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古典发展理论

一 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内涵

（一）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发展理论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发展理论建立在他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斯密首先给政治经济学确定了一个大目标——“增进本国的富强”，“讨论怎样最适当地取得财富和达到富足”。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围绕这个目标，斯密展开了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

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对一国的财富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认为富有创造力的劳动者利用现有的自然资源生产有用的东西就会产生财富。一国财富增加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也伴随着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加强。在生产技术和设备进步的基础上，将生产任务分解到专业化的生产单位去会提高经济产出，这同样会提高经济中不同生产单位的相互依存程度。亚当·斯密提及的“相互依存”和“生产率”引发了以下问题：如何协调这些单个行为从而提高国民财富？斯密的答案是市场机制会协调经济交换。斯密还分析了劳动力、土地、资本在市场过程中的贡献和在收益中发挥的作用。

斯密认为一国的国民经济是一个发展的系统，包括以下关键的内容：

（1）劳动分工：伴随技术创新的市场专业化会大幅度提高生产水平和经济增长；

（2）市场作为制度性结构：生产者向消费者提供产品，买卖双方进行交换，价格信号影响整个经济系统；

（3）经济理性假设：认为买卖双方都是理性的；

（4）自发秩序：“看不见的手”机制使得个人利益的追求使得社会福利达到最优。

1．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以工业的发展为目的的。那么工业发展的前提是什么？斯密认为：一国工业和城市的发展是以农业的发展为前提的，只有当农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工业才有可能发展起来。斯密还指出了国民财富得以发展的必要的政治条件，即必须废除束缚工业发展的旧制度，建立适合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自由放任的新制度。这种新社会经济制度包括三个富民的主要内容：第一，市场机制对社会经济生产起自发调节作用，让“看不见的手”充分地、不受阻碍地发挥作用并贯彻到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第二，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第三，对外贸易自由放任。斯密认为这种社会经济制度是最能够促进经济发展、最符合社会利益、最能调动人们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制度。

2．经济发展的标准

既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富国裕民，那么衡量一国经济发展、富裕程度的标准是什么？在亚当·斯密看来，不在于货币数量，也不在于生产者所希求的物缺价贵，而在于消费者的价廉物博。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就是在价廉物博的前提下进行的。那如何做到价廉物博呢？斯密把它归结到劳动者，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促进经济发展因素的理论。

3．经济发展的因素

在斯密看来，一国富裕程度的提高，根本上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首先，斯密认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是分工的结果。其次，他还认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以及在工艺上的运用，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另外，除了劳动生产率以外，一国富裕程度的提高还和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相关，他将二者的比例同资本积累和收入联系起来。斯密主张增加生产性劳动，减少非生产性劳动，并强调了增加生产的劳动人数对于增进一国财富和收入的意义。而生产性劳动者人数的增加，还取决于资本用途的改善，即资本合理配置。他认为资本有四种用途，即用于农业、制造业、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其中投在农业上的资本所增加的财富和收入比投在制造业上的等量资本所增加的财富和收入要多。

亚当·斯密关于发展的因素还有自然资源，但在斯密时代，他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所以他也就没有做详细的论述。

4．经济发展战略

为了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斯密提出了经济发展战略的三个主要问题。

（1）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头等重要的战略意义，农业是基础。亚当·斯密不仅论述了经济发展要以农业为前提，而且还论述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农业能够提供就业机会；能够提供粮食和原料；还能提供资金。这个思想对现代西方发展经济学有很大影响。

（2）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有比例地协调发展。亚当·斯密在论述工业发展的前提时，指出了工业的发展不能超过农业所能支持的限度，二者必须按比例发展。斯密还认为，农业、工业、批发业、零售业等经济部门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中任何一个部门都不能脱离其他部门独立存在和发展。

（3）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经济效益问题。按照斯密的观点，农业资本所能推动的生产性劳动量最大，因而对社会财富增加的价值最大。所以，投在农业上的等量资本能够推动更多的生产性劳动，为社会财富增加更多的价值。

（二）大卫·李嘉图的发展思想

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他的代表作是1817年完成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李嘉图是从生产的变动中、从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去观察分配问题的。李嘉图强调，农业和土地，作为一种经济生活的自然基础，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他认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相应的食物需求的增加，人们将不得不对所耕种土地追加投入和开垦新的较劣质土地，因而收益递减规律势必要发挥作用。而农业中零星发生的土地改良和技术进步又不足以抵消这一规律的作用。因此，随着这种规律的作用趋势加强，粮食价格必然不断上升，从而为维持工人最低的生活资料水平就必须不断提高货币工资。结果资本家所获得的利润相应减少，利润率将趋于下降。利润率的降低会抑制资本积累的动机。一旦利润率下降到仅够补偿生产中不可避免的费用和最低限度的风险时，也就是降到最低利润水平时，资本积累动机消失，积累率为零。此时，经济便进入“静止状态”，增长停止；对劳动的需求处于饱和状态，工资也陷于停滞状态。

李嘉图认为，要避免经济走向这种静止状态，除致力于技术革新外，超越本国土地资源固有限制的唯一道路是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保证粮食和原料以低价输入，工业品自由输出。为此，他提出比较优势原理：在任何商品生产上，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都是相等的，因而各国只需生产比较成本有利于自己的商品，然后相互交换，这样就可以提高各自的生产率，彼此获得好处。和斯密一样，李嘉图把对外贸易看成“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三）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马尔萨斯被看做古典理论中第一个建立宏观经济增长模型的理论家，而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家都主要从宏观角度考虑经济增长问题。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观点有两个层次：首先，增长的人口是一国幸福和繁荣的表现或结果；其次，继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这些观点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很大。在他的理论基础上形成的“人口陷阱论”是发展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不容易摆脱贫困、落后的原因的根据。

在《人口论》一书中，马尔萨斯是从以下“两个公理”出发的：“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马尔萨斯断言，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人口的增殖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正常情况下，人口每25年以几何级数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率增长，因而人口增长势必有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他说，假设世界现有人口10亿，人口将以1、2、4、8、16、32、64、128、256、512那样成几何级数增加，而生活资料则按照1、2、3、4、5、6、7、8、9、10那样成算术级数增加，在225年内，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将会是512∶10。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而人类的情欲必然导致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使二者出现不平衡。马尔萨斯又指出了“积极抑制”和“预防抑制”两种方式以保持人口平衡。所谓对人口增长的“积极抑制”，指的是人口自然规律必然要求二者之间恢复平衡，它必然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妨碍来阻止人口增长。这种妨碍就是贫困与罪恶，它表现为失业、疾病、饥荒、瘟疫、暴行、战争等，这是一种用提高人口死亡率的办法使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保持平衡；“预防抑制”，最主要的是“道德抑制”，就是主张人们用晚婚、独身、不育、禁欲的办法来降低人口出生率，以保持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平衡。

在《人口论》第二版，马尔萨斯把他所发现的人口规律归结为三点：（1）人口增长必然被生活资料所限制；（2）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除非受到某些非常有力而又显著的抑制的阻止；（3）这些抑制，以及那些遏制人口的优势力量，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

（四）约翰·穆勒的发展思想

约翰·穆勒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于1848年出版，该书集中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影响。穆勒把生产要素概括为人口增长、资本积累、技术进步、自然资源，并逐个地作为变化条件分析其与增长的关系，至今仍是经济发展理论常用的分析方法。

穆勒把经济规律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的规律，它是自然的、永恒不变的；另一类是分配的规律，受人类意志支配，因而是人为的、可以改变的。这是认为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就可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平问题的理论基础，也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

（五）阿弗里德·马歇尔的发展思想

马歇尔的经济思想除了继承英国经济学自19世纪起开始背离劳动价值论的倾向之外，还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德国历史学派和法国数理经济学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是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其中将供求均衡论、边际生产力论、生产费用论等融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折中主义经济学体系。另一方面，马歇尔以供求均衡机制的运作作为基本分析工具，提出了他的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并由此而确立了资源最佳配置的原则。因此，除了从“自然不能飞跃”这一命题推演出他特有的经济发展过程观之外，马歇尔主要关注的是静态的价格决定、收入分配、资源配置问题，而不是动态的经济增长、经济发展问题。

但是，我们仍然能从马歇尔的著作中发现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首先，马歇尔把经济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和谐的过程；承袭马歇尔思想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把马歇尔的经济发展观分解为三项内容：经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从而政策效果依靠边际调节；经济发展是一个和谐的、累积的过程，它的进行依靠自动的均衡机制；经济发展的前景是令人乐观的，通过扩散效应和涓流效应，增长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良好的发展。其次，马歇尔在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时，承袭了古典学派亚当·斯密的思想，特别突出资本积累和劳动力的数量与效率的作用。第三方面，马歇尔把人力资源和物质财富看成同等重要，而人力资源的开发，则有赖于教育；他认为“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马歇尔认为，只有通过长期的教育，劳动者才能获得不同的特殊技能以及孜孜不倦的精神，即当代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所具有的“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第四方面，是对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他看见了由于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资本积累的迅速扩大而促成生产中的报酬递增趋势，并认为这种趋势将因外在经济的出现而加强。工业方面的报酬渐增趋势会压倒农业方面的报酬递减趋势，从而不会出现对经济增长的障碍。

（六）熊彼特的发展思想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建立了以创新为核心的发展理论。他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对现存经济关系格局的突破。突破力量来自企业家的创新。创新就是建立一种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而经济发展就是整个社会不断实现这种新组合。他认为创新是一种内在的因素，经济发展也不是外部强加的，而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的关于经济活动的一种变动。他说：“发展主要是采取不同方式去使用现有的资源，从事新事业，而不管那些资源是否增长。”

二 古典社会理论的主要思想

在古典经济学家建立并发展了一套经济学的概念、思想和体系的同时，古典社会学家也致力于对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释，代表人物包括卡尔·马克思、斐迪南·滕尼斯、埃米尔·涂尔干（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凯姆）、马克斯·韦伯。基于马克思的发展理论将于本章第三节单独讨论，下面将分别讨论滕尼斯、涂尔干和韦伯的古典社会理论。

（一）滕尼斯对于共同体与社会的理解

斐迪南·滕尼斯深刻阐明了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类型：共同体与社会。滕尼斯1881年出版的《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详细阐述了他对于共同体和社会的理解，对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大工业文明席卷一切的欧洲社会变迁的看法。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的基础之上的群体（家庭、宗族）里实现的，此外，它也可能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以及在思想的联合体（友谊、师徒关系等）里实现。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与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等作为共同体的基本形式，不仅仅是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而且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与此相反，社会产生于众多的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有计划的协调，如果个人预计共同实现某一特定的目的于己有利，那么就会加入共同行动，社会是一种目的的联合体。社会也是一种“人的群体”，人们像在共同体里一样，以和平的方式共处，但是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结合，而是基本上分离的。社会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而在近代的资产阶级社会里，社会的类型得到了最完美的表现。

（二）涂尔干社会分工的发展

埃米尔·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视角探讨了现代社会的变迁，并致力于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阐释。涂尔干于1893年完成的《社会分工论》集中体现了他关于社会变迁的观点，涂尔干在他的理论中划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结构，这两种社会结构反映了分工程度的不同和团结的主要形式的不同。机械团结存在于不发达社会和古代社会，它是建立在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同性或相似性即同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机械团结的根本特征，是社会成员信仰、情感、意愿的高度同质性，而这种同质性只有在分工不发达时才是可能的。以机械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它的分工极不发达，但是它有强烈的集体意识。以有机团结为基础的社会，它有高度发达的分工，结果是高度和广泛的相互依赖替代了强烈的集体意识作为团结的根源。有机团结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而出现的，它是建立在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联系。由于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个人之间的差异性不断扩大，同时也使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伴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共同的集体意识逐渐削弱，使个性的发展成为可能（迪尔凯姆，2000）。

然而，在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危机，涂尔干主要把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归结为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的丧失，并认为这是一种失范，即由于社会类型正在转变，旧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已经失败，新的集体意识和社会规范还没有建立起来，社会处于一种“价值真空”或“道德真空”状态。在《自杀论》一书中，涂尔干集中分析了伴随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失范型自杀。涂尔干指出，一旦社会秩序出现重大更迭，无论是骤降的好运，还是意外的灾难，人们自我毁灭的倾向都会格外强烈，工业和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率提高，并非由于贫困的加剧，因为繁荣的高峰期也具有相似的结果，而是由于它们是危机，是动荡，他们打乱了旧有的秩序（迪尔凯姆，2008）。

（三）韦伯对于社会转型的研究

在1904、1905年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做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与新教伦理是分不开的。新教加尔文教派所信奉的“预定论”认为，上帝所要救赎的并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选民”。谁将要成为“选民”而得到救赎或谁将被弃绝，都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的行为对于解救自己无能为力。从表面上看，“预定论”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宿命论。但在韦伯看来，“预定论”认为个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创造出一种神圣的天职，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从而，“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007）。

除了从宗教的视角探讨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外，韦伯还集中分析了理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韦伯认为，现代文明受到资本主义洗礼后，展现在人面前的生活世界，是一个解除魔咒的、世俗功利主义笼罩一切的世界。理性的计算、科技工具的运用以及计划性的社会变迁无一不扩大了官僚化的影响范围，乃至现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组织无不趋向于“形式理性”的运作原则（杨善华、谢立中，2005）。

古典社会学家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滕尼斯从共同体和社会、涂尔干从社会分工、韦伯从新教伦理和理性等视角分别阐释了资本的社会变迁。滕尼斯关于共同体和社会的视角具有相当的创见性和预见性，成为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和理念，并被不断丰富和发展，成为现代化理论的来源之一。涂尔干的理论一直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的社会学方法促成了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诞生；他关于社会本质的讨论，也引出了工业社会的思考（普雷斯顿，2011）。韦伯的研究对于现代化、理性化、宗教的世俗化等均有很大的影响，并构建了价值中立的解释社会学的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