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发展思想的演变

在人们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发展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不同的发展观有不同的解读，其中所体现的发展思想也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演变。通过这种动态的审视，发展的内涵凸显而出。迄今为止，发展思想的演变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现代化发展观、综合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几个阶段。

一 经济增长观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是发展理论建立的早期阶段。发展学家们主要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世纪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经验为基本的立论依据，以近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为基础，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英、德、法等国的历史经验做了分析，探讨了现代化的动力、特征与模式等问题，形成了包括发展经济学和现代化理论在内的早期发展理论和发展观。

经济增长理论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研究的最初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过去曾经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或附属国，独立后都面临巩固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改变贫困落后面貌的历史任务，经济增长理论正好适应了它们的这种需求；另一方面，当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学习借鉴发展经验的时候，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并没有现成的理论工具来分析这些不具备现代经济结构、主要由小农组成的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过程。因此，这一阶段的经济学家大都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看做与发达国家前资本主义时期的发展完全相同的问题，并力图将从现代工业国家历史进程中推演出的“一般性”理论照搬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理论因而成为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经济增长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大推进理论、罗宾逊增长模式、贫困恶性循环论、罗斯托五阶段增长理论、二元结构理论等。这些理论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储蓄和投资等因素是落后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力。

他们的基本假设是：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贫困或不发达的根源在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太低，社会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过程。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处于贫困状态，除了人口增殖过快，生产的增长为人口的增殖所抵消之外，重要原因是资本积累在供求两方面都受到限制。这就形成了一种“贫穷的恶性循环”：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低，储蓄能力就有限，资本积累和投资能力也就低下，生产率因之难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持续低下。

他们认为，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重要的是要提高储蓄和投资率，同时采取私人经济和国家控制经济相结合的方法，由国家采取措施，吸引私人储蓄和增加公共储蓄，并合理使用资金，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他们看到，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大多是传统的农业部门，这成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上的主要差别之一。因此，他们普遍把工业化作为提高商品和劳动生产水平，进而提升生活水准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工业化也被视为城市化的过程。工业化是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唯一途径，努力实现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

他们提出，发展中国家从二元经济过渡到现代经济通常要经过三个相互交替的阶段：第一个是初级产品出口鼓励阶段，第二个是进口替代阶段，第三个是出口替代阶段。与此相适应，发展中国家也应相继实行上述三种不同的发展战略。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指导下，部分发展中国家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亚洲“四小龙”和拉美等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然而，以经济增长理论为核心的发展观也遭到了国内外理论界的众多批评。在早期“发展即增长”理论的影响下，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了“有增长无发展”甚至“恶增长”的现象。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核心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真正消除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也没能解决失业、社会动荡、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反而增添了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生态问题。1970年10月，纪念《联合国宪章》生效25周年大会的决议指出：“发展最终必须是为了使个人的福利持续地得到改进，并使所有人都得到好处。如果不正当的特权、贫富悬殊和社会非正义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就其基本目的来说，发展就是失败的。”（陈国强，2002）

总而言之，经济增长理论和经济增长观主要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的角度出发，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的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储蓄不足，工业不发达，在与发达国家的贸易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缓慢；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却非常迅速，因而，人均经济福利也随之下降。为了提高人均经济福利，发展中国家将发展目标锁定为促进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力求通过增加储蓄、引进外资、改进贸易方式等手段促进本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以便解决人口增长和经济不发达的问题。该理论仅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考虑发展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没有考虑到失业、两极分化、环保等社会问题，其发展思想还远不够全面和成熟。经济增长观的逻辑框架见图1-1。

二 现代化发展观

现代化发展观和现代化理论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它试图克服发展经济学中只注重经济的偏颇，力图从社会和政治的角度探讨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原因和发展的道路。它以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现代化经验为样板，从社会进化论的角度为人们描绘一个内容更加宽泛的西方式现代化图景，力图从人类历史的宏观背景出发勾画出现代化历史过程的所谓一般特征。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是现代化理论的开山鼻祖和主要代表。现代化理论将社会分成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认为社会发展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过程。能否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主要依赖于人们的价值观、态度和规范。传统社会是个缺乏文化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带有浓厚情感色彩和顽强世第制度的社会，人们靠世代相传的经验生活，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听天由命。但现代社会则截然不同，门第观念和论资排辈观念淡薄了，人们富有进取心、创业精神以及对待世界的理性和科学态度，能力取代了经验而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撑条件之一。西方国家之所以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或发展，正是因为宗教改革和科学发展向传统社会注入了现代化所需的价值观念、规范，从而推进了社会发展。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或欠发达，没有实现社会发展，也正是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阻碍现代化的社会发展进程，只要注入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确立的价值观念、创业精神以及合理化意识，那么就能走上现代化的社会发展之路。

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在帕森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结构功能主义的框架，作为分析第三世界政治的基本依据和工具。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帕森斯还是阿尔蒙德，都自然而然地将西方的民主制作为一种发展的衡量标准和政治发展的目标，而忽视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远比发达国家复杂。这种理论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且过分强调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特别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意识精神的影响和作用，其缺陷是明显的。现代化理论与经济增长理论一样，都是从各自学科角度出发，以欧洲为中心，对近代西欧、北美国家的现代化历史经验进行单层次的经验描述和实证归纳，并把所描述的经验事实当做现代化的最佳模式和落后国家学习的样板，其观察视角和现实依据只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

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若干经济崩溃、政治动荡的事实，迫使学者们把研究的重点从以民主制作为政治发展的终极状态转移到强调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上来。这方面的研究首推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坚持把考查第三世界各国实际国情放在首位，他率先认识到，政治或政治制度不仅仅是社会与经济变化的被动结果，它本身就是这种变化的决定因素。他再次强调了政治在第三世界发展中的首要性，认为经济的增长要求文化的现代化，文化的现代化要求有效的政治权威，而政治权威的建立则有赖于统治集团或某个领袖人物的正确的谋略和圆熟的政治技巧，“铁腕人物”在变化社会建立政治秩序的过程中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理论，被称为新权威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影响颇大。

向新权威主义提出挑战的是依附理论。依附论者认为，不发达状态并非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虚弱问题，而是由于第三世界经济加入由发达国家控制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结果。以往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完全忽视经济因素，以及完全用第三世界国家的内在因素去解释其社会政治的变革。依附理论从国际关系格局以及国内社会经济结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提出世界体系由“中心”和“外围”两部分构成，工业国处于中心地位，而第三世界各国处于外围层面，其中外围依附于中心而存在，而中心则通过对外围的剥夺得以发达起来，二者的关系是依附与剥夺的关系。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主要不是自身的原因所致，而是“依附性”的反映，摆脱依附地位，发展中国家才能实现发展的目的。依附理论对第三世界国家未能实现现代化原因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但其中有的观点，如主张关起门来搞建设以此摆脱依附，显然又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根据现代发展观的相关理论，笔者整理出其逻辑框架，见图1-2。

实际上，在依附与发展的关系上，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往往经历了从传统社会的闭关自守到打开国门后的依附状态，再到依附中的发展，最后达到自主开放的发展这样一个动态过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可以看做对依附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他从世界体系的整体动态角度来分析社会发展和探寻世界发展的整体规律，避免了依附论二分法的简单化。他认为发展就是在世界体系中位置的改变过程，即从边陲向半边陲，再向核心升迁的过程，任何国家都有可能上升到核心地位。这实际上消除了第三世界永远依附而不发展的悲观看法，为它们的发展树立了信心。

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尽管有些空泛，缺乏应用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它们却使人们注意到不平等的国际分工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所造成的困难，并鼓舞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和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奋斗。

三 综合发展观

经济增长理论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在单纯经济发展观的指导下，强调工业化和城市化，而忽视了社会、生态和人的基本需求问题，因此引发了生态破坏、社会腐败、政治动荡、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精神危机等一系列的恶性后果。现代化理论以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试图从社会、政治、人的价值观念等方面探讨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则从国际的政治、经济关系中追寻第三世界贫困的原因。这些理论都从某一个方面对发展的原因、动力和方法做出了一定的说明，但都不够全面，因而引起了国际上许多学者的反思。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学术界对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并形成了综合发展观。

美国学者托达罗指出：“应该把发展看作包括整个经济和社会体制的重组和重整在内的多维过程。除了收入和产量的提高外，发展显然还包括制度、社会和管理结构的基本变化以及人的态度，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有人们习惯和信仰的变化。”（迈克尔·P．托达罗，1992）1983年，法国学者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从“人”的角度确立了研究视野，强调发展是整体、综合和内生的概念，并强调了文化价值的关键作用，认为发展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总和。佩鲁指出，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地局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如果把共同的经济目标同它们的文化环境分开，最终会以失败告终（佩鲁，1987）。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综合发展观又将生态平衡、工业与环境和人的自身发展等因素考虑进去。发展学家们认识到，发展应该是一个全面的范畴，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社会、政治、文化、科技、生态和人自身等多方面的发展，不仅包括人们生活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还包括民主政治参与、社会参与、社会公平、社会保障、卫生保健和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条件，没有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社会制度的稳定和进步、生存环境的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等都难以实现，但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

综合发展观主张社会多方面、多目标、多因素的综合发展，拓展了人们对发展内涵的理解，实现了由狭隘的“增长第一”的发展观向广义的综合发展观的整体转换，体现了人们对发展问题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其内在逻辑如图1-3所示。但综合发展观仍然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虽然较正确地看到了发展进程中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但没有进一步揭示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相互协调的必要性，导致了人们对自然资源掠夺性的开发和利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问题。它仅仅考虑了发展的当前状态和当前需要，而没有考虑发展的代际问题，没有把满足当代人发展需求与满足后代人的发展需求结合起来。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人们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

四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早期的发展观和发展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许多观点被“修正”乃至否定。“西方中心论”或“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理论前提已经被大多数人所抛弃。发展工作者开始将考察的视线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转向广大落后国家的发展实践，所关注的内容更加丰富，观察的视野也更加开阔。

随着考察范围的逐渐扩大，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逐渐取代了现代化发展观，这种转变源于对发展实践的反思。当时，虽然在发展中国家中涌现出一些成功的案例，特别是环太平洋圈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在20世纪60年代的发展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进展。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仍在增长，社会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统治阶层中贪污腐败成风，社会动荡不安，生态环境也逐日恶化。即使在一些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严重的社会问题，也动摇了人们对“现代化”信念。人们开始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感到失望，20世纪60年代也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失败的十年”。

于是，发展工作者开始摒弃带有很强理想色彩的现代化理论，认为发展研究必须实事求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研究如何实施有效的反贫困战略，如何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同时注意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如何促使发达国家有效地援助发展中国家等，并相继提出了基本需求发展理论、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人类发展理论等，可以统称为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论体系或发展观。

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强调“人”是发展理论的制定与完善者，人既是发展的动力，又是发展的目的。一切发展都要围绕“人”这个中心来进行。社会和经济得以发展是人的实践创造和精神发挥的结果，因而，人的全面发展是发展理论与实践追求的最终目标。人的全面发展既包括人的体力、智力、文化素养、道德操守、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发展与提升，也包括生态、社会、政治、民主、法制、艺术、伦理等自然、社会、文化生存环境的改善与提高，以及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和人类代际之间的公平与和谐发展。发展思想演变的过程正是人对社会主体意识觉醒的过程，人对发展的探索与追求使自然和社会更加深刻而全面地满足人类自身全面发展的需求（详见图1-4）。

当今最能体现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1980年3月，联合国大会向全世界发出呼吁，“必须研究自然的、社会的、生态的、经济的，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过程中的基本关系，确保全球的持续发展”（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1995），首先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议题。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给出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北京大学中国持续发展研究中心，1995），将同代人之间的公平问题延伸到代际的公平问题。1995年3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行的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明确指出：人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人类有权享有与环境相协调的健康、有活力的生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作用，是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以自然、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为准则，强调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和生态可持续性，其基本内涵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当代与未来、个别民族国家与人类共同体协调、持续地发展”（高飞乐，1998）。

综上所述，发展观和发展思想演变的基本趋势表现为三个重心的转移：一是从经济增长转移到人的价值观念、基本需求，接着又转向人的全面发展；二是从国内发展转向国际发展，也就是说仅仅从内部寻找一国的发展根源转向从国际关系上探讨一国的发展；三是从经济转向社会，再转向人，最后转向经济、社会、自然和人四者的相互关系上。与此相适应，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也从单一学科（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走向跨学科、多学科的综合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