员。“军事奴隶的地位天生就高于为私人提供服务的家政奴隶，”克劳德·卡亨（Claude Cahen）写道，“而这种奴隶的供应似乎一直源源不断，突厥人自己似乎也从未对身为奴隶表示过反感。在那个时代，奴隶制不像后来那样会引起每一个人的强烈抵触。”沦为奴隶的突厥人，往往会通过晋升成为高级的军事指挥官或行政官员。

在继承了阿拔斯王朝部分领土的萨曼王朝，身居高位的突厥奴隶成了王朝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最后，突厥奴隶推翻了萨曼王朝，代之以他们自己的王朝。出身奴隶的突厥人还在埃及先后建立了图伦王朝和马木留克[30]王朝，后者的统治阶层曾经是服务于萨拉丁（Saladin）和阿尤布王朝的奴隶，但后来推翻了阿尤布王朝，建立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同样根植于奴隶制度的王朝。这样的奴隶制度一直延续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此时，穆拉德一世治下的奥斯曼人面对着一项挑战。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这样写道：

来自大草原的民族离开了他们熟悉的环境，来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他们不再需要担心水源干涸的问题，但面对着一个全新的问题：如何统治其他族群。

面对这个挑战，其他的游牧族群选择的方法很简单：“把自己从牧羊的人转变成‘牧人’的人。”

然而他们都失败了。阿瓦尔人对斯拉夫人的统治仅仅持续了50年，匈人对匈牙利人的统治随着阿提拉（Attila）本人的死亡而瓦解。蒙古人建立的一系列帝国都很短命。这些游牧民族政权的统治方式有一个巨大的问题：被他们视作“牲畜”的被统治者，仍然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着，因此也就仍然具有经济上的生产能力；而来到定居环境下的“牧人者”，实际上变成了没有生产能力的寄生虫，如同“压榨工蜂的雄蜂”。于是，被统治者早晚会联合起来，要么赶走那些“牧人者”，要么就将他们同化。因此，对大多数游牧民族帝国来说，它们的命运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刚刚开始了定居生活的奥斯曼人，将成为历史上的特例。他们的办法是，挑选并训练“看家狗”，用他们来管理好君主的“牛群”，同时防止邻居来捣乱。这些帮手就是基督徒奴隶。穆拉德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为奥斯曼帝国开创了依赖于奴隶制度的统治体制。在他统治的时期，这些对苏丹本人忠心耿耿的奴隶还只在军事领域里发挥作用。很快，他们还将在帝国政府的各个分支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此以后，为奥斯曼帝国管理基督徒子民的行政人员中的绝大部分，也将是出身于基督徒家族的人员。简言之，这开启了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漫长传统，穆斯林君主决定通过基督徒代理人来管理他的子民，不论被统治的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

像当年的罗马禁卫军一样，奥斯曼近卫军是一支精锐的常备步兵部队。在同时代的基督教国家里，完全找不到与奥斯曼近卫军相类似的军队。在穆拉德和他帐下将军们的指挥下，无论是在巴尔干地区后续的征服战争中，还是在其后彻底平定被征服地区的过程中，近卫军的表现都十分活跃。正如吉本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对付那些偶像崇拜的同胞的时候，带着新改宗者的狂热”。

随着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军队进入保加利亚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他们还可以经过保加利亚进入马其顿。在息兵数载以消化征服的成果之后，穆拉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上一任保加利亚沙皇去世后，他的长子希什曼（Sisman）和另外两个儿子相互为敌，将国家一分为三，以致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这个国家都被称为“三个保加利亚”。而这种情形恰恰有利于穆拉德。不仅如此，在教皇的支持下，匈牙利人发动了针对保加利亚西部的“十字军远征”（虽然他们的远征目标也是基督徒）。结果，来自方济各会的传教士迫使大约20万名信仰东正教的保加利亚人改行拉丁式的礼拜仪式。在这样的迫害之下，许多人转而欢迎穆斯林征服者，认为可以借此重获信仰自由。

从1366年开始，奥斯曼军队用了三年的时间占领了整个马里查河谷，从而据有了保加利亚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像约翰·巴列奥略一样，希什曼也沦为穆拉德的附庸。在得到不必改信伊斯兰教的许诺之后，希什曼的女儿嫁入了苏丹的后宫。希什曼在奥斯曼军队的帮助下，成功赶走了匈牙利人，但是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夺取他弟弟占据的那份国土。1371年，希什曼取得了塞尔维亚人的支持，趁着奥斯曼军队西进的时机，开始反对奥斯曼人。然而，他在萨莫科夫（Samakov）遭遇了决定性的失败，随后逃进了山区。于是，土耳其人得以畅通无阻地进入了保加利亚都城索非亚（Sofia）前面的大平原。

不过，穆拉德并不急于夺取索非亚。他不仅是一名战士，也是帝国的缔造者。他总是认真计划他的战役，并且以很快的速度实施他的计划，但是他也懂得欲速则不达的道理。在进攻索非亚之前，他要先确保左翼的安全。他打算夺取斯特鲁马河（Struma）和瓦尔达尔河（Vardar）的河谷，杜绝塞尔维亚人的威胁。于是，他下令入侵马其顿，向着瓦尔达尔河进发。

马其顿和塞尔维亚的内讧比保加利亚还要严重。1355年，斯泰凡·杜尚在进攻君士坦丁堡的途中死去，他的儿子继位。然而，这位被臣民称作“Nejaki”（软弱的人）的新君却让曾经的“帝国”陷入了无政府和内战的状态。1371年，历史重演了。塞尔维亚人再一次进军到马里查河，并且和上次一样被奥斯曼人彻底击败。在这场发生在切尔诺门（Cernomen）的战斗中，有三位塞尔维亚领主或淹死，或被杀。

于是，马其顿的东部被奥斯曼人征服了，其迅速程度堪比十年前对色雷斯的征服。奥斯曼人在兹拉玛（Drama）和塞雷斯（Serres）这两座城市进行殖民，并把那里的教堂改建成了清真寺。斯特鲁马河河谷内和附近的城市、村庄都宣布承认奥斯曼人的统治权。而在更为偏远的地区，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作为奥斯曼人的附庸，继续统治着当地。1372年，奥斯曼军队渡过了瓦尔达尔河。他们将河谷东侧的居民奥斯曼化，河谷北侧则交给已经沦为奥斯曼帝国附庸的拉扎尔大公（Prince Lazar）管理。拉扎尔大公原本被选为塞尔维亚王位的继承者，但是此时支持他的臣民已经寥寥无几。这就是斯泰凡·杜尚的塞尔维亚帝国的结局。

在取得这一战役的成功之后，穆拉德认为入侵匈牙利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又开始了十年的巩固期，并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安纳托利亚。然而，很快他又不得不回到欧洲。他那个让人痛恨的儿子均图兹（Cuntuz），非常可耻地与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的长子安德洛尼卡结成了同盟。安德洛尼卡曾遭到弟弟曼努埃尔的羞辱，现在又被他取代了自己共治皇帝的位置。于是，均图兹和安德洛尼卡一起在色雷斯作乱，反对各自的父亲。在德莫迪卡遭到围困之后，他们很快被迫投降，接受穆拉德的残酷报复。叛军中的希腊人被绑在一起从城墙上扔了下去，落到马里查河里淹死。接着，穆拉德挖掉了儿子的双眼，并将其斩首。他命令其他参与叛乱的土耳其年轻人的父亲效法他的做法。几乎所有人都照办了，只有两位父亲下不了手，结果他们自己被处决了，替他们的儿子赴死。穆拉德坚持要求拜占庭皇帝也把他参与叛乱的儿子和孙子弄瞎。这一刑罚使用的是烧烫的醋，但是效果并不好，他们后来都恢复了视力。拜占庭皇帝叛变的儿孙活了下来，这对穆拉德是有好处的。他很害怕自己的儿子跟自己作对，但是留安德洛尼卡一条活路，让他继续跟他的父皇作对，这是符合奥斯曼帝国的利益的。

不久，拜占庭皇帝的幼子曼努埃尔也受到了羞辱。作为萨洛尼卡的总督，曼努埃尔被牵扯进了一桩旨在推翻穆拉德在塞雷斯城统治的阴谋。阴谋败露后，奥斯曼人围攻了萨洛尼卡，曼努埃尔则逃回了君士坦丁堡。然而，由于惧怕穆拉德，曼努埃尔的父亲拒绝他入城。于是，他只好前往布尔萨恳求穆拉德的宽恕。苏丹仁慈地赦免了他，并重新让他做其父的共治皇帝。

然而，曼努埃尔的兄长安德洛尼卡却找准机会逃出了其父囚禁他的高塔。他联合了热那亚人和奥斯曼军队一起围攻君士坦丁堡，并在入城后把自己的父亲和弟弟关进了同一座高塔，随后将自己加冕为拜占庭皇帝安德洛尼卡四世。三年后，父子俩也逃了出去。他们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起恳求苏丹相助。此时的穆拉德已经十分善于操纵拜占庭皇室内部的矛盾了。他要求赦免安德洛尼卡，并让他负责管理萨洛尼卡和其他一些城市。同时，他帮助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恢复了皇位，但他们每年都要献上丰厚的贡品，并且同意让大量的拜占庭士兵在奥斯曼军队中效命。另外，他们还要把拜占庭帝国在亚洲拥有的最后一座城市菲拉德尔斐亚（Philadelphia）割让给奥斯曼帝国。当地的居民反对割让，结果约翰·巴列奥略和曼努埃尔加入了奥斯曼大军，迫使他们的基督徒同胞臣服于穆斯林统治者。至此，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已经堕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完全仰仗奥斯曼帝国苏丹的仁慈和青睐才能够维持其统治。

穆拉德要想巩固他在巴尔干地区的地位，还需要三座城市。首先是索非亚。得到这座城市就可以让他的帝国版图扩张到保加利亚北部，直抵多瑙河河畔；其次是尼什（Nish），这座城市是打开塞尔维亚的钥匙；第三座城市是莫纳斯提尔（Monastir），得到这里就可以确立奥斯曼帝国在瓦尔达尔河以西的统治，到目前为止还只有一些劫掠者曾经深入这一区域。在穆拉德把目光从亚洲的战场挪回到欧洲之后的短短六年里，他的将领们就达成了上述全部目标。莫纳斯提尔和位于其北方的普里莱普（Prilep）一道，在1380年成了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城堡。尽管奥斯曼人还未曾尝试征服相邻的阿尔巴尼亚和伊庇鲁斯（Epirus），但他们的军队已经开始在当地王公贵族的邀请下去帮忙对付他们的敌人了。

要想进一步地深入塞尔维亚，奥斯曼人必须先占领索非亚所处的平原地带。这一区域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心脏地带，此地汇集的三条山脉控制着三条重要河流的流域，这三条从北到南排列的河流分别汇入多瑙河和地中海。索非亚城就毗邻蜿蜒汇入多瑙河的伊斯克尔河（River Isker）。1385年，索非亚未经抵抗就告陷落。该城的指挥官被一名深得其信任、为他养隼的年轻土耳其逃亡者勒死在了城外。这样一来，通往摩拉瓦河（Morava）上的尼什城的道路就打开了。第二年，塞尔维亚人在进行抵抗后丢掉了尼什，统治当地的拉扎尔大公被迫增加了每年向奥斯曼人交纳的贡金，并且同意为奥斯曼大军提供部队。

在欧洲，穆拉德已经拥有了六座关键的巴尔干城市，从而控制了从君士坦丁堡通往贝尔格莱德的古罗马大道的五分之四，以及从贝尔格莱德到萨洛尼卡的一段道路。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亚得里亚海的道路，只有最后一天行程的那一小段不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内。现在，从奥斯曼帝国的最东端走到最西端，算上在小亚细亚半岛上从安哥拉（Angora）[31]到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路程，需要42天的时间；而在穆拉德于27年前继位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最东端和最西端之间只有三天的路程。

早在1365年[32]，穆拉德就已经得到承认，成为拜占庭帝国在亚得里亚海沿岸地位的继承者。当时，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拉古萨共和国（Republic of Ragusa）向奥斯曼帝国请求签订商业协议。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奥斯曼帝国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大量的类似协议。拉古萨人同意每年支付一大笔贡金，以此换取在奥斯曼帝国内部经商、在公海上不受奥斯曼军队骚扰的权利。这一协议需要穆拉德签字。由于穆拉德不识字，他就在协议上面按了拇指的指印。这成了“花押”（tughra）的起源。从此以后，奥斯曼帝国的每一位苏丹都会有一个书法形式的花押作为他的官方印玺。

20年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与拜占庭皇帝签订了盟约，约定帮助皇帝对付一切敌人，但特别提到“穆拉德贝伊和他的土耳其人除外”。随后，热那亚人又和“辉煌伟大的众王之王穆拉德贝伊”签署了正式的友好条约。然而，就在一年之后，热那亚人就加入了一支联军，去进攻“土耳其人穆拉德贝伊，不义与邪恶之子，圣十字之敌，基督教世界难以容忍的威胁”。

穆拉德一直在欧洲和亚洲两线作战。通常他会在完成其中一线的进攻之后，再在另外一线发动进攻，以避免同时应付两条战线。在亚洲，他需要对付位于内陆的其他土耳其人国家，以扩大并保卫他的领土。随着位于边境地带的加齐势力的不断扩张，以及穆拉德实力和名声的不断提高，这一任务也变得越来越简单。穆拉德在他即位后的第二年就夺取了位于安纳托利亚中部的安哥拉，然后把他的大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在了欧洲。他当时就十分精明地意识到，唯有依靠他在巴尔干地区获得的人力和财力资源，以及被他招入麾下的基督教军队，他才能有十足的把握去兼并整个小亚细亚。而且，在那个时候，在他面前来自基督教国家的威胁，要远远超过来自身后的伊斯兰国家的威胁。而现在，巴尔干地区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基督徒的反攻了。南部的斯拉夫人正与匈牙利人交恶，保加利亚人缺乏领袖，拜占庭帝国则苦于内部斗争。而且，穆拉德的手中还拥有向他称臣的基督教诸侯派来助战的军队。于是，在接连征服了色雷斯、保加利亚南部和马其顿之后，穆拉德认为挥师返回亚洲的时机已经成熟。

在回到小亚细亚之后，他所取得的第一个成果甚至无须他使用武力。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Bayezid）在布尔萨迎娶了盖尔米扬（Germiyan）公国埃米尔[33]的女儿。穆拉德不仅因此收获了面积不小的作为嫁妆的一片土地，还借此确保这个邻国的大部分国土和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城市屈塔希亚（Kutahya）从此都处于他的掌控之下。由于奥斯曼人渐渐开始采用拜占庭宫廷的一些礼俗，这场婚礼十分奢华，与穆拉德先辈的朴素作风大相径庭。接着，穆拉德从夹在盖尔米扬和大国卡拉曼尼亚（Karamania）之间的哈米德（Hamid）公国的埃米尔那里购买了一片土地，这位埃米尔在奥斯曼人控制了屈塔希亚之后感到十分不安。而为了获得南方的泰凯（Tekke）公国的土地，穆拉德就不得不动用武力了。在夺取了湖区附近的高地之后，穆拉德感到心满意足，把南部的河谷以及托鲁斯山脉（Taurus）和地中海之间的低地留给了泰凯的埃米尔。

这时，穆拉德的国土已经与面积更大、国力更强的卡拉曼尼亚接壤了。为了对付卡拉曼尼亚，穆拉德在屈塔希亚集结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的左翼是拜占庭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和其他一些欧洲的统治者根据条约提供的部队，由希腊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组成，并由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统领。1387年，战斗在科尼亚前面的大平原上打响。我们并不清楚这场战役的结果，参战的双方都宣称自己获得了胜利。穆拉德没有能够拿下科尼亚，没有得到任何领土和战利品，也没有得到任何纳贡或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他所得到的，不过是与卡拉曼尼亚埃米尔的和解，后者顺从地在他的手上亲了一下。在欧洲面对巴尔干地区的基督徒连战连捷的穆拉德，碰到了实力与他旗鼓相当的穆斯林王公，因而未能进一步扩大他在亚洲的版图。

不过，这场战役却间接地让他卷入了另一场在巴尔干地区的大战。穆拉德为了避免与小亚细亚的穆斯林结怨，命令他的部队不得抢劫和滥用暴力。这个命令激怒了他手下的塞尔维亚人，他们认为在战争期间劫掠战利品是效命行伍的士兵应得的报偿。于是，一些塞尔维亚人没有遵守穆拉德的命令，结果被当场处死。剩下的人满怀愤懑地返回了塞尔维亚。这就给了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一个煽动塞尔维亚人起来反抗奥斯曼人的机会。毕竟，在奥斯曼人夺取了尼什之后，塞尔维亚北部的剩余地区和波斯尼亚都面临着威胁。在获得了控制范围远达亚得里亚海的波斯尼亚大公的支持后，拉扎尔组建了一个泛塞尔维亚联盟。于是，一支奥斯曼军队渡过瓦尔达尔河，入侵了波斯尼亚。但寡不敌众的奥斯曼人在普洛奇尼克（Plochnik）被击败，部队损失了五分之四。连战连捷的奥斯曼人始有一败，让巴尔干地区的斯拉夫人欣喜若狂。于是，来自各边境省份的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瓦拉几亚人[34]和匈牙利人前所未有地聚集在拉扎尔身边，决心要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

穆拉德仍然留在小亚细亚，没有表现出急于为普洛奇尼克之败复仇的意思。他选择等待。一方面，他需要时间来重整旗鼓；另一方面，他也要看看，在最初的自信和充满希望的热情消退之后，他的敌人们还能将团结维持多久。以他过往的经验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他确信这些斯拉夫民族之间的团结往往都很短命。

于是，在穆拉德再次去面对塞尔维亚人之前，他先在1388年发动了一场战役，旨在彻底征服保加利亚。战端刚开，希什曼王子就撤退到多瑙河河畔的一座城堡，并且向穆拉德乞和。然而，在接受了穆拉德提出的条款之后，希什曼王子又改变了主意，决心抵抗到底。但他低估了奥斯曼人的实力，很快战败被擒。奥斯曼人从此确立了在保加利亚北部和中部的统治，其版图直抵多瑙河河畔。奥斯曼人在多瑙河沿岸控制了一连串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堡，从而控制了翻越巴尔干山脉的各个山口。作为苏丹的一个附庸，希什曼王子仍然被保留了下来，但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帮助斯拉夫同胞新近组建的大联盟了。

在解决了保加利亚之后，已经70岁高龄的穆拉德亲率大军，与塞尔维亚人决战。有一支保加利亚军队和两支塞尔维亚军队背叛了同胞，加入了穆拉德的军队，此外还有第三支塞尔维亚军队许诺将前来投奔。这场决定独立的塞尔维亚国家命运的战斗在荒凉而广阔的科索沃“黑鸟平原”打响。这里是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边境的交会处。奥斯曼军队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是在信心和士气上都要优于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盟友。穆拉德成竹在胸，甚至十分有远见地命令士兵在战斗中不得毁坏这一地区的城堡、城镇和村庄，因为他作战的目的是为了得到这片富饶的土地，而大肆破坏或与当地人民不必要地结怨将有损于他的利益。

而塞尔维亚人则早有了失败的预感，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军中不时流露出来的背叛变节的迹象。在大战前夜拉扎尔大公发表了演说，一直缺乏权威、此时更显得缺乏自信的他公开指控他的女婿米洛什·奥布拉维奇（Milosh Obravitch）是叛徒。穆拉德本人则有些忧心风的因素。当晚，风正从敌阵的方向刮来，他担心风可能会在第二天把尘土吹进土耳其士兵的眼中。据记载，穆拉德祈祷了一整夜。他祈求真主的保护和垂青，表示愿意为正信牺牲成为烈士，从而让自己的灵魂永享喜乐。

第二天早上，风小了。奥斯曼军队按照自己习惯的方式列阵：中路是苏丹和他的近卫军与骑兵卫队；右翼是由穆拉德的长子巴耶济德统率的欧洲军队；左翼是由其幼子雅库布（Yakub）统领的亚洲军队。奥斯曼军队先用由2000名弓骑兵组成的前锋部队发动了攻击；随后，塞尔维亚人发动了一次冲锋，击破了奥斯曼人的左翼。为了救援左翼，右翼的巴耶济德发动了猛烈的反击，亲自挥舞着沉重的铁质钉头锤英勇杀敌。此时，奥斯曼人仍然处于守势，鹿死谁手还殊难预料。但是，或许是早已与穆拉德串通好了，拉扎尔的另一个女婿武克·布兰科维奇（Vuk Brankovitch）突然带领他手下的1.2万人撤离了战场。[35]这些人的临阵脱逃导致塞尔维亚人阵脚大乱，相继奔逃。

事实证明，穆拉德对斯拉夫人在战场上的不团结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他在战斗前夜向真主的祈祷也完全应验了——他在战场上丧了命。关于这场极具戏剧性的悲剧，有着多种相互矛盾的说法。最接近真相的说法是，在战斗进行中或结束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杀死了穆拉德。在前一天晚上遭到其岳父拉扎尔的指责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决心证明自己的忠心。他佯装叛逃到奥斯曼一方，然后要求面见穆拉德。获准之后，米洛什·奥布拉维奇跪在苏丹面前，假装向他臣服，接着猛然将一把匕首刺进了穆拉德的胸膛。据人们后来的描述，他“刺了两下，刀刃穿透了穆拉德的后背”。米洛什·奥布拉维奇试图逃走，但随即被土耳其士兵杀死。穆拉德在临终前命令把预备队投入战场，为奥斯曼人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他在死前的最后一个举动，是叫人把拉扎尔传唤到他面前，随后判处他死刑。

于是，就在奥斯曼人打赢了这场历史性的战役，并将失败的一方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第一位堪称伟大的苏丹的生命却戛然而止。穆拉德一世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将他从父辈手中继承来的奥斯曼国家打造成了一个将长久傲立世界的帝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只有两位苏丹的成就比穆拉德一世更加辉煌——征服者穆罕默德（Mehmed the Conqueror）[36]和立法者苏莱曼（Suleiman the Lawgiver）[37]，而穆拉德一世开疆拓土、苦心经营打造的帝国基业，正是他们取得辉煌成就的基石。

穆拉德不仅仅是一名战士。不错，他精通战争的艺术，有高超的战略眼光，在战场上无情而残酷；他对手下的将领充满信心，总是放心地把指挥权交给他们。不过，穆拉德在战场之外也同样能干。他是一位有着卓越政治智慧的统治者。每当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之后，他就需要考虑如何让被征服的基督徒在伊斯兰统治者的治下继续他们的生活，尽可能地减少奥斯曼征服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由于奥斯曼人既有的政治传统都不能很好地适应欧洲的情况，他们就必须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时间、空间和习俗等方面的条件，创建出新的行政体制。而这一任务正是在穆拉德统治时期完成的。穆拉德像信任他的将军们一样信任他手下的行政官员，并且创制出一套尽可能有效而公正的行政体制。

不论是他的臣民还是敌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穆拉德对他们的性格和心理都有着敏锐的判断。尽管他本人是一名虔诚的穆斯林，但他对他的崭新帝国内信仰基督教的“异教徒”十分宽容，这种宽容与天主教徒对待东正教徒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不赞成迫害基督徒，并且除了对近卫军采取的措施之外，他也不强迫其他基督徒改信伊斯兰教。1385年，东正教大牧首在写给罗马教皇的信中曾提到，苏丹给了东正教会完全的行动自由。

在扩张其帝国的过程中，穆拉德一世播撒下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社会的种子，而这个社会将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良好地运转下去。这个帝国在广阔的地域里实现了“奥斯曼治下的和平”（Pax Ottomanica）。假以时日，其繁荣将堪比“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如果我们着眼于本质，奥斯曼帝国凭借其兼容并蓄的政策，将成为罗马帝国的真正继承者。奥斯曼帝国像罗马帝国一样，将公民权赋予外邦人，用它自己的方式去同化他们，并且鼓励他们利用各种机遇去增进个人和整个帝国的福祉。如此，出身于基督徒家庭的国民和出身于穆斯林家庭的国民一样，可以不受歧视地向上攀升，直至成为帝国的高官。在汤因比教授看来，这是一条可行的路径，而且正是这一点“让罗马人建成了他们的帝国，他们的帝国也可以借此一次又一次地实现复兴”。他认为，也正是凭借这一点，奥斯曼人“在近东和中东构建起了一个帝国，这个帝国可以看作罗马帝国的第五次复兴”。而这个帝国将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第一个25年。

第四节

穆拉德一世遇刺身亡后，他的长子立即在科索沃的战场上被宣布为继承人，是为巴耶济德一世。大臣们担心出现继承权纷争，于是向刚刚继位的苏丹施加压力。结果，其父尸骨未寒，巴耶济德就下达了他作为苏丹的第一道命令——用弓弦勒死弟弟雅库布。就在刚刚结束的战役中，雅库布还是与巴耶济德比肩的指挥官，并且在战场上表现卓越，赢得了士兵们的爱戴。就这样，巴耶济德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延续许久的皇室内部手足相残的传统。支持这种做法的观点认为，手足相残也要好过出现叛乱，而苏丹的兄弟们往往会煽动叛乱。而且，人们还从《古兰经》中为巴耶济德的所作所为找到了理由：“他们每逢被召于迫害，都冒昧地参加。如果他们不退避你们，不投降你们，不停止作战，那么，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当在哪里捕杀他们。”

在下一个世纪中，巴耶济德的后代——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将会颁布一条法令，把这种惨无人道的兄弟相残的传统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而他本人就曾经把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弟弟溺死在浴盆里。从那以后，每一位刚继位的苏丹都将不折不扣地遵守这条法令，从而以这种冷酷无情的方式保证君权的独一无二；而这种做法也的确保证了奥斯曼帝国连绵不断地存续了几个世纪。

很快，人们就发现巴耶济德并没有继承其父老成持重的美德。身为一名承担治国重任的君主，他天性急躁冲动，行为难以预料，不像他的几位先帝那样凡事深思熟虑。而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充满自信、富有才干的指挥官，天生擅长打仗。由于他可以调遣大军迅速地穿梭于欧洲与亚洲之间，他被人们称作“Yildirim”，即“闪电”或“雷霆”。在吉本看来，这个绰号十分适合巴耶济德，因为“他充满暴烈的能量，调动军队迅速而有破坏力”。

在欧洲，巴耶济德为了报父亲遇刺之仇，在科索沃的战场上几乎将塞尔维亚贵族屠戮殆尽，但又很快与拉扎尔大公的儿子和继承人斯泰凡·布尔科维奇（Stephen Bulcovitz）签订了和约。巴耶济德认定，塞尔维亚人已经不可能再对他构成威胁；而在多瑙河流域，他又需要塞尔维亚军队帮助他防范更令人敬畏的匈牙利人。于是，巴耶济德与斯泰凡签订了一项十分友善并且在巴耶济德在位期间一直有效的和约。奥斯曼帝国没有把塞尔维亚并入其版图，而是允许它作为一个拥有自治权的附庸国存在。以塞尔维亚的银矿收入作为保障，斯泰凡每年向奥斯曼帝国纳贡。作为回报，斯泰凡获得了其父曾经拥有过的一切特权。他还把他的妹妹狄斯宾娜（Despina）嫁给了巴耶济德。此外，他还在奥斯曼军队中指挥一支部队，并且有义务在巴耶济德需要的时候把塞尔维亚军队派到指定的地点。塞尔维亚军队可以公平地与奥斯曼军队分享战利品，这种权利打消了他们之间的宿怨。与此同时，一个个伊斯兰殖民地开始在被征服的塞尔维亚土地上建立起来。就这样，发生在科索沃的种种得到了原谅——但在塞尔维亚人的民间传说中，这场战役永远不会被忘记。

随后，巴耶济德把他的注意力投向了小亚细亚。在这里，他操之过急的征服计划将导致他最终的失败，并让整个帝国的未来陷入危险的境地。一开始，巴耶济德取得了一些胜利。1390年，艾登的埃米尔成了他的附庸，萨鲁罕（Sarukhan）和门泰谢（Mentese）的埃米尔在战场上成了他的手下败将。在降服了这里的土耳其裔居民（他们也是这里仅有的居民）之后，奥斯曼人确立了他们在爱琴海沿岸的统治，并且开始染指地中海，为其日后成为海上霸权国家铺平了道路。在夺取士麦那的尝试遭到医院骑士团（也被称作圣约翰骑士团）挫败后，奥斯曼人扫荡了希俄斯岛（Chois），劫掠了阿提卡（Attica）的海岸，并且试图封锁爱琴海上其他岛屿的贸易路线。不过，此时奥斯曼人的海上力量仍然无法与意大利的商业贸易城邦威尼斯和热那亚相媲美。

接着，巴耶济德像他的父亲一样入侵了卡拉曼尼亚，并且围攻科尼亚城。他的行动得到了其基督教附庸的支持，其中包括未来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亲自到奥斯曼军中效命的曼努埃尔·巴列奥略。卡拉曼尼亚人先是在一场战役后求和，随后又撕毁了和约。巴耶济德迅速从欧洲调来了援军，在阿卡恰伊（Ak Tchai）击败了卡拉曼尼亚，并将其兼并。随后，巴耶济德又占领了相邻的公国的两座城市开塞利（Kayseri）和锡瓦斯，继而又兼并了北方的卡斯塔穆尼（Kastamuni）公国，打通了通往黑海港口锡诺普（Sinope）的道路。此时，巴耶济德已经可以宣称自己是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的主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

但是，巴耶济德只是在表面上控制了安纳托利亚的很多地方，他并没能深刻地改造他所征服的土地。穆拉德在欧洲征服了广袤的土地，但他通过一些很有远见的同化政策，让当地的欧洲人接受了奥斯曼人的统治，甚至有时还很情愿如此。巴耶济德则没有试图系统化地消化他在亚洲迅速征服的土地。诚然，他把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大片土地都划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中，但是除了少数的几个地方之外，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没有能够深入这些地区。大部分地区的人民都想让他们以前的统治者回来。习惯定居在欧洲的巴耶济德，并没有解决新征服领土上的这些问题。在战役与战役之间的间歇期，巴耶济德情愿纵情声色，吃喝玩乐，沉湎于后宫的女色和男宠的陪伴，其奢靡之风直追鼎盛时期的拜占庭宫廷。与这些放纵的行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巴耶济德又有着沉迷宗教的一面。他在布尔萨的私人清真寺的顶上拥有一个小房间，时不时会神秘兮兮地在里面隐居上一段时间，与伊斯兰教的神学家们探讨问题。

在小亚细亚取得战争的胜利之后，巴耶济德就把当地的政务交给他手下的总督们，他本人则立刻回到了欧洲。在欧洲，他忧心于匈牙利的威胁，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此时成了他的主要对手。为了挑衅，巴耶济德派遣奥斯曼军队进入匈牙利乃至更远的地方劫掠，中欧地区出现了对土耳其人的恐慌。奥斯曼人渡过多瑙河，在匈牙利的国土上打了第一仗，并且赢得了试图摆脱匈牙利统治的尚武的瓦拉几亚人的支持。西吉斯蒙德注意到了奥斯曼人的威胁，于是派人告诉巴耶济德，保加利亚处于匈牙利的保护之下，奉劝他不要介入保加利亚的事务。巴耶济德拒绝答复，只是傲慢无礼地让匈牙利国王的使节好好看看他大帐内悬挂的武器。

于是，西吉斯蒙德决定挥师入侵保加利亚。他夺取了多瑙河上的尼科波利斯（Nicopolis），但随后面对进逼的奥斯曼大军，又不得不放弃了这座城堡。当年，穆拉德在打败保加利亚的统治者希什曼之后，允许这个国家作为奥斯曼的附庸保留一定的自治权。然而，巴耶济德认为，一旦匈牙利人再度入侵，希什曼这个盟友并不可靠。于是，他派遣一支军队进入保加利亚，处决了希什曼，然后把保加利亚整个并入了奥斯曼帝国。像色雷斯和马其顿一样，保加利亚从此成了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并且与作为附庸国的瓦拉几亚一道，构成了帝国在多瑙河流域防范匈牙利的缓冲区。通过消灭当地的附庸王朝，巴耶济德在巴尔干地区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在接下来的奥斯曼化的过程中，一些保加利亚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保加利亚非但失去了独立，同时也失去了作为保加利亚民族象征的独立的东正教会。保加利亚东正教会原本受到天主教会仪式部分影响，现在保加利亚的基督徒不得不接受希腊东正教会牧师的管理，而对他们来说，这经常比穆斯林帕夏的管辖更让人难以接受。

与此同时，巴耶济德还在准备调兵对付君士坦丁堡。1391年，约翰五世·巴列奥略[38]驾崩。他的继承人曼努埃尔，作为对苏丹唯命是听的附庸，在苏丹宫廷里的地位几乎与被人鄙视的勤务官相差无几，不仅受尽屈辱，还要经常忍饥挨饿。在老皇帝驾崩后，他逃回君士坦丁堡，保住了他的皇帝宝座。他的父亲在世时曾经开始重新修建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并且在黄金门的侧面兴建装饰华美但实为防御工事的塔楼，为此不惜拆毁了数座教堂。巴耶济德得知这一消息后，命令约翰五世立刻拆毁这些防御工事，否则就把曼努埃尔的眼睛弄瞎。于是，约翰五世在临终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遵从苏丹的这个命令。

即位后的曼努埃尔收到了巴耶济德的最后通牒。巴耶济德不仅要求曼努埃尔继续臣服于奥斯曼帝国，增加贡金，还命令他在君士坦丁堡为城内的穆斯林设置一位卡迪（伊斯兰教法官）。在发出最后通牒之后，巴耶济德又派出一支奥斯曼军队直抵君士坦丁堡城下，并且沿途在色雷斯南部屠杀或奴役当地的希腊裔基督徒。就这样，奥斯曼帝国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一次围困开始了。

这座城市被围困了七个月。随后，在对方接受了比之前更苛刻的条款之后，巴耶济德解除了围城。曼努埃尔皇帝被迫同意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设立一座伊斯兰教法庭，并且把城内四分之一的土地划给穆斯林移民。位于金角湾对岸的加拉塔港口的一半被奥斯曼人占据，6000名奥斯曼帝国的军人进驻其中。除了提高贡金的数额之外，奥斯曼人还要对城外的葡萄园和菜园征收什一税。从此以后，从两座清真寺的宣礼塔上传出的宣礼声开始在这座城市里回荡。奥斯曼人开始把这座城市称作“伊斯坦布尔”，这个读音是对希腊语“is tin poli”的讹传，其本义是“进城去”。巴耶济德继续在陆路上封锁这座城市。两年后，在巴耶济德的挑唆和奥斯曼军队的支持下，曼努埃尔的侄子约翰·巴列奥略[39]不无道理地宣称自己才是皇位的合法继承者，于是率军进攻君士坦丁堡。但是，他的进攻被打退了。1395年，巴耶济德号称“罗马皇帝的继承人”，在塞雷斯召集他的附庸们前来朝见，其中就包括曼努埃尔皇帝，以及他的弟弟和侄子。巴耶济德一时心血来潮，下令将巴列奥略家族的成员全部处死。幸亏巴耶济德的大维齐尔[40]阿里帕夏暂缓了行刑，直到苏丹本人改变主意，收回了成命。不过，作为折中方案，巴耶济德还是命人将几名拜占庭显贵剁手挖眼。就这样，曼努埃尔二世得以继续统治拜占庭帝国，并在日后证明自己是一位还算能干的君主。

此时，来自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的新威胁又吸引了巴耶济德的注意力。西吉斯蒙德对奥斯曼人的骚扰感到不厌其烦，并且认为土耳其人在多瑙河河畔的城堡对他是严重的威胁。于是，他开始游说西方的基督教国家，希望得到它们的支持，发起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以“击败并毁灭土耳其人”。先皇穆拉德很清楚基督教国家的实力有多强大，因此他总是谨慎小心，避免在战役之间的休整期招惹基督教国家。而巴耶济德对待基督教国家则没有那么谨慎。喜欢夸夸其谈的巴耶济德在他即位的初期就曾经对来自意大利的使节夸下海口。他说，等到他征服了匈牙利之后，他要骑马到罗马去，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圣坛上用燕麦喂马。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摆出一副伊斯兰教勇士的姿态，不停地公开吹嘘他要进攻基督教世界的打算。

为了应付巴耶济德的威胁，西吉斯蒙德努力筹划着新的十字军东征。除了勉励的话语，历任的教皇都没有给他什么实质性的帮助。威尼斯人态度暧昧，因为比起奥斯曼人，他们其实更不信任匈牙利人；为了从巴耶济德那里获得贸易上的优惠条件，热那亚人甚至与威尼斯人争宠；那不勒斯和米兰都与奥斯曼人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因此，为了寻找能帮助他“把土耳其人逐出欧洲”的志愿者，西吉斯蒙德只好派遣特使到法国，去觐见时不时会发狂的法国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法国国王的叔叔勃艮第公爵（Duke of Burgundy）愿意支持西吉斯蒙德，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许诺西吉斯蒙德说，他将派出一支由骑士和雇佣兵组成的部队，并由他年轻的儿子讷韦尔伯爵（Comte de Nevers）统率这支军队。

此时，英法百年战争暂告停歇，神圣罗马帝国内部也并无战事。因此，西吉斯蒙德的请求在欧洲的各个封建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加入他麾下的不仅有法国军队，还有来自英格兰、苏格兰、佛兰德斯[41]、伦巴第、萨伏伊和德意志各地的贵族骑士。此外，还有来自波兰、波希米亚、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冒险者。带着各自世俗和宗教上的动机，欧洲骑士阶层的精英最后一次聚集在一起发动远征。他们的目标是阻挡巴耶济德闪电般的攻势，并且彻底地将土耳其人逐出巴尔干地区。于是，在1396年的初夏，一支由西吉斯蒙德自己的部队、雇佣军、各国的骑士及他们的扈从组成的人数达到数十万的“国际”联军，集结在了布达（Buda）。这是基督徒对抗异教徒的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支军队。此外，在黑海，还有一支由医院骑士团、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组成的舰队，即将从多瑙河河口上溯，赶来支援。

从5月份开始，西吉斯蒙德就预计巴耶济德即将渡过多瑙河、发动对匈牙利的入侵。然而入侵并没有到来，西吉斯蒙德的侦察兵也没有发现敌人的任何踪迹。于是，他决定采取防御策略，试图将土耳其人引诱至匈牙利，再在这里攻击他们。然而，骑士们却跃跃欲试，想要发动一次伟大而光荣的进攻。土耳其人的入侵迟迟不来，对地理一无所知的骑士们开始认为，巴耶济德[他们有时候也搞不清楚奥斯曼苏丹到底是巴耶济德还是“阿穆拉”（Amurath），即穆拉德]肯定是在“巴比伦的开罗”招兵买马，并且在亚历山大港和大马士革集结兵力。他们相信，巴耶济德得到了一支“由来自鞑靼、波斯、米底亚、叙利亚、亚历山大港和其他更遥远的地方的异教徒组成的军队”，这支由“萨拉森人和异教徒”组成的军队在“巴格达和小亚细亚的哈里发的指挥下，还得到了他的祝福”。如果敌人还不来，他们就应该出击。他们幻想自己可以从土耳其人的领地一直打到波斯帝国。用弗鲁瓦萨尔（Froissart）[42]的话说，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征服叙利亚和圣地，把耶路撒冷从苏丹和他的敌人手中夺回来”。然而，正在君士坦丁堡忙着围城的巴耶济德仍然没有来进攻。

十字军认为“没有理由再傻等下去了，他们应当去赢得一些战功，这正是他们前来此地的目的”。于是，他们南下进逼多瑙河河谷，到达了铁门峡谷（Iron Gates）附近的奥尔绍瓦（Orsova），接着又花了八天时间渡过了多瑙河。匈牙利人一路畅通无阻地涌入了塞尔维亚，接着又进入了摩拉瓦河河谷。在那里，他们缴获了葡萄酒，“（美酒）被土耳其人装进了羊皮袋里。他们的信仰禁止他们饮酒，否则有被处死的风险，因此土耳其人只好把酒卖给基督徒”。匈牙利人夺取了尼什，在这里“大肆屠戮男人、女人和孩子，基督徒没有对任何人表示怜悯”——其残忍程度超过了信仰异教的奥斯曼劫掠者的所作所为。

在保加利亚，身为基督徒的守军指挥官打开了多瑙河上的第一座城堡——维丁城（Vidin）的城门，放基督教军队入城屠杀了奥斯曼守军。接着，基督徒沿着多瑙河向下游进军，攻击了第二座城堡拉赫瓦（Rahova）。在那里，由法国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基督教军队屠杀了大量已经投降的奥斯曼守军和当地居民，其中包括不少保加利亚的基督徒。在关键的要塞尼科波利斯城下，基督教军队扎营等候，但仍然没有看到任何奥斯曼军队来犯的迹象。不过，目光短浅的基督教军队没有从西方带来任何攻城器械，而一直以来西吉斯蒙德做的准备则是为了应对防御作战的。事实证明，他们没有办法强攻破城，于是只好等在城墙前面，寄希望于尼科波利斯城会不堪饥馑而开城投降。

没有敌人可打的西方骑士们带着一种参加野餐的心情看待这场战争，纵情享受女人、美酒和从家乡带来的奢侈品，沉湎于赌博和声色。他们十分轻蔑地认为，土耳其人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谁要是敢表达不同的意见，谁就会被冠以散布失败情绪的罪名被割掉耳朵。而且，来自不同地区的部队之间常有争吵，瓦拉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43]则不被信任。

基督教军队一连等待了16天，依然不见巴耶济德的踪影。然而，正如他一贯迅捷的作风，巴耶济德突然率军出现在尼科波利斯城下。在这里，他曾打赢过两场战役。根据西吉斯蒙德得到的情报，巴耶济德的大军有20万之众。西吉斯蒙德很了解他的敌人，知道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机动性也强过十字军，绝非等闲之辈。他要求基督教军队小心谨慎地协同作战。一位经验丰富、名叫德库西（de Coucy）的法国骑士在率军侦察的过程中遭遇了土耳其人的一支先头部队。他手下的士兵们高呼着“圣母保佑！为了德库西大人！”的口号，在山口处击败了土耳其人。这场战斗的胜利让其他法国骑士嫉妒不已，指责德库西出于虚荣心径自出战。西吉斯蒙德试图说服他们采取守势，先用匈牙利和瓦拉几亚的步兵抵挡第一轮攻击，再由骑士和雇佣军里的骑兵组成第二道防线，可攻可守。听到这个提议，法国骑士们勃然大怒，认定匈牙利国王的这种安排是为了窃取“最高的胜利荣誉”。他们要求必须由他们来打头阵。

在众人的支持下，法国的伊尤伯爵（Comte d’Eu）拒绝听命于西吉斯蒙德，伯爵叫来了他的掌旗官：“以上帝和圣乔治之名，命令军队前进，让他们看看我是个怎样的骑士！”于是，在“圣母的旗帜下”，他们不假思索地向可鄙的异教徒发动了冲锋，自信一定可以击败他们。“法国的骑士们，”弗鲁瓦萨尔记录道，“装备奢华……但是，据说他们在冲向土耳其人时，人数不超过700人。多么愚蠢！多么可悲！如果他们能等待手下至少拥有1.6万名士兵的匈牙利国王一同进攻，他们是可以取得辉煌的战果的。但是，他们的骄傲毁了他们。”

向山坡上冲锋的骑士们打了巴耶济德的前哨部队一个措手不及。在冲散了土耳其人的骑兵之后，骑士们下马冲向步兵，一边冲锋一边拔掉地上用来掩护步兵的木桩，然后击溃了土耳其人的步兵。鲜血从骑士们的剑上飞溅出去。他们十分自信地认为，这一天的胜利将属于他们。在冲到山顶之后，他们遭遇了苏丹的主力军。苏丹的主力军在得到塞尔维亚人的增援后，有6万人之众。他们布满了山坡，好整以暇，准备充足。像往常一样，巴耶济德采取了西吉斯蒙德已经十分熟悉的战术：把没受过什么训练、充当炮灰的杂牌部队放在最前方，用他们消耗敌军的体力。接着，“巴耶济德的骑兵、主力军和战车以战斗队形向他们袭来，仿佛一弯新月”。下了马的骑士们已经被笨重的盔甲累得气喘吁吁，无力应战，遭遇了溃败。他们的战马自己跑回了大营。全欧洲最优秀的骑士们就这样或是死在了尼科波利斯的原野上，或是做了土耳其人的俘虏。

按照当时的标准，十字军的士兵实际上是业余的战士，他们用古老的方式、带着浪漫主义的精神作战。他们对几个世纪来专业战争艺术的演进一无所知，也不了解土耳其人的战斗技巧，不了解他们出色的纪律性、训练、情报系统和战术。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轻装上阵的步兵和骑在马背上的弓箭手会有怎样的机动性。西吉斯蒙德和他手下的匈牙利人通过一次次的战斗逐渐学到了这些。他指挥他的部队跟随十字军冲锋，但是他心里清楚，就在他的建议被骑士们抛弃的那一刻，这场战役就已经输了。“如果他们能够相信我，”他说道，“对付敌人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的。”他在战前就吹嘘他们富足的兵力：“就算天塌下来，我们的军队也有足够的长矛把它顶住。”

而现在，他只能和医院骑士团的大团长一起，逃到多瑙河上的船只上。而那些侥幸从奥斯曼人面前逃脱的士兵和骑士，有的也逃到了这些船上，另外还有数以千计的人历尽艰险翻越了喀尔巴阡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巡视战场评估损失的巴耶济德下令将战俘全部处死。不过，为了得到丰厚的赎金，巴耶济德饶过了讷韦尔伯爵及其参谋人员，以及一些衣着华丽的骑士。但他命令他们站在自己身边，眼睁睁地看着跪在地上的战友被捆在一起，然后人头落地。

据记载，“在那一天，有多达1万人被杀”。就这样，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结束了，穆斯林在信仰基督教的欧洲的心脏地带送给了他们一场灾难性的失败。志得意满的苏丹无心进一步扩大战果。在送别西方骑士的时候，苏丹轻蔑地挑衅说，欢迎他们回来再吃一次败仗。接着，他率军入侵希腊，夺取色萨利地区的数座要塞，然后又迎娶了一位基督徒新娘——海伦·坎塔库尊[44]的女儿。随后，他命令手下的将领们继续前进，进攻摩里亚[45]。那里已经有了一些由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建立的殖民地，但是雅典仍然在基督徒的手中。

尽管巴耶济德的帝国将会取代拜占庭帝国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但巴耶济德并没有马上试图攻克君士坦丁堡，因为他缺乏海军力量。在尼科波利斯战役之后，威尼斯和热那亚这两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共和国都站在了奥斯曼帝国的对立面。巴耶济德先是在佩拉（Pera）[46]与热那亚人发生公开冲突之后，后又在1399年派遣1万人试图攻进君士坦丁堡，但在法国将领布西科（Boucicaut）率领一小支十字军抵达后，巴耶济德放弃了这个计划。布西科是尼科波利斯战役的幸存者之一，再一次回到战场上面对巴耶济德。他连续调动了两支远征军来支援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并且与他们一同在达达尼尔海峡击败了巴耶济德的舰队，一直追击到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一侧的海岸。这是史上第一次有记录的与奥斯曼海军的战斗。在率领舰队返回欧洲之前，布西科在君士坦丁堡留下了一支法国军队，并且把深受皇帝曼努埃尔痛恨的侄子约翰立为共治皇帝。

名不副实的皇帝曼努埃尔本人则随布西科一同前往欧洲，乞求基督教世界的进一步援助。他在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都受到了符合帝王风范的礼遇，这也让他充满了希望。但他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却是两手空空。欧洲人再也没有发起真正的十字军远征。与此同时，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在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封锁之后，已经陷于饥馑之中。城中居民身上绑着绳子缒城而出，向奥斯曼人投降。帝国的国库已空，献城投降只是时间问题。在各个地方——君士坦丁堡、摩里亚、阿尔巴尼亚、亚得里亚海沿岸，拜占庭帝国已经岌岌可危，巴耶济德随时准备对它发动最后一击。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1402年的春天，巴耶济德的计划被来自东方的巨大威胁破坏了。所有的战役准备都被放弃。巴尔干半岛上所有可以动用的部队，不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被迅速调遣到小亚细亚。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其他的残余部分又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就像近两个世纪之前在欧亚草原上骤然崛起的成吉思汗和蒙古部落那样，一个崭新的震动世界的征服者正在发动西征。他就是成吉思汗家系的后裔帖木儿，也被称作“鞑靼人帖木儿”。

第五节

鞑靼人第一次见到铁的时候，发现它与其他的金属不太一样，因为就算是他们当中最有力气的人也不能把铁器掰弯。他们推测，铁器的表面之下一定藏着什么特殊的未知物质。于是，他们就把铁叫作“帖木儿”，意为“里面夹了东西的物体”。后来，他们开始将他们当中伟大的领导者称作“帖木儿”，以此表示这些伟大人物有着非同寻常的力量。在这些“铁人”之中，“鞑靼人帖木儿”是最伟大的一个，因为他的目标是征服世界。他认为：“既然天上只有一位真主，那么地上应该也只有一位统治者。”

帖木儿出生在一个很小的鞑靼人部落，年纪轻轻就做了部落酋长，统治撒马尔罕与印度斯坦[47]山地边境之间的一片地区。他生来具有过人的勇气、旺盛的精力、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出众的军事天赋。他打造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自己永远冲锋在前；他完成了一系列伟大的征服，成为统治波斯、鞑靼（包括土耳其斯坦）和印度三个帝国的君主。以伊斯兰的名义，帖木儿灭亡了九个王朝。他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从撒马尔罕的一个头人变成了一位统治亚洲大部分地区的雄主。

帖木儿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他浑身肌肉，肩膀宽厚，头颅硕大，前额隆起，胡子下面生着白皙的皮肤，有着丰富的面部表情，在年轻时头上就有白发。不知是有先天的疾病，还是遭遇过什么意外，或者是因为脚上受过箭伤，帖木儿走路总是一瘸一拐。因此，他又被人们称作跛子帖木儿（Timurlenk）。有时，他病得厉害，在他的大军向巴格达进发时，他甚至都没法坐在马背上，只能让人用担架抬着他。

帖木儿不苟言笑，信仰虔诚，为人公正，长于算计和筹划。在夜里，他经常独自一人坐在巨大的棋盘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用棋子来揣摩战略。在局势复杂的战役中，“无论对手是谁，取胜的始终都是他”。他的常胜之师拥有多达六位数的马匹，长长的队伍里不仅有骆驼，还有大象。大象这种动物不仅在战场上有用，在修建他传说中的新都撒马尔罕时也是重要的劳动力。到14世纪末，帖木儿的帝国版图已经东起中国西部边境，北达俄罗斯的草原，南到恒河和波斯湾，西至波斯、亚美尼亚以及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上游，抵达了小亚细亚的东部边缘。越过边界，看到的便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可与帖木儿的帝国相媲美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穆拉德和巴耶济德开疆拓土的时间恰好与帖木儿相同。现在，两位常胜的帝王，鞑靼人帖木儿和奥斯曼人巴耶济德，就要在这里一决雌雄。用吉本的话说：“帖木儿不能忍受有人同他平起平坐，巴耶济德则从不知道有什么人比他更强。”

而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其实心照不宣的妥协才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做法。我们并不知道帖木儿是否真的觊觎其邻国奥斯曼的领土。作为一名战士，帖木儿对土耳其人的军事实力有着充分的认识和尊敬。作为一位帝国的缔造者，帖木儿还需要征服其他地方以充实他的帝国——南方的道路已经打开，他可以去征服叙利亚、圣地耶路撒冷、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类似的，巴耶济德也需要通过夺取君士坦丁堡来完成他对巴尔干地区的彻底征服，而攻占这座城市根本无须消耗太多的时间。帖木儿很清楚他们各自的利益是什么，但巴耶济德却不清楚。十年内未尝一败的巴耶济德被骄傲和无敌于天下的错觉冲昏了头脑。或许是朝臣错误的建议让巴耶济德低估了对手，他毫无必要地引诱着帖木儿对他发难。

巴耶济德在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一大片地区之后，并没有完成对这些地方的同化。怀着亡国之恨的小公国贵族们四处流亡，希望有朝一日可以从奥斯曼人的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土地，再次统治那些依然忠于自己的臣民。其中的一些人就在帖木儿的朝堂之上。帖木儿对他们的苦难和巴耶济德的一系列行为并不以为意——直到奥斯曼人占领了锡瓦斯。如果巴耶济德能够谨慎小心一些的话，他会把这座防御森严的城市当作一处防御据点。然而，在1399年，巴耶济德把这座城市变成了进一步向东进攻的前进基地。他命令他的儿子苏莱曼指挥大军，向幼发拉底河的上游进发。不久，奥斯曼军队就进入了一位土库曼王公的领地，并将他俘获。而这位名叫卡拉·尤素福（Kara Yussuf）的土库曼王公是受帖木儿保护的。

帖木儿终于被巴耶济德激怒了。他写信给已经返回欧洲的巴耶济德，要求他释放俘虏。吉本援引了波斯历史学家谢雷费丁（Shereffeddin）记录的信件原文：“你何以无礼愚蠢至此？”帖木儿质问苏丹，“你在安纳托利亚的林地里不过打了一些微不足道的胜仗。”不过，同样作为伊斯兰勇士，帖木儿还是肯定了他的功绩。“你对欧洲的基督徒取得了一些胜利，你的剑获得了真主的使者的保佑。你遵从《古兰经》的教诲，向异教徒开战，这是阻止我们毁灭你的国家、把它留作伊斯兰世界的前沿和壁垒的唯一原因。”帖木儿在信的结尾敦促巴耶济德：“这次放聪明点；反省，悔悟，如此才能躲开依然高悬在你头顶的复仇雷霆。你不过是一只蚂蚁，何必惹怒大象？可怜虫！你只会被踩在脚下。”

接连收到帖木儿的两封来信之后，巴耶济德轻蔑地回复了他：“你的部队人数众多，那又如何？比起我坚不可摧的近卫军的短刀和战斧，鞑靼人的箭矢又算得了什么？那些王公乞求我的保护，我就要保护他们。来我的大帐里找寻他们吧。”接着，他又以一个更私人化的羞辱结尾：“如果我在你面前逃走，那就让我的妻妾都逃离我的床榻；倘若你不敢与我交战，那就让你的妻妾与陌生人缠绵再三之后再回到你的身边。”

不管内容如何，帖木儿写给巴耶济德的书信起码还是正式的外交文书，按照惯例将他们两人的名字并排写。而到了巴耶济德回信的时候，他故意无视外交礼仪，用更大的金色字母书写自己的名字，而把帖木儿的名字用小小的黑色字母写在自己名字的下面。巴耶济德处心积虑地在家事和国事两方面都羞辱了帖木儿，这下就再也没有了进一步磋商的余地，事情的发展只剩下唯一的一种可能。

帖木儿立刻兵发锡瓦斯。手里只有一小支骑兵部队的苏莱曼向身在色萨利的父亲紧急求援，但是并没有收到回信。苏莱曼发动了一次大胆的突击，但在意识到敌众我寡之后，率军撤离了锡瓦斯。尽管如此，帖木儿还是花了18天的时间才逐渐削弱了锡瓦斯的城防，并最终夺取了这座城市。接着，他把此前固守城池的几千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守军都丢进壕沟里活埋了。随后，帖木儿并没有选择进一步深入小亚细亚，而是向南进军，依次夺取了阿勒颇（Aleppo）、大马士革和巴格达。攻入巴格达后，帖木儿将整座城市夷为平地，还把守军的头颅堆成了金字塔。一直到1401年的秋天，帖木儿才又回到小亚细亚的边缘地带。他在这里设置了冬季宿营地，自己则对是否再一次进攻奥斯曼帝国犹豫再三。

与此同时，巴耶济德非常令人不解地没有对帖木儿的威胁做出任何应对。锡瓦斯的失陷是他一生中遭遇到的第一个严重打击。在欧亚两大洲轻而易举取得一连串的胜利之后，这是他第一次遭遇真正令人敬畏的敌人，而这次遭遇的结局却是羞辱性的。巴耶济德在前所未有地遇到可以与自己相匹敌的对手之后，好像被失败击昏了，动弹不得；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他的反应十分迟缓。毫无疑问，日渐腐化的生活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削弱了他。帖木儿在夺取锡瓦斯之后，忙于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征战，导致其前沿的亚美尼亚基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异常空虚，根本无力抵御巴耶济德赖以成名的“雷霆”式的袭击。然而，人们没有听到雷霆，也没有看到闪电。巴耶济德没有像惯常的那样做出迅速的决断或是行动，既没有向帖木儿复仇，也没有试图去安抚他。曾经帮助他在欧洲赢得胜利的决心与军事、外交才能究竟都到哪里去了？

1402年的夏天，帖木儿终于下定决心向巴耶济德进军。此时，热那亚人和其他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国家都来寻求与帖木儿结盟，共同对付奥斯曼人。自从帖木儿征服了叙利亚之后，他就不再觉得自己有义务维系伊斯兰世界的团结了。于是，他率领他的胜利之师向西进发，抵达锡瓦斯。而巴耶济德在失去锡瓦斯将近两年之后，终于振作了起来，撤除了对君士坦丁堡的包围，把他的大军调集到了亚洲。他的大军从布尔萨出发，在炎炎仲夏的酷暑中穿过被烈日炙烤的安纳托利亚高原，抵达了位于这一地区心脏地带的安哥拉。

巴耶济德的军队坚毅冷酷、纪律严明，在勇气和战斗技巧方面不亚于来自中亚的帖木儿和他的鞑靼人。但是，与以往不同的是，巴耶济德的军队不再团结一心，甚至不再一心一意。在他的军中，有四分之一的士兵本身就是鞑靼人，因此他们的忠诚度十分可疑。在经过漫长的行军之后，士兵们干渴而疲惫，而巴耶济德完全没有给他们休息恢复的时间。另外，巴耶济德的吝啬也增添了他们的不满：他拒绝拿出他宝库里的钱财，导致他们的军饷迟迟没有下发。

与此同时，苏丹的将领们也不同意他的作战计划。他们认为，按照传统的奥斯曼军队战术，面对数量上占据明显优势的敌人，巴耶济德应该先采取守势，从而可以自行挑选接敌的地点。他应该率军在山里躲藏几日，养精蓄锐，迫使帖木儿在高原的酷暑中四处搜寻他的踪影。但是，巴耶济德的固执性格影响了他的判断力和自控力，他迫不及待地要与敌军对决。于是，他的大军开始沿着道路向东行进，直奔锡瓦斯。他们在哈里斯河（River Halys）的一个拐弯处摆下攻击阵势，只待帖木儿出现便立即开战。

然而，几天过去了，巴耶济德的侦察兵都没有找到帖木儿的踪迹。最后，有消息传来，说帖木儿先是撤退，然后绕到了奥斯曼军队的身后，现在正从他们的后面逼近。从锡瓦斯出发的帖木儿避开了西边难走的山路，率军向南沿着河谷抵达了开塞利，一路上收割了成熟的谷物充当军粮。接着，他又向北到达了安哥拉的城下。此时，土耳其人已经在他的东边了。巴耶济德面对曾被自己嘲笑慢如蜗牛的敌人，把小心谨慎抛到了脑后，十分逞能地命令他的军队主动觅敌。大军所处的地带没有水源，成千上万的士兵开始死于干渴和疲倦。

与此同时，在安哥拉附近侦察的帖木儿发现了巴耶济德之前的宿营地。鞑靼人开始四处掠夺补给品，并且利用被土耳其人抛弃的帐篷，将这个宿营地变成了自己的营地。他们兴修水坝，让流向安哥拉的一条溪水改道，从而获得了水源。帖木儿还命人破坏并污染了一处泉水，这处泉水就在从东面赶来的土耳其人的必经之路上。帖木儿准备在这里与土耳其人交战。于是，巴耶济德拖着又累又渴的军队，不得不在属于自己的安哥拉城前，面对已经挖好壕沟准备迎战的敌人。而如果巴耶济德没有轻举妄动，处于帖木儿现在的位置上的本来应该是他。就这样，在这个城墙脚下延伸出来的广阔平原上，历史在这个熟悉的战场上再次见证了一场战斗。

巴耶济德大军的左翼是由其长子苏莱曼指挥的忠诚可靠的安纳托利亚部队；后卫部队的统帅是穆罕默德，巴耶济德对这个儿子的喜爱程度仅次于长子；右翼由塞尔维亚军队和其他忠诚的欧洲军队构成，其统帅是巴耶济德的内兄、塞尔维亚人斯泰凡·拉扎列维奇（Stephen Lazarevitch）[48]。巴耶济德本人坐镇中军，由他的近卫军簇拥着他。然而，就在编排阵列的时候，巴耶济德犯了一个十分低级而愚蠢的错误。通常，奥斯曼军队会把一支战斗力较弱的军队放在阵列前沿，用他们来抵挡敌人的锋锐。于是，巴耶济德就让由安纳托利亚鞑靼人组成的骑兵部队打了头阵。结果，战斗刚刚打响，可以预见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些鞑靼人倒戈投向了他们的同胞帖木儿。就这样，苏丹一下子失去了他四分之一的兵力。

此时，巴耶济德只好下令从左翼发动进攻。苏莱曼命令他手下的安纳托利亚骑兵发动冲锋。面对如冰雹般落下的箭矢和用石脑油制作的“希腊火”，这些骑兵十分勇敢地冲向了敌人。但是，他们并没能冲散鞑靼人的阵列，在损失了大约1.5万人之后，只得仓皇撤退。接着，帖木儿的军队开始发动进攻。在帖木儿的右翼，他的骑兵一路追击土耳其人，到了目力已不可及的地方。在左翼，他的军队遭遇到塞尔维亚人“如同狮子般的”抵抗——塞尔维亚军队的表现得到了帖木儿本人的赞誉——但最终还是击溃了他们，随后转向朝中路进攻。在那里，只剩下苏丹本人和他的近卫军，以及剩余的一些奥斯曼步兵。

在战略和战术上都落了下风、被迫采取守势的巴耶济德在敌人的攻势下慢慢地退却，一步一步地退到了一个小山顶。在他的卫兵和残余部队的保护下，巴耶济德继续战斗着，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直战斗到夜色降临。此时，大势已去的巴耶济德又燃起了以前那种固执的勇气。土耳其历史学家写道：“‘雷霆’持续不断地挥舞着他沉重的战斧。他仿佛一头扑向羊群的饿狼一样，驱散了周围的敌人。他的每一次攻击都如此可怕，完全无须给同一个敌人来上第二下。”帖木儿的主力军在包围并击溃了残余的奥斯曼军队之后，又回到了之前的主战场，发现了正在厮杀中的巴耶济德。巴耶济德骑上马背，试图从鞑靼弓骑兵之中杀出一条血路，逃离这个山顶。但他还是被敌军追上，拉下马来。遭到生擒的巴耶济德被绑了起来，作为俘虏押送到帖木儿的大帐。而此时的帖木儿正在与他的儿子安静地下着棋。

巴耶济德在赢家面前保持了自己的尊严。起初，帖木儿还以君主应有的礼遇对待巴耶济德，到后来则把他当作囚徒对待。在安纳托利亚行军的途中，帖木儿把巴耶济德放在一个带栏杆的轿子里（有些人认为那轿子看起来就像一个笼子），并且允许鞑靼士兵和曾经效忠于巴耶济德的亚洲人公开地嘲弄他。还有很多关于帖木儿虐待巴耶济德的传说：在夜里，巴耶济德会被戴上手铐脚镣；帖木儿拿他当脚凳用；帖木儿霸占了巴耶济德的女眷，并且羞辱了他那来自塞尔维亚的夫人狄斯宾娜，让她在以前的夫君和现在的征服者面前，赤裸着身体在餐桌前服侍。各种各样的折磨摧垮了巴耶济德的精神，继而夺去了他的心智。不到八个月，巴耶济德就在一次严重的中风发作中死去了——也有人说他选择了自杀。

巴耶济德失败的原因，在于他超过了自己的极限。他想要在小亚细亚和欧洲突破他的祖先留下的加齐传统。他在时机尚不成熟、资源尚不充足的情况下，就试图打造一个雄踞中亚的伊斯兰帝国，去完成征服世界的梦想，而这种充满经卷气息的理想正是圣城布尔萨的伊斯兰神学家们所坚持的。于是乎，他与帖木儿的世界性帝国迎头相撞，走向了自己的毁灭。实际上，在巴耶济德向帖木儿挑衅之前，帖木儿只不过想与他西边的奥斯曼帝国——这个属于加齐的国家——和平共存而已。

帖木儿很快就横扫了小亚细亚。他的鞑靼部族迅速地夺取了布尔萨。他们抢走了那里的年轻女性，把清真寺变成了马厩，在城市里大肆掳掠，随后又付之一炬。[49]不过，他们并没有能够捉住巴耶济德的儿子苏莱曼。他在鞑靼人刚刚纵马冲进城门的时候就逃之夭夭，之后安全抵达了欧洲。接着，帖木儿亲率大军进攻小亚细亚最后一个基督徒的据点士麦那，仅仅用了两个星期就夺取了该城。医院骑士团被赶下了大海，他们乘坐桨帆船驶向了罗得岛（Rhodes）。少数没能来得及登船逃走的基督徒惨遭斩首。按照惯例，他们的头颅也被堆成了金字塔。帖木儿用他在士麦那的所作所为，表明自己要遵从加齐的传统去对抗异教徒，以此来赢取伊斯兰世界的赞许。

数以万计的奥斯曼军队的幸存者从安哥拉战场一路穿越安纳托利亚高原，越过群山，接着又奔向达达尼尔海峡。在他们身后，帖木儿的军队一直在穷追不舍。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帮助他们返回了欧洲。这种做法惹恼了帖木儿，他称这是“背信弃义”的行为。对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来说，他们更愿意面对他们了解的对手，而非他们不了解的对手。由此可以看出，奥斯曼人在花了两代人的时间扎根巴尔干地区之后，已经被基督教世界心照不宣地默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继承者了。在安纳托利亚，帖木儿已经把巴耶济德的四个儿子变成了自己的附庸，并且怂恿他们去竞争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下一任君主，从而挑逗他们相互残杀。他把苏莱曼变成了掌管奥斯曼帝国欧洲部分领土的鞑靼附庸。

此时，奥斯曼帝国的未来已经握在帖木儿的手中，他开始很友善地接受欧洲各国的示好。但是，就在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表示承认他的宗主权并向他交纳贡金时，帖木儿却下令募集一支舰队，以便把他的部队运到海峡对面的欧洲去。此举引发了恐慌，人们担忧帖木儿要发兵攻打君士坦丁堡。不过，帖木儿并没有占据欧洲的计划，正如他也没有占据安纳托利亚的企图一样。在安纳托利亚，他让亡国的王公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封地上，帮助他们复国，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加齐国家的传统。他认为，他在这里的征战无非是一场被夸大了的劫掠，只有东方才在他的帝国蓝图之中。1403年，就在巴耶济德死后不久，帖木儿动身返回撒马尔罕，离开了小亚细亚，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他准备去征服中国，却在路上患热病死去，此时距离巴耶济德之死还不到两年。据说，他的病情因疲劳和（用吉本的话说）“不慎使用了冰水”而恶化。在他死后，他的鞑靼部族各奔前程，一路留下混乱和浩劫。

在安纳托利亚的这场惨败几乎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分崩离析，就像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帝国在遭蒙古人入侵后的下场一样。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也的确经历了十余年的分裂，内部的各股势力为了权力相互厮杀，整个国家时常陷入无政府的状态。在此过程中，奥斯曼帝国的国家大权有可能会落入一个个地方贝伊的手中，就像在其他的伊斯兰国家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巴耶济德的四个儿子为了帝国宝座争斗不休——后来又出现了一个觊觎王位者，声称自己也是巴耶济德的继承人。他们每个人的背后都有一些地方上的实权人物撑腰，地方权势出于私利选择了各自的主子；拜占庭皇帝则支持其中最有希望获胜的一方，以图从中渔利；巴尔干地区的基督教附庸国则行动起来，夺回了一些原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大体上，奥斯曼帝国的土地被分成了两半。巴耶济德的长子苏莱曼在阿德里安堡统治着领土的欧洲部分，而最小的儿子穆罕默德则在布尔萨统治着安纳托利亚。他们都很清楚，分裂的帝国不可能存活，因此他们都想消灭对方，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为此发动了接连不断的内战。巴耶济德的另外两个儿子伊萨（Issa）和穆萨（Musa）也加入了内战。先是穆萨杀掉了苏莱曼，然后拜占庭皇帝将穆罕默德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召来共同对付穆萨。最终，穆罕默德成了最后的胜利者。

1413年，穆罕默德加冕成为苏丹穆罕默德一世。他的背后有两大集团的支持：首先是曾被其父巴耶济德放逐、又被帖木儿复国的安纳托利亚的贝伊们，其次是将穆罕默德称作“最公正贤良的奥斯曼皇子”的近卫军——这是他们第一次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上影响国家内政，但绝不是最后一次。就这样，在经历了无序而分裂的大空位时期之后，最强的一方夺取了政权。中央的权威再一次得以树立，奥斯曼国家以穆罕默德一世的名义重归统一。

尽管统治期只有短短八年，但深谋远虑的穆罕默德为几乎行将灭亡的奥斯曼帝国重铸了坚实的基础，使其恢复了统一和活力（这一点让基督教世界大失所望）。就在拜占庭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败的同时，奥斯曼开创的王朝却从分崩离析的状态下浴火重生，一代代出色君主的涌现证明了它强大的复原能力和生命力。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奥斯曼帝国就诞生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