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汉斯·巴伦（Hans Baron）1955年发表《文艺复兴初期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人文主义和政治学问》[1]算起，公民共和主义复兴运动迄今已持续整整半个世纪了，并已经成了西方学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2]。到了21世纪，这场学术运动非但没有像当初有些学者所预料的那样转瞬即逝，反而由政治思想史领域波及法理学、政治哲学、公共政策等领域，其强劲的发展势头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对共和主义以及这一传统与现代世界之相关性的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一个庞大的学术话题。
在共和主义复兴乃至当代西方政治思想史之中，英国剑桥大学学者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年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有很多人追随他，也有很多人诋毁他，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无法否认他在思想史学界与政治学界的重要地位。无论是谁要进行当代政治思想史的编撰，斯金纳都是无法绕过的一个标杆，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为此，无论我们对其赞同还是批评、褒扬还是贬抑，都有必要对其思想进行系统的了解。
第一节 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研究的缘起
一 选题依据
共和主义古已有之，并曾经是古代政治思想的主流，后来被迫让位于自由主义，再到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的逐渐复兴，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共和主义为什么会得以复兴？是复兴还是修正？在这个过程中，有哪些人推波助澜？又有哪些人成为个中翘楚？复兴的共和主义和古典共和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它的复兴有什么意义？它与现代社会具有哪些相关性？它会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吗？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总而言之，共和主义复兴本身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因而把它作为一个课题既是出于理论的考量，也是出于对现实的密切关注。
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关于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以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成为重要流派，在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日渐增大，并且对传统的研究方法、路径产生了巨大的颠覆作用，其中斯金纳的个人影响也是首屈一指的，以至于被誉为“斯金纳革命”。著名史学家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曾经说过：“由于波考克、斯金纳和贝林的工作，西方的政治思想史已经被改写。”[3]
1995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公布了一份“战后最有影响的一百本书”的名单。这是由著名学者拉尔夫·达伦多夫发动的，评委则是包括蒂莫西·加顿·阿什和弗朗索瓦·孚雷等专家组成的委员会，挑选的是非文学类人文著作。斯金纳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一书毫无异议地入选，成为被挑选出来的20世纪70年代的15本著作之一，其他的包括罗尔斯的《正义论》、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的《逃离、声音和忠诚》[4]。
法国学者阿兰·博耶认为，共和主义的复兴要归功于政治观念史家，特别是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和昆廷·斯金纳[5]。对于斯金纳，即使是“吝啬”的里希特也毫不吝啬自己的敬仰之情。他热情洋溢地说，政治思想史家中很少有人在哲学才智上能够与斯金纳相媲美[6]。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史学教授布鲁斯·库克里克也承认，自己的很多灵感来自斯金纳学说的启发。他对斯金纳景仰万分：“昆廷·斯金纳对思想史方法作了非常出色的论证，对我的著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尽管我比斯金纳及其许多追随者更加怀疑我们是否有能力把握我们所要考察的观念和社会语境。”[7]
国内学者也普遍认为，斯金纳以其历史研究为基础，用探求思想观念之历史语境的独特方法，竭力阐发共和主义自由观的丰富内涵和时代寓意，为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西方人所信奉的自由观念提供了颇有启迪意义的视角[8]。天津师范大学刘训练也认为斯金纳是剑桥学派的领军人物[9]。
二 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对昆廷·斯金纳思想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而且有持续升温的趋势。人们从各个角度去研究斯金纳的思想，但对斯金纳的共和主义理论进行研究并作系统阐述的却鲜有其人。笔者不揣冒昧，进行一个大胆的尝试，无疑有几分莽撞、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但其价值自然是存在的：拓展了斯金纳思想研究的新视野，为对斯金纳思想研究的继续深入添砖加瓦聊尽绵薄之力。
国内对斯金纳的研究刚刚起步，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足，和斯金纳的理论地位极不相称，而且大多集中在他的有关自由的论述，于他的其他思想则鲜有所及。关于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系统研究更是付之阙如，与斯金纳在共和主义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地位不相匹配，不可不说是我们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缺陷。笔者欲从他的共和主义思想入手，利用比较分析的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想要达到的目标是：让这位思想巨擘的思想为国人所知，发展国内学界对昆廷·斯金纳共和主义政治思想研究，为理论和现实提供微薄的灵感和资源。
第二节 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现状与不足
一 研究现状概述及文献综述
（一）研究现状
西方学界对昆廷·斯金纳的研究方兴未艾，斯金纳本人的很多观念也遭到许多学者或赞扬或贬抑，但“斯金纳话语场”形成的本身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斯金纳的学术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国外研究斯金纳的有著名历史学家詹姆士·塔利（James Tully）。他曾经专门撰写《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对政治的分析》论述斯金纳对思想史的贡献，但他主要是论述了斯金纳的历史学贡献。他指出，斯金纳不仅研究了思想史的方法论，而且使用了这种方法来解读现在。所以，詹姆士·塔利认为，斯金纳的贡献在于解读历史的文本，考察观念的形成和变化，分析观念与其所代表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10]。詹姆士·塔利盛赞的是斯金纳对政治概念的研究与发现，尤其是斯金纳对国家概念的发掘，但对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基本是丝毫无涉。
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还有芬兰政治学教授凯瑞·帕罗内（Kari Palonen），他的一本近作《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进行了大致的梳理。这是西方学术界第一本系统研究斯金纳的重要学术著作，并被列入“当代思想家”丛书[11]。凯瑞·帕罗内的《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大致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政治哲学是否如有些学者所称的那样已经终结，第二部分主要论述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第三部分阐述斯金纳对国家及其概念的历史发掘，第四部分突出强调斯金纳的政治自由理论，第五部分论述斯金纳对修辞学的关注。总的来说，凯瑞·帕罗内的著作基本概括了斯金纳一生主要的学术成就，描绘了斯金纳的思想肖像。可能是出于写作的需要，作者只是对斯金纳的思想进行了相对简单的解读。对此作者本人也有明确说明：“在本书中，我已经粗略地用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勾勒出了斯金纳在思想史和理论政治研究方面的概况。”[12]凯瑞·帕罗内认为，第一，斯金纳将历史转变为在文本解读中的重要实例，把它作为理解思想的启发式条件和评价的规范性标准。第二，斯金纳运用语言行动的视角来解读文本并对政治进行通常的理解。第三，斯金纳还改变了政治思想优先于政治行动的学术通例，不仅使行动居于首要地位，而且把政治思想解释为在可能性层面上的一种政治，正是在这里他取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即我们所说的“斯金纳式的革命”。第四，斯金纳把思想作为政治的视角运用于自由概念的研究，同时重写了自由的历史，然后还将这种对历史的修正变成了在当代讨论中的重要例证。第五，斯金纳再次复兴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文化，并且通过这一步骤将这些争论重新评价为完全是一种政治特性的学术，然后将修辞性的再描述转变成为一种解释概念变化的特定的视角[13]。
以上论述向我们表明，凯瑞·帕罗内对斯金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但正是因其太过于系统，所以也就难以详尽。对笔者有启发意义的将是凯瑞·帕罗内对斯金纳自由观念的论述。凯瑞·帕罗内认为，斯金纳修正了自由的概念史。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他把文艺复兴的时间提前到13世纪。其次，斯金纳认为城邦的自由是个人自由的前提，或者说国家的自由是公民自由的前提。最后，斯金纳把自由视为与依附和奴役相对立的概念，而不仅仅像霍布斯所说的“干涉的阙如”，而且斯金纳认为政治参与是政治自由的一种表达，是个人自由的必要条件。
澳大利亚政治学家菲利普·佩迪特对斯金纳的共和自由理论深感兴趣，并汲取、发展了斯金纳的自由理论。他在《共和主义——一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一书中发展了斯金纳的自由理论，并把它阐发成“无支配自由”。
总之，在西方世界，斯金纳的影响主要在于历史学界和政治学界，因为斯金纳首先被训练成的是历史学家，并在历史学界获得最高的荣誉：剑桥大学钦定历史学教授，然后斯金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政治学者。所以，国外的学者从各个方面都对斯金纳进行了研究，但对于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献至今尚未发现。
对于蜚声国内外的斯金纳，汉语学界对其认识才刚刚起步、方兴未艾，研究文献甚为稀少，相关论著寥若晨星，要么集中于他的方法论，要么局限于历史学范围，而他的共和主义研究未受学界重视。比如，北京大学陈伟的文章《试论西方古典共和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和《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主要是论述斯金纳的史学和自由理论。台湾学者萧高彦的《斯金纳与当代共和主义之典范竞争》着重论述斯金纳自由理论的困境，写得很有见解：共和主义是注重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斯金纳过分强调法律的作用是否与古典共和主义美德相违背？此外，浙江大学的应奇和天津师范大学的刘训练因为研究共和主义也有文章关涉斯金纳，但基本难逃以上窠臼，大多集中于论述其自由观和方法论。众所周知，斯金纳为共和主义复兴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且成绩卓越，所以不管从历史学角度还是从政治学角度，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都有深入研究的价值。
（二）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研究文献综述
1.关于斯金纳复兴共和主义的理论
佩迪特在《共和主义》中把当代西方流传的共和主义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是以阿伦特、桑德尔为代表的“新雅典共和主义”（Neo-Athenian Republicanism），他们主要崇拜亚里士多德和卢梭的学说；另一派是以斯金纳等人为代表的“新罗马共和主义”（Neo-Roman Republicanism），他们比较崇拜罗马伦理学家、历史学家以及马基雅维里[14]。
艾伦·帕顿认为：“斯金纳的工具性共和主义陷入了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就其不同于自由主义而言，既然它纵容不正义，并支持一种非自由主义的爱国主义，那么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拒绝这一学说。然而，它在这些问题上与自由主义又有一致之处，因此它也具有某种合理性；但它无法成为自由主义公民观和公民美德的截然不同的替代性观点，因而只能以攻击一个假想的对手而告终。”[15]
唐·赫佐认为，以斯金纳为首的公民共和主义者提出的理论相当模糊，没有很好地说明哪些信念应该约束我们、超越我们个人计划的公共归属应该有哪些内容、公共善到底应该是什么等重大的课题，因而难以成为对自由主义理论的替代品。唐·赫佐还认为，斯金纳的方法论存在问题：假定今天有人拥护公民人文主义的事业，那么，他或她为什么应当在意200年（或三四百年）前的人们是否也拥护它呢？难道让逝者安息不是更恰当吗？通过发现这项事业在多年以前也受到珍视从而认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正当的，这难道不带有祖先崇拜的意味吗？[16]
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政治学教授卡里·尼德尔曼认为：“共和主义思想的历史对于当代的争论意义重大。这不仅在于现代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一样，都力图从历史上为他们自己的思想寻找基础，而且对古典共和主义内部不断呈现的诸多张力的反思，将促使我们认识到这一传统所提供的理论选择的多样性。当代共和主义应该探索的或许不是关于共和主义的真正解释，而是一种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最具有说服力的共和主义学说，以应对21世纪来临之际我们所面临的诸多政治困境和挑战。”[17]
邓正来认为，斯金纳等人所倡导的是一种强调平等、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政治模式。在其中政治共同体、自治、公民身份、政治参与、公共利益、公民义务、公民美德、协商、对话等词语占据着突出的位置。刘擎则认为，共和主义的复兴并没有像最初期许的那样带来理论的创造力与实践潜力，所以本身难以成为现代民主社会一个完整的替代性政治方案。但是，共和主义作为对“公民政治”的召唤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对自由主义的挑战也有利于迫使后者不断改革与修正[18]。陈伟认为，斯金纳在关于共和主义对近代的影响方面，未免强调太过，尤其是他对霍布斯所开启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暧昧态度，这使得他无法很好地就古典共和主义之局限作出公允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妨碍了他对自由主义的普遍主义一面的认识[19]。
2.关于斯金纳的公民理论
波考克认为，斯金纳的公民观是“西塞罗式”的。他旨在将共和国重建为法与正义的公民共同体，而不是关注某一个有着超强德性的公民能否通过确立一种平等规则实现自我约束。这种倾向有可能导致斯金纳回归到古代的历史中而难以自拔。波考克认为，斯金纳的公民概念源自西塞罗，而波考克本人的公民理论来自马基雅维里。在波考克看来，后者无疑比前者更加正确[20]。
对于斯金纳的公民美德或“德性”，哈维·曼斯菲尔德认为主要来源于马基雅维里，但又歪曲了马基雅维里的本意。在曼斯菲尔德看来，马基雅维里的“德性”包括善意、随机应变、精明、技艺、机运等[21]。
萧高彦指出，斯金纳刻意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而降低了公民德行的分量。在斯金纳眼里，公民美德是通过法律来型塑的，自利的公民必须被法律的力量所强制，才能采取符合公共德行的行为[22]。
3.关于斯金纳的国家理论
凯瑞·帕罗内认为，斯金纳对国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概念的研究，在关于国家的定义上斯金纳更多地延续了马克斯·韦伯的国家理论。韦伯认为，国家只是政治团体的一种变异，是一种独特和偶然的历史产物。韦伯指出，国家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可以为各种目的所使用，国家是工具性的政治体。帕罗内继续指出，在把国家视为一个有机体的时候，斯金纳吸纳并发展了霍布斯的观点。
陈伟认为，斯金纳的国家观是他公民理论和自由理论的基础，斯金纳在论证国家的时候把它紧紧地与自由等理论联系起来，而且，斯金纳的国家理论明显地带有古典共和主义的混合均衡特征，带有整体主义色彩[23]。
4.关于斯金纳的自由理论
菲利普·佩迪特对共和主义的自由理论深有研究，颇有建树。在佩迪特看来，斯金纳把共和主义自由观定义为完全的无干涉的消极自由是不对的，至少是不完全正确的。佩迪特认为，共和主义的消极自由应该被视为一种“无支配的自由”而不是完全的“无干涉”[24]。
波考克在谈到自由理论的时候认为，要理解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丰富意义，需要通过古代自由与现代自由叙述的途径，尤其是18世纪的理论，但是斯金纳并没有更多地涉足18世纪的自由理论。所以，在波考克看来，斯金纳的自由理论的来源是值得质疑的[25]。
艾伦·帕顿在其1996年发表的《共和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中对斯金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艾伦·帕顿认为，斯金纳在论述“公民义务”和“法律强制”与“自由”的关系时，没有澄清前者对后者是构成性的还是工具性的。如果是构成性的，那么斯金纳无法声称他所阐释的自由是一种消极自由；如果是工具性的，那么这种自由观与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就没有在哲学层面上出现区别[26]。
应奇指出，斯金纳的“第三种自由”已经陷入了某种理论僵局。斯金纳论证“第三种自由”的前提是推翻伯林关于自由的“积极”“消极”划分，但后来斯金纳又把“第三种自由”定义为消极自由[27]。
5.对昆廷·斯金纳思想范式的不同评价
应奇认为，斯金纳的理论属于后自由主义理论。应奇指出，政治理论的研究存在三种范式：以邓宁（W. A. Dunning）和萨拜因（G. H. Sabine）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范式、以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代表的前自由主义范式，以及以波考克和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后自由主义范式[28]。斯金纳在把消极自由当成首要原则的同时论证了古典共和主义的积极公民观与现代民主的兼容性，阐明了通向个人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参与公共事务[29]。从而一方面与形形色色的前自由主义倾向和朴素的自由主义现代性划清了界限，另一方面又把视自由为自然权利和确保其他权利的手段的公理斥为纯粹的教条，并认为这种态度不但是腐化的公民的缩影，而且是一种最高程度的不明智，明显流露出在肯定自由主义现代性已经取得成果的前提下，通过发掘自由主义尚未实现的潜力重构自由主义制度，通过改变自由主义的老一套形式实现自由主义的理想，把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和解放的前提伸张到极限的强烈意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斯金纳的政治理论史研究称为后自由主义范式的代表[30]。
罗尔斯也认为，由于斯金纳的共和主义自由观和他提倡的政治自由主义并无根本性的冲突，因为一个民主社会的公民要想确保他们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他们自身必须具备充分的政治美德并自愿地参与到公共生活中去。民主自由的安全无虞要求具备为维护一种立宪所必需的政治美德的公民积极参与[31]。
国内学者刘训练也认为：“新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它是一种‘后自由主义’的而不是‘反自由主义’的政治言说。”[32]
二 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菲利普·佩迪特对斯金纳思想的研究集中于自由理论的一个方面。虽然佩迪特也坦陈斯金纳的思想对自己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但总的来说，佩迪特对斯金纳的研究并不深入，甚至可以这样说，佩迪特只不过在援引斯金纳为自己的理论作一个证明，在为自己理论的建构寻找理论支持与依据。佩迪特最重要的著作是《共和主义——种关于自由与政府的理论》，其核心主题是论证一种共和主义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虽然受斯金纳的影响颇大，但又有别于斯金纳的自由观，对于斯金纳的其他理论和观点，佩迪特基本没有涉及。
凯瑞·帕罗内的不足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对斯金纳的介绍过于烦琐，对斯金纳的理论却仅仅停留在介绍其几本最著名的著作上，比如《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而且大多是就书说书，没有很好地对斯金纳的核心思想（比如共和、自由、公民等理论）进行梳理和论述，对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仅仅对斯金纳国家概念作了梳理而没有概括出斯金纳本人的国家思想。基于这些原因，这本研究斯金纳的专著也正如凯瑞·帕罗内自己所说，基本上是对斯金纳思想肖像的一种大致描绘。
国外其他学者诸如詹姆士·塔利，是从斯金纳的自由观和历史语境主义来阐述斯金纳的。新共和主义者维罗里只是在自由和强调法律上继承了斯金纳，尤其是对法律的强调比之斯金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但维罗里却疏于去解释斯金纳，只是吸取斯金纳的法治思想并用于自己法治理论体系的建构。波考克在很多著作里提到了斯金纳，但由于波考克为人的谦恭和基本观点的一致使他对斯金纳充满溢美之词，只是在自由理论上两者观点不同。波考克认为共和主义是赞同积极自由的，而斯金纳却论证共和主义其实是消极自由的。他们在方法论上基本一致，但在共和主义自由观上却分道扬镳，各执己见。
总的来说，国外有关斯金纳的话语场对斯金纳的自由、方法论关注比较多，对其共和思想却较少系统阐述。在国内情况更是如此，这一点在前文关于国内研究状况的介绍中已经有所阐述[33]。学者李宏图、应奇、刘训练等是从自由理论的角度去考察斯金纳思想的，力图分辨斯金纳自由理论与自由主义自由观、古典共和主义自由观的异同[34]。陈伟只对斯金纳的共和主义自由观作了简单的阐述[35]。彭刚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研究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36]。对于斯金纳的国家理论、公民理论及其共和主义思想，我国学者鲜有涉及，而斯金纳是当代共和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共和主义复兴的个中翘楚，我们对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忽略与他应有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斯金纳及其理论，至少有以下几点是值得重新关注的：斯金纳思想的来源；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它们的主要观点有哪些[37]；斯金纳对古典共和主义与现代共和主义带来了哪些冲击；他的历史贡献在哪里；理论缺陷有哪些；在中文语境中，他的共和主义思想对我们有何启示和借鉴意义；等等。本书的立意即在于此，试图对以上观点进行文本解读，对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的研究。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本书有几个核心概念：历史语境主义、公民、国家、自由，这些都是和斯金纳的学术贡献结合在一起的关键词。首先，斯金纳的研究方法与传统方法是不同的，他所有的研究都建立在历史语境主义的前提之下，主张在具体的语言背景中对思想进行解读，公民、国家、自由这三者是斯金纳政治理论的核心词语。在笔者看来，斯金纳的政治思想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他首先提出了公民科学的一些观点，包括公民身份理论、公民理性与修辞、积极公民等[38]；其次，他提出了有关国家的理论，他是通过对国家概念的历史考察来提出自己观点的[39]，除对国家概念的阐述之外，他还从国家与公民、国家与法制、国家与自由等方面进行了独到的分析；最后，斯金纳受到了最广大关注的是其有关自由的理论，他提出了一种迥然不同的自由理论，他认为共和主义主张的是消极自由，消极自由不仅是不受干涉的，更应该是“无依附”的，斯金纳的这种自由理论后来被学界称为“第三种自由”[40]，引起了普遍的争议和讨论，为当代人思考自由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想象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在斯金纳的共和思想中，公民、国家与自由是逻辑相关的，公民是国家的构成性要素，公民是目的，但又不得不充当工具性的手段去实现本身的目的，要享受权利必须先履行义务，比如说积极参与国家公共生活，才能保障自己的消极自由。国家的自由是公民个体自由的前提和保障，倘若国家丧失了自由，那么公民就会处于一种奴役和依附状态，从而丧失自由。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主张消极自由，公民自由是国家自由的目的，消极自由是积极自由的目的，国家是基础，自由是目的，公民是主体。
一 研究方法
首先深入研读原著。斯金纳的著述不少，但国内能搜集得到的却少之又少，翻译过来的中文著作更是如此，找到的大部分是英文著作。所以，首先要做的是对研究对象文本进行搜集和研读。文献阅读是思想史研究的基本功课，也是思想史研究的关键所在。
其次对文本进行语境的复归。斯金纳除了思想史方面的贡献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与波考克等人创建了闻名于世的“剑桥学派”。剑桥学派的观点就是历史语境主义。强调对文本的解读一定要结合当时的背景去理解和诠释。在研究思想史学的时候，不但要关注文本，还要关注文本之外的时代语言、人们的心理倾向等。
最后进行对比分析。由于思想史的研究必然有着来源和作用的问题，用斯金纳的话来说，思想不仅仅是思想，它首先应该是行动、思想是用来争辩的，所以研究斯金纳的思想必然要涉及他的理论渊源、他的论辩对象的理论、他的同伴的相关理论等。除此之外，本书在介绍和分析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同时，始终将其与自由主义者、共和主义其他学者的理论等加以对照，突出它们之间的异同。之所以坚持这样的比较分析，是因为如果不把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放在一个具体的背景中去加以认识，我们就无法知道它在政治学说谱系中的位置，无法对它进行定义，更无法认清其本质。
二 研究视角与结构设计
导论首先介绍了国内外对昆廷·斯金纳共和思想的研究现状。本书是从共和主义思想这个视角去研究昆廷·斯金纳的，而对于他的历史学研究、其他的诸如修辞学的研究言之甚少，关注的是他的共和主义公民理论、国家理论和自由理论。
第二章论述斯金纳的生活和学术背景，以及他特殊的研究方法“历史语境主义”、特殊的研究视角“概念与政治研究”，通过这些来论证昆廷·斯金纳如何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掀起了一场“斯金纳式革命”[41]。斯金纳最先进入人们的视野并为大家所关注是因为他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思想史研究。斯金纳认为，思想史不只是精英的思想史，也要关注二三流思想家甚至平民大众的思想，他们的观点有时候更能够反映历史的真实。而且，由于思想史是思想在历史中的运动，所以，要解读前人的思想就不能停留在文本的解读，而要尽量还原文本的历史语境与背景，把思想复原到历史语境之中，结合历史语境研究文本，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作者的真正意图。这种剑桥学派的研究方法被称为“历史语境主义”。这样，斯金纳把注意力从对经典文本的关注转移到了语境，或者说是“历史的”研究[42]。
这一章还论述了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主要来源。笔者通过大量阅读文献和进行相关思考，将其来源大致归结于柯林伍德、拉斯莱特、波考克等理论家的强烈影响。此外，斯金纳的理论具有反基础、反中心的特点，应该说与当时的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有很大的关联。
第三章论述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公民理论。首先，斯金纳对公民身份理论作了一个历史的阐述，并指出公民身份的享有必须以公民义务的履行为前提；其次，斯金纳指出，共和国家首先要有积极的公民，积极的公民要达到国家的共和除了要有传统的美德（这是古典共和主义思想的共同主张）之外还必须具备两个最主要的条件：理性与修辞。斯金纳认为，一方面共和国的领袖们需要掌握必要的演说技巧、高超的演说能力，以说服大众（公民）接受有益于公共事务共同之善的法律和政策；另一方面，作为公民也要具备充分发展的理性来识别和判断领袖们的言论和主张，并能通过自己的修辞和演说能力去发表自己的主张。斯金纳的公民思想来自对新罗马法学家理论的发掘，同时也来自斯金纳熟谙的霍布斯，斯金纳曾经专门写过一部皇皇巨著来研究霍布斯：《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
第四章探讨的是斯金纳的国家理论。斯金纳对国家理论是非常重视的，这一点从《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和《国家与公民》可以看出，但他的国家理论往往和自由理论交叉在一起，所以进行相关的系统介绍有很大的难度。首先是文献的梳理比较烦琐，但正因其繁杂，才凸显出该研究的意义。斯金纳关于国家的思考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他特别强调国家的自由、国家的理性、国家的主权，而且对国家概念的演变历史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参见斯金纳《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指出了现代国家概念的由来、发展和最终形成的过程。斯金纳指出，国家最早的雏形是一种政治共同体，现代意义的国家基础是在16世纪末期才初步形成的。斯金纳最主要的有关国家问题的著作是《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贯穿其始终的是近代国家概念的演化历史。斯金纳的国家观延续了韦伯的理论。韦伯认为，国家只是政治团体的一种变异，是一种独特和偶然的历史产物[43]。韦伯指出，国家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可以为各种目的所使用，国家是工具性的政治体。韦伯指出：“并不存在独立于国王之外的国家概念。”[44]斯金纳的国家理论带有鲜明的韦伯痕迹，但他也提出国家概念的诞生必须具备四个不同的前提：政治学领域应该被设想为道德哲学的一个独特的分支，一个与统治艺术有关的分支；每个王国或城邦不受外来干涉和上级权力束缚的独立应该得到维护和保证；每一个独立王国境内的最高统治者应该被承认为在自己境内没有竞争者，是唯一的立法者和效忠对象；政治社会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存在的。
除此之外，斯金纳还把国家视为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国家还必须是一个自治的有机体。总的来说，就是斯金纳认为自治、主权、垄断和世俗性是我们把一个政治单元当成国家来认识时必须满足的四个缺一不可的条件[45]。
第五章研究的是斯金纳的自由理论。这在目前仍然是政治学界聚讼纷纭的一个话题。斯金纳的这种自由观突破了传统的古典共和主义有关自由的理论，并打破了伯林对自由著名的二元划分，跨越了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势不两立的世代鸿沟，让人们在思想上产生震撼并有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感觉。1958年，伯林发表了《论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由于言辞优美且言简意赅，被认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单篇论文”[46]。但是，斯金纳指出，共和主义并不如我们一般所认为的只关注积极自由，它最终关注的恰恰是不受干预的消极自由。就斯金纳而言，他期待的是超越消极自由，但又不包含任何亚里士多德式的假设。他需要的是一种参与和自由的统一，但又不是主张只有在参与中才能获得自由。斯金纳并不赞同伯林对自由所作的划分，他提出了自己对自由概念的理解，他把马基雅维里从历史的尘封中拽出来与他并肩作战，从马基雅维里对自由的理解出发，发掘出了古典自由的定义。斯金纳认为，一个人之所以自由就是因为他处于一种无须依赖他人而行动的地位，就是说能摆脱任何外人强加的控制，能够按照个人意志和判断自行其是。斯金纳发现，新罗马法理论家在强调共和主义“积极自由”的同时并不反对“消极自由”，而是始终把个人在追求自己所选择的目标时是否会受到来自外部的任意行为的强制，即自由的存在是以缺少一些限制或强制的行为来作为标示的。新罗马法理论家认为，动用暴力或强制去干涉个人行动无疑是侵犯了人的自由，与此同时他们还认为自由应该是生活在没有依从的地位，因为依从就意味着自由有可能随时随地丧失。自由首先应该是存在于没有依从的地方，然后是没有任意行为强制的地方，因为依从状态就是产生强制的根源和基础。
斯金纳还认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不必然势不两立，对自由的维护不仅有赖于消极自由，而且有赖于积极自由，不仅要在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威、私域和公域之间界限分明，而且要公民抱有积极的态度，积极参与政治，实现社会事务的共和治理。事实上，如果公民个人不积极参与政治，那么他享有的“消极自由”必定不会长久，必将受到某些不合理的侵犯，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积极自由”是“消极自由”的保障和条件。
第六章是对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的评论，指出斯金纳对于共和主义复兴的重要作用。对于共和主义的复兴或者回归，斯金纳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但是他的理论却有别于古典的共和主义（虽然他自称就是古典的共和主义）。他到底是在回归古典还是移花接木？是不是在借古人之口来宣扬他自己的理论以获得更大的合法性认同？而且，斯金纳主张的消极自由以及他认为美德只能由法律来规训而不能靠民主参与来培养的观点，造成了共和主义美德与法律的二重典范冲突。在斯金纳的眼里，古典共和主义思想家从来没有诉诸“积极”的社会自由观，更从来没有排斥消极自由观。也就是说，他们从来没有论证我们是特定目的的道德存在，我们不是在这目的实现的时候才有了自由。斯金纳认为，共和主义一直主张的是消极自由观。斯金纳对消极自由的特别强调到底是对共和主义的维护、回归抑或是修正？他对消极自由的追求是回归了古典共和还是滑向了后自由主义？第六章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作出评论。
第七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斯金纳共和思想的贡献与不足。首先介绍斯金纳在方法论以及共和主义思想方面的突出贡献，主要包括历史语境主义方法论、公民理论、对国家概念的考察、无依附自由理论等，然后指出斯金纳共和思想存在的一些理论缺陷与不足。第二部分论述斯金纳共和主义思想对我们国家政治民主建设的启示与借鉴意义。
第四节 创新和不足
一 创新
首先，由于国内对斯金纳的研究刚刚起步，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足，与斯金纳的学术地位极不相称，而且大多集中在他有关自由的论述，对他的其他思想鲜有涉及，对其共和思想的系统研究更是付之阙如，这不可不说是我们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缺陷。本书欲从他的共和主义思想入手，进行系统的研究，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向国人推介这位思想巨擘的思想，发展国内学界对昆廷·斯金纳共和主义政治思想的研究，为理论和现实提供微薄的灵感和资源。本书以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研究为题，首次从整体上对其庞杂的理论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研究。由于国内外这个方面的研究有失深度和系统，而斯金纳在共和主义的学说史上又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所以本书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填补这个方面的研究缺失。
斯金纳首先是一个历史学家，然后才是一个政治思想家，其著作一直遵循着历史学的考证写法，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写法风格迥异，对他思想的研究实在是一个非常艰辛的历程。经过大量的文献阅读和理解，本书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创新。
（1）对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分析，指出这种“斯金纳革命”的内容以及它对思想史研究的重大作用，并对其思想及方法论来源进行全新的归纳。
（2）第一次对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解读。关注斯金纳思想的人越来越多，但对其共和主义思想进行系统研究的却很少，目前尚未有文本发现。本书主要分析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并指出他对共和主义理论的贡献以及在共和主义复兴中的重要作用。
（3）对斯金纳的公民理论、国家理论、自由理论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采取比较分析方法，把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置于各种相关理论之中来分析其理论的创新与特点，试图在总体上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进行比较系统的阐述和分析，最后对斯金纳的理论进行梳理，对他的功过是非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价。
二 难点和不足
一般来看，斯金纳有以下几个方面对政治思想史产生了重大的贡献：研究方法论、对国家概念的梳理、自由理论，尤其是国家、自由概念的梳理影响尤为巨大，至今无人能及。但是，斯金纳的著作往往是很散落的，缺乏体系性，他忙于向历史索求答案甚于理论的建构。所以，本书写作的难度可想而知，总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几点。
（1）文本的不易获得性。国内斯金纳的文献非常有限，尚有很多关于斯金纳的文本资料难以找到，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去搜集，文本不易获得。
（2）文本的难以理解性。中文资料缺乏，大部分是英文，而且由于斯金纳从事的是思想史的“考古”，所以著作中许多专业词汇、古典词汇充斥其间，文本理解比较艰辛。
（3）文本的难以整理性。斯金纳的思想散落于字里行间，而且其本人也忙于向历史索取证明疏于理论建构，所以鲜有系统的阐述，这与他一贯主张历史语境主义是有关系的。在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中，除了自由理论之外，公民理论、国家理论的分析还不够系统、深入，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基本找不到相关文献，只有星星点点的痕迹，文献搜集整理工作也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过程。
受限于资料和笔者的学识，本书存在很多的不足。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还有待深入研究，比如他的理论与其他共和主义学者有什么不同，他的自由理论和菲利普·佩迪特的自由理论有哪些具体而微的异同，由于本人哲学功底浅陋，以及他们理论之间本身的含混，解释起来实在是大费周折，还有待进一步明晰。
本书是笔者多年对斯金纳共和思想研究的一个总结。由于斯金纳著作庞杂且无一体系融会贯通，所以写作起来总觉得挑战很大，学有疏漏、力不从心，本书还有待进一步修订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