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发展研究的主要范围

世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理论与视角也在不断变化，由此带来许多发展研究的新主题，这些新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展学目前的动态和全面的图景。下面就这些主题进行简要说明。

1．全球化和发展

全球化概念孕育于以下背景：首先，国家干预主义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尤其是在现有的发展研究结构中，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视角已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层面，而是扩展到了整个全球系统之中；其次，随着一系列新的社会要素的产生，如新的信息和交流技术——网络的出现，全球和地方的概念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此时，急需开辟考虑问题的另一种维度，即超属地的维度，全球化的概念应运而生。

20世纪80年代，受到新自由经济政策的影响，全球化概念进一步成为主流发展研究中的关键词，全球主义渐渐成为发展领域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干预主义不同，持全球化理论观点的人认为，正是过多的政府行为才导致了一系列发展进程中的错误，他们认为，政府干预越少，治理越好。

全球化的核心是国家地位的改变和下降。在全球化盛行之前，作为一种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试图将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而连接这几个方面的关键就在于国家作用的发挥。因此，在经济方面，发展研究重视国内市场的产品生产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在政治方面，发展理论重视国家的作用及国家主权建立的过程；在文化方面，对于国家本体的确认是了解国家之间不同发展道路的关键。然而，全球化改变了这一切，许多专家用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作用的弱化来描述全球化。国家的中心作用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渐被架空：在政治方面，国际政治组织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并开始干预到一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国家中央集权的地位也正被地方政府和权力下放所取代；经济方面，由于私有企业的扩大，国家的经济角色正在消失，而全球化金融市场的地位却在上升；文化方面，国家本体作为核心思想正在被世界大同和文化、地区及宗教本体的强化所取代。

有关全球化的讨论不仅提出了国家地位的下降这一现象，而且还指出了原来发展理论所依托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正在被切断，这就要求发展研究必须重新界定其研究对象。

2．安全和发展

在冷战背景下，全球性的贫困以及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不发达”被认为是一种对于自由世界发展与安全的威胁。当时，世界体系是“中心与边缘”型的，许多地方充满着冲突与权力的竞争，不同文化和不同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随处可见，但这种冲突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安全问题却长期处于领导者的视野之外。尽管后来此问题逐渐引起发展界的关注，但往往是在已经发生社会危机或已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的情况下。

以上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图景被一些学者描述为“后现代冲突”，或者是“一种持续的混乱”，并被解释为照搬照抄西方“发展模式”所致。在当今社会，政治经济领域内的独裁随处可见，国家治理变得力不从心，地方及全球的经济正在脱离国家的控制，而逐渐被企业所掌握，且越来越依赖于国际联合和地方军事组织的保护。全球范围内，新形式的冲突甚至战争不断发生，人道主义危机伴随着发展也大量出现。

面对冲突和战争，人们解决问题的手段仍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传统思路，但现实表明往往收效甚微。在此背景下，“安全”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人们也逐渐从更深的层面上反思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有效的发展。

3．文化和发展

将文化研究引入发展研究领域是一个大创新，这与以往发展研究中关注文化特征是不一样的。文化始终是后现代主义者提倡的研究视角。后现代主义者并不重视政治与经济，而是以文化研究主导一切，因此，另外一些学者试图将文化与政治、经济联系起来，建立一种综合视角的理论。文化研究的视角以及对于其重视程度的增加必将给发展研究的反思带来巨大的帮助。

后现代主义理论主张将发展研究与文化研究一起考虑。但是发展研究仍然没有达到其应该达到的深度。不过我们可以预见到发展研究理论与其他社会理论共同建构社会规则的未来。发展研究是一个将现有理论解构后，再次重新建构新的理论的过程。同样提倡这种解构—建构过程的理论包括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

早期的发展理论学者对于自身的批判是不够的，其对于文化的关注也是不够的。这一点必须得到纠正，因为发展研究需要得到文化研究的辅助。但是直到今天，仍然很少有社会学家关注文化对于社会理论产生的影响。

4．世界秩序和发展

全球化的现实表现为传统国家功能的松动。一些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大体上可表现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联系增多。在这个过程中，合法性、诚信、国家主权等因素互相让渡。比较明显的变化就是，一些政治性的联合体比国家发挥着更大的组织作用。依据这种新的趋势，有三种途径用来理解这种新的世界秩序。

第一种世界秩序以国家角色为主导，不承认世界规则的有效作用。在这种途径的背景下，又可以将其归为两种对立的派别：第一派强调有时要通过暴力的竞争来实现权力结构的变革，这种变革可能是混乱的；另一派则是比较缓和，强调依赖强大的地方基础建立多重规则，并且共同更好地发挥作用。第一种模式下的发展是一种可以称为“原始积累”的过程，这种模式我们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经常可以看到，可能会有好的结果，但是要达到好的发展效果的时间会很长。而第二种模式则为我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其办法包括保护地方资源、重视本土组织的利用。

第二种世界秩序建立在重建的联合国体系之上，或者通过协定将一些具有力量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强调特权干涉的组织形式，并且是在一种协商共同发展、各尽所长的氛围中推进的。这与上面提到的第一种秩序的第二种模式更为接近，这种多边主义的途径能够促进一些曾经被忽视的区域参与到新的世界秩序中来。

第三种世界秩序则是一种超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结合体。这种结合体是政治团体按照区域规则所建立的，即通常所谓的“非政府组织”（NGO）。它代表了超国家的治理形态，并被寄予厚望。虽然NGO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模式，但这种区域性的组织结合方式同样包含了积极与消极的影响。迄今为止，NGO在一定程度上仍缺乏制度支持。

5．贫困和发展

当今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都已经逐渐认识到了贫困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巨大威胁。因此，减少贫困乃至消除贫困已成为全世界共同的目标。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必须对贫困人口的贫困状态有所了解，要能够进行贫困测量，进而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解决。当然，在对贫困进行测量之前，还必须首先界定贫困的概念。但无论是贫困的概念还是贫困的测量方法，都不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要想帮助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状态，必须根据其本身的特点和其所在特定区域的实际状况进行贫困测量，得到真实准确的数据，从而采用相对应的办法减少贫困乃至消除贫困。

低物质消费水平、高死亡率等都曾被人们认为是导致多数贫困存在的标准原因，只有向着繁荣的转变才需要讨论。然而关于物质贫困的持续性及其分布并没有一个单一的主要原因。各种解释部分依赖过去，部分依赖现在，部分关注国家或地区的内部，部分又聚焦于世界体系。殖民后果无疑与贫困高度相关，由此形成了现有的全球权力分配和全球关系结构，包括许多国家决定性的高负债。最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也和贫困高度相关，特别是疾病的传播，但是这些又是每个地区文化的组成部分。人口快速增长以及软弱动荡的政治结构也是物质贫困产生及持续的原因。在这两方面相互作用下产生了一个恶性循环，例如，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和刚果等地便是如此。而且，这种恶性循环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

全世界60亿人口中有超过10亿生活在绝对贫困中，还有相同数量的人患有严重的营养不良，上百万人无法得到干净的水、医疗卫生和教育。这种贫困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大部分人口富裕的同时也伴有贫困发生。世界上贫穷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新千年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6．参与式发展

“通常”的发展观，如欧洲中心主义、实证主义、自上而下主义，其观点往往带有偏见，没有赋权给当地的人们，把发展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试图模仿他们的发展模式，这样就使得当地的人们被边缘化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使得很多项目只取得非常有限的效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批评这种发展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学家开始提倡参与式行动研究，它主张给当地人民提供一个新的环境，让他们参与进来，表达自己的需求。一些主流组织如世界银行也支持这种方式；学术界认为“把最落后的放在最前面考虑”是达到农村发展的唯一途径。就这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参与式发展的理念。

有人认为“参与式”是一种工具，它可以提高一些发展项目的效益；还有人认为“参与式”更具有改造性作用，就是说传统的“发展”是不彻底的，是有缺陷的，通过“参与式”方法考虑到所有群体才能达到整个社会的真正发展。尽管各种观点不尽相同，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当地人参与的重要性。

“参与式”的定义非常笼统，但至少包含以下几个要素：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发展模式；赋权给弱势群体，作为一种工具，给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不管用哪种定义，核心点都是关于权力的问题。

7．社会资本与发展

社会资本的表述最早源于20世纪90年代，并迅速地成为打开发展词典之锁的一把钥匙，很快被国际组织、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应用。在社会发展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用的政策工具很早就通过“社会资本卫星群”应用于世界银行的工作中。到1997年，社会资本的概念就大量地被引述到世界发展报告中，同时，大量具有影响的数据资料也已经出现，目的是探索出一种社会资本影响发展的途径。依据世界银行的观点，社会资本对于发展理论、发展实践和发展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简单地说，它是社会联系的胶合剂，没有它就不会有经济的增长和人类的健康。然而，什么是社会资本，如何测量社会资本，有哪些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到底能对发展起到什么作用还需要进行深入探讨。

8．农村与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到2005年世界上还有13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10亿左右生活在农村地区。外部的、多变的贸易自由化和全球化、商品市场等对农村贫困人口有极大影响，使他们的债务日益增加。人们广泛承认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他们的购买力较弱，被排除在当前的信用体系外，缺乏有效的信息，很难扩大交流圈，无力承担风险，等等。这些因素对农村的贫富差异、生计体系的恶化、边缘化、无权等方面已经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农村和城市间社会经济方面的分化，尤其在医疗教育等公共物品和获得收入的机会等方面已经非常明显。

谁是农村贫困人口？农村贫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如何消除贫困？解决农村发展问题是世界保持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21世纪发展学者与政府官员面临的重大挑战。

9．工业化与发展

不断增长的全球性变化尤其显著地表现在工业化和就业领域中。在“全球转变”这个主题下包含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一方面，凭借某种转变，一些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变成新兴工业化国家；另一方面，目前很多国家在进行国家之间的合作活动，生产的全球化得到加强。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促进了世界工业生产活动的迁移，这对制造业和生产者的服务都产生了影响。全球经济因此继续呈现两极化的特点，一些人口和地区占据了全球化的优势而另一部分则被边缘化了。跨国公司在决定投资地点时有着较强选择性，它们主要集中在原来的第一世界中的地区和先前外围国家中特定的部分地区。世界格局中，中心与外围的分割不再那么明显，但与此同时，这并不意味着不均衡与不公平发展的终结。事实上，贫富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拉大，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在世界收入中的占有量从1960年的70%增加到了1996年的85%，而同期世界上最贫穷的20%人口占有份额从2.3%下降到了1.4%。世界被分割成了许多中心和边缘，这种现象在民族国家之间和国家的内部同时存在。

10．城市化与发展

在当今世界，有一个人居住在富裕的发达国家的城市，就有两个人居住在发展中国家的相对贫穷的城镇或城市。最新研究指出，在许多地区中等规模城市表现出高速增长的势头。整个第三世界，无论大、小城市都在发展，并表现出巨大的活力。

在这些高速发展的城市里，住房条件恶劣以及缺乏强有力的环境监管措施却成了它们的通病。很多城市居民死于一些可预防的疾病而不是地震、风暴和洪水等自然灾害。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人们的期望和要求更多地集中在治理和改善住房条件和生活环境上，他们迫切需要良好的政策来解决目前广泛的社会、经济问题。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必须为持续增长的城市人口提供食物，而且近几年来城市食品安全作为一个重要问题逐渐暴露出来。

11．环境与发展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环境问题就被纳入发展研究的领域，并成为发展实践一个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毫无疑问，我们过去把关注的重点过多地放在了经济上，很少强调环境发展层面的研究。当前，人们普遍认为全球气候的变化是环境面临的一个重大威胁，产生气候变化的原因，很大一部分归咎于人为因素。随着全球气候的变暖，出现了土地沙化和荒漠化以及频繁的洪灾等自然灾害，这给穷人带来的影响和威胁远远超过富人。环境遭到破坏后带来的另一个威胁就是食品安全问题。例如，上游的工厂排放和居民排放大量的污水到河里，而下游的居民则可能就用这些被污染的水来饮用和灌溉，从而增加了人们的患病风险。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努力寻找一条更加可持续的发展道路，由176个国家共同制定的《21项议程》。议程鼓励当地政府应该创造条件，来鼓励社区居民更多地参与到各种环境方面的决策中。此外，这次大会也指出了发展中国家出现的所谓“污染的天堂”，是由于北方发达国家把污染物倾倒到南方国家的结果。该会提出的一个主要要求，就是重新认识人类世界中的灾难和生态脆弱性的本质。自此，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逐渐认识到很多灾难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事先采取很多措施来预防灾难性后果的发生。在这个问题上，生态脆弱性和权力解释模型可以很好地加以说明。大会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特殊环境下的发展问题，比较典型的如热带和亚热带稀树大草原以及热带沼泽森林生态系统。

12．性别与发展

在当代，发展必须考虑性别分析并且特别关注穷人的需求，这一点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了。过去的40年中联合国已经召开了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为减少对妇女的歧视和偏见规划了长远的蓝图。较大的发展机构在所有的活动中都将性别考虑在内，即使是中性的计划中都包括强制性的框架。

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将性别融入发展思路和实践的方式表明了一种高度的共识或者说是与女权主义观点的中和，不过并没有促成发展目标的改变。妇女的政治参与对于在男性主导的世界中的政策制定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赋权就是对已有权力关系的挑战并且获得更多的权力资源。

性别仍然是发展的中心问题，它为解释与性别相关的过程和问题提供了一个视角。它将增进对妇女生活和经济、社会、政治活动中性别类型的了解。从发展中的妇女到更广泛性别分析的应用展示了性别与发展的变化，这是女权主义正统理论和发展分析范式的变化。

妇女的赋权以及生殖与性健康是我们这个时代要关注的主题，它的目标就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13．健康、教育与发展

人力资源是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又是发展的目标之一。

传染病，虽然有些是相对容易治愈的，但是它依然是低收入国家的主要威胁。对这些传染病而言，贫穷与抵抗力弱是紧密相连的，营养不足是一个主要因素。在过去的20年里，人们密切关注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的传播，并且提出了基础护理中的一些严重问题。

低收入国家中的穷人和青少年抵抗力尤其弱。在许多国家，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使得她们比男性更容易感染疾病。对一些妇女来说，较强的生育能力能帮助她们获得较高地位、经济保障或获得财政及其他资源。许多关注妇女生育健康的人认为，计划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控制人口，而且有利于生育控制，但它只是作为综合健康和福利的一部分。

成人的文化水平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一个巨大问题，2009年世界上有7.93亿名成人（15岁及以上）是文盲，其中妇女占64.1%。教育极大增强了妇女在建立健康家庭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能力，人们开始重视妇女教育在促进健康方面的作用，这一点增强了她们从健康信息中获益并且有效利用健康服务的能力。

如果贫穷的国家的健康和教育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并且经济资源受到严重的束缚，那么还能谈及人类福利吗？

14．国际发展援助与发展

在过去的50年中，援助经历了重大转变。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观察家指出援助正陷入危机，它的成就也遭到多方质疑。在美国似乎很少有人支持援助了，传统的对外政策目标已经过时，其他的捐赠国对援助也显得力不从心。

冷战后国际秩序的混乱带来了新的安全威胁。国家内部的暴力冲突已经悄然跨越了国界。国际移民浪潮、跨国组织犯罪、毒品走私交易、全球环境危机以及对主流社会性别的挑战等问题都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但这些问题都不是援助所能解决的。

所有的问题似乎都与贫困有关，因此援助机构把反贫困作为首要目标。如今援助更多地强调效果，尤其是强调社会的发展而不是援助资金的多少。发展援助是否可以在相对较少的资源下广泛满足最大的需要？我们应该更客观地看待援助，不要对它期望过高。

15．治理与发展

“治理”的基本含义是指官方或民间的公共管理组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公共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汹涌澎湃的政府改革浪潮，政府治理也再度流行起来。世界银行1989年在讨论非洲的发展时首次提出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从此，“治理”这个术语便被人们广泛使用。打破传统的官僚制行政模式，建立适应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时代的新型政府，实现从“统治”到“善治”的转变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政府的治理变革已经成为政府组织寻求支持与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政府治理结构的重塑，旨在使政府组织和公营部门变得更富有生机与效率、对公众更有责任和回应性，更能适应不确定的、快速发展的外部环境。

16．权利与发展

纵观历史进程，人类都在跟不公正、剥削、权力的滥用和对弱者的压迫进行着不懈斗争。在60多年前联合国建立之初，人权、发展、和平和民主就成为该组织的基本宗旨和要求。而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由于人权和美国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联系密切而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权和发展逐渐分裂开来。虽然现在世界的物质财富比以前增加了许多，但是贫富的差距却明显加大，而且更多的人的生活比50年前更贫穷了。从冷战的末期，人权和发展联系就更密切了。1993年维也纳人权会议再次确认了人权和发展的不可分割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有关人口、可持续发展和妇女问题等议题的国际会议上，政府和联合国已经强调以权利为基础的发展方法（RBA）。这个方法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发展参与、社会平等和没有歧视。

思考题

1．协调发展理论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2．发展研究的特点是什么？

3．发展的内涵和外延分别包括哪些？

4．简述发展思想演变的主要线索。

5．怎样看待发展思想的演变？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P．托达罗著，印金强等译《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

2.〔法〕佩鲁著，张宁、丰子义译《新发展观》，华夏出版社，1987。

3．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之路》，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高飞乐：《发展理论的历史演进》, 《理论学习月刊》1998年第1期。

5．唐纳德·E．沃斯，孙同全编译《国际发展理论的演变及其对发展的认识》,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双月刊）2004年第2期。

6．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篇》，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7．王义祥：《发展社会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张雄等主编《新编现代西方社会学思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9．刘敏：《社会发展理论的走向演变及其特征》, 《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10．陈国新：《发展中国家社会发展理论的演变趋势》, 《思想战线》1998年第2期。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

12．胡格韦尔特著，白桦、丁一凡编译《发展社会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13.〔英〕安德鲁·韦伯斯特著，陈一筠译《发展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6。

14．陈国强：《中国现代社会发展理论的系统建构》，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02。

15．李小云：《参与式发展概论》，中国农业大学出版社，2001。

16．赖晓飞、邱耕田：《建立完整的发展学学科体系》,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17．林志斌、李小云：《性别与发展导论》，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

18.〔印度〕阿马蒂亚·森著，任赜、于真译《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9．燕继荣：《发展政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0．赵旭东：《从发展人类学到发展的人类学》, 2008年7月15日《中国图书商报》。

21．刘晓茜、李小云：《发展的人类学研究概述》,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22. Jan Nederveen Piterse. Development Theory. SAGE Publication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2001.

23. Stuart Corbridge. Development Studies. Edward Arnold Halsted Press, 1995.

24. Wolfgang Sachs. The Development Dictionary.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5. Paul Patrick Streeten. Thinking about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6. P. W. Preston. Development Theory.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