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西方的“权钱政治”是“致”患之源

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下的“权钱政治”使整个世界日趋陷入动荡。“权与钱”的恶性循环，导致了社会的丑恶现象暴露无遗。此类情况在日本等国极为突出。其危害之患令人深恶痛绝，触目惊心。2009年5月11日，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突然宣布辞职。日本舆论普遍认为，小泽下台完全是被金钱丑闻所迫。就在两个月前，小泽的首席秘书大久保隆规因涉嫌非法接受日本大型建设企业西松建设公司巨额政治捐款，被东京地方检察厅逮捕。据检方掌握的情况看，在2003～2006年的4年间，大久保隆规从西松公司领取了2100万日元的现金，并造假账以规避审查。西松公司还通过其他方式向小泽每年提供2500万日元的捐款，十几年累计达3亿日元。而就在同一时期，小泽家乡岩手县的诸多公共工程几乎被西松公司独家包揽。由于民主党被不少民众认为在经济上较为清廉，而且有望在即将到来的众院大选中取代自民党，实现期待已久的政权更替，因此西松建设案曝光后，在日本社会引发强烈震动，各方的无奈和失望情绪达到新的顶点。

一 西方社会的“非法政治捐款案”绝非偶然，而是“权钱政治”患疾的凸显和延续，是新的致患之源

日本政治中的权钱交易由来已久，特别是在日本特有的派阀政治催化下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等西方国家政坛腐败大案不断，以“洛克希德案”和“里库路特案”涉案级别最高，金额和影响最大。

1976年，卸任首相田中角荣被指任内曾接受美国洛克希德公司5亿日元贿赂，作为回报，帮助该公司取得全日本航空公司的客机订单。田中角荣、前运输大臣和17位高级官员被捕，田中本人被一审判处四年徒刑。

1988年，日本政坛另一个惊天大案“里库路特案”曝光。里库路特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就职、房地产信息为业务的公司。1984～1986年，该公司将大量原始股以优惠价格出售或变相赠送给政界要人近百人，金额达数十亿日元。自民党几乎所有头面人物都涉案，包括首相竹下登、副首相宫泽喜一、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以及自民党主要领导人和各大派阀要员。案发后，竹下登被迫下台，其他涉嫌的12名政客也相继辞职，10多名官员被逮捕起诉。

为阻断腐败链条、防止腐败案件频发不止的尴尬局面，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初相继制定和修改了多个法律法规，着重严格政治资金的收受、管理和使用。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朝野阵营依旧弊案连连，显示改革成效不彰，腐败患疾仍在。就在2007年5月，安倍内阁农林水产大臣、自民党政要松冈利胜涉嫌权钱交易，畏罪悬梁自尽，成为“二战”后第一个在任期间自杀的内阁大臣。与此同时，涉案企业“绿资源机构”前负责人也跳楼身亡。这家企业多年向松冈利胜提供大量政治捐款，并在松冈家乡多个农业项目招标中中标。此次西松建设案成为日本政治腐败的又一续篇之患。

二 西方社会的“权钱政治”频发有着深刻的制度诱因，其中金钱本位的所谓民主选举文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其深患无穷，也是致患之源

权钱政治固然与当事人的个人操守有关，但当弊案在战后长时期、在朝野阵营大范围发生，尤其在不断加强政治资金管理的情况下仍然层出不穷，人们就不得不进行制度层面的思考。

梳理日本的权钱交易案件，可看出一个共同特点，即在所谓民主选举的制度条件下，权与钱已经结成盘根错节的命运共生关系。涉案人与其说是为了个人的私欲，不如说是为了维持和扩大权力而贪腐。洛克希德案、里库路特案、西松建设案涉及日本政坛的三个风云人物田中角荣、竹下登和小泽一郎，这三人早年有着师承关系，竹下和小泽都继承了田中的政治风格。1974年，日本政论家立花隆在《文艺春秋》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田中角荣研究——其金脉与人脉》的文章，提出田中角荣的政治就是“金权体制”，以钱养权、以权敛钱。日本国内对田中角荣有不同看法，多认为此人富有政治才干和实干精神，甚至说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由此可见，田中身陷权钱交易，很大程度上在于世道、在于制度，使其不得不然。

日本等国实行多党竞争的选举制度，政治人物的权力来自于选举。西方民主理论认为，只有通过激烈的竞争性选举，通过政党间的政策辩论与民意选择，才能不断净化和提升执政的品质，选出好的领导人。然而，事实却并非那么简单和理想。以日本为例，其选举表面看以政见为中心，但实际起作用的只有三样东西——地盘、口碑与钱包，即围绕人际利益关系和口碑形象展开。乡村和地方选区重前者，都市选区重后者。乡村和地方选区富于传统色彩，重人情世故。参加选举的候选人从父辈、祖辈或是党内前辈手中继承地盘，甚至有人为此甘愿做他人养子或入赘当上门女婿，为占据地盘挖空心思。地盘还需时时经营，参选人以及当选议员平时就要花重金维持人情关系，逢年过节、红白喜事时要向选民送礼表达心意，并调动经济资源对选民特别是地方豪门、大企业以及有影响的社会政治团体进行各种形式的利益输送。选民在投票意向上主要看候选人与自己的交情以及为自己谋利的能力。都市选区情况有所不同，选民多无特定的支持政党和支持对象，投票主要看候选人的形象。因此，参选者需要在一个较短时间内集中曝光，以提高知名度。对于一个不知名的新人而言，资金实力决定其媒体曝光率，进而影响当选率。无论是在乡村地方选区，还是在都市选区，选举都需要耗费巨额资金。据统计，在日本竞选国会议员的花费至少在1亿日元以上。这种现象，在其他西方国家亦屡见不鲜，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一个总统竞选，政治性献金数额巨大。“权钱政治”问题亦日趋严重。

钱从何而来？国家有少量补贴，但主要靠个人筹措。在日本，涉世不深的新人须投靠派阀或资深政客，获得资助。田中角荣当年在政坛呼风唤雨，掌控自民党最大派阀“田中派”，靠的就是提供政治资金的超强能力。深谙政界潜规则的《读卖新闻》社长渡边恒雄在回忆录中披露：为当政治家，就得从大佬那儿拿钱。等自己也具备敛财能力之后，再分给下面的追随者，培植势力。在当今的西方各国政界，这是铁律。虽然这是导致政治腐败的原因，但不这么干的人绝对成不了老大。

老大们的资金又从何而来呢？首先是靠“政、官、财铁三角”运作，即政客、官僚与财界的结构性利益关系。政客的政治资金大部分来自于财界，即企业通过政治捐款换取政客的特殊关照，由其授意行政官僚为企业打开方便之门。近年来，迫于舆论压力，日本加大了对财界捐款的约束，禁止企业直接向政客个人捐款，但不禁止向政党支部捐款。为规避法律限制，企业常用的手法一是捐款时隐藏企业身份，二是把钱捐给政客指定的某党的多个支部。同时，政客纷纷通过增设政党支部等手段争取多渠道“化缘”。这些支部表面上是为深入基层、了解民情而设，但实际上多半是敛财的合法工具。这种改革的结果是政治捐款伪装名目，化整为零，越来越不透明。西松建设案就是这方面的典型。西松公司捐款主要有两个途径，首先通过子公司“松荣不动产”等捐给小泽一郎领导的“民主党岩手县第四区总支部”；另一方面以西松公司职员及家属名义成立两个挂名的政治团体“新政治问题研究会”和“未来产业研究会”，再通过这两个团体向小泽的政治资金团体“陆山会”和民主党在岩手县的两个支部捐款。

总之，选举是要花钱的，大把烧钱的选举迫使政治人物大把捞钱。法律限制、规范政治捐款的初衷是好的，但却没有堵住问题的源头。只要政客需要钱，只要企业需要政客为其“代言”，制定有利企业谋利的政策，各种形式的政治捐款就会源源不断而来，并随着形势发展而翻新花样，掩人耳目，最终构成政治腐败的温床。而这些在政界彼此心照不宣的怪现象，只有在朝野对立加剧的特定政治条件下才可能曝光。从此意义上讲，西松建设政治捐款案所揭开的日本政治腐败黑幕之患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三 西方民主美名掩盖下的权钱政治，是扰乱政治社会秩序的恶患之源

权钱政治谋取政客与企业的私利之患，危害国家与社会的公益，进而腐蚀政党政权，扰乱世道人心。

权钱政治加剧政党恶斗之患。以日本为例，一直以来，国会众、参两院分别由朝野阵营把持，自民、民主两大政党势如水火。在这一格局下，双方围绕腐败弊案相互指责、相互揭丑，使案件本身的真相和根源难以澄清。西松建设案发后，民主党为图反击和减轻对自身负面影响，甚至公开质疑司法独立，抨击自民党与检察当局暗中勾结，办案对象、时机、方式上包藏祸心，目的是借助国家机器对民主党和小泽本人进行政治迫害，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之患。

权钱政治导致价值错位之患。尽管小泽一郎明显涉嫌经济丑闻，但日本民众中同情者不在少数。据社会调查显示，60%的受众认为西松建设案可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政治权谋。不少同情民主党的学者也提出，揭弊案固然需要，但政党更替涉及国家大计，因此应服从大局，不揭为妙。这些都反映出，政党分立导致民众的分化和价值的错位，使社会对于腐败的是非判断变得模糊，导致价值错位之患。

权钱政治致使政策延宕之患。面临全球化挑战，日本各界一致认为国家处于继明治维新、“二战”战败后的历史性变革期，需要进行划时代的改革。目标固然高瞻，但国家政治生活却未见相应的行动。舆论的焦点、政治的课题每每被丑闻、舞弊转移，政党越来越倾向于在政治资金问题上作秀、向民众施以小恩小惠等短期行为，制度改革的契机被虚耗。

权钱政治带来政治的冷漠之患。多个社会调查显示，日本民众对政治的信心不断下降。每次选举投票率往往低于60%。换句话说，日本首相只是在不到30%的选民支持下上台，这使得本来被认为公平、公正的选举成了走过场，而“少数服从多数”这一西方民主的最基本原则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许多民众说，原以为自民党不行了，民主党可以取而代之，会为民众做好事，结果天下乌鸦一般黑。日本有识之士更感慨，政治议题在社会生活中不断萎缩，使得国家难以凝聚共识，应对挑战，推动大的改革和进步。

权钱政治导致文化的“产业化”之患。文化是人类的精神食粮，对熏陶人类情操、培植人类灵魂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受权钱政治的影响和冲击，使文化的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泛化，精神食粮也变成了“权钱的奴隶”，所有的文化产品都市场化、商品化、权钱交易化。所以，公本社会理念、公德理念、无私奉献理念便随风飘逝，从而严重地冲刷着当代人的公正、公平理念和灵魂，其患害无穷。

在2010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梁衡、王桂荣和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田军利等先后对中国文化过度产业化现象表达了担忧，认为产业化文化很难起到“教化”亦即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和生活品位的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文化。笔者以为，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等议题固然重要，但上述代表和委员提出的问题更需要我们深入反思。

古人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文化是人们在物质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和持续改善后所向往与从事的精神生活，否则即如孟子所说：“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进而言之，文化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无不赖之以维系和传承。此即《左传》所谓：“国于天地，有与立焉。”

目前，中国已经初步进入小康社会，远离了物质匮乏的时代。相应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也就愈来愈强烈，并由此出现了一个“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问题在于，中国文化建设深受产业化、市场化、商业化之患，诸如天价国学班、少林寺MBA、坟墓经济热以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政绩工程等比比皆是，令人困惑和伤感——这究竟是在发展文化，还是在追逐利益？

净化人之心灵、提升人之品位的文化一旦被铜臭气沾染，社会必然为之付出沉重的代价。君不见，摔倒在地的老人无人扶起，十几岁少年的理想为“贪官”, “90后”少女誓言“非黄世仁不嫁”，即使被视为社会良心守护者的知识分子，也频频爆出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的丑闻……前不久美国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拜金主义最为严重的国家。

面对上述的尴尬局面，许多有识之士都发出了道德重建的呼吁。但是，道德重建不是在沙滩上建大厦，而是必须依靠文化的支撑和形塑。中国要想破解当下社会上唯利是图的道德困局，就必须坚持“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原则，纠正文化过度产业化、市场化、商业化的倾向，还文化以公益的性质和功能。

换而言之，文化是公共产品，需要投入人、财、物，同时又不应只希望它能够带来经济收益。文化的收益在于人的精神境界和生活品位的提升，在于人心向善、风俗纯美、社会和谐。文化的这种收益，是无形之利和无利之利，是功在千秋的大利。文化产业化的本质在于利用文化追求利润，极易产生见利忘义或见小利而忘大义的弊端之患。

很多主张文化产业化的论者动辄就拿西方国家文化产业如何发达以为凭借，这是一个明显的误区。实际上，西方国家影视、动漫、演艺等娱乐性领域的产业化倾向确实比较明显，但在宗教、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却从未出现过产业化的现象，相反，这些领域一贯以坚持自己的传统并与产业化拉开距离为荣。也就是说，文化产业化必须有个边界，并非什么文化都能产业化。

过去人们常说：“再苦也不能苦了孩子，再穷也不能穷了教育。”然而，中国教育却一度走上了产业化的道路，造成了教育公共产品和公益性质的变异，引起了人们的不满。现在，在文化产业化的历史潮流下，也出现了一些唯利是图的乱象，必须适时地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再想发财也不能发国家的财，再想赚钱也不能赚文化的钱！”若不如此，中国的社会发展会带来不可估量的负效应，使正确的文化方向会付之东流，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会是一句空话。

从西方半个多世纪实行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具体实践不难看出，西方的所谓民主不仅没有达到其原来标榜的理想和初衷，而且正在日益蜕化为权钱交易的大舞台，是影响社会发展的大之患。如此发展下去，必然妨碍社会稳定与人类社会和平，对构建人类和谐社会造成更大的冲击。

权钱政治扭曲了政界与商界、权力与经济、政党与民众的关系。多党制的竞争性选举标榜以政策为中心，结果却堕落为以金钱为中心；标榜代表人民的意志，结果却代表资本的意志；标榜有益国家的长远发展，结果却充斥着作秀、卖名、买票、黑金等各种丑恶行为；标榜提升民主的品质，结果却导致了各国政治生活的不稳定，人类生存的不和谐、不协调之患。

要解决权钱政治问题，不仅要从钱的流向上加强监管、控制，更重要的是始终着眼人民群众的长远和根本利益，确立全面、公正、公平、平等、和谐的权力形成机制，做到权力来自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而不是靠金钱操纵、分化民意，搞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否则最终被愚弄、受伤害的只能是普通百姓，最终牺牲的只能是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战略。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快速发展、日益崛起的新时代里，更要引以为鉴，防患于未然，运用社会主义特点的科学机制，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人类和平发展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