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社会巨变

李培林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60年按中国传统的纪年方法就是一甲子，是经过一个轮回到了新的起点。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千年未有之巨变，已经由原来的农业和农民大国逐步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大国，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正在向更高的全面小康水平迈进；人口结构类型发生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从人口大国跨越为人力资源大国；中国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重要贡献；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形成，这将结束中国数千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

中国6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民生是经济社会建设的重点，发展要以民生为先：温饱是民生之始，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要，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依，社会安全是民生之盾。

一 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历经战乱之后，民生凋敝、满目疮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迅速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稳定物价，改善人民生活。随着经济的稳定增长，各项社会建设和社会化事业也得到发展。到改革开放之前，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基本实现充分就业，建立起了为工业化服务的社会保障体系、国民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但是，社会建设一方面取得很大成就，另一方面也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社会事业在“文化大革命”中也遭到破坏，温饱和贫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建设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

“社会建设”在中国社会学的学术语言里，并不是一个新概念。在20世纪30～40年代，“社会建设”曾经是一个热门话题。当时倡导社会建设最积极的是社会学家孙本文，他在1933年还创办了一本由他本人任主编的杂志，刊名就是《社会建设》。“社会建设”现在是一个通俗易懂的词，但它与过去社会学里的“社会建设”概念相比，并没有一种历史上的话语延续。过去我们常说“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国家建设”或“经济建设”，但很少提到“社会建设”。我们过去在论述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时，常常提到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任务，但通常不把“社会”作为一个单独的领域来部署任务。现在我们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和思想，是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大战略思想中引申出来的。如果要对我们现在说的“社会建设”的概念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说社会建设就是按照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通过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治理、改进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等工作来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社会”这个概念，在不同的语境下所涵盖的范围有很大差异，所以有所谓“大社会”和“小社会”的说法。对社会的研究，理论上有几种不同的分析框架。

一是二元的“国家与社会”的分析框架。如洛克政治思想传统里“社会先于国家”框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社会思想传统里“社会制衡国家”框架；还有黑格尔哲学思想传统里“国家高于社会”框架。马克思把黑格尔的框架头脚颠倒过来，认为基础（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上层建筑（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并进而发展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在现代，哈贝马斯从“市民社会”的理论中进一步引申出“公共领域”的概念。

二是三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分析框架。如一般的现代化理论通常认为，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是三位一体的现代基础制度。这个分析框架在公共选择理论的社会治理的应用方面得到深入发展，比如最近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她也是公共选择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她认为传统的分析公共事务的理论模型主要有三个，即哈丁（Garrett Hardin）的“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1968）、戴维斯（Robyn Dawes）等人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 1973, 1975）以及奥尔森（Mancur Olson）的集体行动逻辑（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1965），但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不是市场的就是政府的。奥斯特罗姆另辟蹊径，提出通过社会自治管理公共物品的新途径，认为运用什么办法应因地制宜，关键是取决于管理的效果、效益和公平。

三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四位一体或五位一体的分析框架，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推进，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当前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这个框架是一个工作布局框架，同时也是一个理论分析框架。文化建设的加入，为“软实力”的研究和认识留下广阔空间，当然加上现在提出的“生态建设”，就是五位一体了。

我国对社会建设的认识，也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主要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进行，社会建设并没有被当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领域。在经济建设的同时，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问题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重要。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重点强调要改善人民生活。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定，把实施了五个每个为期五年的《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从第六个五年计划开始，易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增加了“社会发展”几个字，并相应地在对经济建设做出部署的同时，也对社会发展的任务做出全面部署。从“六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社会发展的内容逐步充实，人口、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卫生健康、科技教育、环境保护、民主法治、社会管理、精神文明等，都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并由此引申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2020年要达到“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加强社会建设，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做出决定；2007年党的十七大则进一步指出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与探索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一整套系统的社会建设的方针政策。

第一，人口政策。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人口合理流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就业政策。坚持扩大就业的积极就业政策，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统筹城乡的劳动力市场，健全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多种形式就业，统筹做好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和大学生就业等工作。

第三，劳动关系政策。依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建立政府、工会、企业三方协调劳动关系的机制，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形成劳资两利、合作共赢的社会主义和谐劳动关系。

第四，收入分配政策。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努力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促进共同富裕。

第五，社会保障政策。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六，城乡管理政策。统筹城乡发展，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搞好城乡建设的统一规划，推进户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领域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的改革。

第七，教育政策。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强化政府对义务教育的保障责任，普及和巩固九年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注重教育体制中的机会公平，建设学习型社会。

第八，医疗卫生政策。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强化政府责任，严格监督管理，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

第九，公共安全政策。建立包括社会治安、食品药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安全、防灾减灾等在内的公共安全体系，坚持依法治国，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积极推进公共安全建设的公民参与，保障人权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

第十，环境保护政策。坚持保护优先、开发有序、控制不合理开发的环境政策，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和保护生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这些方针政策，都是在社会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和形成的，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二 社会民生巨大变迁

1．人们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饱经沧桑与苦难的中国人民终于重新站起来了！但那时的中国，民生凋敝，经济严重落后，国家百废待兴。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十几、二十几美元，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18世纪中期水平。从1949年到1978年，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逐步提高，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缓慢，到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为190美元。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们生活水平也快速提高。到200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多美元，总体上已经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578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4761元。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见图0-1）。

人民群众的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1978年的67.7%下降到2008年的43.7%，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8年的37.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由1980年的5.1%上升到2007年的9.5%，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占消费性支出比重也由8.4%上升到13.3%。

我国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正在向更高的全面小康水平迈进。

2．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动

新中国成立60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推进，特别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迁，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已经由原来的农业和农民大国逐步转变为新兴的工业大国，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

新中国成立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我国的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8年，我国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53∶18∶29变为1978年的31∶45∶24。这个阶段中，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动特点表现为第二产业迅速扩张，成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仍然发挥主导作用；服务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增长速度过慢。第二个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一、二、三产业在GDP总量中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31∶45∶24变为2008年的11.3∶48.6∶40.1。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的服务业增长迅速，工业平稳发展，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急剧下降，反映出我国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经济结构的这种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期（见图0-2）。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49年，中国城镇人口只有5700万，城镇化水平为10.6%，比1900年世界平均水平还低3个百分点，是一个典型的农民大国。1949～1978年，城镇化水平逐步提高，1978年达到19.7%，但一直长期低于20%。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发展迅速，大大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从1949年到1978年的29年中，我国城镇化水平仅提高7个多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8年的30年中，我国的城镇化水平从19.7%升至45.7%，比1978年提高了26个百分点，城镇化速度加快是相当明显的。目前，我国城市数量达到655个，比1978年增加462个，其中百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118个，超大城市39个。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目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创造了全国GDP的63%（见图0-3）。

3．人口结构类型实现历史性转变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人口结构类型发生了历史性转变，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过渡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转变到目前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长率。1952～2008年，中国总人口从5.7亿人增加到13.28亿人，出生率从37.00‰下降到12.14‰，死亡率从17.00‰下降到7.06‰，自然增长率从20.00‰下降到5.08‰。促使这种人口转型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从80年代初期开始在城市户籍人口中严格实施“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随着出生率的快速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转变，总和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6左右降到了目前的1.8左右，这一变化使得中国少生了3亿人，社会负担系数持续下降，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随着人口数量得到控制，人口素质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中国的大学生比例、有专门技能人才的比例以及劳动力的整体素质都在不断提高，平均期望寿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见图0-4）。

未来几十年，中国将先后迎来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老年人口三个高峰。据测算，2016年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10.1亿人左右的峰值；21世纪30年代，总人口达到15亿人左右的峰值；21世纪40年代，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2亿人的峰值。中国目前的人口政策是，优先投资于人的全面发展，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引导人口合理布局，保障人口安全，促进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转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4．反贫困取得显著成就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就致力于减少贫困人口的工作，贫困人口呈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反贫困政策的实施，中国数亿人摆脱了贫困，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78～2007年，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已从2.5亿人下降到1487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由30.7%下降到1.6%。世界银行2007年公布的数据表明，过去20多年里，全球脱贫事业成就的67%来自中国，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全球贫困人口将呈增加趋势。中国也成为目前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目标的国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实行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扶贫开发战略。1984年中央和国务院发布《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在全国筛选出几百个贫困县，实行重点扶贫。从1985年到1993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贫困发生率从1985年的14.8%下降到1993年的8.22%。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决定，从1994年到2000年，力争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全国农村8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为此，国务院制订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经过7年的扶贫攻坚，全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由原先的8000万减少到了3000万人，占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到3%左右。

虽然扶贫成果显著，但中国扶贫事业仍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央政府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要求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基本完成592个扶贫重点县的14.8万个贫困村（覆盖80%左右的贫困人口）的整村推进扶贫规划，在继续致力于减少绝对贫困人口的同时，缩小城乡差距，缩小地区间差距，缩小低收入群体与全社会的差距，从而实现全社会的平衡增长。

5．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逐步建立比较齐全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但中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较小，社会化程度低，保障功能较弱，而且抚恤救济标准长期不变。

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当时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一些突出不合理的问题，从1984年开始，我国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探索：一是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二是提高保障的标准；三是增加保险项目；四是缓解企业之间负担轻重不同的矛盾；五是出台社会保障方面的法律、条例，使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开始走上法制化、正规化和社会化发展的道路。社会保障制度由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封闭运行的制度安排，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责任共担、社会统筹的制度安排。

1993年，中国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明确了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建立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制度，以及政事分开、统一管理的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社会保障改革全面铺开，改革的重点是实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探索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1994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项决定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方案和框架，框架内容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以便与经济体制的改革相适应。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和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08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1890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为31698万人，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为12400万人，参加工伤保险的人数为13810万人，参加生育保险的人数为9181万人。全年2334万城市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4291万农村居民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近5000万农民工参加了工伤保险，4000多万农民工参加了城镇医疗保险。全国2729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8.14亿人，参合率为91.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累计支出总额为429亿元，累计受益3.7亿人次。2009年全国将有10%的县（市、区）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年满60周岁、符合相关条件的参保农民可领取基本养老金。

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重大的决策。取消农业税结束了农民2600多年来种粮纳税的制度，而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则将结束中国数千年来农民没有社会保障的状况。

三 社会建设：挑战和问题

我国已进入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中期，这也是发展方式加速转变时期和社会矛盾多样多发时期。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快推进，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不仅给我国发展及社会变革带来强大动力和巨大活力，同时又必然带来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和问题。

第一，城乡和区域发展很不平衡。尽管国家采取了取消实行了两千六百余年的农业税这种坚决措施，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了大量财政的转移支付，但农业劳动比较收益依然过低。如何使农民富裕起来，成为中国现代化面临的最大问题。另外，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以及不同省份之间，发展差距也在扩大。

第二，收入差距扩大。在改革的过程中，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收入差距也不断扩大。无论是按照基尼系数还是收入阶层倍数的测算方法，中国目前收入差距都达到较大并值得警惕的状态。收入差距的扩大，已成为产生诸多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之一。

第三，就业压力较大和劳动关系问题增多。中国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就业问题成为最大的民生问题。目前每年新生劳动力的供给规模还相当庞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压力还非常巨大。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变化，劳动关系的社会矛盾增多，建立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新型劳动关系，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

第四，老龄化趋势明显和社会保障面临挑战。与一些国家人口先富裕后老化的规则不同，中国目前的平均富裕程度与发达国家同样老龄化程度的时候相比，要低几倍甚至十几倍。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家庭的小型化趋势和独生子女的新一代，中国千百年来的家庭养老模式和社会伦理规范，也面临各种新的问题。中国一方面要努力建设广泛覆盖的社会安全网，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快速增长的福利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沉重负担，处理好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周期波动的矛盾，这成为中国在发展中要应对的重要挑战。

第五，环境、资源与快速发展的矛盾突出。中国人口规模庞大，人均自然资源水平较低，面临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消费能力扩大与环境、资源条件的尖锐矛盾。中国这样庞大人口的现代化，不可能复制其他发达国家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治理环境的巨大代价也有了新的认识，在环境、资源条件的硬约束下，中国必须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中国要抓住和利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成功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就必须解决好这些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问题。

四 中国进入发展的新成长阶段

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至今已经30多年。这30多年的经验表明，清醒地判断我们所处的发展阶段，对于明确发展目标、确定发展任务、选择发展战略，都是至关重要的。

1．社会转型和新成长阶段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最常见的一个描述发展新时期的概念就是“转轨”。这是指经济体制的市场取向的改革，也就是在经济运行机制中扩大市场调节的力量。经济体制转轨的结果，是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邓小平为中国的现代化设计了分“三步走”的宏伟蓝图：第一步，1981～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1991～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来划分发展阶段。

社会学界广泛使用的描述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是“社会转型”。这主要是指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社会过渡和转型。

根据这三个转变过程，我们现在达到了什么阶段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3000美元，相当于中下收入国家的水平，正在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进入中期阶段。所以，中国目前虽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的矛盾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但发展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中国进入了发展的新成长阶段。

2．新成长阶段的基本特征

这个新成长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这些特征不仅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也有了很大的不同。

第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进入中期加速的新成长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下降到5%以下，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比重下降到30%以下，城市化水平超过50%，标志着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转型。我国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和城乡结构都已进入结构转换阶段。在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增加值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10%以下，到2015年将下降到6%左右；在就业结构中，农业劳动者的比重2010年将下降到38%以下，2015年将下降到33%左右；在城乡结构中，2010年以城镇常住人口代表的城市化水平将达到48%左右，2012年或2013年将超过50%的结构转换临界点，2015年将达到53%左右。这些指标表明，中国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中期加速阶段，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转换。

第二，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的巨大差距是中国非均衡发展的一个长期的和突出的问题。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入结构转换阶段，城乡一体化发展成为新的发展要求。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仅是消除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的壁垒，还要逐步消除城乡之间在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户籍等社会体制方面的障碍。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将成为我国发展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举措。

第三，人民生活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2008年我国GDP总值300670亿人民币，总人口13.28亿人，人均GDP 22640元。按2008年12月31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6.83计算，为3313美元。2009年如果GDP增长8%，人均GDP将达到3500美元左右。这两年来中国人均GDP的增长，特别是以美元为计价的人均GDP的增长出现了快速的发展态势。从1980年到2000年，我们的人均GDP从200多美元增加到800多美元，用了20年的时间。到2000年制定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时候，当时的预测是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人均GDP翻两番，也就是说从800多美元达到3000多美元。但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2006年超过2000美元，2008年超过3000美元，2010年将接近人均GDP 4000美元。这比我们原来说的到2020年才达到人均GDP 3000多美元，时间大大提前了。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加快，一是因为经济的高速增长，二是因为每年新增人口的减少，三是因为人民币的升值。按照国际惯例，当人均收入超过3000美元时，居民消费升级将成为常态。我国2009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降低到37%和43%左右。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可以说我国总体上已经达到从小康到宽裕的居民消费阶段。住房和汽车等大额家庭消费开始进入普及阶段，教育、医疗、通信、旅游、文化等消费支出的比例迅速增加，这些特征都表明，我国总体上已经开始进入大众消费的新成长阶段。

第四，国民教育进入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我国已经实现了普及9年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迅速发展。200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达到24%左右，中国高等教育迈入大众化阶段，国民素质显著提高，我国正从人口大国和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大众教育的新成长阶段已经到来。

第五，社会保障进入构建覆盖全民体系的新成长阶段。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保障扩大覆盖面的工作进展快速，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以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主干的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初步形成，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障体系快速推进。到2020年，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三项制度为支柱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将基本形成，我国已进入社会保障体系的新成长阶段。

第六，改革从主要是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改革的新成长阶段。改革开放30年，虽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其他领域也都进行了改革，但主要的改革路径还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立，但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要求各方面的体制继续进行适应这种巨大变迁的改革，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全面改革。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要进行涉及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城乡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事业单位运行、社区、社会组织的社会改革。

五 新成长阶段的主要任务

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们常常说有“三驾马车”，即投资、出口和消费。就出口来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出口已经连续十几个月同比负增长超过20%，最近刚刚止跌回升。大家预期，在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的情况下，我国在危机后也不太可能再恢复到外贸依存度60%的状况，况且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与东亚和东南亚出口导向型的小经济体有很大不同，经济增长过分依赖进出口贸易是有很大风险的，也是难以持续和很不稳定的。在一些学者看来，扩大国内消费固然是好事，但扩大消费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在短期内很难靠消费来刺激经济的增长，所以还是把眼光主要放在投资上。而且一般认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是中国的国情，也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法宝。

我们先来看看“短期内很难靠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这个假定。这个假定初看是有道理的，但仔细琢磨还是有问题的。首先，这个假定是建立在过去发展的经验基础上，在过去出现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下，我们总是用财政和投资扩张的办法来刺激经济，依靠扩大消费来实现刺激经济，还从来没有过。不是我们没有这样的愿望，而是从未实现过这样的结果。而靠高投资来刺激经济，危机后的结果总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库存增加、投资效益下降甚至引发通货膨胀，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过去之后，这些老问题很难说不会卷土重来。

我们要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一种新的未来。即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成长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过去习惯了的老做法，在未来30年的增长过程中也需要做出一些改变。

为什么大家对消费没有信心呢？消费在短期内受到收入的约束，但这种情况现在到了改变的时候，而且有可能改变。现在网上的民众总是议论经济“被增长”、收入“被提高”，意思是统计的数据与他们的感觉有较大的差距。民众的这种感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与此相关的一个事实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当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比如1992～2007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从69%下降到53%；与此同时，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2%上升到23%，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9%上升到24%。为什么现在消费不振呢？从统计上看并不是国家没有钱，1994～2008年，我国税收总量从5000多亿元增加到5.4万亿元，年均增长18%，远远高于GDP的增长；老百姓似乎也不是没有钱，1994年到2009年3月，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从两万多亿元增加到24.1万亿元，也是年均增长18%。这么多的钱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消费？1985～2008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竟然从52%下降到35.4%，这在国际上都是一个非常低的水平，更不用说远远低于美国的70%和日本的65%。美国3亿人一年消费十万多亿美元，我们13亿人一年消费一万多亿美元，消费市场的差别是很大的。

消费不振的根源在收入分配结构上。在消费方面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实际上是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这30多年来，经济快速增长是我们的最大成就，而出现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问题。衡量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增长曲线，几乎和GDP的增长曲线差不多，一路高扬。在现代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在30多年中把基尼系数从0.2多增加到0.5左右，没有一个国家以这么快的速度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根据已有的研究结果，我国整体收入差距的近60%是可以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来解释的，这是收入差距中最大的问题。近些年来，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和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到2008年出现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几乎持平的情况，这是十几年来没有过的。但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受到很大影响，从而影响到农民整体收入的增长，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和增长速度之比都再次扩大。大量减少农民、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我国改变农民收入状况和提高国家整体消费能力的重要渠道，而农民消费能力的改善，是提高整体消费能力的决定性因素。

消费的结构与社会分层结构也密切相关。大众消费阶段到来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结构要从金字塔形转变成橄榄形。从理论上讲，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要依靠中产阶级增长。当然“中产阶级”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经济学家多从收入和财产来定义中产阶级，社会学家比较注重职业这个指标。也就是说只有当一个国家第三产业占整个产业结构的绝大多数比例，白领职业阶层在整个劳动从业人员里占了多数，一个国家的中产阶级才有可能有较大的比例。根据我们的研究，以收入、职业和教育三项指标来定义中产阶级，那么到2006年，我国中产阶级在全国职业人口中占12%，在城市职业人口中占25%左右。当然，由于我国人口最多，中产阶级每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是一个巨大的消费群体，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

家庭消费率，也就是家庭消费占家庭收入的比例，是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而递减的，这个规律在我国非常明显。根据我们在2008年进行的全国社会状况抽样调查，家庭消费率随收入增加而递减的趋势非常明显。收入水平越低的家庭，其消费率越高，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消费率越低，而且消费率的差异很大。这就意味着，全社会增长的收入，如何分配与消费联系很密切。为了扩大消费，在国民收入中，要提高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而在居民收入中，要更多地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所占的比重。要防止出现有钱的人消费饱和，需要消费的人没有钱的情况。

根据对调查数据的分析，现在对一般家庭来说，影响日常消费的主要有三个因素，这就是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特别是教育和医疗，都呈现中低收入家庭教育和医疗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例远高于高收入家庭的情况。只有住房的情况例外。收入水平越高的家庭，其住房消费占家庭总消费的比重也越高。这说明，对于很多高收入家庭来说，住房的投入已经从生活消费转变成财产性收入的投资，但这种脱离消费且建立在快速升值预期上的住房投资，很容易形成资产泡沫。而中低收入家庭过高的教育和医疗消费比例及消费预期，限制了这些家庭的日常消费和即期消费，在各种居民储蓄目的的调查中，子女教育和医疗支出也往往排在储蓄目的的前两位。老百姓的储蓄倾向是有其合理计算的，存钱是为了规避家庭未来消费的风险。这不仅仅是一个文化问题，如认为美国是信贷消费文化，借下辈人的钱这辈人花，而我们是储蓄积累文化，这辈人存钱供下辈人花。

要改变民众的消费行为，需要建立和完善一系列的相关制度，也涉及一系列的社会政策和社会改革。首先，要建立劳动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要按照企业利润的增长情况建立劳动工资的年度增长机制，同时按照经济增长情况和企业劳动工资增长情况，确定财政工资增长机制，否则扩大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和扩大企业收入中劳动者收入比重就都是空话，以收入增长为基础的扩大消费也是空话。其次，要调节收入分配的结构，要运用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杠杆来调节收入分配，让增加的收入更多地流向需要消费的低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支撑大众消费的中等收入群体。最后，要更有效、更普惠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立和完善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稳定民众对未来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消费预期。

扩大居民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它与很多社会体制的问题密切联系。从政治方面看，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从社会方面来看，收入差距过大已经成为引起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造成群众的普遍不满；从经济方面看，收入差距过大对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形成抑制，对消费的普遍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使经济增长过分依赖投资和出口。邓小平同志在1993年就告诫：“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式、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如果说，“十二五规划”期间有什么问题需要重点和突出地加以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恐怕是绕不过去的。

在我国发展的新成长阶段，要重点解决好与此相关联的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转变发展方式。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切实而急迫的发展进入新成长阶段的要求。所谓转变发展方式，一是要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到更多地依赖国内消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未来30年的经济增长必须以国内消费为基础支撑。二是要从经济增长低成本的量的扩张转变到增加技术含量的质的提高，从“中国制造”转变到“中国品牌”，促进产业的升级换代。三是从以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发展转变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发展，从主要依靠工业推动转变到更多地依靠现代服务业的推动，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第二，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近十几年来，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居民家庭的消费率不断降低，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下降缓慢并出现徘徊，这些都影响到国内消费的增长。不断提高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不仅对扩大消费、转变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而且对人民保持积极的社会心态和稳定的发展预期至关重要。

第三，理顺收入分配秩序。要把调整收入分配作为扩大内需、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项战略措施。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既要理顺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的比例关系，理顺国家、企业和居民三者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关系，更要发挥财政、税收、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等杠杆在再分配中的调整作用，大力推进慈善事业等三次分配的发展。

第四，持续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发展的基础，社会乱了什么都干不了。由于中国的体制改革和结构转变快速推进，不同的发展阶段同时并存，各种不同形式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特别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成为引发一些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因此，要在改革和发展中重视解决这些问题，统筹各方面的发展要求，协调各阶级阶层的利益关系，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低收入群体，救助困难群体。要拿出一定的财力，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集中解决一批因企业改制、集资、房屋拆迁、土地征用、移民、环境污染等原因产生的历史欠债问题，要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第五，重点实施全面的社会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为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动力。社会改革的目的，也是要为发展继续提供强大动力。要通过调整收入分配结构，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培育大众消费能力，更多地依靠内需支撑经济增长；要通过改革和完善户籍等社会管理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流动的管理体制，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要通过医疗机构、教育系统和文化组织的改革，建立起有效运行、服务公益的非营利体系；要通过发展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努力使社会安全网覆盖全民，稳定居民的消费预期，为家庭规避市场经济和社会变迁的风险构建安全保障体系。

六 调查方法与数据说明

本书的研究和分析依据的主要数据资料，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开展的2008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GSS 2008, CASS）。这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连续抽样调查项目，目的是通过长期纵贯调查，来获取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变迁的数据资料，从而为社会科学研究和政府决策提供翔实而科学的基础信息。

2008年度调查的主题是“民生问题”，于2008年5～9月在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35个县（县级市/区/旗）进行，设计样本量为7001份，共回收成功访问问卷7139份。现将调查设计及实施步骤说明如下。

1．抽样设计及抽样过程

2008年度“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抽样设计与2006年第一期调查的抽样基本保持一致。我们将全国年满18～69周岁的住户人口作为本调查的最终推断的总体。全国调查采用多阶段复合抽样（Multi-stage Composed Sampling）的方法，即分县（县级市/区/旗）、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居民户、居民五个阶段抽样，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见表0-1），其抽样框基本沿用了第一期调查。

第一阶段抽样单位县（县级市/区/旗）的抽取，是以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为数据基础，将全国2797个县（县级市/区/旗）作为抽样框进行分层比例抽样。其具体做法是，首先采用城镇人口比例、居民年龄、教育程度和产业比例4大类指标7个变量对2797个县（县级市/区/旗）作聚类分层，共划分了37个层（见表0-2）。而后再按照PPS（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与单位大小成比例的概率抽样）的抽样方式，在每一个分层中，抽取相应数目的县（县级市/区/旗）。共抽取了130个县（县级市/区/旗），覆盖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见图0-6）。

第二阶段抽样单位乡（镇/街道）的抽取，是根据从上一级抽中的县（县级市/区/旗）的相关部门获得的乡（镇/街道）户数、人数统计名册作为抽样框，以PPS的方法在每一个二级抽样单位内抽取2个乡（镇/街道），全国共抽取260个。

第三阶段抽样单位村（居）委会的抽取，是根据从上一级抽中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获得的村（居）委会户数、人数统计名册作为抽样框，以PPS的方法在每一个三级抽样单位内抽取2个村（居）委会，全国共抽取520个。在2008年的第二期调查中，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这520个村（居）委会最终所属135个县（县级市/区/旗）和257个乡（镇/街道）。

第四阶段居民户的抽取采用的是等距抽样，但具体步骤较2006年的第一期调查有所变化。其一，采用住户名册抽样和区域地址抽样相结合的方式。考虑到流动人口难以在调查点的村（居）委会住户名单中涵盖的问题，我们对所有抽中的村（居）委会进行了地域绘图和地域抽样，将村（居）委会辖区内的所有建筑物一一绘制并列举出住户地址，形成第二套区域地址抽样框数据库。当原有的住户名册不能反映村（居）委会人口实际居住状况时，则启动地址抽样。其二，对一址多户情况下的户抽样进行了规定。即给予一个地址中的每一个住户一个编号，用随机数表抽选其中一户访问。对于无家庭关系的多人共居（如企业员工合租的宿舍）的集体户，以每一个居住房间为单独一户的方式记录，用随机数表抽取一个居住房间。

为了防备下一阶段入户访问的不成功，除规定样本量外，我们还另外抽取2倍于设计样本量的备访户以供替换。

最后一个阶段的入户选取被访人的工作由访问员在访问现场进行。对于家庭户访问员入户后首先将家中所有人员的状况填写在“家庭人口情况表”中，而后将符合访问条件的人口（调查中的界定是年龄在18～69周岁，在此家中居住1周或将要居住1周以上的人口）按性别和年龄排序填入“选样表”中。我们采用的入户“选样表”是国际调查界通用的“《Kish选样表》”，它共有8种类型，对应着当家中有多位符合调查条件的被访成员时，分别应该采用的选取被访人的随机方法（见表0-3）。对于集体户，将该户中所有人的情况填在《集体户人口登记表》中，使用随机数表选取能够接受访问的被访者。

2．督导员/访问员/巡视员培训

为了保证现场调查的质量，我们特意委托了专业的调查机构来进行调查的实施及访问员队伍的管理。共计有366名访问员、82名督导员、13名巡视员参与了调查的访问、管理和监督工作。为了能够在规范流程的控制下采集调查资料，我们参照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调查中心的调查员培训手册，制定了8个单元4～5天的培训课程，包括项目背景及操作方案讲解、《访问员手册》学习、现场入户登记表记录、实地地址抽样和入户抽样、问卷试填及讲解、编码、模拟访问练习、试点调查等方面的内容。对所有参加调查工作的访问员和现场督导员都进行了集中培训，目的是使他们能够规范地履行调查实施方案赋予其的角色。所有培训资料都刻录成光盘，以保证在各调查点按同样的标准培训。培训对象包括访问员、督导员、巡视员。

对于访问员而言，培训的要求是让他们学会如何完成入户选样、现场访问、核查问卷、事后编码4项工作。为此我们为访问员提供了5万余字的《访问员手册》，细致地讲解了入户选样工具的使用；问卷中可能有产生理解偏差的用语、解释口径；特殊题目的询问和填答方式；编码的标准等。

督导员的工作主要是负责调查中的技术指导和质量控制，其主要职责是完成住户抽样、分配问卷、更换被访家庭及被访人、查核问卷、组织编码等工作。除通过访问员所接受的培训外，督导员还接受了实地地址抽样、住户抽样、样本户和被访人更换、问卷查验等方面的专门培训。

巡视员的职责是全面观察和监督督导员、访问员是否按照调查方案的流程规范来实施调查。按照要求，巡视员必须每天以《工作日志》的形式，记录调查的全过程，并逐日向课题组汇报调查进展状况。为保证监督职能的独立性，巡视员均由和调查机构无关联的社科院课题组成员、硕士生、博士生来担任。

调查培训采用两级培训的方式，先由课题组成员在北京对地方督导员、巡视员进行项目总培训，而后再由督导员至各地对访问员进行培训。所有经过培训并且考核通过的访问员、督导员，须佩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社会调查员胸卡方能上岗工作。

3．调查实施

为了保证实地调查各流程的质量，调查采用了“现场小组”的工作方法，即每个村（居）委会调查点由1～2名督导员和5～10名访问员共同完成。每组2～7天完成一个村（居）委会的调查；访问员平均1～1.5小时访问1份。完成一个调查点的工作后，“现场小组”再移向下一个调查点。这种操作方式的目的，便是要把问卷调查可能发生的问题，在第一时间、第一地点解决。另外，督导员和访问员共同工作，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了违反规程的访问。实施访问的具体流程如下。

第一步，督导员根据该村（居）委会的抽样名单给访问员分配问卷。为控制访问质量，正式调查问卷是在调查现场才发放给访问员的，并且逐份发放、调查、回收、再发放。这样就可以使可能出现的访问误差不至于扩大。

第二步，访问员持抽样名单、选样表和问卷进入被调查户选择被访人；如果选样顺利，则继续进行访问；如果选样失败，则需要告知督导员，由后者向课题组值班中心报告，并领取备访户名单进行更换，再度入户选样；如果名单跟当地实际情况出入很大，在村（居）委会以及联络人的协助下也不能找到对应人的，督导员向课题组说明情况，课题组予以认可后，方可进行实地地址抽样。进行实地抽样绘图及抽样地址详细列举完毕后，督导员应把完整的抽样信息反馈给课题组，由课题组把抽好的地址反馈给督导员进行调查。

第三步，访问员确认被访对象合适的访问时间、进行访问环境控制之后，开始一对一的问卷调查（Face to Face Interview）。问卷采用念读访问方式，即问卷始终掌握在访问员手中，访问员逐题发问并记录答案，被访人逐题回答。被访人不能自填问卷，除个别题目外，也不能看到问卷内容。

第四步，访问完成后，访问员在现场全面检查问卷的回答有无漏答、误答、意义含混、逻辑相悖等情况，确认无疑后，向被访人致谢，并签名上交问卷。

第五步，督导员在现场回收访问员交来的问卷，并立即审阅。如果没有问题，就发放下一份住户地址和问卷；发现问题，则令访问员立即返回访问家庭再度补充。所有调查问卷经过访问员和督导员的双重审阅后，再进入编码流程。

为加强现场的控制，保证访问质量，调查中还采取了下列措施：①限定访问时间。为保证被访家庭中成员均能入选，城镇居民调查时间安排在周末或下班以后（晚6:00～9:30），乡村区域居民大多没有上下班的时间限制，则不对入户时间做具体要求。②督导员对访问员进行陪访。为保证访问员正确地执行访问规程，督导员对每一位访问员的访问总量的10%进行陪同访问，以便发现问题及时纠正。③采用回执信来复核访问员的访问情况。在调查结束时，访问员必须将一封贴好邮票的回执信交给被访人，回执信中询问了访问的一些主要环节，由被访人填写好后寄回课题组。④课题组进行技术支持。在调查执行期间课题组设立了总值班室，通过电话为全国各地的调查进行技术指导和管理协调。其中主要的工作是对各地样本更换情况进行审核。按照调查规程，样本更换必须由总值班室提供备选户名单，而不能由访问员或督导员自己更换。

4．调查实施时间与进度

本次调查设计样本量为7001人，但在实地地址抽样过程中发现少量村（居）委会有数量众多的流动人口未能涵盖在原有的抽样框中，因此进行了一定数量的样本追加。这样本次调查最终完成样本量为7139份。其中城市样本量3629份，农村样本量3510份。涵盖了全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主样本量7001份，追加样本量138份（四川3份，广东80份，福建55份）。

调查分三个批次执行，第一批在5月26日至7月20日执行，执行地区是湖南、河南、北京、广东、陕西、上海、天津、江苏、浙江、湖北、黑龙江、吉林、河北，共13个省（直辖市），问卷数4449份；第二批是在6月15日至7月30日执行，执行地区是福建、辽宁、山东、贵州、内蒙古、江西、安徽、山西、云南、广西、新疆、青海、宁夏，共13个省（自治区），问卷数1834份；由于2008年5月汶川地震的影响，西南地区的调查进度进行了适当的后延，8月10日至9月5日完成了四川、重庆两地的调查，问卷数718份。

5．资料复核

调查中采用多次复核的方式来保证问卷信息的准确性。①访问员现场检查问卷是否合格；②督导员在现场进行2次100%的问卷审阅；③地方执行机构抽查30%的完成问卷进行电话复核和实地复核；④调查代理机构对所有问卷在北京都做了100%的三审工作；⑤课题组在北京独立进行10%的问卷复核。复核内容包括：被访者是否被抽中的地址户；事实性数据，如年龄、职业等事实性问题回答是否一致；问题之间的深层逻辑关系是否合理；有无漏问或跳答错误；各种代码是否正确；检查数据差异是否录入的错误；是否访问中提出了某些方面的问题；访问完成所需的大致时间；是否赠送礼品，派发回执信。

复核统计结果表明，调查结束后共对2565份问卷进行了回访，占全部回收问卷7139份的35.9%。经复核合格的问卷占87.4%，其余12.6%的不合格问卷问题主要出现在选样错误（“被访者有误”，占3.37%）和家庭人数存疑（占3.26%）。经过再度回访补做，这些问题都一一得到了纠正。

随7139份有效问卷发放的7139封回执信，最终收到5230封，回收率为73.26%。

6．数据处理与加权

7139份合格调查问卷采用双录入的方式，形成调查数据库。而后先后两次采用频数分析和变量关联的逻辑校验方式对所有完成的数据进行校验、清理，与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和调查数据进行比照，并进行了加权处理。

第一，城乡居民人口加权。调查在抽样设计时最初的样本分配中，因考虑到城镇社会构成较为复杂，而农村社会构成同质性较高，以及调查便利的原因，我们加大了城镇样本比例（城镇样本占54.1%，农村样本占45.9%），换言之，城乡人口是不等概率的抽样设计，因此要根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结果对我们的调查数据进行事后加权（见表0-4）。

第二，分年龄段、分性别人口的加权。根据上述城乡居民人口比例加权后的调查数据，进一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的基本变量进行比较。由于2008年调查是在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之后的三年，年龄段的比较需向前移动3岁，即2008年18岁人口之比例，与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15岁组相比。分年龄段、分性别人口分布的比较显示，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相比，2008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在18～34岁组的人口比例偏低，而在50岁以上组的比例偏高；女性的比例偏高，男性比例偏低（见表0-5，图0-7）。

此类情况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是在固定时间周期内进行入户调查（一般在一个调查点的访问日程不会超过7天），因此实际的调查总体是在调查期间居住在家中的人口，一般而言年轻人比老年人、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不在家中，因而入选的概率就会偏低。另一方面，是由于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获得方式与我们调查不同所致。1%人口抽样调查中的家庭人口信息，来自被访家庭中某位成员的代答，因此并不表示其他被调查者在调查时点均在家中。而我们的调查获得的是实际在场的个人信息数据，二者之间必然存在差距。低年龄段、男性人口比例偏低，是所有在规定时点进行入户调查的普遍情况，因此我们视之为系统偏误（system error），也需要以加权的方式来予以校正。

第三，综合加权。根据上述的比较分析，按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城乡人口、性别和年龄三个变量的交互分类为加权标准，对2008年调查数据进行了综合加权。加权后的比照结果见表0-6。

由此可见，经过加权调整的数据在城乡、性别、年龄等人口特征上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结果非常吻合。受教育程度中除初中文化程度的比例相差近8个百分点外，其余分类也极为近似。因此，此次调查数据可以用来推断全国居民、城乡居民和东、中、西部居民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