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与民俗学履痕

企业民俗学：企业管理的一个新思路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企业界根据其经营管理的实践经验和发展的需要，首先提出了“企业文化”的思想，旋即成为世界各国企业管理科学的一个热点课题，并使之迅速成为一门引人注目的新兴科学。此间，有关企业文化的介绍和研究也在我国理论界、企业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关论著、讲座、研究会纷纷出台，对促进企业改革的深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起到积极的重要作用。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群体文化形态，综合反映着企业成员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结构、特质、水平及其与外部社会环境的有机关系与相互作用。因而，企业文化理论的最突出特点是注重人的价值，把人的素质视为关系企业存亡与发展的最根本要素，把企业文化视为企业素质的集中表现和企业成功与否的原动力。同时，企业的每个成员，首先是作为一名特定社会制度的公民存在于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受着其固有的传统文化乃至乡土习俗惯制的深刻影响与制约。同样，任何一个企业的企业文化，亦毫不例外地必然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及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壤之中。这些，是无可怀疑的历史与现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将其看成生产力最活跃，也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在这一点，企业文化理论是与之相通的。应用科学理论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联系客观实际的具体分析、运用，如果脱离国情实际而生搬硬套，就必然导致失败，是违背科学规律的。所以，借鉴、运用当代先进的企业文化理论，亦必须针对国情，直至厂情实际，富于创造性地进行，使之不断充实、完善与发展，从而建立起符合本国国情的企业文化理论。

企业文化学说虽然产生于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并成为其分支学科，但其研究对象毕竟是一种文化的深层结构，就这一点来说，当然也是企业文化核心结构——企业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反之，民俗文化的民族性、区域性特质，也同样使各种具体企业文化不同程度地显示出相应的特质与差异。因为创造、传承和运用、发展这些文化的企业成员又首先是社会的人，同时，企业作为兼容各种社会人的群体单位，在不同国度、政治制度条件下，其社会功能和文化特点是不尽一致的。例如，以中华民族为主要代表的东方式充满人情味色彩的社会人际关系，显然与西方社会存在较大差别，这是由民俗文化的差异决定的。又如，我国现行制度下的企业单位组织形式及其体制，不仅是经营生产单位，还同时承担企业的其他社会功能，不仅从中获得经济收入，而且住房、退休金、医药费、生活必需品的调价补贴也由企业负担。同时，企业还要对职工的计划生育、婚姻登记、社会身份、政治教育、法纪教育乃至各种社会活动承担责任。因此，职工终生依赖于企业，企业成立兼负部分政府职能的特定单位，一些大企业内部几乎变成了政企合一的特定“小社会”。如此体制和组织形式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同国外众多企业文化状况相比，其民俗文化要素的差异及功能则更为显著。

改善和革新管理机制，提高企业素质，首先要从提高企业成员的素质水平做起，这是企业文化理论的基本思想。因而，把民俗文化要素作为制约我国企业稳定与发展的一种内部基因，和系结商品生产、经营与流通的一个潜在而重要的外部环节来把握，无疑是企业文化理论应予注重的一个基本课题。

一 制约企业稳定与发展的一种内部基因

企业文化，是管理科学结合行为科学、文化学，对企业素质、企业精神、企业机制、企业内部效益与社会效益进行综合性的系统分析提出的一个理论概念。从宏观上说，企业文化即直接为现行行政制度、经济体制制度。也理所当然地受着以民俗文化要素为深层结构成分的传统文化的制约。无论其内部与外部，还是隐性与显性的文化形态，均可清楚地反映出这一社会环境的背景。

中国近代工业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迟缓，是在农业景观基础上，以民俗手工为起点，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工商业的刺激下逐渐发展起来的。历史悠久的农业文化传统和手工文化，给现代工商企业的发展带来许多隐性障碍。这些，在现代企业内部社会的生活中，即主要作为民俗文化的各种形式以传承和存在着。例如，其具体反映在企业内部社会群体结构和错综复杂的多层次、多取向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习俗惯制，即成为直接制约一种企业文化的要素。

新中国成立40年来，在政治体制上仍未彻底脱离官本位的轨道，企业管理体制则是政企合一的模式，一个企业对其所属成员的几乎终身的全部事务，甚至连以该成员为轴心的上下几代直系亲属的生活福利也都部分或全部地包管起来，企业内部机制形成了与外部社会环境相对应的内部小社会，像家庭一样成为一个个超级社会细胞。一些较大的企业，厂区与职工生活区同建于一个地区，为安排职工配偶和子女等家属就业、入托，又附建了各种依赖其扶持甚至补贴的各种小型工商事业单位、学校、托儿所，乃至安排残疾家属就业的身后福利性企业。这样就使得企业成员将其终生乃至家庭几乎完全依附于所在企业，使企业内部形成了一个几近内向、封闭式的社会群体。在这一特定的群体中，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人际关系层面和习俗惯制，以其超然于正式规章制度之外的隐性机制作用于内部生活，成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企业稳定与发展的内部基因。

在一个企业社会群体单位中，其多层面的人际关系网络错综复杂，除一般的政治、经济、行政等显性关系之外，还存在大量的隐性关系，如双职工同在一个企业的夫妇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亲属关系，以家庭、亲属交情为纽带的类亲属关系，师徒关系，校友关系，邻里关系，同乡关系，世交、挚友关系，同少数民族或宗教信仰关系，等等。诸多关系之中，除地缘关系外，最突出的属家庭和姻亲等亲属关系。就实质而言，现代工商企业职工中的亲属关系，不外是几千年来作为社会结构基本联系形态的以宗法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小农自然经济组织内部群体关系的遗存和变异。

据了解，美国的中型企业中，有姻亲关系的职工不到10%，大型企业约占15%，而且由于职工流动频繁，姻亲群体的结构和规模很不稳定，其内聚力薄弱，仅是一种较松散的集合，对企业管理影响甚微。在我国则恰恰相反，由于传统民俗文化观念的作用，现行企业的行政、经济、福利功能的作用，以及社会就业制度，如“顶替接班”、“内部招工”等，使企业内部的亲族姻亲关系群体恶性膨胀。据对一家千人中型企业的调查，其有姻亲关系的职工高达593人，几近60%。实际上这种现象岂止一厂一店呢？近些年来在某些单位中，同事之间的正常习用称谓一度几为“张姨”、“李叔”之类的类属称谓所取代。显然，这是单位内部亲族、亲属关系在社会称谓语俗上的投影，是传统民俗观念在企业内部社会人际关系上的微妙渗透与体现。

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企业内部的亲缘群体，直接作用于企业内部的人际关系，人们的精神生活、文化心态，乃至生产管理和各种利益的分配，是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管理、生产发展的潜在因素。同时，这也是企业内部社会人际关系相对封闭的主要表现之一。这一现象的存在，对于稳定职工队伍，促使职工关心企业利益，激发事业心，以及按现行体制、政策改善职工生活福利等，是有其许多益处的。同时也应看到，这种亲缘群体关系的存在，对于提高职工队伍素质，严格规章制度、加强科学管理制度和消除不正之风，则是一种隐性不利因素。正视这些事实，通过透析找出祛弊扬利的途径，是企业领导人必须采取的科学态度。东北地区一家地处偏远位置的大型机械厂的领导者们为了改变本厂产品非社会化而内部小社会人际关系相对封闭的逆向发展状况，他们通过文化调节小社会内部的人际关系，成为小社会内部成员心理平衡、情绪发泄和转移以及疏导的重要途径。在严格规章制度和深化科学管理的同时，注入浓厚的人情味，坚持在以人为目的的前提下，强化各项管理手段，这一探索性实践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大家庭式企业管理著称的日本，即十分注重国情，注重科学利用企业成员中的亲缘关系，将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方法与充满民俗色彩的传统家族生产组织相结合，取得了成功。他们既重视专家对生产技术的监督管理，亦注重并奖励工人的改革建议，同时，还积极帮助企业成员尽可能在本企业内部寻找婚姻伴侣，以求其将个人事业及家庭利益同企业结为一体，使传统的家庭生产关系融于现代化管理的企业，推动生产发展。这样一来，企业成员将个人命运押在企业的兴衰存亡上，爱企业如爱自身家庭。这方面，像丰田企业这样的典型早已人所共知。据统计，在日本的中型企业中，有15%的企业成员之间存在亲缘关系，在大型企业中所占比例则高达40%左右。这说明根据不同国情的民俗文化传统要素来把握企业文化，制定相应的企业管理占额是不容忽略的，否则即属违背科学的法则，我国各类企业成员结构中，已经存在相当比例的亲缘关系网络，无须像日本企业家那样去刻意建立和发展了，重要的是在于科学地因势利导，私扬其利和化弊为利，求同析异，将诸小群体统一为一个积极向上的，具有向心力、凝聚力和同力的，具有共同奋斗目标，奋斗精神的企业大群体。

“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历史经验所见，无论任何社会群体，即或没有经过一定程序、形式推举出的首脑、领袖人物，亦必然存在一位或几位具有主导性影响力量、凝聚力量的中坚角色或核心角色。在企业内部多层面的人际关系中，各个群体的这种核心角色也是客观存在的，这种角色既非选举的，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在日常群体的心理情绪、意识趋向与基本心态的产物，而且是能以情感投合联系他人，具有某种超群素质或技能者。这种角色的言行、情绪对其周围的人们有着很强的感染、影响和协调作用，具有调解心理平衡的功能，在维护本群体利益或表达群体意愿时甚至可以做到一呼百应。因而，这种角色在协调企业内部、社会内部多层面群体关系，调动企业成员积极性地工作是不容忽视的。有时，这种角色的言行可以对他人低落的情绪起到振奋的作用，反之，亦可对高昂的热情起到“消防队”的作用。一位在企业从事政治思想工作多年的领导干部，将企业职工中的这种角色称为“情绪领袖”，并有“积极”与“消极”之分。他在实际工作中发现，“情绪领袖对小群体成员的情绪和行为起着支配、调节、同化、影响作用”。他分别针对“消极型”和“积极型”的“情绪领袖”采用了不同的工作方法。首先，采取四种措施消除消极型情绪领袖对企业发展的导向影响。其次，发挥积极型情绪领袖的作用创造有利条件，其目的是多渠道地提高职工素质，调动更多人的积极因素。

“情绪领袖”这类企业内部群体中的主导角色，是非官方的，是隐性的民俗文化约定俗成运动的结果，在这种角色的气质或意识中，大都含有重义气、讲交情、主公道等传统民俗观念的底蕴，与普通人的习惯意识息息相通，因而产生共鸣效应。新中国成立前，封建把头，企业主往往诱用工人队伍中的这类群体主导角色充当其代言人、工头，或帮会、行会的骨干，用以欺骗、役使工人，原因就在于他们意识到了这种角色的影响力量。如今，在工人阶级已成为社会领导阶级的社会制度下，企业全体成员的总体目标与利益是一致的，注意发现、引导和利用好这些“民间人物”的作用，对改善企业管理，深化企业改革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任何一种经济制度、企业管理方法的建立与改革都有个国情、厂情问题，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进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脱离既有文化传承的大起大落“一刀切”的方式往往会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况。率先并长期持技术比较论学说的日本学者森谷正规认为，日本传统的武士和以武士为中心的民俗气质，决定了日本现代化工业生产在他们的民俗观念中，亲身实践、干得满头大汗是一种美德。日本企业界利用这一习俗心态，积极鼓励，吸收有才华的大学生、第一流人才到实践的第一线上，像旧时代的武士那样在拼搏中施展才智，即因势利导地为他们干一番事业创造了较好的内部与外部环境，企业与社会也都从中直接受益。这样一来，日本企业大锅饭式的终身雇佣制的功效，竟然超出了主张个人才干自由雇佣制的美国，因为后者的临时观念在一定程度上涣散了企业的凝聚力和责任感。日本的企业家的竞争意识，是强调内部人员的通力合作共同对外，他们向本企业职工灌输了一种思想是，同事间并非竞争对手，而是“同学和战友”，注重的是一种对外竞争的前途。这些成功的经验说明，建立在传统民俗文化基础上的价值观念、心态趋势不容忽视，如果盲目引进照用他国经验而无视国情、地区特点，再先进的东西也是无效的，反而会破坏既有的文化，造成混乱，煮“夹生饭”。

上面谈到日本一些企业注重以亲缘关系来增强其成员的凝聚力、事业心，但不是一种唯一方法，而且还应该建立相应的协调、制约机制。我国实行承包、租赁制度后，某些承包者、租赁者任意安插重用亲属，形成一种“家天下”的格局，结果反而挫伤了广大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改革热情。这时，企业内部的各类隐性群体及其起主导作用的角色，同承包、租赁者群体就成了逆向力量。这当中，既存在利益分配问题，也有民俗观念与心态的作用。应该看到，即或无利益分配因素，其所刺激起的心态也同样是一种消极的不安定的因素，使人心情平衡，是要适时发泄的。

二 系结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潜在环节

最近，国内理论界已注意到，一种先进的生产工艺只有同国情与民俗风情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效益，不同国家的文化和风俗习惯越来越明显地反映在它们的产品中。世界现代化的进程和工程科技一体化的趋势，并未改变应用它的人群生产机制的民俗化倾向，而是在顺应这种倾向。同一产品，不同国度和民族的生产常常使之显示出不同特色，其中即凝结着该地民众久远传承相习的民俗风尚、习惯与爱好。有些国家有意识地强化这种特色，以取得不同凡响、别具一格的效果，使产品在消费者中赢得市场。作为商品生产的企业家们，在组织生产的实践中切实体验到“不懂天文地理不足为将，不谙风土人情亦不可作行商”这个生意经的道理。上海一家日用品厂的厂长以其指导企业生产的实践切身体会到：“作为一个企业的负责人，有无民俗学的知识，大不相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感到民俗学这门学科的研究不能仅仅囿于 ‘移风易俗’这个老框框里，还应把眼光投向商品经济领域，给民俗学的应用创造一块新的领地。我们应看到，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虽有一定的稳定性，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方面也会产生相应变化，特别是要拓展外贸市场，这就更需要我们对时代新浪潮有敏感性和适应性。”他指出，他所领导的工厂生产的霜露系列洗涤产品，是根据人们生活习俗而设计的，是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产物。例如，旧时在河滩洗衣是用杵捶，出现了肥皂则改用搓板搓，发明洗衣机后开始使用洗衣粉，洗衣粉的升级换代产品是洗衣膏。他们厂生产的高级洗衣膏里加进了调理剂，不仅可抗静电，还可以使织物更柔软，受到用户的欢迎，这也正是顺应整个社会洗涤改革浪潮而产生的。又如冰箱清洁剂、皮革去污光亮剂等亦如此。其产品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乃至供不应求，其奥妙就在于企业领导把握了“以应用民俗学发展生产”这个指导方法。

马克思曾说道：“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成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社会消费习俗与商品经济之间是一种互相制约和互相促进的双向关系。有些学者在考察我国消费习俗时，提出影响我国消费习俗的十项重要因素，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生产关系的性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民族传统文化与传统生活习惯，领袖人物、知名人士等的消费示范，道德规范，消费心理、消费决策与消费引导，国外民族消费风俗的影响，消费者所处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消费习俗直接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一般来说，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消费水平。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影响消费习俗变化的基本因素。同时也应指出，国际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也是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消费习俗的因素，有时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在改革开放中，各式牛仔服在我国男女青年中风行一时，甚至一些一向以正统雅士为风度的中老年人也穿用起来。至于西服、夹克衫等的流行，更是普遍。如此迭起的服装新潮既直接渗透到我国的服饰消费习俗中，也刺激了有关企业商品生产的选择和适应。一些较早准确把握这些潮势的服装厂家，纷纷在质地、款式、档次和做工、创名牌上大做文章，产销对路者既获得了相当可观的经济效益，对社会亦无疑是一种贡献。但是，如果对某些习俗惯制在当前消费水平条件下所能刺激其改变的情况估计不清，缺乏科学预测，就往往会使商品生产决策出现失误。我国西北地区某市一家食品厂于1985年花巨款从国外引进了一套主食面包生产线，开工后却因与当地群众饮食习惯不合，价钱又高于当地习惯了的固有方便小食品，于是因供大于求而不时停产，造成了企业不景气。

民族传统手工业同现代大工业生产从整体上来说显然相去甚远，无可相比。然而，民族传统手工业商品生产在紧密适应社会民俗文化这个基本生意经上，却是颇值得现代企业家们很好深思的问题。一些民族传统手工业品至今仍盛行不衰，是人们喜闻乐见的消费品，也使众多的小手工企业、较落后的机器生产小厂家甚至家庭式作坊，在各类现代大企业林立的空隙间得以颇有生机地存在，根本原因即在于它们满足着某些消费习俗的需求，产销对路。在电脑控制的编织机出现以后，招揽手工针织活计的个体加工者仍然大有生意可做，道理亦正在于此。这一细微事实，也在说明前面引录的马克思那段论述的客观性。随着金银首饰热的兴起，南方的小银匠们涌入城市摆摊设点，虽间有骗人者，却仍不乏顾客，也是这一法则的作用。一些传统民间工艺品、传统小食品的开发，转为更加精美、卫生的工业化生产，受到了普遍欢迎，企业亦由此大获效益，也在于把握了消费习俗与商品生产这一对关系的法则。

再如，当代各种质地的生肖饰物、纪念品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而街头仍不时有人叫卖那种极普遍、极简朴的用核桃手工雕刻的十二生肖饰物。其之所以仍有消费市场，不仅仅是其成本低、售价不高，更主要在于我国源远流长的桃文化民俗信仰。远在我国先民的太阳神话“夸父追日”中，桃林就成了神化之物，至于有关仙桃、玉桃、碧桃的神话就更多了，而《西游记》传说中王母的蟠桃会更具神圣奇妙色彩。在中华民族传统民俗信仰中，桃象征健康长寿、和美、幸福，具有祛灾驱邪的功能。直至最近，有人在盛产蜜桃的青州采风时看到，一位老太太手持桃木拐杖，衣扣上拴着两只约八厘米长、紫红色的缀着红绸的桃木棒槌，带着小孙子坐在门口晒太阳。当人问她戴桃木棒槌干什么时，她回答说：“人老了，八字软，担心鬼邪附身生病。”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七根约五厘米长的桃木棍，说是夜间走路用的，有了它，路路畅通，保佑平安。老太太还指着绣有桃花图案的鞋说：“天天踏着桃花走，天天吉祥如意。”她又让人们看那小孙子的“护身符”，只见那孩子浑身上下都与桃联系着。头上留着桃形“信毛”，脖子上挂着核桃雕刻饰物，手脖、脚脖上戴的是十二生肖桃核雕刻和桃棒槌。老太太解释说，这些饰物都有保命护身的作用，保佑孩子长命百岁。在青州农村，不仅身上饰物非桃莫属，就连房屋建筑、家具、花坛甚至宴席也与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门上挂匾用的是桃形灯，大门檐下镶着刻有桃纹的方砖，端午节时门旁挂桃枝，春节、元宵节迎门张挂桃形灯笼，堂屋迎门正中挂着“桃寿星图”，雕有桃图案的八仙桌，茶几上摆放着桃爷、桃娘、仙桃老人等各种桃形陶瓷工艺品，甚至连茶具、酒具也是桃形的。凡此，有关桃文化的民俗传统刺激着相关民间手工艺品的生产与消费。这一普通事实，应给我们企业家的生产、经营以有益的启示。因为它的极浅显的道理揭示着社会消费习俗与商品经济之间内在的有机联系这一基本法则。

在对外贸易的商品生产领域，民俗文化要素的制约就更突出了。因为人类各群体、各地环境中的风土人情、习俗惯制千差万别，直接关系着商品的消费。然而，我们的视野有限，对外部世界尤其是民俗文化了解得还远远不够，或说仍很肤浅，往往莫名其妙地导致生产经营的失误。这就要求我们的企业家们把握“入境而问禁，入门而问讳”这一先人古训（《礼记·曲礼》）。某地区外贸部门于1981年收购鼠皮一万一千多张，并将其中的半数制成了鼠皮褥子，以为可以成为打开对外裘皮贸易市场的拳头产品，结果却始终堆在仓库里打不开销路，削价都卖不出去，损坏变质，枉自损失了200多万元。究其失误的原因，除工艺及经济情报等原因外，民俗学者还指出其决策者缺乏应有的民俗知识，忽视了国内外民间对老鼠的厌恶心理，违反了民间禁忌。1985年3月，某个一向与我国友好的外国政府突然查抄了从我国出口去的布鞋，令中外人士一时震惊莫解。后来查明，原来这些布鞋后跟的防滑图案中的花纹，与阿拉伯文字的“真主”字样很相似，误犯了他们的禁忌。据有的专业报刊介绍，近年来，美国产品老是打不进日本，日本市场被美国商人称之为“攀不上的富士山”。究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不谙风土人情”，也是导致其失误的原因之一。例如，日本妇女喜欢用使肤色变淡的化妆品，而美国女性却以皮肤黝黑为健美。所以，能使肤色变黑的化妆品在美国就十分畅销，如将其销往日本必然适得其反。日本的一些精明的企业家，能洞察、调整适应美国社会生活习惯的需要，小汽车、冰淇淋等商品均聘请美国专家帮助设计和销售，结果是顺利、成功地打入了美国市场。瑞士洛桑的一个小镇，有一家专门为穆斯林旅游者生产祈祷用的便携式拜毯的工厂，由于多年来产品样式一律，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有一天，这个工厂的厂长约瑟夫·卡莫无意中发现两位穆斯林在拜时因方位问题争吵了起来，互相指责对方搞错了圣城麦加的方向。卡莫灵机一动，如果在拜毯上装一个小型罗盘，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于是，他立即把自己的设想变成具体的设计方案，并大批量投入生产。从此，装有罗盘的“卡莫拜毯”风靡全球，至今畅销不衰。美国芒延维尤的一家钟表公司生产的一种专供穆斯林使用的电子手表，无论在世界任何地方，这种表都有一个指针准确地指向圣城麦加，而且每到祈祷时间（每天五次），它都会发出音响告诉主人到了做礼拜的时间。就此，有的民俗学者指出：“如果不是基于他们对穆斯林虔诚的信仰习俗的深刻认识，就不会萌发创制穆斯林专用商品的念头，也就难有（如此）可观的经济效益。”

民俗文化是人类思维、观念模式和生活习俗模式的积淀，同时也是人们欲望、需求的反映。商品生产与消费习俗需求的相互对应与掣肘的法则，决定着企业商品生产的方向与经济效益。美国海通公司总经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飞机偷袭珍珠港时，曾裹着一块中国地毯躲过了飞机扫射。1979年，他随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华访问时，发现了中国的地毯图案不适应美国市场。于是，他把那块清洗后的曾救过其性命的中国地毯带来中国，以此为样品向中国订货。这块历经沧桑的地毯已脱尽绒毛，只剩块麻布片了，根本看不出原有的图案。我国的设计人员根据织丝纹理，设计出了以吉祥花朵组成的具有古典风格的图案。当把同一图案、不同色彩的20块地毯样品送至这位地毯商面前时，获得了赞誉，立即签订了订货包销合同，使一个从前生产毯帽的乡镇企业一跃成为专业生产工艺地毯的外向型企业。这其中，显然是这位外商当年中国地毯曾救其性命的经历和新产品的吉祥图案的民俗心理起了微妙的纽带作用。这个事例说明，民俗文化不仅是企业生产中的一个要素，也渗透于企业经营、对外贸易的许多环节之中，具有潜在、微妙的功能。

三 关于企业民俗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

日本学者梅泽正在《企业文化论》的序中引用法国文化部长郎哥的话说：“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梅泽正认为，对于企业来说，文化就是个性，文化就是气氛，文化就是素质，文化是一种经营战略。一位中国学者在译论这部书时提出：“经济的成功，从来要以文化的发达作为背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希望他们（指我国新的一代企业家）能理解文化常常会比经济更重要。我也希望我的同行们同意，哪怕是有限地同意这个看法。”显然，从特定的视点来讲，这些论点是言之成理的。

《走向管理新大陆——企业文化概论》一书中认为，企业文化是“企业生存与活动过程中的精神现象，即企业以价值观念为核心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企业文化既是物质文化（软中之硬），又是精神文化（硬中之软）；准确地说，它是与物质文化紧密相连的精神文化现象”。姑且不论其关于企业文化概念的阐释作为一家之说是否完整、准确，其“软”与“硬”的比喻却是颇有意味的，颇易使人联想到我国现代社会生活中关于政治与经济问题的一些习惯看法。但从“文化常常会比经济更重要”这个视点来说，其“软”又兼“硬”了。由此，又令人想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版的美国人阿伦·肯尼迪与特伦斯合著的《企业文化》这本书，“初翻这本书，就觉得它不像一本管理学专著，反而像一本人类学著作。只是它同人类学关注的对象不同，不是那个太平洋小岛的原始部落，而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企业。但正是由于它的乖僻，使人们领略了一种透视企业的新视角，在这种新视角下，人们终于发现了企业的鲜为人知的真实面目”。就其视点而言，同常见的一些注重研究强化规章制度、指标竞争的管理学著作相比，它认为企业管理不仅是理性的，而且是文化的、非理性的；揭示了企业真实存在的状态与其说是一架理性的大机器，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单位。这种观察企业的方法着眼点在于人而不是物，在于从这一社会群体透视人类某些古老天性，即人文精神意识。

从《企业文化》所贯穿的人文意识来看，显示了一种尤重传统民俗文化的倾向。在作者看来，所谓企业文化是由企业环境、价值观、英雄人物、礼仪庆典和文化网络这五个部分构织而成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往往是依靠文化网络来加强其价值观，传播英雄人物的神话，建立起强劲的本企业文化传统。价值观是企业的核心，是灵魂；英雄人物则是其人格化和组织力量的集中体现，是文化传承与导向的关键。至于礼仪、庆典，是企业中具有教育性、规范性和激励性的日常生活的系统化、程序化了的惯例。这种文化传统的力量比一些硬性制度、措施更易于使人普遍接受，成为像民俗文化中的习惯法和道德伦理那样的潜移默化地指导、约束、规范企业成员行为的文化指令。它所倡导的这种亚文化的氛围环境，其基础和核心在于借助处于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民俗文化的社会功能。事实上，日本企业的成功奥秘尽在于此，而企业文化的提出不就是西方世界在考察、比较、研究了日本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嘛！

有人分析中国企业文化的特征有四：一是伦理型，二是政治型，三是制度型，四是非制度型。所谓“非制度型”，是指“企业运转中起作用的往往是口头承诺或约定俗成的习俗和礼仪，因而显得松弛、拖沓和无规定性，不能适应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整齐有序的要求”。这又从另一角度指出了民俗传统的弊端及其在企业管理机制中的逆向作用。毋庸讳言，对民俗文化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取其利、祛其弊，方有积极意义和应用价值。考察、研究民俗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利弊两个方面，是企业民俗学和创建富于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的基本工作之一。

从前面两部分的论述中可以看到，民俗文化要素在企业管理中，对内是制约企业稳定与发展的一种内部基因，具有调解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功能，对外部，又是系结商品生产与消费的一个潜在环节。同时，二者作为平行的两个方面又互为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企业管理的传统文化要素。把握、运用好这种要素，就会增强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活力，促进生产发展，忽视了它则往往出现发展障碍，导致某些失误。创建符合本国国情的企业文化学说，其要点之一也是在于把握这种民俗文化要素。许多企业家在实践中用民俗学这把钥匙解决了某些企业管理中的微妙关系，并呼唤着理论上的阐发与指导。这就孕育并催生着介于企业管理和民俗学之间的一门新的科学门类——企业民俗学——的问世与成熟。

在此之前，曾有人用了“经济民俗”和“消费民俗学”这样的科学概念。前者是就民俗形态的范畴而言，后者则是由“民俗学与消费经济学的结合产生的”，其范畴及视点，均是就有关商品生产与消费的民俗学问题而言的，对于制约企业内部管理的民俗学问题涉及不多。企业民俗学，是研究民俗文化要素在企业内部管理和商品生产、经营活动中的性质、地位和制约调解机制的科学，目的在于发现、消除或化解其不利于企业发展的消极方面，极大限度地转换和发挥其积极功能，增强企业活力，完善和深化企业内外的管理机制。从方法论来说，作为民俗学与现代企业管理科学相结合的产物，当是将民俗学的视点、方法融于企业管理科学方法的两位一体的综合性运用。应该指出，即如世上无万能科学一样，企业民俗学并不能取代企业管理科学，而是民俗学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与结合，将产生完善和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发展的作用，以其强烈的人文精神弥补单纯理性色彩的企业管理的缺陷。

对于当代方兴未艾的企业文化学来讲，企业民俗学亦有完善其理论的作用，尤其是对建设富有一国、一地、一厂（公司）特色的企业文化来说，企业民俗学更居其深层结构的重要地位。这在前面提到的《企业文化》中，已显示出来了。与其说它“像一本人类学著作”，莫若说是因为注重和突出了企业社会生活中民俗文化要素的作用，从而更富于人文意识。

在前面两部分中，我们是从内外两个大的方面考察了企业民俗学现象，目的在于提出和归纳问题。实际上，在企业的日常生活和管理活动中，要涉及的现象和问题远非所述及的那些。只是关于企业民俗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某些思考与探索，其基础理论框架的完善、深化和发展，将有待在实践中发掘和总结。不过，有一点是很显然的，即企业民俗学是一门借企业文化学说而在现实需要的呼唤声中应运而生的一门应用科学，是送给企业家们深化企业管理的新思路、新钥匙。所以，企业家们的时间经验总结与理论意识的结合，定将促进这一应用科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