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文化的概念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概念

“文化”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之一。20世纪初以来，作为分析范畴的文化概念的提出，被认为是“现代社会科学……的最主要成就之一”。以“文化”概念为基础，“产生了一整套解释和理解人类行为的原则”。克利福德·吉尔茨指出，“文化”作为人类学的核心概念形成以后，给20世纪的社会科学带来了巨大影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思想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给如此多的问题提供了分析的线索，以至于它似乎也能解决所有根本性的问题，澄清一切难以理解的议题。学者们把它当作打开新的实证科学大门的“芝麻开门”的咒语，视为可以在其上建立一整套分析方法的核心概念。每个敏感而活跃的思想家都利用它，出于各种目的以归纳和派生的方法检验其含义的各种可能的延展性。文化概念的这种重要性，使得对其内涵的考察和梳理显得极为必要。

一 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文化概念

“文化”一词在多种含义下被使用。在《牛津高级英语词典》（1954年版）中，文化被定义为“精神心灵受到细致培养的结果……欣赏口味的高尚化；文明的思想层面；特殊的思想智慧发展形式，一个民族的文明状况”。《牛津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词典》（1989年版）认为，文化是“由于训练和经验，人的身心精神的发展……人类社会在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以及思想智力发展方面的证据”。《袖珍牛津英语词典》（1986年版）则把文化看作“对文学、艺术、音乐等的高度发达的理解”。而在《现代汉语词典》（1995年版）中，文化指的是：“（1）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特指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

尽管文化的含义多种多样，但我们仍能区分其两种基本的运用。第一，作为一般词语；第二，作为分析性范畴。文化作为一般词语主要是指人类的某些兴趣、活动和成就。上述牛津英语词典和汉语词典的大部分定义都表现了这种内涵。英国著名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已故剑桥大学教授雷蒙·威廉斯对作为一般性词语的文化概念有过独到的阐述。他认为这些含义是在“对人心灵的培养”这一目标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们可分为三层意思：“（1）人心灵的一种发展了的状态；（2）发展心灵的过程本身；（3）发展过程所需的手段、方法、工具等。”文化作为一般词语，显然是指一个人或社会在智慧和道德上所达到的发展水平，它并非一个中性概念，而是含有一定的价值判断。它假定某些人类的（文化）活动高于另外一些人类的活动，因此需要维持或保护。

文化作为分析性范畴，更多地强调它作为思维框架在分析过程中的实用性。它因而是描述性的，避免带有价值判断。人类学家克鲁伯在《今天的人类学》中对文化的定义即是如此：“文化是一整套行为的和有关行为的模式，该模式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流行于某一群体，并且从研究的角度和研究所覆盖的范围来看，这些模式即使在与其他模式的相关联中仍显现出非连续性和可被观察性。”这种定义力图向研究者说明文化概念的对象范围，以及在运用该概念研究其对象时应采取的观察角度和分析路数。

从英文来看，“文化”一词起源于古拉丁词“colere”，意思是“居住、培植、保护和尊崇”。之后，从“colere”派生出另一个词“cultura”，意指“土地耕种”。罗马政治家西塞罗把“精神修养”比作“耕耘了的生长果实的土地”。文艺复兴时期，随着对古希腊罗马学术兴趣的增长，西塞罗对“cultura”的用法获得了传播。到16世纪，“cultura”开始同人的发展的概念紧密相连。德国人用“cultura”的德语形式“Cultur”指个人或社会在智慧与情操方面的发展，包括所有那些由人创造的而不是自然给予的事物。18世纪中叶，“文明”一词在法国被广泛使用，德语“Cultur”作为法语“文明”（civilisation）的同义语，也指“成为文明的人和受到教育的人的一般过程”。在赫尔德（1744—1803）的著作中，“Cultur”即包含“对人的心智能力的发展和培养”。

18世纪中期，德国作家克里斯托弗·魏兰德（Christopher Martin Wieland, 1733—1813）开始用“Bildung”代替西塞罗的“cultura animi”这一说法，指对人的精神的培养。至此，文化开始具有一种指称上层文化活动或形式的意思。在英国，文化的这种含义也出现在马修·阿诺德1869年出版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把文化理解为个人的一种活动，“一种通过求知来追求自我完善的活动，即了解和认识所有那些与我们密切相关的事物和世界上那些曾经被思考过和表述过的最好的思想”。到19世纪，特别是在德国，“文化”和“文明”的词义发生了分离。后者指人类社会在基础层次，即技术和物质层面上的发展，前者指人类社会在高层次，即精神方面的发展。

同样在18世纪，文化也开始被理解为某一特定社会的生活方式总和。赫尔德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固有的和特殊的文化形式，并使用了“文化”一词的复数形式。赫尔德的文化概念非常接近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文化概念。到19世纪中叶，许多德国学者都接受了这种文化概念，并将之作为一个描述性范畴加以使用，认为其内涵包括“某一社会人类活动的物质的、技术的、智慧的和艺术的诸方面”的总和。比如，在古斯塔夫·克莱姆（Gustav Klemm）的著作中，文化被视作一个特殊民族（或人群）的生活方式。受雅各布·布克哈特的影响，卡尔·兰普莱希特（1856—1915）也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生活的总体，其中每一个民族有其具体表现形式”。恩斯特·伯恩海姆（Ernst Bernheim, 1850—1942）在1889年出版的《历史方法论教程》中，同样把文化定义为“社会生活的形式和程序的总和，精神和体力劳动的手段和结果的总和”。德国思想界中的这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19世纪末由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传入英国学术界。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写道：“从人种学的广阔角度来理解……文化是人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那些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包括知识、信念、艺术、道德观、法制观念和习俗，等等。”此后，作为分析性范畴的文化概念，不仅在德语国家和英语国家中流行，也在北欧和斯拉夫国家中广泛使用。

关于分析性范畴的文化概念，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拉克洪曾搜集和整理了英语学术文献中所见到的160多个定义，并将之分为以下六类：

（1）描述性的，如“文化囊括一个社会风俗习惯的所有表征，包括个人行为受到他所生活的社群习俗影响的反应形式，以及受到这些习俗制约的该群体社会活动的产物”。

（2）历史的，如“社会遗传即文化。文化作为一般词语意味着人类的全部社会遗传，作为特殊词意味着一种特殊社会遗传”。

（3）规范性的，如“超有机体世界的文化层面，由意义、价值和规范组成，包括当它们在经验的社会文化世界中，通过实际的行为或其他手段被客观化（对象化）而显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及互相作用，以及组合和非组合的形式”。

（4）心理的，如“文化是一种生活规划，藉此一些相互合作的人要比其他人更偏向某些动机以及达成这些动机的方式”。

（5）结构性的，如“文化是一套从历史上获得的关于生活的明确的或含蓄的设计图样，为所有社会成员或某个特殊群体所共享”。

（6）遗传的，如“文化是所有一切人为的产物。它是一整套的生活的工具和习惯，由人发明创造，并一代代传递下去”。

不仅如此，克鲁伯和克拉克洪还给出了一个他们认为包括大多数社会科学家所认可的那些内涵要素的文化定义：“文化由明确的或含蓄的行为模式和参与行为的模式构成，它通过符号来获取和传递，涵盖该人群独特的成就，包括其在器物上的体现；文化的核心由传统（即历史上获得的并经选择传下来的）思想，特别是其中所附加的价值观构成；文化系统一方面是行为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进一步行动的制约因素。”

应当指出，上述诸多关于文化的定义大多是由人类学家给出的，而人类学家所研究的文化通常指某一社会特有的文化，亦即使该社会区别于其他社会的那些思想的、行为的或显现在物质层面上的模式。社会学家的文化定义与人类学家的有一些差别。社会学家认为，“文化是在社会交往中直接或间接”习得的，包括至少五个层面：（1）认知层面，关于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知识；（2）信念；（3）价值和规范；（4）符号；（5）行为的非规范方式。社会学意义上的文化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1）物质文化；（2）语言，它是艺术、科学、体育运动和宗教的基础；（3）所有具有象征性价值的东西，诸如是非观念、信念、规则和规范，对符合身份行为的文化限定，道德的和审美的价值。

社会学家对文化的定义有如下一些特点：第一，在社会学家看来，文化是由一套要素构成的，而人类学家则把文化的各个方面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社会学家认为，泰勒的文化定义是所有人类学家提供的定义中最可接受的。第二，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把人类行为看作文化的主要内涵。不同的是，人类学家趋向于把行为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哲学的、伦理的和美学的模式一起加以解读，并认为这些行为模式在不同的民族社会是不同的，因而从其体现民族社会个性的角度对之进行研究。而社会学家更多的是从行为模式对社会关系的意义，或者说行为模式所表现出的行为规范上的意义来进行研究。社会学家帕森斯的“文化系统”定义可作为例证：“一个文化系统是由那些引导行为者作出选择并限定行为者之间交往类型的价值观、行为规范和象征符号所组成……（文化系统）是与人格系统或社会系统不同的经验系统，因为它象征着对这些系统中各种因素的特殊的抽象。”

因此，在社会学家看来，文化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表现为那些帮助行为者确定自己的身份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关系的规则。文化的变化通常会引起或导致社会关系的变化。社会学家探讨文化，重点研究“行为模式和社会规范（怎样在一个社会内部，在不同社会群体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相互关联、发生作用和被修改”。社会学家强调文化对行为的思想规范层面的指导，也可以从兰登贝格对文化的定义中看到：“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一套从社会活动中习得并传递的判断标准、信念、行为，以及因此而出现的行为的习惯模式和其物质的和象征意义上的产物”。因此，文化是“行为规范体系。它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应当是怎么样的，规定着他们的义务、责任、权利和特权”。雷德菲尔德的文化定义具有同样的特征：“文化是由社会传递，并由社会各阶层所分享的知识。它包括实际存在的知识和行为规范的知识，并体现在器物和行为上。”

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对文化理解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区别是，人类学家的兴趣在于贯穿整个个别社会的独特的文化模式，社会学家则主要关注流行于某一社会阶层或群体中的文化模式，也就是所谓的“亚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学家从平行的角度观察社会文化现象，而人类学家从垂直的角度考察社会文化现象，如图1所示。

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即是从垂直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文化现象的。斯宾格勒指出，世界历史中有八种代表性的文化个体，每种都有其独特的模式以及生长、发育、衰落和消亡的过程。另一位以人类学家的眼光来研究文化的是汤因比。汤因比将文化视作“一个社会中社会成员行为的（内在的或外部的）规则”，他反对所谓的“统一文明”，认为尽管当今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呈现出西方化的趋势，但各地区的文化之间仍然存在“实质上”的差异。

社会学家从平行的视角观察社会文化现象的特点可以从下面这一论断中看到。“在现代世界中，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民族性等同于文化，有两个原因：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现代国家的民族文化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亚文化。第二，无论如何，相当多的文化现象可以跨过国界（在其他国家社会中找到）”。这里的“亚文化”即阶级或阶层文化。

从平行视角出发，社会学家认为所有社会都具有或多或少相似的结构和总体文化模式。兰登贝格指出：“社会学家通过考察行为体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理解人和社会。在这样的制度中，人并不以偶然的、没有规范模式的方式追求自己目标的实现；相反，他的行为往往是在对应当怎样做或不应当怎样做进行理解时的反应和行动。换句话说，一种规定人在某种情势下应当或不应当思考、表述和行动的规范制度成为所有人类的社会关系的（思想）基础，或显现于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兰登贝格使用的是“人”或“人类”这样的抽象词汇，而不是“某一社会人群”或“民族社会”等具体所指。这表明大多数社会学家都假设存在一个抽象社会，即所谓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实际存在的社会。其中的原因或许在于，社会学的研究目的是要发现研究对象的结构和规则，无论是韦伯的“新教伦理”，还是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相当于“传统社会组合模式”和“现代社会组合模式”），其理论的提出都是以这一出发点为基础。当然，尽管人们能够区分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对文化概念的不同之处，但在实际上，许多学者都是在混合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二 中国思想中的文化概念

现在尚不清楚西方思想中的“culture”和“Kultur”进入中国语境中的最早情景，但有可能是明治时期的日本人首先以“文化”这两个汉字来对译英语中的“culture”和德语中的“Kultur”。在汉语中，“文化”一词是由意思分别为“文身”和“转化”的两个字发展而来的。在甲骨文和金文中，“文”字的最早形式是，象征一个人前胸被文以图案或挂了一串贝壳。从这种最初形式，发展出了“文身”、“符号/交叉线条”、“象形文字”以至“文章”等意思。尽管后来由另一个字“紋”来特指“文身”，但“文”字似乎仍然具有这一含义。

从文身或修饰人身的基本含义，“文”字在使用中开始具有抽象含义，包括一个人修饰自己的外表行为和内在感情。在《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句中，“文”字即为通过创作和分享诗、书、礼、乐等来提高人的道德情操。战国前后，“文”逐渐开始被附加上更为抽象的含义，包括：（1）指与暴力或武力相对的、诉诸于思想或道德感召力的，或具有和平性和人性的那些特质；（2）指与粗糙的形式相区别的，人类的行为、风俗、社会制度中被修饰过的特征和性质。例如，《论语》中“周监于二代，悠悠乎文哉！吾从周”（《论语·从佾》）；“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论语·子罕》）；“文之于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等。

按《说文解字》，“化”字是从“匕”字转化而来。“匕”在甲骨文中，像一个倒立之人，象征着在子宫中孕育时期的人。在《说文解字》中，“匕”字含义包括：（1）倒立的人；（2）变化。后来在左边加了一人字旁，意为站立的人。新的“化”字在保留古义的基础上增加了抽象含义，开始指生命的一种能动的被塑型或教化的过程，或者说，通过受教育和思想灌输而使一个人的内在和外在符合社会规范。“教化”一词的形成可能与此义有关。因此，“化”包含了一个人从孕育、出生、成长，并在遗传和社会的影响下逐渐成熟，而成为一个被社会接受的人的整个过程。

“文”“化”二字连在一起使用，在汉代的文献中即已出现。当然，“文化”在当时是一个政治道德概念而非社会科学概念，它由“文”和“化”两个字的含义合成。《易经》“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中，已经可以看到这两个字在含义上的关联性。王弼将此句解释为“观人之文，则化成可为也”，孔颖达进一步将之诠释为“‘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可见，“人文”与“化成天下”有着直接的逻辑关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

西汉刘向在《说苑·指武》中，将“文化”作为一个整词使用，“圣人之治天下，先文德而后武功。凡武之所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殊”。“文”和“化”在这里作为副词和动词，指以非强制性的方式（道德说教）来教化转变人，以建立和维持一种政治伦理秩序。不仅如此，“文化”也指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文明社会的成就和特征，如礼、乐、典章、制度等。西晋束皙《补亡诗·由仪》中“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表达的都是这层意思。可以看出，“文化”一词在中国思想中首先是以政治道德概念出现的，指以非暴力、非强制性的方式来实现人的社会化或政治伦理秩序，但它也包含了现代文化概念的某些内容，比如体现着中国文明成就的行为方式、社会组织原则和思想观念，等等。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在中国思想中的出现是西方概念中国化的产物，也是中国人在认识变化了的世界时，通过创造新概念来概括现实的结果。不过，中西文化概念还是有着根本的差异，比如意指文明的智慧层面或一个民族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的西方文化概念，在中国古典思想中并不存在。同样，西方观念中的那种具有多个文化（文明）的观点，在中国古典的一元论世界观中也不存在。在中国古典哲学家看来，真正符合道德伦理的生活方式只有一种，那就是主要由儒教所阐明的生活方式及其意识形态。因此，现代的文化概念在中国的萌生必须打破这种单元文化论。1840年以后，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西方文化的传入，这种观念的基础动摇了。现代文化概念的另一个重要内涵是，每个社会都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和生活方式。这种观点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已经以一种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变形方式存在，它实际上建立在把中国与周边社会相比较，并认为中国具有一种更高的和独特的精神文明的基础。

中国现代文化概念的形成，还产生于保守主义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应战过程中。剑桥大学教授雷蒙·威廉斯曾就英国的情况写道：“总之，我希望展现作为抽象和绝对概念的文化的出现，这种出现以一种极为复杂的方式融合了两种普遍的反应。首先，承认某些道德和智力活动实际上是与新社会的驱动力相分离的；其次，强调这些活动作为人性的上诉法庭高于实际的社会判断过程，但其本身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和恢复到以前状态的替代物。”

在晚清保守的现代化思想家张之洞等人的“体”和“国粹”的概念中，中国社会具有与西方物质文明不同的独特的精神文化活动。在张之洞看来，中国的“体”不仅包含中国的伦理道德哲学原则，也包括被认为体现了中华民族道德理想的中国学术。在后来的“国粹”概念中，张之洞进一步发展了这种思想。“国粹”被解释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它在起源上具有民族的独特性，对整个社会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同现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现实格格不入。

现代文化概念形成的第二阶段是由“国粹主义史学”来完成的。20世纪初，国粹主义史学及其代表人物，如章太炎、刘师培、邓实等人，试图从学术上摧毁清朝政府的合法性，并寻找一个能取代分崩离析的儒教正统的文化意识形态。他们转而去研究早已被湮没的非正统的中国思想体系，去探索中国传统的古代根源及其演变。“国粹”被他们看作是解释中国人共有经验的框架。这种用“国粹”这个内涵更广泛的概念，来取代正统儒家政治伦理哲学，进而研究中国的民族文化遗产，以及在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去探寻这种传统的努力，代表了文化概念发展的重要阶段。正是由于“国粹主义史学”，一个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多少相似的，意指一个民族特殊的精神遗产、过去和现在的风俗习惯与行为方式的观念出现了。

19世纪20世纪之交，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章炳麟、王国维等人的努力下，西方思想被大量引进，传统思想被瓦解，中国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不仅现代化论者，甚至连传统主义者和保守派都开始使用西方的概念和观点来审视中国的过去。从西方传入的概念术语被中国化了，中国语言中的旧词汇也得以改造，被添加和赋予新的含义，形成新的术语。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文化”一词成为西文“culture”和“Kultur”的对等词。

20世纪初，意指艺术或文明智力方面状况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开始广泛见诸中国的报刊。在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方文化论战”中，社会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成为许多学者讨论中国文明的历史和发展前景的出发点。著名学者如梁漱溟的文化定义同泰勒的很相似，胡适则从功能主义的立场为文化下定义，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对环境的适应方式。1908年开始编纂的《辞源》对文化的界定揭示了当时的文化概念。文化被解释为：“（1）文治；（2）与英文‘文化’相同，指一个民族文明的进展。社会学家指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为文化。”此处的“文化”定义有着承上启下的特点，兼具古义和新义。在鲁迅发表于1906年的《文化偏至论》一文中，“文化”一词同样既包括其一般含义，指文明的智力方面，也包括其作为分析性范畴的某些含义，指一个民族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如社会政治组织形式和社会关系类型，等等。

1949至1976年间，文化作为社会科学范畴的含义不再被提及，它成为一个政治文化学的概念。这一时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这种观念下，“文学、艺术、音乐、戏剧、哲学、伦理等文化现象都与一定的阶级利益和阶级观点相联系，一定社会的文化往往面临两种情况：它要么服务于该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要么破坏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经济制度”。

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文化研究热潮中，大量文章对文化概念的内涵进行了重新探讨。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是，1949年到1976年间流行的文化概念被扬弃了，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则被重新引入，并作为一个分析性范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采用。1988年似乎是一个重要的分界线。1988年以前，许多学者是在传统的一元单线论历史观的框架内探讨文化概念，比如他们在对文化的定义中常常使用诸如“人类”而不是“某一特定人群或社会”这样的关键词。1988年之后，许多学者开始意识到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适合于他们所进行的比较社会历史研究，因为这种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的民族性。同时，他们也注意到，必须在“文化”概念和“社会经济形态”概念之间作出区分，因为这两个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社会的。“文化”概念主要是标明社会之间的差异，而“社会经济形态”概念则侧重社会发展的共同模式。过去把文化看作是一元而不是多元的观点是不恰当的。

为什么1949年到1976年间流行的文化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研究热中会被许多学者所扬弃，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却被广泛采用？这主要是由于旧的反映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的文化概念所存在的问题。首先，在旧的文化概念中，文化被简单等同于文学、戏剧和音乐等艺术形式。虽然文化可以被理解为“含有某些特定价值观的一套艺术的和智力的作品”，包括“创造和分享这些艺术作品的活动过程”，也可以被看作是“一套正在被实践的文学的、美学的、神学的、社会政治的价值的复杂体系”，但仅把文化理解为文学、艺术这样的人类精神的创造活动，就大大缩小了作为一般概念和分析范畴的文化的内涵。

另一方面，把文化理解为反映了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形态，并具有维护或破坏这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概念，那就把文化（特别是所谓“通俗文化”）中的许多与政治并无很大关系的内涵政治化了，同时也造成了对许多文化现象的起源和形成过程的机械理解。从广义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这一范畴非常接近唯心主义文化理论的“贯穿精神”（informing spirit）的概念。但是把“所有文化产品都看作是意识形态或受意识形态指导”，就不容易看到“意识形态本身被创造出来的真正复杂的过程”，并且“排除了那些并不首先是或仅仅是正式的、意识到的信念所表现的（文化）区域”。所以，我们称之为文化的某一社会的信念、价值观、习惯形式（行为的、思想的或组织的）和象征符号，以及它们的起源、作用和意义不能说都与政治有关。反之，文化概念政治化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文革”中把许多并无政治含义的文化现象和作品从政治上去加以曲解，并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从而导致了文化生活的极度贫乏和文化专制主义。再者，由于这种对文化的理解被看作是权威的或唯一正确的，人们便不能去探讨新的、适合于自己学科研究领域的文化定义。这就阻碍了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诸如比较社会学、比较历史学、比较文化学研究工作的展开。

20世纪80年代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最后被大多数学者所推崇，在一定意义上与当时的研究热点，即对中国的现代化问题进行比较社会历史研究有关。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比旧的文化概念更适用于这种研究。旧的文化概念非常接近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并同文明发展的一元单线论即苏联模式相联系。这种观察社会的概念框架与社会学家的平行视角有些类似，它们都认为不同社会具有某些相似的结构和制度。如果不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相同，那么反映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观念形态即文化也相同。这样一来，不发达国家之间就没有文化区别了。这种观念显然不适于研究不同社会间的文化差异，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则能更好地把握、概括和研究那些造成社会差异的文化现象。

旧的文化概念的另一问题是文化（价值、观念）与其他社会现象（如已有的经济政治条件）之间的关系。在旧的反映论的文化概念中，文化是社会既有的政治经济制度在观念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作为观念意识，文化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尽管它有时能动地起着反作用。但是，近年来对世界各国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价值和观念的变化往往是经济和政治制度开始变革的先导。对此，即便是能动的反作用理论也不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却能较好地描述这些变量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

在图2中，生产关系的变化是关键性的。这种变化既可以由技术的提高所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所造成，也可以归结为阶级斗争的作用。生产关系本身会影响技术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同样会带来社会制度的变化。新的社会制度将形成相应新的社会价值观，使更高层次的文化（世界观、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等观念体系）发生变化。而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如革命理论、意识形态的提出与传播也能引起社会制度的变化。但是，这一说法似乎无法解释与现存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基础不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究竟源于何处，并同意识是物质存在的反映的理论相矛盾。而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能够为文化、意识形态与社会其他层面和现象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好的动态模式，如图3所示。

从图3可以看出，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对人的精神活动与物质活动、文化与物质环境、文化与生产技术之间的相互关系有着更为灵活的描述，文化因而与这些领域是互为因果关系。因此，文化既不是一个完全自主的原因，也不是一个完全被决定的结果。文化不能被归结于任何其他原因，尽管它被其他原因所制约。换句话说，文化（价值）本身可以在不被经济基础决定的情况下变化。更为重要的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把人置于主导地位，而不是其意识被某种原因决定的宿命论境地。按照这种观点，人对周围世界的观察与评价虽然是透过文化来实现的，但人并不是被动地从文化世界中获得价值观和意义，而是有意识地作出选择、评价和继承。因此，人有条件地拥有主动权。

20世纪80年代后期，许多中国学者心中的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可以在杨知勇这样的学者的文章中看到。杨知勇认为，文化是“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不同的语言、服饰、建筑物、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构成了文化的民族特点，并对不同的民族作出了区分。但这些内容仅是文化的表现而不是内核。文化的决定性层面是观念世界、激情和价值倾向，它们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表现，并由此产生出不同的国民性格。尽管文化以动态的形式存在，随着文化的发展，新的规范会出现，进而导致人的行为方式及文化的其他方面发生改变，但一个民族的核心精神价值却可能保持不变。

“文化”一词含义的多样性以及由之而来的对文化的各种界定，凸显了文化概念的重要意义。文化概念的重要性在于，它为我们进行单个社会的思想方式、行为方式和制度的研究，以及比较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框架。同文化这个核心概念相联系的，是社会科学家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人类社会的制度及其生活方式进行长期研究而得出的一整套概念、范畴、理论和方法。在西方，“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对20世纪历史写作和历史（题材）的概念化产生了巨大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开始，文化史成为美国史学界的热门课题。“二战”以后，文化概念更推动了所谓“区域研究”的兴起。在英国，人类学（文化是其核心概念）被认为是与历史学关系最密切的社会科学，其概念和方法对历史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今天，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对文化概念内涵的探讨并没有结束，相信这种努力会使我们对人类社会的文化有着日益深刻的理解。