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从这一天起，意味着中国东北逐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中国东北开始步入受奴役、受压迫、受盘剥的14年苦难历程，也揭开了中华民族前仆后继、不屈不挠抵御日本侵略的武装抗日斗争的序幕。

今天，作为史学工作者在搜集历史资料、研究这段殖民地历史的时刻，自不待言，我们首先要把历史的真实呈现给读者，与此同时，又有必要回答读者一个个令人深省的问题，那就是日本一手炮制的伪满洲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日本如何统治和驾驭这一傀儡政权？14年里东北人民在身受奴役压迫之苦的同时，在思想领域、价值取向、道德范畴、传统文化乃至身心健康等方面究竟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这不仅仅是为了回击日本右翼社会迄今仍然对伪满洲国喋喋不休的美化，更重要的是从更深刻、更广泛的层面揭示殖民统治的恶果，厘清某些模糊认识，这对于正在走改革开放道路、广泛吸引外资、扩大中外交流的中国来说尤属重要。本课题组出于历史的责任感，承担了这项省级重大课题，并且一一回答了上述问题，应该说，这是东北学术界东北沦陷史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笔者有幸成为东北抗日联军史编写组成员和东北沦陷史总编室的成员之一，开始东北沦陷14年史的研究，在此不揣冒昧，想就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形态的一些表现形式及其特点阐述一二，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 关于伪满洲国政权的性质

中国学者普遍认为，伪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通过侵略手段一手炮制的毋庸置疑的伪政权：第一，它不被东北人民所承认（见国联调查书）；第二，当时的国民政府和中国民众也不承认其为一个“独立国家”；第三，不被当时的国际社会所承认；第四，它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垮台。

首先，有必要对“伪”字予以简要考察。

《辞海》中对“伪”字做如下解释：作伪，虚假；非法的，不为人民所承认；人为（《荀子·善恶》：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人者谓之伪）。

日本的《广辞苑》对“伪”字的解释是：偽、贋（にせ）①本物のように見せかけること。また、そのもの。②本物に似せて、いつわること。また、そのもの（にせ札、にせ学生）。

以上可见，中日对“伪”字的解释虽有类同之处，但使用方法却略有所别。比如，对伪造的货币中国称之“假币”，日本则称“偽札（にせさつ）”或“偽金（にせがね）”；对低劣冒牌的商品，中国称“假货”“冒牌货”等，日本称“偽物（にせもの）”或“贋物（にせもの）”。概言之，中国除了对不被承认的国家、政权、职务等使用“伪”字予以界定外，对商品类的冒牌货是不轻易使用“伪”字的；而日本除对上述词汇冠以“伪”字外，极少见以“伪”字冠在政权、职务的头上。历史上的中世纪，日本曾出现过“南北朝时代”，即两个天皇在各自拥戴的武士集团的支持下，分别建立京都（北朝）和奈良（南朝）两个朝廷。60年后，南朝被北朝所灭。近代以来，为了宣扬天皇统治的“万世一系”，为南北朝分立自圆其说，日本内阁决议北朝为“正统”，但并没有对南朝冠以“伪”字。对政府当局认为“叛逆”的人物也少见用“伪”字，通常使用如“国贼”“卖国奴”之类的语言。也许正出于此语言习惯，迄今日本所有涉及伪满洲国的著述、文章类几乎都不对其冠以“伪”字，强调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不承认其合法性的著述往往用“满洲国”（即加引号）的形式表现。但中国的历史文化及传统习惯却往往把“伪”字冠给那些不被中央政府承认或者依附异族的“汉奸政权”，如五代十国时期的石敬瑭，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人支持，登上后晋皇帝的宝座，中国的历史文献往往嗤之为“汉奸”或“伪”。在历史上，凡与“正统”分庭抗礼的政权，包括农民起义军政权，也均被当局冠以“伪”或“匪”字；另外，还有对立双方互相指责为“伪”之例，如“蒋匪”“×匪”“伪蒋政权”“伪×政权”等，甚至同一阵营的双方，如宁汉、宁粤之间也互相嗤之为“伪府”。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对伪满洲国政权的性质仅仅冠以“伪”字还是不足以揭示其内在的实质。

再者，包括大部分日本学者在内的海内外学者都认为伪满洲国是一个傀儡政权。自然，伪满洲国的傀儡性是不容否认的。但是，如果单纯把伪满洲国定位为傀儡政权还是不够充分的。人们知道，所谓“傀儡”是从木偶戏演化而来，前台表演的是木偶，牵线人则在幕后。但是，日本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并非是站在幕后“牵线”，而是直接站在前台指挥和统制一切。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制定的统治理念中明确规定，日本人是五族中的“中核民族”“指导民族”，自诩为“满洲的主人”，日本人通过中央一级的总务厅长（次长）和地方的次长，副省、市、县长直接参政，甚至有些省、市、县直接由日本人充当主官，比如伪黑河、东安、牡丹江、间岛四省的省长直接由日本人担任。另外，东安、牡丹江、四平、抚顺、本溪湖、鞍山、阜新、海拉尔、满洲里等市的伪市长也由日本人担任。另有林西、松宁、绥阳、穆棱、虎林、鸡宁、密山、林口、饶河、瑷珲、孙吴等边境县的伪县长也是日本人。

所以，如果对伪满洲国政权的性质下一定义，笔者以为，伪满洲国是日本关东军在武装侵吞中国东北的背景下一手炮制、亲自操纵的，其政治、军事、国防、经济、文化、教育等诸领域均受控于日本主宰的殖民地政权。

首先，我们来解析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关于统治伪国的一系列决策。

1932年3月10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溥仪签署秘密协定（又称《本庄—溥仪书简》）。其内容，一是伪国国防由日本军承担；二是国防需要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委托日本管理（或新设）；三是伪国对日本军的设施予以援助；四是伪国官员录用日本人，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

1932年9月15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以日本全权大使身份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伪国承认中日之间历来的条约、协定等，并赋予日本在东北的驻兵权。该议定还包括一系列附件，其中包括《本庄—溥仪书简》《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管理及线路铺设协约》《关于设立航空会社的协定》《关于设立国防上需要之矿业权协定书》等，日本据此将伪国的交通、矿产、航空等经济命脉全部攫取在手。

1932年8月8日，斋藤内阁通过了《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又称“八八决议”），计14项，主要有：

1．帝国对满洲国的指导务须顺应满洲国之社会特性……实现民族和谐与安居乐业……但其间帝国必须不断地保持发挥幕后的指导威力；

2．有关满洲国的国家根本组织、国防、治安和外交事项，日满经济活动中特殊重要的基础事项，以及国本奠定的有关重大问题，务须给予积极指导；

3．对于满洲国的指导，根据现行体制，在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帝国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是通过日本人官吏进行实质性的指导;（下略）

4．满洲国的外交政策，以确保东方和平、伸张大义于宇内的帝国外交政策为依据，并与之采取同一步调；

5．满洲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以确立帝国对世界经济实力发展为基础，同时，为加强满洲国的经济实力而合理地融合日满两国经济为基础；（下略）

6．满洲国的经济开发，以日满共存共荣为指导思想；（下略）

7．满洲国的交通与通讯……应在帝国之实权下，尽可能迅速地统一健全和发展各项设施；

8．满洲国的财政……并应负责分担帝国的驻满军费；

9．满洲国民的教化，其着眼点应该是使该国国民充分认识满洲国同帝国之不可分的关系（下略）。

1934年5月，日本参谋本部出台了《对满洲国根本观念的确立》这一具有纲领性意义的文件，再次重申并深化了伪国的理念，其中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根本观念。

1．满洲国构成的观念——建国精神。

2．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不能拘泥于观念性和学究性的理论，要立足在地理、历史、民族、政治事实、建国过程以及日满之间的约定等根本意义方面。

第二，关于建国精神。

1．由于日军的活动赋予了扫除弊政的天机。

2．保障平等待遇和政党权利，不分种族共患难。

3．以道德、仁爱为基础的王道主义。

第三，同日本的关系。（略）

综上所述，从伪满洲国炮制出笼之日起，日本政府、军部、关东军就为伪政权设计了一整套无所不包的统治方策，而且不断收缩控制伪国的绞绳，把伪满洲国牢牢操纵在宗主国的手中。

为了保障上述政策一丝不苟地贯彻执行，日本执政当局采取由日本官员操纵一切的决策，从伪中央到地方政府，完全由日本人官员统制一切。

伪中央机构，实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后次长中心制），关东军第三课（后第四课）通过总务厅和各部、局的日本人总务厅长（后次长及副省、市、县长）实质性掌控伪满国家机器的运转。地方机构亦然。

日本人入主伪满各级政权，除了全面控制伪满政权的运转外，还派生出一个特别的意义，这就是为日本后来的扩大侵略战争、炮制“大东亚共荣圈”培训了“人才”。据统计，在伪满各级政权充任高官的日本人官吏先后有412人，其中有72人后来登上了日本中央机构的权势位置。如原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参谋长东条英机以及原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后来都担任过日本总理大臣；伪满产业部次长岸信介回国后相继任日本内阁商工次长、商工大臣等要职，战后还一度爬上总理大臣的宝座；稚名悦三郎、美浓部洋次、星野直树等人在战后也都跃居显赫位置。七七事变后，在伪满任高官的一批日本人随着日本军部的指挥棒向华北等地渗透，如阪谷希一（伪满总务厅长）到伪蒙自治政府充当总务厅长（代理），后执掌联合准备银行；曾当过伪满总务厅长的大达茂雄任华北伪政权的法制顾问；伪满外交部次长大桥忠一充当该伪政权的外交次长；伪奉天总厅长金井章次任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最高顾问。所以，有评论称“满洲国是日系官僚的研修所和试验场”。

为了进一步把伪满洲国牢牢控制在手，1936年9月，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发布了《满帝国协和会之根本精神》（又称《植田声明》）。随即，关东军又出台了《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内称：“满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心意而即帝位，以天皇之心为己心，作为在位之条件，永远于天皇之下，成为满洲国民之中心。皇帝乃为实现建国理想而设立之机关（其状宛如日月之光，大放光芒），因此，万一皇帝违反建国理想，不以天皇之心为己心，则应根据天意，将立即失去帝位”，“满洲国之宗主权，实掌握于皇道联邦之中心日本天皇手中，皇帝应为皇道联邦内之一独立国家之主权者，关东军司令官乃天皇之代理人，为皇帝之师傅、监护人”，“满洲国的建成是根据天皇意旨创建道义世界所迈出的第一步”，“关东军司令官之所以成为满洲国王道政治的中心，其真正的含义就在于他是以天皇的意旨为己心的公务员式的哲人”。

综上可见，伪满洲国的一切运转均在日本军部、政府和关东军的掌控之下，从根到梢均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大陆侵略扩张政策服务，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殖民地傀儡政权。

二 所谓的“民族协和”与“五族协和”

在日本统治东北的14年里，为了掩饰伪满洲国的殖民地政权性质，随着时局的变迁，殖民统治者炮制了一系列冠冕堂皇的“理论”，作为“殖民统治有理”“侵略有功”的金字招牌，“民族协和”与“五族协和”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伪满洲国成立之前，关东军就为这个畸形儿设计了“国号”“国旗”和“元首制度”等。其中的“国旗”设计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新五色旗”，并解释称，红色主南，代表日本人；蓝色主东，代表朝鲜族；白色主西，代表满族；黑色主北，代表蒙古族；黄色主中央，代表汉族。为此，伪国出笼之际发布的“建国宣言”中声称，“凡在我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皆无种族之歧视，尊卑之分别，除原有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本朝鲜各族外，即其他国人，愿长久居住者，亦得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应得之权利，不使其有丝毫之侵损”，“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熙皞皞，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之楷模”。这就是日伪当局从伪国出笼之初就一直标榜的“民族协和”和“五族协和”。

毋庸讳言，民族融合的确是维护国家安定和世界和平的基础。问题在于，日伪统治时期的“民族协和”和“五族协和”究竟是真还是假？是虚还是实？日本统治当局是否像自诩的那样从伪国出笼之始就把“五族协和”和“民族协和”当作伪国的“建国”理念？以下予以剖析之。

1932年3月15日，关东军在《对时局建言》中指出，“以在住民族的协和为理想，但需依存日本人，没有日本人之协力则不能实现共存共荣”。1934年12月，南次郎出任关东军司令官，在《关于贯彻对满政策的意见》中称，为了“在满洲国增长优良的政治因素，有必要大规模地移植日本人，同时采取措施暂时禁止汉人的移入”，“对满、蒙、汉人事中的重要事项，也应从指导重要内政事项的角度加以审核”。显然，关东军创意的“民族协和”的“理想”是有大前提的，即必须依靠日本人，以日本人的“协力”为必须条件。而且，唯有日本人才是“优良的政治因素”，因此要大规模地移入日本人，限制汉族人，其他民族则必须置于日本人的“审核”之下。

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抛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与协和会的本质》这部指导性文件，内中称，“我大和民族应该继续内含优秀的资质和卓越的实力，对外以宽容来指导和诱导他民族，弥补其不足，鞭策其努力，使不服从者服从，完成上天赋予的实现道义世界之使命”。这里，毫不掩饰地把日本人摆到“优秀民族”和“指导民族”的位置上，居高临下，担负“弥补”和“鞭策”其他民族的使命，而且这一使命来自“上天赋予”，无疑是“天孙人种”的代名词。

在实际的操作上，日本人是否像他们自诩的那样以“建设民族协和理想国家的热情”（原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古海忠之语）身体力行了呢？回答当然是否定的。1940年，协和会成员森本橘夫对农民进行过一次调查，他在调查报告中写道：“说农民具有反官思想是不够妥当的，但时至建国十周年的今天，（农民）惧怕官吏和不信任官吏的事实仍然存在”，当森本询问县公署官员到农村后是否有“杀鸡、吃喝，然后一走了之不给钱”的现象时，“即使这样的事实很多”，但农民们“绝不把真实的声音讲出来，担心传到权势人的耳中”。这一小段文字披露了两个事实，一是包括日本人在内的官吏们鱼肉百姓的事例很多；二是民众对官吏的畏惧和不信任。从中可以看出哪里有半点“民族协和”的味道！

日本学者安藤彦太郎在调查访问时有当地民众告诉他：“满洲国的一等人是日本人，二等人是朝鲜人，汉族和满族人是三等人，配给粮食时日本人是大米，朝鲜人是一半大米一半高粱米，中国人全是高粱米，工资也有差别。”以1939年8月日本人经营企业的工资差别为例，如果以日本人收入为100%，那么，朝鲜人为39.0%，中国人则为29.4%。

即使是在伪满陆军军官学校和“建国大学”，被日伪当局称作一文一武最高学府的教育场所，日本人高踞其上，待遇优越于其他民族的现象也司空见惯。在陆军军官学校，日本人学生比例和中国人各占一半，教材相同，“但待遇却有天壤之别，日本学生穿着从上到下都是新的，中国学生除外出装外几乎都是旧的，寝具等生活用品与服装一样，日本学生使用新品，中国学生使用旧品。伙食也有差别，日本学生的主食是大米，仅有的营养品也供日本学生。中国学生的主食是高粱米，而且是作为牛、马等牲畜饲料的红高粱米”。

以上仅仅是不同民族的生活、工资待遇对比，更严酷的是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差别，以及日本当局利用民族矛盾、制造民族隔阂的罪恶行径。日本人独揽伪满洲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文化等一切大权后，日本民族“高贵论”“核心论”等思想空前膨胀，他们在中国东北拥有其他任何民族不能比拟的特权，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诸如土地占有权、经商权、开办企业矿山权、教育权等等。就连关押犯人的场所，日本人也有区别，不能同中国人关在一起，所涉案件也必须经由日本司法人员审理。一句话，只有日本人才是东北的主人，其他民族都是他们的奴仆。伪军政部高级顾问花谷正曾在一次军官会议上声色俱厉地说：“满洲人把自己当成主人，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绝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明天可以请他自便，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满洲的土地上……郑孝胥说满洲国这个小孩逐渐长大了，就可以逐渐脱离怀抱了……这真是岂有此理，关东军司令部把他撤职了，这就是前车之鉴……任何一个满洲人要想把日本人当成客人，那是万万做不到的！”花谷正的这番话不仅暴露出日本统治者的蛮横和粗暴，也是日本统治集团以“优等民族”自负，蔑视其他民族的心理写照和自我暴露。

在这种自我膨胀的“高贵民族”意识下，即使原来生活在日本社会的最底层，后来迁移到东北的日本农民也以“高等民族”自居，俨然成为地方的霸主，随意欺压中国民众。骇人听闻的“巴木东大检举案”就是日本会阳开拓移民从中作祟，是他们向宪兵队提供了部分“反满抗日”民众的名单，致使一些无辜民众惨遭迫害，甚至致死。吉林省九台县住有40户日本移民，其中30户以贩卖毒品为业，他们“缺乏良好的素质，甚至向当地居民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并以极其恶劣的手段谋利，以致把人逼入绝境，甚至发生过杀害当地居民的事件”，然而，对于日本人的胡作非为，“当局并没有采取公平明断的处理办法”。日本领事馆更是“过于庇护日本人”，结果“当事人没有一点悔过之意，招致了当地居民对日本人的极大怨恨”。这段文字把统治当局宣扬的“五族协和”“民族协和”的假面具撕个粉碎。

据伪满高官王子衡的披露，他曾在伪总理大臣秘书松本益雄处发现一部题为《服务须知》的小册子，内中列举了三十几条“统治术”，专门提供给日本官员，作为驾驭东北其他民族的指导性文件。《服务须知》开头称“日本民族是满洲各民族的核心，天生的指导者”，日本人“在满洲不是侨民而是主人”，“日本人既系核心民族，须诱导他族向日本人学习，并养成忠直刚毅，富有牺牲性的武士道精神，以便驱使”。虽然王子衡的披露迄今尚没有更多的史料证实，但是日伪统治时期处理民族关系的所作所为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日本关东军宪兵队制定的《对满战时特别对策》把“相互利用多民族，（制造）多民族相互反目和离间政策”作为重要对策之一，也是对王子衡披露内容的最有力的佐证。

由于朝鲜近代以来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尤其是“日韩合并”以后，大批朝鲜人为逃脱日本当局的迫害流入中国东北境内，到伪满政府成立，朝鲜人数量达63万人左右，到1940年，朝鲜人猛增到120万人。1938年7月，关东军出台《在满朝鲜人指导要纲》，赋予在东北的朝鲜人“满洲国国民”的待遇。1939年5月，朝鲜总督府又把在东北的朝鲜人升级到“大日本帝国臣民”的地位。表面上看，朝鲜人在东北的地位仅次于日本人，因此有“二等国民”或“准高等民族”之说。但实际上，流亡到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中，除少数人依附日本统治集团，情愿充当日本人的鹰犬外，绝大多数的朝鲜人对日本帝国主义怀有刻骨的仇恨，民族复兴意识浓厚，因此也成为日本统治集团极不放心的民族。为了把朝鲜人拉进“皇国臣民”的阵营，日本统治当局在东北也推行了“皇民化运动”，宣扬“内鲜一体”“鲜满一如”。其中的“内”指的是日本人，“鲜”则是对朝鲜人的蔑称，就是要把朝鲜人培养成“忠良的皇国臣民”；“鲜满一如”即推行“朝鲜延长主义”，让“朝鲜的今天”变成“满洲的明天”。为此，日本统治集团对在东北的朝鲜人强制推行“创氏改名”运动，命令朝鲜人一律把名字更换成日本人姓氏，否则视为“非国民”，不配给粮食及生活用品，不发放居民证，成人不准就业，儿童不准就学。甚至鼓吹“内鲜通婚”，宣扬只有如此才能使日、朝民族“形、心、血、肉全部一体化”。

但是，日本统治集团并非把朝鲜民族当作可信赖的民族，在前述的《服务须知》中记载：“朝鲜民族……与汉民族既有血缘又有宿仇，可利用它，化为‘皇民’，只可使其与汉族疏远不可与汉族亲密。汉鲜两族人民冲突时，同等是非，要扬鲜抑汉；朝鲜人理屈时要使朝汉人同其曲直”。可见，朝鲜民族不过是日本人借以压抑汉民族的力量，同时又是日本人时刻提防、防范甚至歧视的民族之一。比如，在物资和粮食的“通帐”（配给卡）上，已经更改成日本人姓名的朝鲜人却被强令必须附以原来的朝鲜姓名，以示“内鲜”有别。原来，朝鲜人和日本人的配给待遇并不一样。朝鲜人在生活待遇等方面与日本人有别，但在履行日本国内外各项法西斯法令所规定的“义务”方面却不能逃避，尤其是随着日本侵略军在各个战场吃紧，征兵的任务也降到朝鲜青年的头上，据统计，先后有11294名在东北的朝鲜青年被征兵入伍，其中有6178人战死。另有约十万朝鲜妇女被强制充当从军慰安妇，许多人含恨死在异乡。

居住在中国东北的蒙古民族约80万人，占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二三左右，生活空间则占总面积的1/3以上。同统治其他地域一样，日本人在内蒙古各省、县、旗公署安插了大批日本人充当总务厅（处）长或参事官，直接操纵伪政权的运转。其中，有两项决策带有特殊的意义。一是逐渐削弱蒙古王公的势力、权限和封地，实行所谓的“中央集权化”；二是禁止汉族人流入，禁止开放“蒙地”，名义上是“保护”内蒙古东四盟的“蒙地”，实际是逐渐收归为伪满洲国所有。到1938年10月，以前向汉族人放荒租借的“蒙地”几乎全部收为“国有”。热河境内放出的“蒙地”也于1939年9月收回。这些名曰“国有”的收回土地（草原）当然成为日本人的“新天地”，一部分被日本移民所占据。

1936年5月，伪满洲国出台《指导蒙古民族的根本方针》，其中的第三条指出：“蒙汉两民族有互不相容的历史，应通过五族中核的日本人的热烈指导，逐渐使其融合提携，促进有色人种的大同团结。”这里所谓的“热烈指导”，使蒙汉两民族“融合提携”的方针也只是招牌而已。相反，利用蒙古民族镇压汉民族的反满抗日斗争则是他们的惯技。1937年，为了对付东北抗日联军，日伪当局把伪蒙军推上战场，利用蒙古骑兵机动灵活、善于在山林作战的特点，征调伪蒙军兴安支队开进三江地区，在日本军官的率领下“侵扰了当地汉人的村庄，到处烧杀奸掠，结果严重伤害了汉人民心”。

他们还利用伪蒙军充当挑衅苏联、制造边境纠纷的先锋。在诺门罕战役中，伪兴安军的一个师除了伤亡以外，几乎全部成为苏军的俘虏。1944年，关东军抽调强壮蒙古青年组成一支“武装谋略部队”，称关东军第二游击队，正式编入关东军的建制，由日本军官率领，这在伪满洲国的“国军”中是极其罕见的。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第二游击队长、日本军官松浦友好率领全队潜入苏境，准备在苏联后方展开骚扰游击活动。然而，真正的战斗尚未打响，800多人的队伍就逃散了大半，只剩下31名蒙古族士兵表示愿意追随日本人“坚持到最后一刻”，松浦队长在绝望中自杀。

1944年，日本关东军还组建了一支“铁石”部队，其下分设“铁心”和“铁血”部队，“铁心”部队由两个伪满国军步兵团和一个骑兵支队组成；“铁血”部队则是由两个蒙古骑兵团和一个朝鲜人支队组成，在日本军官率领下开往华北地区同八路军作战。日本军官唯恐伪蒙古骑兵与他们貌合神离，每天强迫士兵们向天皇遥拜，灌输效忠天皇和武士道精神，日本宪兵、特务也时常窜到部队监视官兵们的行动，并收买眼线监视蒙古族官兵。在军纪方面，日本军官怂恿官兵们烧杀抢掠，奸淫妇女，用以刺激官兵的“战斗力”，致使这支部队军纪荡然无存，经常为害当地民众，“当地人民对该部很为不满”。后来，这支部队遭受八路军的沉重打击，损失惨重。一些官兵逐渐意识到日本统治集团的险恶用心，加之远离家乡，战事频繁，同伴又死的死，伤的伤，产生了厌战情绪。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一些蒙古族官兵毅然脱离日本军官的控制返回家乡。另一支朝鲜族武装也阵前倒戈，脱离了日本军官的控制。

在东北还有一支鄂伦春民族，他们生活在大兴安岭的密林，以打猎为生，善骑射，性豪爽，又熟悉大兴安岭的山形地势。东北抗日联军崛起后，大兴安岭成为抗日联军活跃的场所，有一批鄂伦春青年也加入抗日联军的行列，令日本统治集团伤透了脑筋。1934年春，齐齐哈尔和黑河的日本特务机关召集鄂伦春族头领开会，兜售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思想和政策，并施以小恩小惠笼络鄂伦春人的首领，组织鄂伦春族青年组成山林队，仅在瑷珲县境就成立起4支山林队，另在毕拉尔路也成立了两支山林队，“作为鄂伦春谋略部队，利用鄂伦春人的特性进行严格的训练”。在日本军官的率领下搜索山林，寻找抗日武装的踪迹。

1941年12月，抗联三支队在呼玛县的塔源遭受鄂伦春人山林队的袭击，此役，包括一名大队长在内的抗联三支队官兵牺牲66人，损失枪支70余支，战马80余匹，是抗战后期抗联部队最大的一次损失。

尽管日本统治集团机关算尽，还是有大多数鄂伦春民众认识到日本人居心叵测。有些山林队员毅然投身抗联队伍，还有些人为抗联武装送信、领路、运送粮食。1936年，抗联一支队袭击了伊春的一处伪警察所，缴获一批武器弹药，鄂伦春猎民李朱产、莫乌苏等人主动联络附近的鄂伦春村民，把战利品隐藏起来。后来被日军察觉，李朱产、莫乌苏等5人不幸被捕，惨遭敌人的杀害。苏联对日宣战后，一批鄂伦春人山林队毅然倒戈，将日本军官引进山区困死。还有些山林队员主动为苏联红军带路，捣毁日本特务机关，几乎全歼了盘踞在鄂伦春族居住区的日本法西斯分子。

日本统治集团一面利用鄂伦春青年充当围剿抗日武装的尖兵，一面对鄂伦春族进行搜刮、压榨和迫害。鄂伦春人辛辛苦苦猎取的珍贵皮毛以及鹿茸、人参等物必须上缴给日本人经营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换取的是不等价的粮食或布匹。到后来，粮食和布匹也没有了，以橡子面和更生布（再生布匹）替代，因此，鄂伦春民众常年过着半饥半饱的日子。更恶毒的是，统治当局极力怂恿鄂伦春民众吸食鸦片，凡20岁以上之人，不论男女每人每天供应1～3份（每份大约二分鸦片），使鄂伦春族民众身心遭受极大的摧残。据统计，鄂伦春人在九一八事变前大约有4000余人，到日本战败投降，只剩下900多人了。

为了维护反动的殖民地秩序，日本统治集团对少数民族同样采取残酷的镇压手段，发生在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事件”就是典型的一例。凌升是达斡尔族人，曾任呼伦贝尔盟督办公署咨议、黑龙江省公署咨议及北京政府咨议等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凌升积极参加伪满洲国的建国活动，热衷于辅佐溥仪“重振朝纲”，并同溥仪家族联姻，因此被委以伪兴安北省省长，成为伪满权贵之一。1933年10月，海（拉尔）满（洲里）警备司令苏炳文举旗抗日，凌升对苏炳文抗日举动表示同情和默许，苏炳文兵败退入苏境时，凌升还到车站相送，也就埋下了遭日本统治集团记恨和猜忌的隐患。1933年“哈尔庙事件”爆发后，为解决同外蒙古的领土纠纷，日伪当局命凌升为首席代表，另有海拉尔日本特务机关长和伪外交部日系司长等人出席监控，同蒙古人民共和国谈判。其间，凌升对受控于日本人颇感不满，日系官员则“责备凌升不为日满卖力，心无诚意”。更使日本人恼火的是，此前在一次伪兴安四省的会议上，凌升对日本人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其“言辞尖锐，弄得与会的关东军参谋怒不可遏”，日本人决计对凌升下黑手。

1936年3月27日，日本宪兵队突然行动，先后逮捕了凌升，凌升胞弟、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龄，凌升妹夫、伪兴安北省警务厅长春德，凌升秘书兼日语翻译华林泰，以及伪兴安北省警备军团副沙德勒图，伪警务厅警尉倭信泰等20余人，严刑逼迫他们承认“通苏通蒙”，并且不容凌升等人分辩。最后，以“间谍罪”将凌升、福龄、春德、华林泰等4人处死，沙德勒图和倭信泰分别被判处12年和15年徒刑，另有恩明、春海等20余人被革职，这便是日本统治集团迫害少数民族的“凌升事件”。“凌升事件”后，日本统治集团趁机进行了大清洗，抽调日系官员控制了伪兴安北省的政治、军事、警务、财政等一切大权。从此，呼伦贝尔地区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民族自治”也便成为一句毫无实质内容的空话。

东北境内人数最少的民族是赫哲民族，世居松花江下游、同江和乌苏里江沿岸，以渔猎为生。因赫哲人繁衍生息地濒临苏境，又是东北抗日武装活动的重要区域，一些赫哲青年投身到抗日联军队伍，还有些赫哲人同苏联有来往，成为日本统治集团的一块心病。1938年，日伪当局强迫抚远以西、王家店以东的赫哲人和少数汉族渔民迁移到八岔屯，周围筑起土墙，实行保甲连坐制度，并把赫哲青年组织起来，成立一支拥有二十几人的警察队，由日本军官指挥和统辖。赫哲人被驱赶进集团部落后，每天外出打鱼要到警察队“挂条子”，返回时要将船桨、船舵交到警察队“销假”，终日生活在警察的监督和监视之下。

日本人的残酷统治引发赫哲人的十分不满，不断有赫哲人逃往苏联境内，参加围剿的赫哲人山林队也不真正给日本人卖命，进山后假装喝醉酒“迷路”，饶几个圈子再回来，“不给侵略者出力”。还有些警察打死日本军官逃往苏联。1944年，就有董贵喜、毕清林、毕春生等警察携带家属渡江投向苏联。

赫哲人的不屈服使日本统治集团分外恼火。1942年，他们策划了灭绝赫哲人种族的大归屯计划，出动警察、特务和宪兵强迫世居富锦、抚远地区的赫哲人迁到没有人烟的密林沼泽地带，划分成一、二、三部落，每个部落相距100余里，相互之间不得往来。时值严冬时节，移民们没有住所、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只能住在几所潮湿、寒冷的地窨子里，粮食吃光了只得以冬青、鸟蛋充饥，后来连附近的鸟蛋也掏光了。赫哲人只好挑选青壮到山外汉族人部落借粮，往返数百里、历时十数天，等到返回时借来的粮食也多在路上消耗，所剩无几了。

第三部落迁入赫哲人30余户、192人。最初以橡子面、麸子、豆饼充饥，后来这些食物也停止供应，只好夏天吃野菜，冬天啃冬青。穿着更是褴褛不堪，男人穿兽皮，女人穿更生布，几乎难以遮体，如同野人一般。1944年一场瘟疫流行，这个部落不到两个月就死去38人。在赫哲人的强烈要求下，日本人才派来几名医生瞧病，却是把赫哲人当成实验品，给每个患者抽完血后便扬长而去，连一片药都没有丢下。由于连年的饥饿、疾病和残酷的环境折磨，赫哲人口急剧下降，民国初年，赫哲人大约有2500～3000人，可是日本投降后，赫哲人只剩下300余人，已经濒临灭绝的边缘。

综上不难看出，日本统治当局渲染的“五族协和”及“民族协和”不过是一句虚伪的口号。首先，他们把日本人摆到五族中的“核心民族”“领导民族”的位置上，一切必须由日本人“指导”“鞭策”或“训诫”，其他民族必须置于日本民族的领导之下。简言之，即日本人是统治者，其他民族是被统治者，在具体贯彻或推行过程中，更看不到丝毫“民族协和”影子。日本人高高在上、颐指气使；其他民族唯有老实听命，不得有半点违背，否则落到头上的则是迫害、牢狱，甚至是杀戮。为此，人们评论称，“日本人提倡的民族协和，所谓‘协’者‘协助’也，‘和’者‘大和’也，民族协和即（其他各民族）协助大和民族侵略中国是也”！

三 从“王道主义”到“惟神之道”

伪满洲国建立之初，在《建国宣言》中称，“新国家建设之旨，一切以顺天安民为主，施政必恂真正之民意，不容私见之或存”，“则当惟礼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内阁、参谋本部以及关东军在策划统治东北的一系列方案、要纲、决策中也屡次提到实施“王道主义”，这就是日本统治当局标榜的“王道主义”的政治理念。所谓“王道”，是相对“霸道”而言，即排斥强权和压制，以道义实施统治，也是中国儒家学说一直推崇并身体力行的统治术。从一定意义上说，“王道主义”既是对资本主义议会制度的反动，也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悖反，还是对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推行的“三民主义”的否定。表面上看，日伪当局似乎要在伪满洲国这块“试验田”上栽种出中国历代儒家向往的“道义国家”“王道政治”之树。

日本统治集团在伪国成立之初之所以把“王道”搬了出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推举的“执政”是清逊帝溥仪，在溥仪的身边有一批急于复辟清室的遗老遗少，而且，第一任伪国务院总理就是清廷遗老、溥仪的重臣郑孝胥。至少，“王道主义”的口号可以激发这些人为日本效力的积极性。结果不出日本人所料，在伪满“建国”初期，郑孝胥等遗老遗少们的确分外活跃，没有“辜负”日本人的初衷，在宣讲“王道政治”、推行“王道主义”的过程中分外卖力。郑孝胥为此著有《王道救世要义》，开篇就称，“‘王道’是近代起死回生的良药，它能消除世界的战祸，和领导世界民众走到安居乐业的路上去的！如果要行‘王道’，必先把爱国的思想洗除，拿博爱来作主宰，更要把军国民的教育铲灭，拿礼仪来作先遣，才能够实行”。郑孝胥认为，“王道”分为“内圣”和“外王”两项，“内圣”者，指修养“王道”的法规，要经过致知、格物、诚意、正心、修身等五道程序。致知、格物是指求知进步；诚意、正心则突出“诚”和“敬”字，即要求人们“思念要真实，不能有虚伪”，“社会就自然会安宁”。而正心是“遇有愤懑、恐惧、好乐、忧患之侵袭”时，要用“敬”来“压制”自己，才可以“修身”，其中尤其要“戒狂傲”“戒轻浮”。郑孝胥还特意告诫年轻人，称他们是“社会之中坚分子，一举一动是以影响社会，举动轻，就只知道破坏，不知道建设，再加上浮躁来助长他破坏的动机，所以社会从此总破产”。

所谓“外王”，郑孝胥把它归结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郑孝胥强调，齐家要体现“孝、慈、友、恭、义、顺、睦”，尤其要“依照礼法行事”；治国，要体现仁爱、忠恕、信实。即“对自己的职务要一心无二，专心致志去操持”，要“亲仁善邻”；平天下，即“把王道政治推行到全世界去，拿仁爱作干橹，拿礼仪作甲胄，去征服世界上一切强权霸道的势力”。郑孝胥还极力歪曲爱国主义，鼓吹“如果要行王道，必先要把爱国的思想清除”，“爱国有广义、狭义之分，爱自己的国家是私心，爱大众的国家是公道”，“狭义的爱国，真是养成亡国灭种的祸根”，“狭义的爱国，是使全人类都要灭亡”。郑孝胥进一步阐述称，“凡是同为一个人，我们都应当去爱他，不必分什么种族，也不必分什么国别，如果一有种族和国别的观念，第一步就要生出畛域之见。第二步就要互相歧视，争为雄长。第三步势所必然就会有敌对的行为发生”。

颇有儒学功底的郑孝胥在讲解“内圣”和“外王”的过程中尽管没有完全脱离儒家的说教，但必须指出的是，郑孝胥的“王道”掺杂了讨好日本主子、献媚殖民统治的内容。一是引导民众循规蹈矩，做殖民统治的顺民，不得越雷池一步，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可见，郑孝胥在这里鼓吹的“王道”，是货真价实的泯灭人民斗志的精神鸦片。二是鼓吹对日亲善，抨击爱国主义。在这篇说教中，尽管没有出现日本国或日本人的字样，但是，郑孝胥对爱国主义的“诠释”充分暴露出他的汉奸本质。他认为“爱自己的国家是私心，爱大众的国家是公道”，“狭义的爱国，真是养成亡国灭种的祸根”。同时，郑孝胥又提出一个“广义的爱国主义”，煽动民众去爱“大众国家”，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个“大众国家”不过是日本的代名词。三是宣扬对日妥协，鼓吹投降主义。郑孝胥主张“拿仁爱作干橹，拿礼仪作甲胄”，去征服世界的霸道和强权。却不知，他的面前正站立着一个穷凶极恶的霸主，正旁若无人般闯进中国的疆土，正丧失人性地宰割着中国的民众，郑孝胥却一味告诫民众要拿“仁爱”和“礼仪”去同强盗理论，无异于“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的翻版。事实也是如此，没过多久，郑孝胥一相情愿的对日“仁爱”并没有得到日本人的宽容和谅解，不过发了一句牢骚话就被日本人无情地抛弃，也宣告他的掺杂着献媚殖民统治的“王道”在伪满洲国彻底破产。

其实，郑孝胥等汉奸文人宣扬的“王道政治”并非切中日本统治集团的本意。尽管他们把源于封建儒学的“王道政治”揉进近代西方殖民统治的理论，塞进一系列讨日本统治集团欢心的内容，但是，“王道”毕竟发源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其中包含着许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方法和内容，从殖民统治的角度分析，对于割裂东北与中国的联系，禁锢中华民族文化的输入和接续显然都是不利的。因此，日本统治集团宣扬的“王道”实际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王道”截然不同，是打着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儒学的幌子，以中国儒家主张的“王道”为表，实际是以日本法西斯的“皇道”为里，其内核则是地地道道的日本法西斯化的“皇道”。

由于郑孝胥等汉奸文人的说教并没有切中日本统治集团的本意，于是，关东军把日本的御用文人搬了出来，请他们著书立说，集会讲演，借以宣扬日本的“皇道”，摒弃或贬低中国的“王道”。其中，日本文学博士井上哲次郎的讲演颇具代表性。井上认为，“日本建国以来就实行王道……在儒教传入之前王道就出色地实施”，“日本的固有之道是一元化的，决不是包含多种，借用支那的话就是‘王道’。所谓‘王道’简单地说，就是德治主义政治，在这一点上同儒教的王道没有什么不同。但支那的王道还包含有‘禅让放伐、易姓革命’的内容……日本的王道决不承认这样的‘禅让放伐、易姓革命’，而是万世一系的皇统，到任何时期都一以贯之”，“我国的皇统一系体现了日本的固有之道，是在我国国体永久不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井上的这段话首先把日本的“皇道”和中国的“王道”区别开来，阐明日本的“皇道”是千古不变的，缘于日本国体的万世一系、“永久不变”。而中国的“王道”是在“禅让放伐、易姓革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言外之意存在着“缺欠”。果然，井上接下来对中国的“王道”进行了“点评”。他认为，孟子之后，“支那没有实行王道。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倡王道，但并没有实行。唐太宗时将（主张）王道的门人安插在重要岗位上，但是，如魏征等人也没有特别强调王道……唐太宗也终究没有成为一位王者，因为他本来就是篡权者……这以后直到中华民国没有出现一位王者。换言之，或者实行王道、霸道并行，或者实行霸道。实行出色的王道、具备成为王者资格之人一直没有出现”。

井上为什么一味贬低中国封建社会的“王道”，甚至轻言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王者”，包括唐太宗也不具备资格？其根本目的还在于美化和标榜日本的“皇道”。他称，“日本从起始就是不承认革命的国家，因此也就没有革命的发生”，“支那的王道与日本的皇道虽然有共同点，但也有重大的差别，所以日本的王道是皇道”。而中国方面是“尊天命而承认革命”，“从远古时代就承认革命”，所以，“屡屡给篡权者以得授天命的口实”。

当然，井上上述说教的目的绝非仅仅是为了贬低中国的“王道”，而是对伪满洲国推行的“王道”的“担忧”和解析。他称，“我想，满洲国的王道不应该等同支那的王道，为什么不能等同支那的王道呢？这就是我的讲演想促使满洲国反省之所在”，“如果实行支那式的王道，将来会给篡权者极大、极合理的口实，那样的话，将给满洲国带来重蹈支那覆辙的危险”。这才是井上讲演的根本目的。即澄清郑孝胥等汉奸文人的说教，把日本带有法西斯特色的“皇道主义”灌输到民众的心里。

日本御用文人在贬低中国“王道”、吹捧日本“皇道”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贬低西欧的文明。他们把西欧政治归纳为“法权政治”，“根本没有天的观念”，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依条件而决定”，“带有弱肉强食的倾向”，所以，统治集团多是靠“权谋术数”来维持政权。日本右翼学者和御用文人经一番演绎，把世界上的国家政体划分成三种形式，即：

日本：皇道国家——万世一系——神文神武

中国：天（王）道国家——易姓革命——以德兴仁

西欧：法权国家——弱肉强食——权谋术数

可见，日本统治集团主张的“王道政治”既非中国历代帝王的皇家统治思想，也非汉奸文人们牵强附会、勾勒的半是王道半是谄媚日本的东西，而是以殖民地政治土壤为培基，以中国儒家思想中“大义名分”“忠君报国”等有利于殖民统治的内容为分支，以日本法西斯皇道为基干和实质的毒害东北民众的精神鸦片。另外，日本统治集团主张的“王道主义”还包含反共产主义、反三民主义的侧面——至少，伪满洲国的“王道主义”不能同中国内地国民政府的治国理念有丝毫相近之处。

1934年4月，为了答谢日本天皇同意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跨海东渡，受到日本天皇、皇室以及朝廷重臣的“热烈”欢迎：“（溥仪）皇帝至（日本）皇太后住所拜访皇太后……皇帝像见亲生母亲，深受感动的模样，使皇太后也同得到新的儿子一样高兴。”溥仪回国后，在日本人的捉笔代刀下颁布了《回銮训民诏书》，内称：“朕幸亲致诚悃，复加观察，知其政本所立在乎仁爱，教本所重在乎忠孝。民心之尊君亲上，如天如地，莫不忠勇奉公，诚意为国”，“朕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发扬东方道德之真意。则大局和平，人类福祉，必可致也。”日本人通过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在传播“建国精神”的同时，也赋予了“王道主义”新的内涵，即日本式的“仁爱”“忠孝”和“尊君亲上”，才是伪国必须效尤的典范，为此，必须与日本“精神如一体”，方能赢得“大局和平”和“人类福祉”。

1940年7月，溥仪第二次东渡访问日本，捧回了日本的“三种神器”（复制品），决定创建建国神庙，奉祀日本神话传说中的天照大神为伪国的“建国元神”，并决定设立祭祀府，按照日本的祭祀方式举办祭神仪式。同时，颁发了由日本人佐藤知恭起草的《国本奠定诏书》，内称：“我国自建国以来，邦基益固，邦运益兴……莫不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回銮之吉，敬立建国神庙，奉祀天照大神，尽厥崇敬，身祷国民之福祉，式为永典……庶几国本奠于惟神之道，国纲张于忠孝之教，仁爱所安，协和所化而四海清明，笃保神庥。”《国本奠定诏书》的颁布，是对“建国精神”的进一步确立，也表明伪满洲国当初标榜的“王道主义”完全被“惟神之道”的天皇法西斯主义的统治理念所取代。新任祭祀府总裁桥本虎之助特意对《国本奠定诏书》做了如下解释：“一是明确了建国精神是皇道的延长发展；二是阐明了政教之渊源为惟神之道；三是在民族协和基础上取得精神的统一；四是强化了日满一体关系。”

1942年12月，以伪皇帝的名义又颁发了《满洲国基本国策大纲》和《国民训》，再次确定伪国的统治理念是“惟神之道”，并把“尊节义重廉耻”以及“实现大东亚共荣”等内容掺杂其中。至此，日本统治伪国的政治理念转向以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为旗号，以推崇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惟神之道”为核心，以效忠日本天皇和“神国”日本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汉奸文人们希冀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王道”也便随着日本统治集团的不断“诠释”和更张被抛弃得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日本法西斯天皇主义和皇国主义的霸道。

四 “日满一体化”与“建国精神”的背后

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把分裂中国版图的侵略行径解释成“正当化”和“合理化”，不惜篡改历史，炮制谎言，把自古以来与中原本土不可分割的东北地区硬说成是与中原王朝毫无干系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甚至直到战后的1971年，由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写的《满洲国史》一书中，仍然强调东北地区一直到近世，明朝才“在辽东设立州府，保护汉农，同时与满蒙部族相对抗。不过势力仅限于辽西及辽东的部分地区”。张作霖时期，“满蒙一时似乎呈现满、汉、日、鲜各民族共存共荣的局面”，但是，由于张学良“易帜”，“屈服于南京政府，终于诱发起满洲事变”，“满洲国成立之前的满蒙地区，活跃着在人类学上属于同一黄色人种的满、汉、蒙、鲜各民族和日本民族……直至满洲国首次建成民族协和的理想国，由于日本民族成为先导，始有把握可能走向近代国家的发展道路”。这段文字完全不计历史的真实，把日本民族塞进东北各“少数民族”的行列，为日本民族统治中国东北、凌驾东北各民族之上制造“合理”“合法”的依据。

再追溯到日本崛起的近代，伴随着日本武装势力对中国东北的渗透，一批右翼学者也纷纷涌进东北，进行所谓的“历史研究”或“考察”，诸如白鸟库吉、稻叶君山、矢野仁一、须乡侊太郎等人，他们秉承满铁会社、关东州或关东军的意图，随心所欲地编造历史，先后炮制出笼《满洲发达史》《满洲国历史》《满洲国史通论》《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等著述，信口雌黄地割裂东北同中原的关系，污蔑东北的先民，甚至把一部东北的地域史说成是“满蒙民族驱逐汉族人”的历史。稻叶君山在他的《满洲发达史》中“旁征博引”，得出一个结论是：“满洲现在的三千万民众，全是侨民……或从陆地，或从海上侵入满洲内地，并非固有的满洲人的发达”，这些汉人“并不是主人公满洲人邀请而来的，而全部是入侵者”，纯属满洲人者“不过200万人”，甚至谬称“古来夫余、高句丽、三韩以及日本同属于一个体系”。

到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为了制造侵吞中国东北的借口，完全继承了所谓的“满蒙学派”的衣钵，其中，制造九一八事变首魁分子之一的石原莞尔，在1929年9月率领关东军参谋进行所谓的“北满旅行”途中，向关东军参谋们宣讲了他的《作为国运回转根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案》，其中称，“在历史的关系上与其说满蒙属于汉民族，莫若说满蒙属于日本民族（更恰当些）”。1931年4月，他又向关东军调查班成员散发了一份他在1927年起草的《关于日本现在和将来的国防》，其中称，“满蒙并非是汉民族的领土，毋宁说与我国关系密切……满蒙作为满洲（族）及蒙古人的满洲，满洲蒙古人比起汉民族来，毋宁说与大和民族更为接近”。一言以蔽之，无论是“满蒙学派”，抑或是关东军以及在东北的日本驻外机关，还是当代的日本右翼学者，他们鼓吹的都是一个调门，这就是“东北非中国领土论”和“汉民族非东北民族论”，直到今天，这些谬论仍有部分市场。

基于上述的谬论，日本统治集团从伪满洲国出笼之始，就为它规定了“日满一体”的统治理念，即“日满不可分”。不过，这种理念并非是一以贯之的，而是有一个从“日满协和”“日满亲善”到“日满一体”“日满不可分”之变化和深化过程。最初，为了掩世人的耳目，统治集团也曾喊过几声“日满协和”或“日满亲善”之类的口号，似乎还给伪满洲国蒙上一层薄薄的“对等”或“独立”的面纱。如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关于满蒙之我见》中称“满洲国是日满协同的国家”。1932年3月12日，日本政府出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要纲》中也称，“满蒙已成为从中国本部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政权的统治地区……应逐步引导使之具备一个国家应有的实质”。1932年5月21日，关东军的《对满蒙方策》称“满洲国在顺应我国国策作为独立国家而发展的宗旨下……在同帝国的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关系上实现日满融合、共存共荣”。1933年3月24日，日本陆军省在《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草案》中，确立的“指导方针”是“大日本帝国对满洲国的……根本方针是，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使满洲国作为大日本帝国不可分关系的独立国家，向前发展”。1933年8月8日，日本政府的“阁议”中也提出，“使满洲国作为同大日本帝国具有不可分的独立国家获得进步与发展”。从上述的字里行间还可以寻觅出一点点宣称伪满洲国是一个“独立国家”的影子。

1934年5月，关东军又出台了《对满洲国根本观念的确立》这一指导方针，内中对伪国的构成理念做了如下规定：“日满不可分之关系，不应仅仅限于观念的、学究式的理论方面，要站在地理的、历史的、民族的、政治的事实上，尤其是建国过程以及日满之间约定的根本意义上去把握。”值得注意的是，指导方针中单列了一项“建国精神”栏，内中强调：“由于日本军的活动一扫弊政，赋予（满洲国成立的）天机。”为此，指导方针规定，伪满洲国同日本的关系是“尊重领土权；日满亲善关系的紧密化；东洋和平的基础；已签条约、契约的尊重；权利、利益的确认；国家防卫的确立；人事任用、军事费的负担问题；外交以及内部统辖指导权的确立；日本人作为构成分子在满洲的权利、义务”等。关东军的这一指导方针与前期一系列的指导要纲、指导方针等对比，有几点明显的区别。一是把“独立国家”的字样抹掉，尽管其中还有“尊重领土权”等表述，但是，不能与“独立国家”的意义相提并论；二是把伪国全方位地纳入日本的统辖之下，不仅从政治理念，包括地理、历史、现实、契约等方方面面同日本的关联，都必须纳入所谓“日满一体”的范畴；三是重申日本关东军以及日本人在东北的各项特权。统而言之，即是对“建国精神”理念的强调和诠释。

《对满洲国根本观念的确立》的出台，意味着伪国“独立”的轻薄的面纱已经被彻底摘掉，从此，一个更严密的紧箍咒套到伪国的头上——这就是所谓的“建国精神”。果然，伪皇帝溥仪第一次东渡访问日本回来后就立竿见影了。1935年5月2日，在溥仪颁布的《回銮训民诏书》中称，“深维我国建立……皆赖友邦以仗义尽力，以奠丕基”，“朕与日本天皇陛下精神如一体，尔众庶等更当仰体此意，与友邦一德一心，以奠定两国永久之基础”。5月4日，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围绕该诏书特意向日本人官吏发出训斥，内称：“此次满洲国皇帝陛下访日……深刻认识到我国国基国本赖以奠定之真谛，圣意既定，乃颁发诏书，阐明须以来日本天皇，精神一体，一德一心，永久不渝，借以奠定两国悠久之基础。”并指示日本人官吏“鉴于身负之重任，望能上下一体，侪辈同心，增进团结，形成以总务厅长为核心的浑然一体之人和，为成就大业，恢弘皇猷而迈进”。溥仪的《回銮训民诏书》等于彻底砸碎了伪满洲国“独立”的招牌：因为其中明确规定了伪国的成立是“皆赖友邦以仗义尽力，以奠丕基”。因此，伪国必须与日本“精神如一体”“一德一心”。如此一来，原来伪满洲国同日本之间的“盟邦”关系降低到“友邦”的附属国地位，而且必须是“精神一体，一德一心，永久不渝”。

“建国精神”通过关东军指导方针和溥仪《回銮训民诏书》提出后，右翼学者须乡侊太郎立即做了诠释，他在《满洲国国民道德概论》一书中称，“满蒙之地在我帝国（指伪满洲国）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三千万民众也并非是我国成立之时突然冒出来的，也就是说，国家的产生不单纯在于领土和民族，而是新的理念”。须乡在这里所称的“新的理念”，便是“建国精神”理论，即伪国的产生完全托庇于日本帝国。换言之，没有日本，就没有伪满国家的出现。

“建国精神”理论从另一个侧面肯定了日本人的“主人”地位，日本统治集团也就更“名正言顺”地在这块土地上为所欲为，更加肆无忌惮地统治和支配一切，因此，后果无疑是加剧了日本人同东北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对抗。关于这一点，在日本统治东北的当时，即使是日本军方也明显地意识到了。1934年1～3月，陆军省派出一批军官赴东北考察，在一份报告书中列举了日本人官吏的种种劣迹：“邦人对支那人随意发挥着优越感是通弊……把满人看作奴隶，利用恶劣手段垄断利益、招致满人记恨者不在少数”，“受国民优越感的驱使……无理地殴打满人……不买车票乘车，长时间赖在饭店不计他人的不便，不买票进剧场看戏，旁若无人般地恣意妄为，实在令人遗憾”，“（日本人）以战胜者的大和民族的优越感接触鲜人、满人、汉人和蒙古人，对他们的民族性不予理解，没有同情心，使他们的人心离间，想到将来有事之时会有不利的事故发生，实在是令人毛骨悚然”。1940年日本大本营陆军研究班也搞过一次调查，其调查报告中记载，“大部分日本人官吏嘴里喊着推行民族协和的国策，实际上还没有脱下内地（日本）官吏的旧外套，务须纠正。而且，由于殖民地官僚的弊端及对他民族的强烈优越感，有意或无意地犯了许多谬误，与一般满人之间发生相克，日本人官吏对满人官吏的这种相克，主要是日本人官吏的独断专行，以及待遇上的优越，还有对满人官吏的蔑视倾向，成为满人官吏反感的基因”。上述引用的文字都是日本军界人物写进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在当时日本法西斯的体制下，参与调查的人员很自然要极力掩盖和庇护日本人，对同族的胡作非为只能缩小，不会夸大，所以有较强的可信性。可以想见，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各级伪政权的大小汉奸只能彻底被架空，所以被谑称为“三事官”，即每天上班后只做三件事，分别是“喝茶、看报、聊天”，“越发增加对日系官员的反感”。为此，一位日本陆军高级军官暗地里称“满洲国并非是日满提携的国家，而是日满争斗的国家”。一位海军高级军官也说过：“如果现在发生日俄战争，日本军至少要用十个师团，不得不以满洲人为对手进行作战。”

1940年以后，“日满一体化”“日满不可分”以及“建国精神”的理念进一步升级，日满之间从“盟邦”“友邦”关系变成了“亲邦”关系，过去名义上的“对等关系”降为实际上的“藩属关系”。这体现在溥仪第二次东渡日本回来颁布的《国本奠定诏书》。溥仪把日本的“三种神器”带回东北，奉为“建国元神”，并兴修建国神庙，设立祭祀府，制定《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有不敬罪处罚法》，明确规定伪国的建立“皆赖天照大神之神庥，天皇陛下之保佑”，凡对建国神庙不敬者处以一年以上、七年以下的徒刑，甚至路过建国神庙也必须施“最敬礼”，否则予以重罚。这样，“建国精神”的内涵转变成赤裸裸的“日主满仆”“日主满从”的统治理念。即日本的天照大神缔造了伪国，成为伪国的祖宗，日本天皇“保佑”着伪国，成为伪国的太上皇，伪皇帝溥仪也只有去充当“儿皇帝”的角色。

自然，“日满一体化”也好，天照大神缔造了伪国的“建国精神”也好，日本统治集团制造这些理念的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伪国紧紧地绑在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战车上。政治上必须服从日本的意旨，经济上必须为日本提供源源不绝的战争资源，思想上必须与日本当局和日本人官吏保持一致，文化教育上必须为日本的战争目的发挥教化奴役作用等。日本学者江口圭一评论说：“在关东军的武力支配下，皇帝溥仪是为天皇服务而存在，满洲帝国是为大日本帝国服务而存在。”

五 关于伪满洲国的“建设”与“开发”

这一直是某些日本学者和右翼文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们动辄把14年期间东北地区钢铁、煤炭等重工业生产指数的提升当作日本统治东北的“重大业绩”，甚至把今天中国重工业基地建设的功绩记在日本人的身上。一位名叫中村粲的右翼学者曾著文称，九一八事变“使满洲安定，诚然，是行使了谋略和武力，但结果是把民怨沸腾的压制者、类似土匪的张学良军队驱逐境外……在安定秩序的基础上，14年间满洲的发展和繁荣才有可能……只有从这一点上着眼论述事变的功罪，才是历史研究者的任务，历史议论的趣味也在这里。如今，日本的企业在大连受到欢迎，这种现象与满洲曾经繁荣的记忆不无关系吧”。他还说：“满洲国有秩序的发展，南面促进了朝鲜的工业化，西面为百万华北劳动人口提供了就业机会……华北人民羡慕满洲国的繁荣”，“满洲国在终战时……同朝鲜一样是亚洲大陆最安定的地域，东亚两千年来以民族抗争和贫困为特征的历史中，这肯定是应该特书一笔的治绩”。他甚至强调：“如果美国不敌视满洲国，能够正确认识满洲国在东亚历史上存在的意义，亚洲将走向一个完全有别的历史。满洲国肯定在亚洲甚至在世界成长成为无与类比的理想国家。”

为此，有必要对日伪统治东北时期的所谓“建设”与“开发”展开深入的研究。

第一，要揭示日本向伪满洲国投资和“建设开发”的真实意图。

当初，日本之所以违反“不战公约”，甘冒世界舆论的谴责，行使武力吞并中国东北，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早就觊觎这块土地，一直宣扬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千方百计要把它攫为己有。当这个目的实现以后，第一步是劫夺东北的银行、海关、交通、邮电、矿山等重要经济资源，由日本人把控要职，把东北的经济命脉牢牢控制在手。再通过满铁日产等财阀垄断了东北的一切重要产业，相继颁布《关于一般产业声明书》《重要产业统制法》《产业统制法》等，对东北的工矿业实行“国家”统制，严禁东北的民族业者插足。在这样的前提下，日本的确对东北有投资，有建设，也有开发，但目的绝不是为了东北的工业化，更不是为了提高东北人民的生活，而是日本国内建设和侵略战争的需要。事实正是如此，人们知道，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在它发动七七事变和太平洋战争之前，东北是日本重要战争资源的供应地，包括钢铁、煤炭、有色金属以及农副产品等。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日本才对东北工矿各业投入了相当的资金，以备“养鸡生蛋”，欲取姑予。最近结束的中日历史共同研究，日方学者对日本在伪满洲国的“建设”与“开发”也有了比较准确的把握，研究报告书称，“……产业基础及矿工业的发展不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许多场合开发或现代化是出于军事的考虑，矿工业的发展也是向有关军需部门倾斜，特别是太平洋战争扩大后这种倾斜更加强化，满洲成为日本的兵站基地……战争后期经济金融失调崩溃，给予居民以极大的痛苦”。

第二，重工业过热，资源过度开发，造成殖民地经济畸形膨胀、比例严重失调。而同时期的农业生产徘徊不前，民族工业大幅度倒退。

14年里，东北的煤炭、钢铁等重工业生产以及铁路建设等的确呈现出不断增长的势头，这其中有以下两点需要分析。一是重工业的增长，如煤炭、钢铁产量的提高并非是工业化、机械化的结果，而是以廉价的、集团的劳力获得生产指数的提高。以1939年为例，日本国内使用原动机的工厂占工厂总数的83%，而伪满洲国则为33.1%。其中金属工业，日本为94.5%，伪满洲国39.4%；机械工业，日本为95.4%，伪满洲国为56.5%。尤其是采矿业，几乎延续九一八事变前人刨肩拉的笨重劳动。中国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下，以血汗和生命为代价，换取煤炭产量的提高。换句话说，日伪时期工矿业的发展是建筑在无数劳工的白骨之上。所以，日本投降后，许多工矿业的机械化建设是从头开始的。二是畸形发展、比例失调。煤炭、钢铁等生产指数的过热增长，不仅破坏了东北的宝贵资源，而且造成农业、轻工业的长期凋敝。截至伪满洲国垮台，尽管耕地面积有所扩大，但单位农作物产量始终徘徊在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农业平均每公顷产量为1409斤，到1936年下降到1246斤，到1944年，每公顷产量为1148斤，均未能达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而且重、轻工业比例严重失调，以1942年为例，重工业总资本额为79.2%，轻工业只占20.8%，造成民生凋敝，人民生活必需品奇缺。

更值得指出的是，东北的民族工业一蹶不振，相当数量的企业或被兼并、或破产倒闭，即使勉强维持生存的企业也沦为日本企业的加工厂、代销店之类，1942年，东北民族资本在工业总资本中仅占4.2%，矿业占0.4%，生活资料占14.5%。这是殖民地经济排斥民族工业的严重恶果。

第三，如何认识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形成同日本“投资”“开发”“建设”东北的关系。

日本当初对东北的投资、建设之类，是为了国内和战争的需要，绝不是为了伪满洲国的繁荣昌盛以及东北人民的幸福安定，这是不言自明的。包括日本民众在内，在战争时期不过是当权者驱赶为之卖命的工具。所以，他们所进行的所有投资、“建设”等都是出于建设东北战争资源基地的目的，至于若干年后东北成为新中国的重工业基地，这是殖民统治者始料不及的客观结果。那么，这一客观结果是否要归结为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功绩”，回答应该是否定的。（1）日本统治伪满洲国是通过武装侵略、军事占领、高压维持的手段实现的，这同现代国际社会的跨国投资有着本质的区别；（2）日本通过对伪满洲国的投资和建设，除了获得大量战争物资以外，也攫取了巨额利润。以日产财阀进入东北为例，日满双方议定，对日产实行利润必保制，也就是说，即使经营亏损，也必须保证日产每年至少获得2000万元以上的纯利润。又如满铁，从1932年到1936年，年利润率为13.6%，以当时满铁的总资产14亿元计算，年获利达1.9亿元之多；（3）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对伪满洲国的“投资”“建设”是为了“养鸡生蛋”，利用东北的资源满足国内和战争的需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不再“养鸡”，而是“杀鸡取卵”，肆无忌惮地掠夺东北的资源，造成东北经济资源的极大破坏，比如对东北森林资源的破坏式采伐，对抚顺、阜新、本溪、鞍山以及北满地区矿产资源的过度采掘，对其他有色金属资源的强制性掠夺等，直到今天，仍有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4）日本只是因为战败，才把所谓的“遗产”留在中国东北，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并非出于所愿；（5）东北沦陷14年间，所谓的“建设”和“开发”绝不是孤立的、跳跃式的，不能忽略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工业、交通、矿业以及民族工商业发展的基础。比如，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铁路网密度为中国之最；东北的煤炭、钢铁等矿业开发居领先地位；东北利权回收运动正炽；东北有中国一流的兵工厂、一流的大学；东北的无线电设施粗具规模，甚至连黑龙江畔一个叫鸥蒲的小岛（总人口52人）也能接收无线电；九一八事变前，又是历史以来东北民族工商业的最繁荣期等。没有这些基础，14年的所谓开发、建设都是不可能的。（6）战后，东北重工业基地的建设的确是在接收日伪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东北人民接收的是一副破烂不堪的乱摊子，当时有人扬言：让鞍山去种高粱吧！在这副乱摊子面前，东北人民靠自己的双手、全国各地的支援以及国际的援助，才使东北逐渐发挥起新中国重工业基地的作用。如同评价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一样，是否要联系战争时期日本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的发达？或者是否要肯定战争时期日本军火工业的成就或贡献？

第四，关于“币制统一”问题。

顺便提及的是，日本统治东北时期实行了统一货币，改变了东北币制不一、使用不便的局面，这也是日本右翼学者大肆吹嘘的“业绩”之一。应该说，币制统一是历史的进步，中国人早从秦始皇时代起就有统一币制的意识和实际作为。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外国银行几乎控制着中国的经济命脉，东北同全国各地一样相继兴起一些民族金融机构，包括官办银行，“具有抵制外来金融侵略的性质”。1928年末东北“易帜”后，中国实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初步具备了改革币制的条件。只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东北的币制改革才未能与关内地区同步。1935年国民政府在外强入侵的压力下仍然实现了币制改革，就是一个例证。尽管其中有英美等大国的支持，但毕竟属于国家自主、民族自决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币制改革应该属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主权行为。

然而，东北的币制统一则是在强制的手段下，通过极为悬殊的比价将东北人民的旧币回收，尤其是各类官帖，被压低近30%，仅官帖一项，东北人民就被盘剥800余万元（伪币）。详见表3。

为此，时任伪中央银行总裁的荣厚曾对兑换比价提出过疑义，总务厅长驹井德三训斥道：“这个兑换率无不合理之处，必须断然照此执行”，荣厚只好照办。而且，日伪当局三令五申，强调凡不遵从者“即按紊乱金融，扰乱社会秩序论处”，对“胆敢反对政府方针者严惩不贷”。

另外，日伪当局在评估“四行号”资产时，有意压低其资产额，扩大其负债额，竟伪称“四行号”亏损3300万元，发行相同数额的“补偿公债”，从中渔利。

再者，日伪当局借统一币制、收兑之机，攫取了大量金银。将营口的过炉银以四两折合一元超低价强行收购；对安东的镇平银也以100元比70.2两的比价强行兑换。又颁布了《产金收买法》，由伪中央银行将产金地区的152家金店的库存强行收购。这样，到1935年末，伪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达833万公斤，白银储备338万公斤，分别比1932年增加了2.8倍和6.5倍。

综上可见，日伪时期的币制统一是一次强制性行为，日本也从中大获其利，遭受重大损失的是东北各界民众和民族金融业者。如果仅仅以币制统一后给民众生活带来方便来解释和肯定日伪当局的币制统一，似有偏颇之嫌。

六 关于劳动统制政策及华北劳动力的移入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新历史教科书》中对伪满洲国是这样记述的：“满洲国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由于日本重工业的进入取得了经济的成长，中国人口显著流入。”还有些右翼学者干脆以东北人口的增加来“旁证”日本治理东北的“业绩”，妄称这是因为东北地域生活富裕、社会安定的结果。的确，在日伪统治的中后期，东北人口有上升的趋势，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戳穿这种辩护。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近代以来，华北各地民众有“闯关东”的传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华北地域人多地少，而东北地广人稀；军阀混战造成民不聊生、土地荒芜；旱涝等自然灾害不断侵袭；华北与东北的亲缘关系等。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各地流入东北的人口数量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九一八事变前，华北各地每年流入东北的人数最多时达100万人，最少时40余万人，7年总计流入东北人数达516.7万人之多，平均每年73.8万人，在东北定居者约占50%。

那么，日本占据东北以后，人口是否像某些日本右翼学者鼓吹的那样不断增长呢？其实不然。日本侵吞东北以后，对东北劳动力及华北各地人口的流入实行了严格的劳动力统制政策，大体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二是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三是从太平洋战争到日本投降。

第一阶段，限制关内人的流入。

1933年9月，关东军特务部成立劳动统制委员会，并于次年召开第一次劳动统制委员会，参加人员全部系日本人。1934年9月，满铁经济调查会受关东军特务部委托，出台《劳动者指纹管理方策案》，提出限制关内人员流入的五点理由：1. “维持满洲治安”; 2. “抑制满洲汉族势力的增大”; 3. “为了日本人的发展保留余地”; 4. “促进满洲劳动者生活稳定和提高”; 5. “防止经中国人劳动者向国外流出工资”。

1934年4月，日本天津特务机关在天津设立大东公司，并在山海关、青岛、烟台、龙口、威海卫、大连设立查证处，对进入东北的劳力发放查证，凡不持有大东公司查证者，伪政府拒绝其进入东北。私自入境者“断不能给予就劳机会”。因此，此期间，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动者数量被控制在30万～60万人。分别是：1932年37.3万人，1933年56.9万人，1934年62.7万人，1935年44.3万人，1936年36.4万人，1937年32.3万人，平均每年39.6万人，远远少于九一八事变前的年平均73.8万人。

第二阶段，实施战时劳动统制政策，变限制关内劳动者为积极募集，甚至强制募集。

1937年4月，伪政府开始实施《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当年7月，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关内劳动力流入减少，从日本国内募集劳动力和技术力量也发生困难，尤其是日本移民计划未能顺利实施，加之关东军在东北边境大规模构筑军事工程，出现劳动力紧张和短缺的严峻问题。为此，日伪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放松限制、紧急募集劳动力的法规。1937年8月，伪总务厅出台《满洲国劳动统制要纲》；同年10月，伪民生部出台《关于劳动力应急供需对策之件》; 1938年12月出台《劳动统制法》（1940年8月部分修改）; 1941年又相继出台《劳动者募集紧急对策要纲》《国内劳动者紧急募集对策》等一系列法案。不仅敞开了华北劳工进入东北的大门，而且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募集”。伪民生部出台的《关于劳动力应急供需对策之件》就规定：“在管下招募劳动者之际，使企业主申报招募目的、人数、劳动条件以及其他必要事项，进行募集统制，如有必要进行斡旋”；“尽快调查难民、被释者、转业者以及其他经特别指导斡旋可利用为劳动力，互相密切联系，尽可能将其加以利用”；“募集劳动者时如不能满足各该所需数量时，得按使用目的采取强制募集的方法，在各种场合，对劳动者的工资、待遇等，特别使之不发生遗憾”。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劳动力的短缺，该文件规定，“难民”“被释者”“转业者”等在“特别指导斡旋下”也可作为劳动力利用。而且，如果不能满足需要时可以“强制募集”。“自由募集时为保甲长，强制募集时为警察署长。”即通过行政和警察手段募集劳动力。对华北进入的劳工，伪民生部的《关于劳动力应急供需对策之件》还特别规定，一是“入国”须“通过关东军，在可能限度内使大东公司吸纳”；二是“抑制由满洲国出国”，促使雇用者在东北定居，“必要时禁止出国”。可见，1937年以后，日伪当局为了弥补劳动力的不足，不仅放松了限制，而且采取各种哄骗、强制的手段把大批华北劳动力招到东北。另外，还有一批“特殊工人”（战俘或抗日游击区民众）被强制押到东北各煤矿、军事要塞做苦工。

还应该指出的是，七七事变后，日本占据了华北，为募集劳工提供了便利条件；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的反复扫荡，造成大批难民的出现；河北、山东连年旱涝灾害，以上构成大批劳工进入东北的另外因素。具体数字是：1938年49.2万人，1939年98.6万人，1940年131.9万人，1941年91.8万人。年平均92.8万人。

第三阶段，“国民皆劳”和强制战俘劳工（特殊工人）。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已经占据华北地区，出于建设战争资源基地的目的，华北地区的劳动力也出现紧张局面。为此，日伪当局出台《满洲国劳动者募集紧急对策要纲》和《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等法规，实行“国民皆劳”“勤劳奉仕”等政策，向各伪省分配“供出”劳动力数量，并通过“勤劳奉仕”“勤劳奉公”等形式，甚至采取“抓浮浪”的手段，试图解决劳动力的不足。另外，大量使用战俘劳工（特殊工人）也是这一阶段的重要措施之一。早在1939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就出台了《归顺匪团处理规定》，决定将“被解除武装者……采取将之移至满洲国充作劳役夫，或由临时政府以及其他工厂雇用为劳役夫各种措施”。1941年4月，关东军同华北驻屯军签订了紧急动员华北工人到东北劳动的协议，由华北新民会具体负责特殊工人的“供出”，在其制定的《特殊人的劳动斡旋工作计划》中规定的“特殊人”有四种：①在当地部队、宪兵队、县公署、警察分局拘留的嫌疑犯；②在清乡中捕获的通匪嫌疑犯；③讨伐作战抓到的俘虏；④妨碍新民会工作的人。而且规定了关东军军事部门“有优先权”。于是大批战俘劳工（特殊工人）被押到军事要塞工地、煤矿、公路铁路等施工现场充当苦役。仅在抚顺煤矿，1941年12月到1943年10月间，被押到抚顺各煤矿充当苦役的特殊工人就达11786人。1941年6～8月三个月时间内，押到关东军军事工程的特殊工人为9943人，押到各地方的人数为25459人。据各种资料综合估算，1941年到1944年间，押往东北的战俘劳工大约为2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有可能偏低。另外，在太平洋战争前后，还有4万余名中国战俘被押往日本各地充当苦役。

1942年到1944年，华北各地进入东北的劳工（包括特殊工人）数量为：1942年100.4万人，1943年78.7万人，1944年34.6万人，年平均71.3万人。参见表5。

由表5可知，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由于日伪政府担心华北劳工的流入干扰其殖民地统治秩序，所以采取严格控制和限制的手段，使年进入东北的工人仅为九一八事变前的53.66%。七七事变爆发后，为了加速东北战争资源基地的建设，完成其“产业开发五年计划”，同时缓解关东军在东北边境地区着手构筑的14个大型军事要塞群劳动力紧张的情况，实行“紧急就劳”的政策，通过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御用机构，把大批劳工招募到东北，甚至采取哄骗手段。使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猛增，为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期间的234.34%，为九一八事变前的125.75%。太平洋战争后，华北地区也出现劳动力紧张问题，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通过强制战俘劳工的手段，使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勉强接近九一八事变前的水平。

综上可见，七七事变后华北进入东北的劳工数量之所以猛增，乃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政策使然。而且，不容忽略的是，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华北同东北地区一样，均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劳动力的调节或移动完全出于日本的殖民统治政策需要及其战争需要，同时又是通过胁迫、诱骗甚至强制手段付诸实施，同地域民众生活的“安定”或“富裕”差别毫无关联。

七 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的战争罪行

曾任伪满洲国总务厅长的星野直树在一部回忆录中写道，“不仅是日本人，包括东亚各民族齐心合力，发展和开发（满洲国），并把它的福泽平等分给各民族，建设新的快乐天地”。那么，满洲究竟是谁的“新天地”呢？

1．大屠杀事件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国的第二天，关东军在抚顺平顶山屠杀和平居民3000余人，其中包括妇女、儿童和老人。只为一支抗日义勇军在袭击日伪机构时经过了这里。类似平顶山事件还有白家堡子惨案、土龙山惨案、老黑沟事件、吉林教育界事件、“集团部落”、制造长城沿线“千里无人区”及“人圈”等等。

2．731细菌部队的罪行

关东军在东北建立的731细菌部队（包括关东军第100部队），利用中国人“马路大”进行人体实验，甚至实施活体解剖，至少有3000人惨死在关东军的细菌和毒气武器的实验中。

3．关东军化学部和516化学部队

日本军在中国战场实施的化学战，几乎都是在东北进行各种试验的基础上进行的，甚至利用中国人活体获取实验数据后，再运用到中国战场。至今，东北民众仍然受到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威胁，发生过多起和平时代民众受害事件。

4．大逮捕、大检举案件

为了镇压东北民众的反抗，日本统治集团制造了多起骇人听闻的大逮捕、大检举案件，诸如“三肇事件”“田白事件”“口琴社事件”“读书会事件”“巴木东事件”“大连放火团事件”“安东教育界大逮捕案”“通化教育界大逮捕案”等，有许多无辜民众被株连其中，甚至惨死在酷刑之下。

5．虐待劳工

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被驱赶到矿山、工厂、建筑工地充当苦工，受到非人的待遇，因饥饿、过劳、伤病、虐待等原因死亡的劳工遗骨，形成今天遍及东北的“万人坑”。仅抚顺煤矿就有“万人坑”30余处，本溪有4处，阜新有5处。初步查明，仅丰满水电站的一处“万人坑”就埋有遗骨1.5万余具。

6．滥捕、滥杀无辜

伪满洲国的普通民众终日生活在“邻组”、警察、宪兵、特务的监视之下，没有任何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动辄被列为“要视察人”，甚至被无辜抓进“矫正院”“辅导院”，死于非命的普通民众难以计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东北人民的生活坠入低谷。在农村实行“粮谷出荷”和“收荷”，连农民的口粮和种子都被抢光。城镇实行配给，人月口粮仅5公斤左右，其他生活必需品更是极其短缺，甚至连灯泡、火柴、食盐、电池、胶鞋等都要配给。

另外，战时大增税、金属献纳、强制储蓄、勤劳奉仕等花样翻新的盘剥、敲诈和掠夺，使东北人民的生活雪上加霜，沦入饥寒交迫、水深火热之中。

以上，只是概括地阐明所谓“新天地”下东北人民的处境和遭遇，这方面的史料很多，不一而足。结论是：所谓的“新天地”，不过是日本殖民主义及其追随者为所欲为的天堂；对于东北人民来说，则是罪恶恐怖的世界，人间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